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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开始后，仅仅经过一年的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军部、20个整编师(军)部、66个整旅、12个旅部、205个整团，另争取1个师起义，总计歼敌152万余人。 其中俘敌将级军官150名；收复和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收复和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洛阳、襄樊、潍县、泰安、临汾、延安、绥德、宝鸡等共164座城市，其中许多是有重要军事、政治、经济价值的城市。  这就大大地改善了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创造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毛泽东提出并实行外线进攻的战略方针，使解放战争的形势瞬间逆转，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正当战略进攻的号角响彻中国大地之时，在陕北山沟简陋的农家小屋里，几张军用地图摊在土炕上。 毛泽东的目光随着手指头，在地图上慢慢地移动，小油灯暗淡的光亮，在破旧的窗户上彻夜地闪动着。 桌上放着一小碗煮黑豆，里面有几片菜叶，这顿晚餐卫士已经热过两次，可是他还没有顾得上吃。  毛泽东撤出延安后，在敌人连续追击、围堵的险恶环境中，在频繁的转移和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指挥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作战。 尤其是成功地指挥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和陈谢、陈粟两路大军直捣中原，与刘邓会合，以及随后三路大军纵横中原，歼灭了几十万敌军，解放了中原广大地区，把战线由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北岸，逼近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 这一系列重大胜利的获得，都是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里，在飘移不定的环境中指挥的。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他们两个人商议后就定下来了，非常简便。  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十人，行军一起走，宿营住在一个村子里。 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全国解放战争。” 毛泽东撤出延安后，蒋介石为了搜捕他，或把他驱赶出陕北，用几十万大军多路围追堵截。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留在陕北，同陕北军民一起战斗，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留在陕北这件事，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陕北军民，而且也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也使蒋介石垂头丧气。 毛泽东留在陕北的头十来个月里，敌人一直追寻他的踪迹，而且曾经多次进行拉网式的密集搜索，但是，他们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由于找不到毛泽东，胡宗南刚进延安时的那个神气劲头，早就不见了，他发愁不好向蒋介石交待。  这时，蒋介石也十分焦躁，他接二连三地催促胡宗南：“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找到毛泽东，他是无处可跑的，东面是黄河，北面是沙漠，他往哪里跑呢？难道他钻到地底下去了，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他。” 不管敌人追得多么紧，毛泽东硬是不过黄河，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中原战场吸引，早已把眼前追击的敌人置之度外。 有时围追的敌人已经逼近，但为了拍发紧急电报，他宁可冒险推迟转移时间，甚至一份电报写到半截，因敌人逼得太近而不得不收拾起来，等跑到下一个驻地，再接着写完。 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追击的敌人就在几百米之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毛泽东和警卫营的战士们躲避在一个高坎下，敌人似乎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打着手电筒来回搜寻。 警卫战士们的枪都上了刺刀，随时准备和敌人拼杀。最终，敌人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艰险和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指挥百万大军，向蒋介石发动了震撼世界的战略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除了忙碌于指挥战争外，他还要领导党的全面工作。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也就是刘邓大军刚渡过黄河，正在进行鲁西南战役时，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中央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工作。还提出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们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是有可能的，但还要做长期准备，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我们的对策就是长期坚持，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当战争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一般人还看不到转折的来临和伴随而来的新问题时，毛泽东则能够更早地看清这一切，及时抓住关键性问题，并且拿出办法，指明前进的方向。  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他战胜对手的奥妙所在。 在这一点上，住在高楼大厦里的蒋介石就差多了，他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老是处于一种盲目乐观的状态。当战争已经打到对他很不利的关头，他还在那里瞎乐呵。 就在毛泽东召开十二月会议前不久，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他在10月20日的讲话中说：经过一年的作战，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对共产党做到了从陆上、天上、海上的封锁，毛泽东无处可跑。 这就奇怪了，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一败涂地，还不觉得，反而说别人无路可走，或许这就是是嘴硬吧。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话，使人觉得不对劲。 蒋介石在北平讲了一番盲目乐观的话以后，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总觉得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惟恐不能服人。  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事已如此，只好找个机会圆圆场，把道理说清楚就是了。 于是蒋介石从北平坐飞机到青岛，一下飞机他就召开军事会议，接着北平的话茬讲一年的军事战略。 他说道：“今天我们检讨统帅部过去所定的战略目的，可以说已经完全达到。国军占领烟台、龙口，他们海上交通线已被封锁了；解放军没有飞机场，所以他空中的接济也断绝了。我们今天真是关上了大门，关上大门即使是一只老虎也要被我们打死，何况他是一只老鼠呢！” 蒋介石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当时的战局到底如何呢？此时，正是毛泽东指挥三路大军大战中原之时。  西北野战军已直逼潼关，威胁西安；华东野战军大战胶东半岛，歼敌15万，已把敌人逼到济南、青岛等几个孤立城市内。 华北战场，我军继清风店大捷之后，一举攻占华北重镇石家庄市；东北野战军已结束秋季攻势，将敌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几个孤城之内。 战争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了，蒋介石还在自吹自擂，真是不能欺人也要自欺一把了。 蒋介石依据自己十分乐观的战略判断，宣布下一个战略目标是：追剿！断绝毛泽东的兵源和粮食供应。 他声称：如果我们对毛泽东的冀中、冀南、鲁北等几个地区，犁庭扫穴，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我们就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共产党就一定要被我们消灭。 鸣呼！真是大言不惭。  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自从1928年毛泽东提出“十六字诀”，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奠定了基石，到1947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整整20个春秋。 在这20年的历程中，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指导下，不仅打败了所有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且创造了一整套作战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十大军事原则最具有代表性。 从20年前毛泽东提出“十六字诀”以后，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战争活剧。 然而，这些活剧，都是以“敌进我退”为基调的，而且大部分带有浓厚的游击战色彩。 到了20年后提出十大军事原则之时，中国革命战争出现了历史的转折，变成了“我进敌退”，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攻势战争。  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中国革命战争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十大军事原则就是这些成功与失败经验的结晶。这十条原则，都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指导方针和原则，它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经过长期战争的反复检验，证明是最有效的基本军事原则。 它不仅是战役战斗的准则，也是战略指导原则。它不是一般意义的作战原则，而是毛泽东用以战胜对手的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十二月会议后，随着春天的来临，陕北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要捉拿毛泽东和驱赶毛泽东出陕北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 这时，毛泽东觉得可以离开陕北了，于是他决定东渡黄河，到华北同刘少奇、朱德会合，以便于指挥即将到来的同蒋介石的战略决战。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到达黄河西岸吴堡县的川口。 毛泽东登上渡船，站在船尾向岸边送行的陕北乡亲们挥手告别，离开了他战斗的陕北根据地，从而也结束了转战陕北371天，在农家小屋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程。 渡过黄河后，毛泽东来到临县双塔村，同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从延安撤退到这里的中央后方人员会合。 毛泽东对他们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应验。 离开双塔村后，毛泽东乘汽车经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聂荣臻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在这里，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会合。 到城南庄后不久，有一天国民党飞机突然飞到这个村庄上空，眼看就要投弹了，可是，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还睡在床上。 聂荣臻焦急地到床边，请毛泽东快到屋后的防空洞去。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像平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坐起来。 卫士们急得团团转，可是他还在开玩笑：“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们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 毛泽东在聂荣臻和卫士们的簇拥下，刚钻进防空洞，一个大炸弹正好落在毛泽东住的屋前，门窗都炸碎了，好险呀！ 显然，敌人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准确情报。当晚，毛泽东离开城南庄。多年后，提起这件事，聂荣臻还在后怕呢。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这时，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继续向国民党军进攻。 毛泽东进驻西柏坡后仅一个多月，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就胜利结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一年的战略进攻，不但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而且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战略进攻理论。 毛泽东掌握了这些理论，无异于在他手上又多了一把置敌于死地的杀手锏。 在此之前，由于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战略防御的特定历史条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因此决定了过去不可能提出系统的战略进攻的理论。 所以无论是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总结中，关于战略进攻的理论是不多见的。 过去虽然有过一些战略进攻的实践，但都无法与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相比。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进攻已经与以往大大的不同了，其规模之大，双方参战兵力之多，战略进攻时间持续之长，战场范围之广，作战形式之多样，作战任务之艰巨，战场情况之复杂多变，指挥之集中统一，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从未见过的。 毛泽东精心谋划和指挥的这种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第一，进攻的方向和时机要打在敌所必救的痛点上。 选择战略进攻的方向和时机，是战略决策的核心内容。决策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可以把战争引入坦途或泥潭，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战略进攻的决策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进攻的主要方向和转入进攻的时机选择得是否正确。 从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实际结果来看，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为使战略进攻达到预期目标，战略指导者首先要选好主要进攻方向。 主要进攻方向选得好，就能迅速打乱敌人的战略布局，使进攻迅猛发展；选得不好，或者选错了，战略进攻的目标非但不能达到，还可能把已经取得的战争主动地位丢掉，出现被动局面，甚至变胜为败。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认为，能否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斯大林甚至说，战略基本方向选对了，就能“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 毛泽东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选在以大别山为目标的中原地区，开辟新的中原战场，是一招独具匠心的好棋。 这个地区既是蒋介石兵力空虚的弱点，又是关系其安危的要害。 对该地区实施重点进攻，既有利于我军乘虚而入，发展攻势，又是攻其必救，直捣敌人战略纵深，威胁其腹心地区，从而可以给蒋介石以决定性打击，对其全局有极大震撼，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从自己方面来讲，中原地区便于从几个不同方向集中兵力，在广阔的战场上灵活机动作战，既有把握取得进攻初期的胜利，又有利于尔后的发展，可以促进全局的胜利。 当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陈谢、陈粟两军接踵而至，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展开时，看蒋介石那种慌乱劲儿。 他不惜从其山东和陕北两个重点战场一次又一次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由此就足以说明，毛泽东选择的主攻方向，正好打在敌所必救的痛点上。 毛泽东选择的战略主攻方向，同蒋介石选择的战略主攻方向(陕北和山东)成相反之势；毛泽东只选定一个主攻方向，集中三路大军往一个方向打。 而蒋介石则选定两个主攻方向，分兵往两个方向打。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哪个高明，哪个不高明。 对此，国民党自己的媒体有这样一段评论：“毛泽东命刘邓在河南强渡黄河，突然占领陇海路西段，此举使调往参加延安战役的最精锐部队四十万人无异被冻结。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解放军的主力。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对方预布的陷阱之中。凡此，似非当局始料之所及。毛泽东的这个战略之高明，平生仅见。” 这个评论也算是说了一些实话，但只说了一半，蒋介石的另一个主攻方向山东的事他一字不提。 其实，他在山东败得更惨，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片甲不归，其他部队也没有回来多少。 毛泽东在他选定的主攻方向上，打的结果是歼敌几十万，拿到了一个中原解放区；而蒋介石呢，在他选定的两个主攻方向上都输得精光，落得个人地两空。 一胜一败，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如何把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早了，条件不成熟，会使进攻受挫，甚至打不下去，遭敌人反扑时还可能一败涂地。 晚了，会丧失有利战机，给敌人以喘息时间，或加强其防御，或卷土重来，使战争时间拖长。 转入战略进攻的恰当时机，在一般情况下，是在敌人由攻势转入守势，自己一方的兵力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之时，才能转入战略进攻。 而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却打破一般战争常规，在敌人的进攻尚未完全停止，我兵力尚不占优势之时，即提前转入战略进攻。 这是毛泽东走的一着险棋，若无过人的胆识，绝不敢出此奇招。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在蒋介石面前弄险，一者，他早已摸透了这个对手的弱点。 二者，毛泽东具有非凡的辩证思维能力，在他看来，这时蒋介石的进攻虽然还没有完全停止，但已是强弩之末。 这时蒋介石的总兵力虽然仍占优势，但在战略纵深没有强大的机动兵团；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很好，但在政治上却很糟，军心不齐，人心不顺，武器好，士气差，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 毛泽东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后认为，敌之进攻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蒋介石把主要机动兵团调往山东和陕北，在其中原地区兵力十分薄弱。 我军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士气高昂，解放区人民齐心协力支援解放军作战。 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蒋斗争空前高涨，蒋介石已很孤立，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有利形势，大大弥补了我军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弱点。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时已经形成了有利的进攻时机，可以立即转入战略进攻。 这个进攻时机的选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从而起到了战略突然性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南渡黄河，直插大别山；三路大军展开在中原地区，大打运动战，攻城略地，东打西杀，使蒋介石猝不及防，一下子陷入穷于应付的被动地位。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战争情况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它要求战争指导者不仅要多谋，而且要善断，敢于打破眼前的一般局面，创造新的局面。疑虑重重，优柔寡断，就会坐失良机。 毛泽东在战略进攻时机的选择上，敢于超常决断，出奇制胜，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属难得之举，不具备伟大战略家的胆识是不敢这样做的。 第二，千里跃进，外线内线密切配合。 毛泽东指挥战略进攻，不是从正面一线平推，而是采取两种基本样式，一种是以三路大军中间突破，两翼钳制，即以三个强大的主力集团，分三路向敌人的战略纵深进攻，同时令山东和陕北两翼战场积极钳制敌人，防止其派兵增援。 而中间战场则首先以一路大军实行千里跃进，勇往直前，宁可不要后方，像一把尖刀一样捅进蒋介石的软腹部，几个纵队用最快的速度插入敌占区的纵深，进占大别山。以另外两路大军分别进占豫陕鄂、豫皖苏边区，从而取得先敌展开的必要时间。 待站稳脚跟后，又根据敌情调整战略部署，展开新的攻势行动。三路大军驰骋于广阔的中原战场上，相互支援，密切配合，以高度的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 另一种是外线和内线密切配合的样式。战略进攻开始后，毛泽东明确区分外线战场和内线战场，并规定外线和内线战场的不同战略任务和互相配合的方法。 这种内线外线战场并存，敌我犬牙交错，内外线部队既在战略上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又各自依据当面敌情自主作战。 这种灵活的作战样式，既便于发挥各部队的积极性，又使国民党军腹背受敌，难以应付。 毛泽东创造的这种战略进攻方法，对没有多少战略机动兵力的蒋介石，特别有效。 战略进攻发起后，毛泽东首先指导内线部队分别在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之主力，以掩护外线进攻部队在中原战场展开。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立即调动了山东和陕北内线战场的敌人抽兵增援，从而减轻了内线战场的压力，内线战场乘机展开攻势作战。 当外线战场压力增大，需要内线战场配合牵制敌人时，毛泽东又指示内线兵团加强攻势，把增援外线的敌人牵拉回去，或拖住敌人，使其不能继续抽兵增援。 这样，就使蒋介石为数不多的一点机动兵力，被毛泽东扯来扯去，两头应付，两头失塌。 在中原战场展开进攻后，毛泽东还指示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积极展开攻势作战，以策应中原战场的外线作战。 在北部战线，毛泽东同样采取了两个战场密切配合的作战方法。 当东北野战军发动攻势作战时，毛泽东指示华北战场积极行动，牵制关内敌人，使之不能增援东北战场，以直接配合东北战场攻势作战。 通观全局，可以明显的看到，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指挥，形成了南部战线中间与两翼的配合；北部战线关内与关外的配合；以及北部战线与南部战线的配合。 这种不同范围的内外线配合，有效地调动和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迫使本已缺乏战略机动兵力的国民党军更加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被迫从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最后，分区防御也在人民解放军外线和内线同时打击下破产了。 解放战争采取的这两种基本战略进攻样式，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是独特的，它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战略进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敢于无后方作战，变无后方为有后方。 人民解放军远离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区域打仗，在人力物力上得不到老解放区直接的支援，甚至连伤病员都不好安置。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的部队，首先要树立敢于在无后方条件下作战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变无后方为有后方。 第四，逐步扩大作战规模。 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总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开始的，又是深入国民党区域作战，敌人尚可集中强大兵团，在对其威胁最大的方向实施反击。 因此，在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毛泽东一再指示各部队应当主要是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 或以敌人的保安团队、土杂武装为主要歼击目标，分兵出击，广占乡村和小城市，开辟战场；或适时集中部分主力，打那种以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旅为目标的伏击战、奔袭战。 或集中兵力破击敌人的主要交通线，特别是铁路干线，以减少敌人利用铁路机动兵力、补充给养的便利。 尽可能避免与敌人的主力进行会战性的战役，避免对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坚战。 在外线进攻作战的中后期，随着作战条件的逐步改善，毛泽东又指示各部队，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和提高城市攻坚战的比重，攻击敌人中等设防城市或坚固设防城市，并同时歼灭增援的敌人。 如洛阳战役到豫东战役，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运用这种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和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方法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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