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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鸾（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时曾任右卫长史。边鸾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的花鸟画艺术成就在唐代就被推崇为第一。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称其“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而评定同时代以花鸟画驰誉天下的梁广“笔迹不及边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认为边鸾花鸟画“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其他唐代花鸟画家均不可与边鸾相提并论。后世学者对边鸾花鸟画也是推崇备至。北宋米芾性格率真洒脱。他的书画评论一针见血，有时近乎苛刻。譬如他认为赵昌花鸟画匠气十足，而他对边鸾花鸟画的评价却极高，认为“鸾画如生”。 根据宋人的记载，他所画的牡丹，花朵红淡、赋色润泽，有如真实的牡丹花形象。边鸾的花鸟画，多采用我国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折枝花”式的构图形式进行创作。但他所应用的“折枝花”手法又别具一格，使画面充满了自然的天趣，令欣赏者回味无穷。
枯槎双凫 边鸾（传） 作 边鸾的一生创作甚丰，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有33件作品，其内容多为孔雀、鹧鸪、鹡鸰、白鹇、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名贵禽鸟花木。他还把题材扩展到“山花野蔬”，丰富了花鸟画的内容。他给长安等地的寺观绘制的花鸟画，颇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边鸾采用独具一格的工笔重彩法去创造他的花鸟画艺术，成为一代大家，历来被美术史家们奉为花鸟画之祖，对后代花鸟画家的影响很大。如唐末五代的花鸟画名家刁光胤，以及五代宋初黄筌画派，都直接承袭他的画风。 正如汤垕在《画鉴》中所言：“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浓艳如生。……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
榛荆鹌鹑图 边鸾（传） 作 边鸾花鸟画的艺术成就 首先，全面提高了花鸟画技法的艺术表现力。边鸾花鸟画的艺术表现力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花鸟画家。形神塑造方面，边鸾着意于描绘花卉禽鸟的姿态和神情，追求形神兼备，达到了“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的艺术高度。其笔下禽鸟姿态万千、灵动自然，花卉娇艳多姿、活色生香。用笔设色方面，边鸾“下笔轻利，用色鲜明”，属于工笔渲染范畴。他在用笔上发展了盛唐以来轻利灵巧的一面，精工秀妍、轻健爽利；在用色上则大胆创新，突破成规，能做到根据具体物象“随时施宜”。边鸾笔下鲜活可爱、水色淋漓的花卉受到当时乃至后代人的喜爱。北宋董逌在《广川画跋》中这样记载边鸾的《牡丹图》：“然花色红淡，若浥露疏风，光色艳发，披哆而洁，燥不失润泽，凝结则信设色有异也。”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评价边鸾的《五色葵花》：“花心皆突出，数蜂抱花心不去，活动精彩，真奇物也。”
梨花斑鸠图 边鸾（传） 作 传为边鸾所画的《梨花斑鸠图》，描绘了两只斑鸠栖息于梨花树枝上的情景。需要说明的是，边鸾真迹由于世事变迁而大多被毁。据《宣和画谱》记载，北宋内府所藏边鸾作品仅有33幅，而至清代更是“世不多见”，至今已经没有一幅可以考据确认的边鸾真迹传世。既然清代仍然有边鸾真迹可见，那么明人所画传为边鸾真迹的花鸟画作品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可以作为我们评析边鸾花鸟画艺术特点的佐证。 其次，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题材。边鸾早年作为宫廷画师取得了优于民间画家的两个条件。一是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收藏的花鸟画传世佳作。“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虽经“安史之乱”破坏，但唐德宗时期的宫廷绘画收藏依然十分可观。因此边鸾有条件临摹古迹，承袭传统技法，提高花鸟画表现技能。二是边鸾经常出入宫廷苑囿，有观赏和写生禁苑内珍禽奇花的机会，孔雀和牡丹成了这一时期他描绘的主要对象。据《宣和画谱》记载边鸾此类题材的卷轴画有《踯躅孔雀图》《孔雀图》《牡丹孔雀图》《牡丹白鹇图》以及《牡丹图》等。尽管今天没有边鸾《牡丹图》真迹传世，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和边鸾同时代的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中的画扇牡丹窥见边鸾所绘牡丹的规制。 边鸾离开宫廷后寄情于宫墙之外更广阔的山野田园，感悟和体验着更真实的自然造化。画史记载其“随时施宜，乃画带根五参，亦极工巧”。由此可见，边鸾艺术生涯后期师法自然，着意于对乡野花卉禽鸟的描绘。从《宣和画谱》所著录的边鸾作品来看，其题材涉及广泛，花木有17种，虫鸟兽有13种。 再次，边鸾花鸟画艺术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了折枝构图法。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构图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关注的问题。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其中“经营位置”就是指绘画创作中的构图问题。但是“六法论”只是将“经营位置”作为创作方法提了出来，而至于如何通过经营位置使得画面产生美的效果，谢赫并没有系统完整论述，需要画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边鸾以折枝入画就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并由此创建了花鸟画构图的新模式。朱景玄赞誉边鸾“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太平广记》认为边鸾花鸟画“折枝之妙，古所未有”。折枝法作为具有特殊审美意蕴的花鸟画构图法，是指描绘花卉时只截取其中最具艺术特质的一段或者部分入画，近距离地展示局部的枝干和花卉，必要时根据画面需要再配以禽鸟昆虫。传为边鸾所作的《花鸟图》就采用了折枝构图的方式。 自边鸾创制折枝构图法后，唐宋画家纷纷袭用，几成风气。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就有七位画家画折枝花鸟画的记载，《宣和画谱》更是记载了17位画家的62件折枝花卉作品。
双凤鸣梧图 边鸾（传） 作 绘画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绘画史上，边鸾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花鸟画在唐代独立成科并走向成熟的代表性画家。元代汤垕《画鉴》指出，“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清代《画花卉浅说》认为：“考厥绘事，唐之工花卉者，先以翎毛。肇端于薛稷、边鸾，至梁广、于锡、刁光、周滉、郭乾晖、郭乾祐辈出，俱以花鸟著名。五代滕昌祐、钟隐、黄筌父子，相继而起。” 边鸾花鸟画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题材，并以成熟的折枝构图法催生了一个以花卉禽鸟为主要表现题材的画家群体，其中包括师边鸾花鸟、尤擅布色的扬州人陈庶，“尤以花、木、蜂、蝉、雀、竹为稀世之珍”的卫宪，工花鸟鹰鹘的白旻，擅画花鸟及鸡且极臻其妙的于锡，擅水鸟的强颖，禽鸟颇工其妙的周滉，以花鸟松石写真为能的梁洽，以及擅画竹的萧悦等。这个以边鸾为核心的画家群体，成为中、晚唐花鸟画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使单纯花鸟题材的作品成为花鸟画主流，迫使鞍马走兽题材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标志着花鸟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学者徐建融以承前启后、成就卓著并能代表一个时期的画学主流三条标准来衡量，指出中国古代花鸟画的发展经历了五次重大变迁，第一次就是中唐边鸾写生。 边鸾花鸟画也促成了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为标志的花鸟画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师法边鸾花鸟画的画家很多。晚唐花鸟画大家刁光胤和滕昌祐均接续边鸾，以擅画鲜丽精妙的花鸟画著称于世。最能反映边鸾风格的作品是传为滕昌祐所作的《牡丹图》，假山上方牡丹的出枝蕴含折枝法之妙。从牡丹的绘制技法而言，勾线轻淡柔和，敷色富丽雅致，讲究色晕之变化，深得边鸾花鸟画之精髓。 五代西蜀黄筌通过学习滕昌祐和刁光胤，承袭了边鸾花鸟画的优良传统。《宣和画谱》记载：“……筌所画，不妄下笔。筌资诸家之善而兼有之。花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山水师李昇，鹤师薛稷，龙师孙遇。”明代理论家张丑认为，黄筌花鸟画“富艳生动，旷古无对，盖边鸾之后一人而已”。两宋时期，“黄家体制”因得统治者推崇而成为花鸟画的样板。虽经北宋中期的花鸟画变革，其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北宋晚期的宋徽宗大力提倡“黄筌画派”风格，使延续边鸾花鸟画艺术内涵的工笔设色花鸟画成为宫廷画师创作的首选，宋徽宗本人也参与其中。见于《支那南画大成》（日本出版）的宋徽宗《临边鸾花鸟老鼠图》，在用笔和设色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边鸾花鸟画“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的艺术特点。尤其图中的鼠毛，以细笔丝成，极具质感，生动具象地反映了边鸾花鸟画和两宋院体花鸟画之间的渊源。
红花山鸟图 边鸾（传） 作 对后世绘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边鸾花鸟画的折枝构图法。这种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意韵的构图方式，自边鸾确立后得以长期延续，成为花鸟画创作的重要构图方式。折枝构图法虽然在画面中仅有花卉局部甚至只有一段折枝，却能使观赏者产生无穷联想，得到独具东方哲理式的艺术审美享受。画家在创作中也得以舍弃琐碎枝节，集中描绘花卉树木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使笔墨更直接、更集中地表现出花卉的动人情致和通人灵性，产生凝练和含蓄的艺术效果。翻阅历代画册，我们不难发现采用折枝构图法创作的花鸟画作品数量远多于全景构图的花鸟画作品。无论册页、手卷、扇面抑或鸿篇巨制，折枝构图法可谓无处不在。 边鸾花鸟画以写生自然的艺术态度，以高超的表现技法和新颖的折枝构图法，实现了花鸟画基本创作技法的成熟和对各种花卉禽鸟题材表现的自由。边鸾花鸟画不仅开辟了唐代花鸟画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了花鸟画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走向全面成熟和高度繁荣，还深深地影响着明清时期乃至于当今花鸟画的创作实践，同时也确立了边鸾作为花鸟画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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