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称为“江都情结”。隋炀帝和唐太宗在诸多方面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表现迥异。历史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名君太宗。  一、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从《区宇图志》的编撰谈起 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继帝位伊始，便“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这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叙山川”、郡国、城隍，皆附有图，同时记有诸郡的物产土俗。大业五年(609)书成上奏，不料“帝不善之”，并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指责窦威等。问题出在其中的《丹阳郡风俗》部分，炀帝敕称：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以吴人)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于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① 敕文的重点，是批驳“以吴人为违背礼义的东夷”的观点，属于编撰者对南方风俗文化的价值评断问题，至于“属辞比事”、著述体例次序等编撰技术问题，在此不论。我们知道，丹阳郡治为六朝故都建康，亦是东晋以来扬州驻节之地，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因而对丹阳郡风俗的贬抑，实意味着对以扬州为代表的六朝南方文化的贬抑。敕文指出孙吴时期江东“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东晋南朝的建康更是“华夏衣缨”荟萃的“天下名都”，首冠全国的人才高地。自古号称“汝颍多奇士”，汉晋之际的颍川更是名士辈出②，炀帝认为孙吴时期江东人物足以比肩汝颍，东晋以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知他对吴人、吴地的人文成就评价极高，辩护有力且有理有据。 前承西魏北周的隋唐皇朝，本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领衔《区宇图志》的窦威，两《唐书》有传③，出身北族勋贵，是写作班子中关陇集团的代表。其次是崔祖濬，名赜，以字行，附于《隋书》卷七十七其父《崔廓传》中，出自山东著姓博陵崔氏。可知主持《区宇图志》修撰的皆出身于关陇集团及山东大族，当时虽“天下大同”，修撰者仍不免“关中旧意”或曰“关中本位”思维④，“以吴人为东夷”。 下敕指责之外，炀帝还给了参撰诸人“各赐杖一顿”的行政处罚，并同时改组了《区宇图志》的写作班子，以“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即任主编，总其事的还有给事郎许善心，并调集十多位秘书学士参与编撰，其中袁朗序蜀郡风俗，杜宝序吴郡风俗。其结果得到炀帝好评：“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赐物二十段。”主持重修的虞世基、许善心，以及参撰者袁朗、虞绰、姚思廉等，均出自江左名门“冠族”，“南土誉望”⑤，即上引炀帝敕文中所谓“平陈之后”自建康入隋的“硕学通儒、文人才子”。杜宝邑里不明，他受命序吴郡风俗，自然应当是与吴郡有较深关系的人物⑥。由他们主持或执笔修撰南方风俗，自然不会再出现“以吴人以东夷”之类的问题，故“颇得”炀帝之“意”。总之，从《区宇图志》的修撰可见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⑦。炀帝虽然出自关陇集团并为其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关于隋炀帝杨广，先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⑧。如所周知，杨广16岁即娶“有智识，好学解属文”的梁朝宗室之女萧妃，20岁以行军元帅统率诸军平定陈朝，复于次年出任驻治江都的扬州总管，先后坐镇东南达十年之久。“王好文雅”，在扬州任上招引以柳䛒为首的南方文士，如诸葛颍、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朱玚等，多达百余人，“以充学士”⑨。此间炀帝“食吴馔”⑩，“言习吴音”，“好为吴语”(11)，“属文为庾信体”，所作诗文往往经藩邸学士润色、加工甚至论难、“诋诃”(12)，并与他们唱和不辍。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被立为太子后江都撤藩，杨广偕其藩邸南士、典籍北上帝都，这些北来的南方文士们一直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炀帝即位以后，他们继续致力于皇朝图书的校理与修撰，先后推出30余部、17000余卷大型图书，如100卷的《桂苑珠业》，400卷的《长洲玉镜》，上揭多达千余卷的《区宇图志》等。这批新书无论在文笔、体例、义理上，还是在抄写、装帧上，号称“冠绝古今”，“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炀)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13)。可见炀帝对上述文化工程不仅仅是主持、资助，而且亲自参与其事。也正是出于对南方文化的企羡，隋炀帝往往以新撰图书与南朝同类书籍相比较，力图超越之(14)。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其中虞世基“专典机密”，几乎垄断了皇帝诏敕的草拟及“四方表奏”的批复处理大权，包括吏部用人的“与夺”之权。他与同样来自南朝的裴蕴，名列“参掌朝政”的“五贵”之中。来自南朝的东宫学士柳䛒，在炀帝即位后即拜秘书监，与炀帝“恩若友朋”。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位南方文士则“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15)。 炀帝“好学，善属文”，“属文为庾信体”，既“好读书著述”，又颇具文学天赋，故自称“与士大夫高选”，比拼文才，也可当选为皇帝(16)。关于隋炀帝诗文的风格、文体及其变化，史载不无相互矛盾之处，研究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17)。然而周隋唐初，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江左余风”，是“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朝野流行上下同风的主流文学形式(18)。隋炀帝及其藩邸南士洋溢着“江左余风”的文学作品，正是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迎合隋文帝厌恶南朝华丽夸饰文风的政治倾向和审美取向，隋炀帝在文学创作中着意与梁陈宫体的“浮丽”、“轻侧”文风保持一定距离，不少作品的确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发言降诏，辞义可观”，并通过相互酬唱和品评，影响到其他南方文士的创作(19)。这就不仅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推动了文学的南北融合及发展变化。进士科的设置被认为是科举制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进士科即为隋炀帝所创(20)。进士科特重文才，“判别文才优劣的准绳则是《文选》所崇尚的骈俪有韵之文”，入唐后更是“专用诗赋”，《文选》被视为诗赋的典范(21)。而《文选》学虽“大兴”于唐却发源于隋。隋唐间的《文选》学大家曹宪，正是活跃于隋炀帝时代，先后受到炀帝、唐太宗的推重(22)。总之，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好尚，也与萧皇后的影响有关。除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切磋外，出身梁朝皇室的萧氏可能还要给炀帝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尽管唐代官修《隋书》极力突出隋炀帝荒淫的一面(23)，但综合现有资料来看，正宫萧皇后不仅从未受到冷落，而且始终为炀帝所宠爱，从萧后在炀帝晚年时所作《述志赋》极言自己所受“宠禄”之深，即可见知。论者甚至还认为萧后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以致隋炀帝爱屋及乌，热爱南方文化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24)。萧妃之外，炀帝所追求、喜爱的文帝后宫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张贵妃及沈皇后，皆为江南人，大业后期炀帝又密诏南方诸郡“简阅”、进贡“江淮民间美女”(25)，可见炀帝对南方女性特别是江南才女情有独钟。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隋文帝灭陈后，下诏将六朝故都建康的“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将扬州移置到长江北岸的江都，设大总管，统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如前所述，杨广被立为太子前长期驻镇江都(26)。大业元年(605)三月，东都尚在紧张修建中，炀帝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建通济渠，以沟通黄、淮，同时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以沟通淮、江。同年八月壬寅(十五日)，炀帝便从洛阳乘龙舟下江都，则通济渠、邗沟两大运河工程不到半年即告竣工，从此经长安过洛阳抵江都，可直航到达，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炀帝一下江都，作为称帝后的第一次故地重游，场面极其壮观，帝、后所乘龙舟、水殿及其他楼船多达数千艘，“殿脚”(纤夫等服役人员)及两岸翊卫士兵等不下三十余万，五百里内州县“皆令献食”(27)。这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实为漂流于运河中的宫殿及百官机构。十月抵江都，下诏“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显示出是一次怀旧、感恩之旅。次年正月的元会，即在江都宫正殿成象殿举行。大业六年(610)炀帝二下江都，“宴江淮已南父老”之外，又下“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将江都提升至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的地位(28)。同时又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郡(杭州)八百余里”，拟通龙舟以“东巡会稽”(29)。 前承文帝二十余年治平之世，隋朝国力臻于极盛。故炀帝两下江都，虽“差科”繁重，尚因“天下丰乐”，“未足为苦”。然而到了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拟三下江都之时，经三征辽东之役，军队厌战，民不聊生，“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30)，自然引起朝野极度不满。早在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就下令江都重新制造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烧毁的龙舟、水殿，“制度仍大于旧者”；大业十二年正月，又诏毗陵(常州)郡建宫苑，“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31)。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为放弃两京退保江都甚至偏安江南作准备。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决意南下，“朝臣皆不欲行”。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劝谏炀帝放弃南行，西还京师，“帝大怒”，当场下令逮捕。建节尉任宗上朝时“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车驾出建国门，奉信郎崔民象在门前上表谏，“帝大怒，先(剖)解其颐(面颊)，然后斩之”；车驾至汜水县(属荥阳郡)，“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炀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民邀车驾上书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其结果是“又斩之”(32)。著名道士王远知，炀帝对其“亲执弟子之礼”，亦劝谏炀帝“不宜远去京国”，其首领虽然得保，炀帝仍固执“不从”(33)。隋及唐初的统治核心为关陇集团；从驾南下的基本武装力量“骁果”亦多为关中人(34)；周秦以来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军事重心均在长安或包括洛阳的两京；放弃两京南下江都意味着“天下非陛下所有”，聪慧如炀帝未尝不知，但不爱江山爱江都的他仍然执迷于自己的选择，从上述拒谏行为，可知这种执迷到了下意识、纠结、冲动乃至如痴如梦而不能自抑的“情结”程度，三下江都前夕炀帝赋诗与不能成行的宫女作别，即有“我梦江都好”之句(35)。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咏“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36)；视扬州为“旧处”、“旧镇”，视下扬州为“旋”，为“归”。是的，扬州江都曾是其筹谋夺嫡之地，政治发迹之所，也是他和所亲所恋者的爱巢乐园，熏陶、享受南方文化的精神故乡。最后一次南下江都告别两京之际，炀帝在东都赋诗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以致“泣下沾襟”，感叹虽有心西归却无力回天；到江都后又赋诗称“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徒有北归之心而不得(37)。这里既表达了内心深处无可奈何的郁结，又显示了毅然以扬州为归宿的心迹。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入长安，立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当此之际，“无心北归”的隋炀帝“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朝臣中以江南虞世基为首的南人“盛言渡江之便”，以关陇李才为首的北人则“极陈入京之策”(38)，而隋炀帝虽未明确表态，显然是站在南人一边。由于“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出身关陇集团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元礼等挑动北归心切的关中骁果作乱，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三月杀死炀帝。实际上炀帝对自己的处境和结局生前即已了然，他曾“引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自知必及于难”，故“常以罂贮毒药自随”。可知这位关陇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清醒而果决地选择了江都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是关陇集团创建的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君主中，唯一一个长眠于南土的。炀帝选择了江南，重臣中的南人虞世基、裴蕴、许善心等也一同被杀，而为炀帝“慨然”起兵“复仇”以及为他备礼改葬的麦孟才、沈光、钱杰及陈稜，也都是南人(39)。 参据传世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隋炀帝的墓葬，无论是武德元年(618)八月隋江都太守陈稜“粗备天子仪卫”安葬炀帝的吴公台墓，还是武德五年(622)八月唐朝正式改葬炀帝的雷塘墓，以及2013年经科学发掘而确认的炀帝、萧后同茔异穴合葬的扬州曹庄1号墓，很可能“就是同一所墓葬”(40)，位于今扬州北郊(41)。晚唐罗隐《炀帝陵》诗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42)，正是讽刺隋炀帝之钟爱江都，已到了不惜以平生功业、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地步。张祜名诗《纵游淮南》，今人多引以状描唐代扬州的繁华。其实诗中名句“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如宋人葛立方所说，可能暗含了作者对隋炀帝“恋嫪”江都以至“生死以之”——就是本文所谓“江都情结”的批评：“不顾天下之重，千乘万骑，锦缆牙樯，来游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43)据上揭唐罗隐《春日独游禅智寺》诗，禅智寺原是“旧隋宫”。山光寺其实也同样是“旧隋宫”，后被隋炀帝施为佛寺。二寺与隋炀帝墓同在江都城郊(44)，可见葛立方对张祜诗的解读并非凭空遐想。 二、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大业元年的大型系列工程 如果对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北关系作长时段的观察，在隋文帝重新统一南北之际，就经济文化而言，南方的进步是显著的、空前的。南方在文化上的优势，南北朝后期以南方文化北渐为主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进展显著，与当时军事政治上的北强南弱形成对比。先行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立，最初并不是南北之间，而是东西之间，此点最初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所揭示。及至东汉，“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46)。其中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是秦统一后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南北分裂时代。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立的转换，给中国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东汉以前的统一战争，黄河流域战事结束，统一大业即大抵完成，然而其后，从曹操开始，统一战争的最终成败，则一定要取决于长江流域南北间的最后决战。 南北分立之取代东西分立，其根源还在于六朝时代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导致的南北相对地位的变动。最早对之加以系统论析的，可能是明人章潢的《图书编》，他认为秦汉以前，“天下之美，举萃于西北”，无论“冠冕”“风化”(人文)，还是“财用”“户口”(经济)，“才越淮、汉以南，顿然陵替”，“万里南邦仅能当天下四分之一而已”(47)。今人杨远对汉宋间南北户口、县邑设置及其变动所作的统计、考证，所得结论亦与章潢相仿佛(48)。这里我们仅举出两段史料来说明两汉六朝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概其余。其一是《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稻作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火耕而水耨”。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地势饶食”，易于饱暖，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低。其二是《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末“史臣曰”，称“江南之为国盛矣”，由于荆、扬二州在刘宋元嘉年间长期承平，“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以至“余粮栖亩”，“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49)。《尚书·禹贡》依据土地价值将九州分为九等，扬州为下下，而刘宋扬州竟然出现了“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的数十万顷良田，连上上等的关中(禹贡雍州)也不能与之相比。对关中、江南作出这样的对比性评价，限于见闻，似前所未见。正是伴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与之相应的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为六朝政权的成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更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加速度发展。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当地文化兼容混合(50)，最后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我们看到，北方出现了自觉汉化、主动学习南方文化的北族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堪称其代表。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仿习南朝文学、艺术蔚为潮流。如所周知，隋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化领域，却是北并于南(51)。上述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北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正是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隋炀帝继位伊始的大业元年，连起大役。首先是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凡314日竣工；开凿运河(通济渠、邗沟)，发河南、淮南民一百数十万，凡171日竣工；巡游江都，为炀帝所乘龙舟舰队服役的水工、两岸翊卫士兵三十万有余(52)。三大工程皆规模宏大，力役繁重，程期严急，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大业年中炀天子”(53)好大喜功、荒残无道的暴君形象，也被认定为炀帝亡国丧身的罪端祸由。然而，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冷静客观的研究分析无不表明，炀帝“大业”年间所兴大役，均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全盘规划的系列工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极具战略眼光的千秋“大业”。所谓顺应历史潮流，主要表现在适应六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经济财赋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 正如炀帝《建东都诏》所指出的，洛阳“水陆通，贡赋等”，是全国水陆运输的枢纽，储藏、转运漕粮的要地。平陈后天下一统，“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建都关中，由于“关河悬远”、“重阻”，既“兵不赴急”，地方民意政情又“无由自达”。可见隋建洛阳新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况且还有周秦汉晋以来以天下之中的洛阳为都的历史传统(54)。隋炀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文帝时就欲“创兹怀、洛”，但迄未实现，因而他“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我们看到，文帝开皇四年六月下诏开凿大兴城至潼关的广通渠，以转漕关东谷物供应京师，同年九月又以“关内饥”而“驾幸洛阳”；开皇十四年复因“关中大旱人(民)饥”，再次亲率百官及民众“就食于洛阳”。然而在此前的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京师“库藏皆满”，此后的开皇十七年又称“中外仓库，无不盈积”(55)。可见文帝率官民到洛阳就食，并非国家缺粮，而是囿于运输能力不能大量、及时地运到关中。由此可知炀帝诏称文帝时拟创建东都，绝非虚言。及至唐代，由于长安朝廷的经费特别是军费开支激增，又由于隋炀帝开凿运河，江淮物资的北输堪称便利，作为江淮物资集散中心的洛阳地位日趋重要。然而江淮物资从洛阳运抵长安还有八百多里路程，水运须涉三门砥柱之险，陆路车运则路途迂回资费昂贵。于是高宗显庆二年(657)前承隋炀帝遗轨将洛阳建为东都，其《建东都诏》中所谓“此都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与当年炀帝《建东都诏》中“水陆通、贡赋等”云云，如出一辙。直到高宗、玄宗朝，每当灾荒民饥或关中粮食供不应求，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要来到东都，就近消耗江淮租米及其他物质，武后一朝则基本上居住在东都，故中宗曾有“逐粮天子”之称(56)。溯前觇后，无不表明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大手笔。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营建东都，诏开运河、造龙舟，不到半年即启动一下江都之旅，可见这是一个经过通盘考虑、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57)。然而这个系统工程的最终目的似乎又是直指巡游江都的，上引炀帝自撰歌诗“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似可为证。有如筑长城和秦始皇的暴政联系在一起，开运河、游江都也是与隋炀帝的昏庸联系在一起的。后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还是“为防胡计，非为游娱”，而隋炀帝则“只为流连之乐”(58)，因此更等而下之。唐人秦韬玉《隋堤》诗“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王泠然《汴堤柳》诗“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陈子昂上书“近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云云(59)；皆对炀帝开运河全盘否定。宋代理学家石介诗痛斥炀帝开河亡国，更是情见乎辞(60)。然而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是非作出全面公允评价的也代有其人。唐杜佑《通典》称隋修通济渠、邗沟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唐人皮日休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唐)大利哉!”他又在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61)认为炀帝若只开运河而不游江都，其功德当不亚于大禹。宋人卢襄则认为：“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运河)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汴州开封)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62)明人于慎行则称炀帝开运河虽“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63)。今日学者，如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先生，亦称“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64)。上引可知，自唐以来，对于隋炀帝开大运河旨在游幸江都的主观动机及惨痛后果，无不持批判、否定态度，而对开凿后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多予以肯定。 对于大运河正面的历史影响，今天的研究者已形成共识，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正如论者所说，“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造了这一运河体系”(65)，特别是在藩镇割据河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唐代后期。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隋唐东都的繁荣，扬州就不会在唐代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扬一益二”)，也没有汴州、杭州、苏州在唐宋时期的崛起和繁华。如果放眼汉宋间帝国政治中心由西而东(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自北徂南(洛阳—建康—临安)的移动过程，隋炀帝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偏爱江都，实顺应了这一基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政治、文化重心相应东渐南移的大趋势。及至一千五百年之后的今日，踏访运河沿线，不难发现，“毗邻运河的村镇”，“发展水平明显地高出离运河稍远”的地方(66)。近日热传的一篇网文中有作者对大运河的致敬：“我的窗下一直流淌着那条京杭大运河，两岸风景日新月异，那床河水却由隋唐缓缓而来，千年不动声色。”(67)这条与隋炀帝的名字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成功贯连，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长而且仍在服役的人工运河，是数百万隋代男女民工用生命和血汗凿就的，也可以视为这位志向非凡的“大业炀天子”永久的纪念碑。 三、隋炀帝的南朝文学好尚及其背景、影响——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南朝文学好尚的形成，除了青年时代坐镇江都十年，长期受到南方文士和萧后的影响外，还与北朝后期的文学南朝化风气密切相关。北魏自迁都洛阳，下至东魏北齐，模仿江左文学蔚然成风。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军阀所创立的西魏北周(73)，相对于江左的梁、陈，山东的东魏、北齐，经济、文化明显落后。西魏北周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致力于复古，对“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的江左华靡文风痛加诋诃，并推行文体改革。西魏执政宇文泰命苏绰模拟《尚书》文体写了一篇《大诰》，“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74)。这篇典谟体的《大诰》，自唐以降就颇受讥评(75)，在此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过十年，随着西魏破江陵，庾信、王褒等大批南朝文士入关，当年“盛为邺下所称”、代表江左文学最高水平的“庾信体”，也开始在关中流行，与洛阳、邺都的文学南朝化风气遥相应接。宇文泰所力推的典诰文体，首先被他的儿子们所唾弃，其长子宇文毓(周明帝)，第四子宇文邕(周武帝)，以及赵王招、滕王逌等，都崇尚并仿习南朝文学，与庾信过从甚密。其中“好属文”的赵王招，其“学庾信体，词多轻艳”为史所明载(76)。隋及唐初，反对江左轻薄文风的呼声仍然很高。据《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卷六十六《李谔传》，隋文帝曾“普诏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若词藻浮华将绳之以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即因“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然而隋文帝下诏禁文体浮华，其长子杨勇却令人注《庾信集》，“解属词赋”，以北来的陈朝文士为宾友(77)。次子杨广即隋炀帝之爱好江左文学，“属文为庾信体”，已详前文。唐初成书的官修五代史中，史臣对江左文风的批评不绝于篇，且措辞峻切(见下文)。贞观末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举，以文体“轻薄”、“文章浮艳”，将文才极高、“声振京邑”的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治黜落不取，以致“举朝不知所以”，唐太宗亲自过问(78)。当时“天下祖尚”南朝“徐(陵)、庾(信)余风”(79)，所谓“轻薄”、“浮艳”，正是“徐庾体”的特征，故擅长此体的张、王落第，“举朝不知所以”。唐太宗亲自过问，亦因此故，而且他本人就是南朝文风的崇尚者、仿习制作者，所作宫体诗《秋日敩庾信体》，仍留存至今(80)，况且他对张昌龄的文才早就欣赏有加(81)。不无反讽的是，隋李谔上疏痛诋江左文体，唐初史臣魏征、令狐德棻等指斥梁、陈文学误国害政，但今日读他们的疏文、史论，依然是排偶对句，词多华饰，不脱南朝文风(82)。 上述可知，同为魏末六镇起事中发迹的第一代武川镇酋豪，名在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列并分别被尊为周、隋、唐三朝“太祖”即皇朝奠基者的宇文泰、杨忠、李虎，他们的后代，依次为第二代(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第三代(废太子杨勇、隋炀帝杨广)、第四代(唐太宗李世民)，亦即先后建立北周、隋、唐三代王朝的开国皇帝(周指实际执政于西魏并为北周奠基的无冕之君宇文泰)的儿子辈，均成为南朝文学的崇尚者、模仿者，在文化形象上与他们的父辈及以上世代完全不同，从中可以概见当时北方文学南朝化风气之盛。同为关陇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后代隋炀帝与唐太宗，亦同为北朝末年兴起的文学南朝化风气所化。然而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的隋朝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所标榜的仍为西魏北周所提倡的周、孔王道，因而在文学理论上要极力遏止南朝轻艳文风的流行，并诉诸行政手段加以抵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流行的江左文风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这从唐初由高官领衔的修五代史的史臣，称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庾信体”“以淫放为本”，是“亡国之音”，即可见一斑(83)。那么，作为南朝文学的爱好者，同时又身为关陇集团政权最高政治代表的隋炀帝、唐太宗，如何兼顾他们的文学趣尚和关陇集团政权所秉持的治国原则呢? 我们看到，唐太宗和隋炀帝在公开场合，都是与周隋唐初关陇政权反对江左文风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其动机姑且不论，炀帝“初习艺文”即“非轻侧”，“初为皇太子”时曾批评“清庙歌辞文多浮丽”，“暨乎即位”亦“词无浮荡”，唐初史臣魏征曾特地举出炀帝诗、文各二篇，称其“并存雅体，归于典制”，是“缀文之士”“依而取正”的典范(84)。唐太宗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又认为“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他在《帝京篇·序》中声称此诗之作，在于“以明雅志”，“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85)。但就二人的文学好尚及创作实践而言，仍不脱南朝文学窠臼。姑且不论唐太宗的《秋日敩庾信体》，他有一首描写军旅征战生活的汉乐府旧题诗《饮马长城窟行》，陈后主、隋炀帝也各有一首同题诗(86)。论者称，从炀帝这首作于亲征高丽时的诗，看到的是一个劲健、为国不辞辛苦的帝王(87)，诗中所表现的儒家意识及境界，与陈叔宝柔弱无力的同题乐府不可同日而语。而唐太宗的诗“在篇幅、体制上均有追踵杨(广)诗之意，然谋篇、布局不若杨诗精妙，诗境上更无杨诗自然、浑成。……此诗前半较朴质、浑厚，后半忽变雕饰、华丽”。其生硬堆砌又远不如炀帝诗之自然流畅，仍带有浓重的江左文学痕迹(88)。《全唐诗》所收唐太宗诗作约百篇，太半为咏物写景及宴乐之作。从“咏风”、“咏雨”、“咏雪”、“咏桃”、“咏竹”、“芳兰”、“春池柳”、“咏烛”、“咏帘”、“琵琶”，以及“首春”、“初夏”、“秋日”、“冬宵”、“月晦”，乃至“采芙蓉”、“赋得残菊”、“赋得花庭雾”、“赋得弱柳鸣秋蝉”、“置酒坐飞阁”、“冬日临昆明池”、“三层阁上置音声”、“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等篇题，就可知属于感时应景、吟赏风月、游览池苑楼阁的宫体诗范畴，亦即李谔批评“江左齐梁”文学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89)。即使旨在“以明雅志”的《帝京篇》十首中，宫廷游乐的篇什亦占一半以上。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不无宏壮，实套袭陈朝诗人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崤函雄帝宅，宛洛壮皇居”(90)。其中第四首：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 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 前四句辞藻华美，形象艳丽，急管朱弦，无非郑卫之声，清歌白雪，自是歌妓美色。然而第三联典雅华丽词句中的彩凤、玄鹤，本来是对应于古典道德音乐的意象，放在这里已有失协调，最后两句却“直接说教且文辞质朴”，拖着一条有违全诗主题、语境的“儒家训诫的尾巴”(91)。我想诗中的违和与不协调，正是一个标榜唯好周孔之道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南方宫体文学的钟爱者内心紧张、分裂的流露。牟润孙先生曾指出，唐太宗不但自己对南方文化爱好甚笃，而且又寄望于喜欢接近南人、爱好江左文学的爱子魏王泰，盼其绍述己志，一度欲立为太子。“不意阻于基本之关陇胡汉集团势力，竟不能实现，遂于废立太子(废太子承乾、徙魏王泰、改立晋王治)时有失态之状(拔刀自刺、投床泣涕)”(92)，对唐太宗矛盾紧张的内心世界分析论证得极为深刻，上揭太宗诗中所体现出的紧张、分裂心理，可与之相互印证。宫体诗因多状描宫中女性的情态容色，故又称艳诗，太宗也有此类作品(见下文)，但存世的太宗诗中则往往以间接的隐喻方式出之，如上揭《帝京篇》中的诗句“清歌凝白雪”，以及“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佩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等，均为刻画宫女面容艳丽、服饰精致、舞姿婀娜之句。至于《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赋帘》“惟当杂罗绮，相与媚房栊”等等，就更接近于“艳诗”了，与唐太宗自己标榜的“中和”、雅正已相距甚远。宋神宗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胜俗故也”；苏轼称“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郑獬称“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明王世贞称“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93)。所论唐太宗诗为徐庾文体，乃受时代文学风气影响使然，应是客观公允的。 隋炀帝在诗文创作上，唐初史臣魏征即给予“并存雅体，归于典制”的高度评价，已见前述。唐太宗亦称炀帝“文集实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只是不理解何以“行事”却相反(94)。今日论者则谓“炀帝是一位有深厚美学意识的人”，他虽与唐太宗同时代、同阶层且同登至尊之位，其诗文自然也深受江左文风影响，但他的诗却能“经常成功地捕捉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产生出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95)。魏征所举炀帝的“雅体”、“典制”之作姑且不论，止举炀帝《春江花月夜》二首，以概其余：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按《旧唐书·音乐志二》载：“《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这两首诗是陈朝宫体诗同时也被视为亡陈之音的代表作。陈后主所作的这曲“吴声”清乐《春江花月夜》，在隋炀帝的笔下，尽管语辞流丽，意象朦胧，却并无“艳丽”、“淫哇”之处。第一首画面恢宏：黄昏的春江平阔，春花盛开，流波卷月，涌潮带星，气势豪放而不失沉稳。第二首意境清丽：夜露中花香袭人，春潭里月光荡漾，出场的女性，乃是《诗经》(《周南·汉广》)、《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历史传说人物，音容姿貌虽未著一字，却予人无穷想象，情调迷人而不失含蓄。尽管首联“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化用了庾信的“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96)，然而就全诗意境而言，确是既捕捉到了“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又有“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论者认为这首诗还对唐代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从审美上产生了深刻影响”(97)，对读二诗，其说可从。清沈德潜称“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明陆时雍称“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又说其诗“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即指“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98)。以上评价，亦称中肯。 若就文学成就特别是在南朝文学基础上推陈出新而言，隋炀帝较之唐太宗显然更高一筹。但就二人的南朝文学爱好及其创作对于二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君主形象的影响而言，则反之。 上揭陆时雍称炀帝诗“绚质犹存”，也就是说南朝文学的绚烂、华丽犹在。而作为宫体诗题中应有之义的对女性声色容貌的描写，如上揭唐太宗诗一样，炀帝诗亦不能免，如《喜春游歌二首》之二“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宴东堂诗》“清音出歌扇，浮香飘舞衣”句，吴声歌曲《江陵女歌》“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句(99)，皆是。在隋炀帝、唐太宗的诗集中，看不到常见于梁陈宫体诗中露骨的“淫哇”情色篇什，也就是所谓“艳诗”，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写艳诗。《全唐诗》卷三十六载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诗：“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题注节引《隋遗录》以说明作诗缘由：“炀帝幸江都，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时诏(虞)世南草诏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曰：'昔飞燕可掌上舞，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可便嘲之。’世南为绝句。”(100)《陈书》卷七《后主张贵妃传》末史臣论称：“后主每引客宾对(张)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其曲)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诸如虞世南这种以“轻艳”调戏的笔调直接状描宫女“容色”之美的诗正是所谓“艳诗”。按《隋遗录》旧题颜师古撰，或系伪托，不过终归为唐人手笔，或节取杜宝《大业杂记》而成(101)。其中录有隋炀帝的这类艳诗达八首之多。如描写“秀色可餐”的殿脚女吴绛仙“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嘲宫婢罗罗“黛染隆颅簇小蛾”、“幸好留依伴成梦”；忆萧妃“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等等。这些诗或当本于《大业杂记》而有所增改，或由《隋遗录》作者所代拟。后人编集隋诗，或将其全部采录归于炀帝名下，如明冯惟讷编《古诗纪》卷一三○《隋·炀帝》和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四《隋炀帝集》(102)；或附录于炀帝诗之后“以备省览”，如丁福保《全隋诗》卷一(103)，或摈而不录如上揭逯钦立所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然而隋唐相接，即使为《隋遗录》作者代拟者亦当有所本，《炀帝集》唐以后已佚，后世辑本不到十分之一(104)，其中或有存于《隋遗录》者亦未可知。值得指出的是，《隋遗录》所录炀帝诗《赐守宫女》“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句，司马光《资治通鉴》即采信而征引之(105)。炀帝诗总体上不脱南朝宫体窠臼，他不作艳诗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论者亦称炀帝登基后不再有以往夺嫡时的谨慎，生活上日益骄奢荒逸，诗风上也更加趋于南方宫体诗的艳丽、淫冶(106)，这从上引《隋遗录》所见炀帝统治后期的生活及诗作可窥一斑。他“初为皇太子”时上言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即位后则“矜奢”，“颇玩淫曲”，将文帝的七部乐增定为九部，而且“大制艳篇，辞极淫绮”，直接介入歌辞的创作(107)。炀帝因“多有才艺”，“文辞奥博”，故“每骄天下之士”。一方面极端自负，自以为才学天下第一；一方面又嫉贤妒才，唯恐他人诗文“出其右”，以致薛道衡、王胄死后，炀帝庆幸前者再也不能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警句，后者不“复能作”“庭草无人随意绿”的佳语(108)。他还从容交待虞世南：“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汝其知之!”唯其如此，有鉴于“忠谏者咸被诛戮”，“位望通显”者如宇文述、“裴蕴、虞世基之徒”，莫不“阿谀顺旨”，以固名位(109)。即使“志性抗烈”如虞世南，炀帝命他赋艳诗嘲司花女，他也不曾抗命。虞世南在隋朝所作诗歌留存下来的不足十首，包括那首《嘲司花女》在内，大多是奉和炀帝之作(110)。 隋炀帝13岁封晋王拜并州总管。20岁以元帅率军平陈，这是隋朝统一战争中最重大的战役。尽管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官是高颎，炀帝只是名义上的元帅，然而他却是凯旋献俘的饮至大礼上的主角，并因平陈之功受拜太尉——名义上的全军总司令(111)。对于胸怀大志“慨然慕秦皇汉武”的炀帝来说，平陈之役促使其自信心更加膨胀，不再认为世上有他所不能为之事，所以即位之初即接连举办大型系列工程，不惜疲民耗财，又接连发动三次征辽战役，不顾丧师失国。他出色的文学天赋，更增加了他的自信和拒谏。作为文学家的浪漫情怀，使他特别注重排场、形式，有如他所崇尚的南朝文学的华丽、繁缛。 隋炀帝比他的表侄唐太宗长三十岁，重要的是后者不似前者“承藉余绪而有四海”(112)，而是同父皇李渊一同浴血奋战夺取天下且功勋卓著。尽管二者的夺嫡过程极为相似，但前者主要诉诸阴谋巧取，后者则是凭借实力豪夺，风险更大。更重要的是，对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及隋朝急遽的亡国过程，后者是“耳所闻，目所见”，“非载籍所闻”而是“目所亲见”(113)，对民众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巨大力量，对臣下谏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能谨慎从政，如履如临，其主要表现即是众所周知的勇于纳谏，而勇于纳谏则是基于对自己能力有限的认识。是以太宗常自谦“少不学问，唯好弓马”，“素无学术，未闻政道”，“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今日安宁，并是魏征等之力”；不吝自承“大是错误”、“所行大疏略”、“朕之过误”，甚至为改正错误不惜收回成命(114)。对南朝文学的好尚，太宗并不亚于炀帝，留下的带宫体色彩的诗歌远多于炀帝。但也有诸多原则上的不同。首先是将文学、学术与治国施政加以区别。上朝时专心处理政务，“听受无倦”；罢朝后与名臣“讨论是非”，“唯及政事”；只有下班后方“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以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文咏、玄言本是南朝士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太宗是作为业余爱好的——“万几之暇，游息艺文”(115)。也就是说他爱好南朝文学，在于它的欣赏、审美及娱乐价值，并不看重其政治功能。因此他绝不认为诗文好，就能将国家治理好，并举长于文学、有优美诗文集传世的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为例，唯其如此，他否定了给他编纂文集的提议(116)，并能够在文学上由衷赞许他人的成就，曾手诏李百药称赞其合作《帝京篇》之“工”：“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117)盖因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的不足可以影响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太宗力图将自己的南朝文学爱好限制在个人兴趣层面，以免影响到治国施政，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则以军国大政优先。如前揭牟润孙先生所论，太宗出于自己的文学倾向，对接近南人、喜好文学、“文辞美丽”，并深得北来南朝文士、大臣岑文本、刘洎等推重的四子魏王泰宠爱有加，甚至“微有”改立太子之意，但当他察觉到这将损及立国基本势力的关陇集团的利益、影响统治核心层的稳定时，遂坚决而痛苦地“舍其受江东文化最深之爱子”，而另立受关陇集团支持的晋王治为太子。当“文体轻艳”的山东进士张昌龄、王公治被反对江左文风的主考官王师明所黜落时，太宗尽管欣赏张、王的文才，却并不因自己的文学好尚而干预选举，而且还公开赞誉王师明所言为“名言”。总之，在处理自己的文学好尚和治国施政的关系时，体现出极强的自制力。这从他与南朝文学代表人物虞世南的特别关系尤可见知。 唐太宗最信重、最亲近的南方文士应首推虞世南。太宗为秦王，世南以府参军、记室掌文翰；入主东宫，世南为太子中舍人；即帝位，世南官至中书监。秦王开文学馆，世南被众学士推为“文学之宗”；死后备享哀荣，并被“图形于凌烟阁”。太宗因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临朝视事”乃至“园囿间游赏”，皆召“世南侍从”；“出行”则必以世南随行，因其博闻强记誉之为“行秘书”。太宗还盛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118)。据《旧唐书》本传，出身会稽名族的虞世南，其“博学”得自于少年师从的号称“无所不通”的顾野王，“词藻”得自青年时“祖述”南朝文学代表人物徐陵；“书翰”则得自王羲之七世孙并“妙得其(羲之)体”的智永，可知虞世南堪为南朝文学、学术的集大成者。而唐太宗钟爱南朝文学，作庾信体诗，书法推崇王羲之，习王体，可知他之推崇虞世南，实基于共同的南方文学好尚。虞世南卒后，太宗不仅“哭之甚恸”，而且手诏魏王泰，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缺，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也”。这不啻说虞世南死后文化学术界便后继无人了，实际上是说虞世南是他文学上的唯一知己。在“拾遗补缺”即谏诤上，虞世南是上谏最多的臣子之一，但相对于魏征可能稍逊一筹。而在文学艺术好尚及相互交流方面，“人伦准的”自然也包括人文修养及风度方面，虞世南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魏征是南朝文学的坚决反对者，行事作风仍不脱“田舍汉”习气(119)。太宗后来曾“为诗一篇”，因虞世南已死，顿生伯牙绝弦之慨，于是“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世南)灵帐读讫焚之”。总之，唐太宗是将虞世南引为文学的知音、导师，治国的辅弼，人生的楷模的，二人既是君臣又情兼师友。更重要的，二人的知己关系不仅基于共同的文学爱好，又能超越文学层面。《唐会要·秘书省》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120) 太宗是在工作之余、私下场合，将自己的“艳诗”作品送给宫体诗高手同时也是文学知己虞世南，并令其赓和的。世南不敢不奉命和作，否则有违诏之罪，但他又坚称下不为例，即使“继之以死”，也“不奉诏旨”，因其诗“体制非雅”，若上行下效，将于国不利。虞世南从文学上是欣赏、肯定这首艳诗的精妙(“工”)的，但从有违政教治国之道而极力反对此类作品。太宗在公开场合通过讲述此事，借以表彰虞世南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有益规谏。此事表明太宗是作艳诗的，但他能把握个人文学好尚与政教治国之间的尺度，将这类诗作的交流酬唱严格限制在几乎是唯一的文学知友之间。因而我们见到太宗文集中的诗作虽不脱宫体余风，却并无梁陈那种露骨描写情色的“艳诗”。尽管如此，虞世南仍然谏止太宗创作这类诗歌，一方面怕上行有效，有违太宗公开倡导的周孔政教，另一方面可能也怕与太宗唱和艳诗之事传出，使自己蒙上扇江左亡国之音余风、导太宗于淫放邪路的罪名。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读《贞观政要》，太宗君臣论及隋之亡国时炀帝自然罪责难逃，但也多次点名指责以乃兄虞世基为首的大臣阿谀顺从，畏死不谏，因而他要作出以死相谏的姿态，不蹈乃兄覆辙。况且他内心深知以太宗之明，因谏而死的结局不会发生。当年他侍奉炀帝时，他也是不敢不奉和炀帝诗，不敢不奉炀帝命作艳诗，却绝不敢谏诤炀帝，因为这可能立刻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也是太宗同炀帝在处理南方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在对待臣下谏诤的态度上，最明显的差别。对于《区域图志》“丹阳郡风俗”篇的作者以江南人为“度越礼义”的“东夷”，炀帝既严辞指责，又加以杖笞之罚。而在世南死后，太宗自称“痛惜”之情不可言喻，赞扬备至，称他为当世文学、学术第一人，是与自己“为一体”的文学知音，但他为了避免刺激其他臣下，特别是刺激反对江左文风的关陇集团中人，因而只将这种情感以“手敕”(没有通过中书门下程序的非正式诏敕)的形式，单独传达给同样有南方文学好尚的爱子魏王泰，同样，也只是向江南文士褚遂良表示世南死后，自己的诗作无人可示可商。太宗公开赞扬虞世南有五绝，仍首举德行、忠直，而非词藻、书翰。这里显示的炀帝、太宗的差别乃基于个人性格因素和情感因素，今之所谓“情商”。要而言之，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好大喜功，荼毒生灵，即如魏征所言，“隋主虽有俊才”，但“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121)。而太宗能看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不但虚心纳谏，而且主动求谏，对当时制度上并无刚性限制的皇帝权力能自我约束，谨慎行使，自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常怀畏惧。……上惧皇天，下惧群臣。……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尽管他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有此认识，特别是心中有百姓，即与“性不喜人谏”、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而大肆诛戮(122)的隋炀帝有天渊之别，况且太宗在求谏纳谏上的实际表现也真正可以称得上“千古一君”了。 四、余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唐太宗与隋炀帝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属关陇集团，而且是出身于该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姨表叔(123)，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两人也都是以次子夺储位，以非常手段登皇位。太宗发动政变杀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二人子嗣亦一并诛杀，并逼父退位；炀帝谗废并杀害兄太子杨勇，长期幽锢弟蜀王元秀、汉王元谅，皇位受到威胁时不惜拉杀父皇。二人都是王朝第二代君主，正处于柏杨所谓王朝的“瓶颈危机”时期(124)，需要守成与开新相兼，才能渡过危机。在私德上，唐太宗公然纳元吉妃为己妃(125)，与炀帝烝幸宣华、容华二夫人，性质并无差别。二人在位期间都曾三征高丽并同归于败。此外，二人都聪明早慧，才华出众，青少年时代就浸淫于文学南朝化风气之中，藩府中多有南方文士，因而熟练掌握了南朝文体，在诗赋创作中成就不凡。此外，炀帝的后宫中，有文学造诣极高的南梁宗室萧后，并始终尊重信任；太宗的后宫中，亦有出身文学世家、“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江南才女徐贤妃，太宗亦“荷顾实深”(126)。“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也多半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如所周知，二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迥异，一个是历代称道的千古明君，一个则是万世唾骂的暴主昏君(127)。本文重点考察了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形成背景、影响，最后以炀帝和唐太宗共同的南朝文学好尚为线索，就二人如何处理个人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希望对有诸多共同点的这两位历史人物何以归宿不同，历史评价迥异，提出浅见。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自称得益于“常保”三面镜子，“以防己过”(128)。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主要还是吸取强盛的隋帝国何以一朝覆亡，也就是隋炀帝如何丧身亡国的历史教训；所谓“以人(魏征)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看魏征的谏诤，也主要围绕着隋炀帝何以丧身亡国来展开。可见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隋炀帝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隋炀帝亡国的教训，是唐初君臣念兹在兹、朝野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只要看《贞观政要》中，太宗君臣不断地提到隋炀帝这位反面教员，点名道姓即多达50多处，即可见一斑。在这种意义上，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也就不会出现唐朝的明君太宗。 注释： ①上引分别见：《隋书》卷七十七《隐逸·崔廓传》附《崔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57页；《玉海》卷十五《地理·地理书》“《隋区宇图志》”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太平御览》卷六○二《文部·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10-2711页。按《隋大业拾遗》，即唐杜宝《大业杂记》别名，详见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大业杂记〉遗文校录》，俱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文引用《大业杂记》，均据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②魏征等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00页；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③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传》，第2364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第3844页。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④“关中旧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1页。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命题为治史者所周知，兹不赘注。 ⑤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569、1424、1738页。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史臣“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同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4984、2592页。上引《玉海》卷十五“隋区宇图志”条，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⑥[日]中村裕仁：《大业杂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05页。又炀帝曾“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采古水事七十二”，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诸水饰，杜宝于曹操、刘备皆直呼其名，独于孙权称“吴大帝”，亦可见其明显的地域倾向，与上揭炀帝敕文中“大吴之国”的称呼同调。“水饰图经”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02页。 ⑦参见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上揭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 ⑧重要专著有《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隋朝》(芮沃寿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名《隋炀帝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Victor Cunrui Xiong(熊存瑞)，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His Life,Times,and Legac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2006).相关专题论文众多，下文将择其重要者随文注出。 ⑨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䛒传》，第1423页。 ⑩炀帝大业年间，吴郡曾贡献多种海产，当时有口味使大都督，由会稽人杜济充任。详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页。 (1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䛒传》，同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庾自直、王胄各人本传，第1423、1741-1742页。 (13)上引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739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4)隋炀帝曾同《长洲玉镜》的编纂者柳顾言讨论此书与南朝同类书籍《华林遍略》的优劣，认为《玉镜》质量明显高于《遍略》。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5)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四十一《苏威传》，卷七十六《虞绰传》，第1572、1188、173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二年七月条，第5624页。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22页。 (1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同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卷五十八《柳䛒传》，第59、625、142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 (17)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页；杨焄：《隋炀帝“非轻侧之论”试解》，《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1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1545页。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1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王胄传》，第1730、1741-1742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大业六年正月，第5649页。 (20)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薛登传》，第3138页。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45-55页；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70页。 (21)详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第二章第三节“科举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何妥传》附《萧该传》，第1715-1716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清儒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称“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旧《图经》称“炀帝尝幸焉”，详见顾农：《隋炀帝与〈文选〉学》，《国学》2013年第8期。 (23)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卷三十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第1181、1110-1111页。实际上炀帝欲纳陈后主张贵妃事，《陈书》卷七《张贵妃传》所载即不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1页。《隋书·后妃传》载炀帝在文帝临终前欲逼幸宣华夫人陈氏事，亦不合事理，因陈氏曾参与炀帝夺宗之谋，本是政治上的同盟者。 (2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六《后妃·萧皇后传》，第359-360页。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5页。 (25)姚思廉：《陈书》卷七《沈皇后传》，第130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第5716页。 (2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第8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文帝开皇九年三月至四月，第5516-5518页；同卷文帝开皇十年冬，第5532页。 (2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元年三月至八月，第5617-5621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2-6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2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5、75页；同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802页。 (29)《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2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30)温大雅撰，李锡厚等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1)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至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大业十二年正月，第5700、5702页。 (3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第5705-5706页；参见《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同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十二年七月。 (33)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王远知传》，第5125页。 (34)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6页。 (3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3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4页。 (37)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39页；逯钦立辑校《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第2673页。 (3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第1541页。 (39)以上见《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同书卷六十四麦铁杖、沈光、陈稜诸人传，第1888-1890、1511-1514、1520页；《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帝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5785页。 (40)说详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 (4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同书卷六十四《陈稜传》，第93-94、1520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丁酉条及胡注，同书卷一九○武德五年八月辛亥条及胡注，第5807、5953页；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按《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淮南道扬州”条称吴公台“在县西北四里”，又称“雷塘，在县东北十里”，“雷陂，隋炀帝葬于其侧”(中华书局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第2445-2446页)，则吴公台与雷塘(雷陂)非在一地。又《太平广记》卷三五○“颜浚”条(引自《传奇》)，亦称改葬的炀帝雷塘墓与初葬的吴公台墓不在一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71-2773页)。则与上注所引张氏说有异。特录以待考(上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资料承扬州大学周鼎博士见示)。 (42)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57页。 (43)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585页。 (44)《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僖宗光启三年四月壬子“(毕)师铎退屯山光寺”条胡注，第8351页。《江南通志》卷四十六《舆地志·寺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第444-44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5)上述巡行及在各都城滞留的时间数据，乃据《隋书》卷三—四《炀帝纪》、《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八四《隋纪·炀帝纪》、卷一八五《唐纪·高祖纪》(武德元年)统计而得。时间数据亦含闰月。 (46)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3-192页。参见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均收入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412页。 (47)章潢：《图书编》卷三十四“统论南北形盛”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第684-685页。 (48)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 (49)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第1540页。 (50)对此前贤论述已多，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新近的研究，参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1)参见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60-462页；牟发松：《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收入上揭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 (5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同书卷四《炀帝纪下》，第686、60、63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53)白居易：《隋堤柳——悯亡国也》，《全唐诗》卷四二七，第1047页。 (54)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1-132页；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55)以上依次见《隋书》卷四《炀帝纪上》，卷二《高祖纪上》，卷二《高祖纪下》，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0-63、21-22、39、682-685、672页。 (56)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中宗景龙三年，第6639页。上文所述唐代有关情况，详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 (57)参见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80页；袁刚《隋炀帝传》，第326页。 (58)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25页。 (59)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十七、卷一一五，第1683、27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69页。 (60)石介：《汴渠》：“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丘。……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徂徕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89页。 (61)杜佑：《通典》卷十《食货·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皮日休：《汴河铭》，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七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162-4163页；皮日休：《汴河怀古》，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五，第1558页。 (62)卢襄：《西征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67-368页。 (63)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形势》，《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7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4)上揭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65页。 (65)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5页。 (66)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90页。 (67)吴晓波：《中国十年：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水大鱼大》，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5/09/46341144_701010106.shtml。 (6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75-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七年二月至七月，第5653-5654页。 (69)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五年六月，第56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四《炀帝纪下》，第63、95页。 (70)芮沃寿最早对杨广坐镇东南时推行的文化再统一措施，特别是与宗教界的交往及效果，进行系统研究，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6-70、79、115-117页。其后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永平：《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38-341页。 (7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0页。 (72)详见何德章：《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73)[日]谷川道雄：《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济沧中译本，2004年。 (74)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93-394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第4928页。 (75)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外篇·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0-501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丁巳条及胡注，第4928页。 (76)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同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王招传》，第733-734、202页。 (77)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同书卷五十八《魏澹传》，第1230、1416页。 (78)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杂议论中》，第402页。 (7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78页。 (8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8-1329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2页。 (81)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张昌龄传》，第4995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上《文艺上·张昌龄传》，第5734页。 (82)以上关于北朝后期文学的南朝化，详见上引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及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九○庾子山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1页；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83)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末“史臣曰”，第7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第1730页；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第602页。 (8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同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1730、360页。 (8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第6054页；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慎所好篇”，卷七“文史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31、388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0页。 (86)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1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陈诗》卷四《陈后主叔宝》，第2508-2509、2661页。 (87)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88)上揭[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页。杜晓勤：《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9)具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第20-24页；《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页。 (90)张正见：《帝王所居篇》，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一九二《乐府·诗》，第941页。 (91)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44-45页；刘远鑫：《唐太宗效仿南朝诗风与文化融合》，《宁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92)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及该文附录《唐太宗废立太子与南北文化之关系》，收入上揭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第403-410页。 (93)上引依次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神宗熙宁九年五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32页；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东坡题潭帖”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十四《考史》引郑獬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栾保群等校点本，2008年，第1590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3页。 (94)上揭《贞观政要集校》，第566-567页引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 (95)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7、20页。 (96)庾信：《拟咏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三，第2369页。 (97)吴功正：《隋代文炀二帝、南方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98)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54页；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410页。 (9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第2663-2667页。 (100)《隋遗录》，《丛书集成初编》第27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页。题注所引有删节。 (101)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大业拾遗记一卷”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00-709页。 (102)分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0册，第449-450页；第1416册，第211-212页。 (103)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隋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27页。 (104)《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第1081页)。两唐志著录尚存三十卷(《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第2052页；《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第1596页)。近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辑录炀帝文为四卷(卷四至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丁福保编《全隋诗》、逯钦立辑校《隋诗》辑录炀帝诗均不超过一卷。 (10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106)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李建国等撰：《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07)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十三一十五《音乐志》，第360、287、379页。 (108)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魏征论，第11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戊子，第6053页，同书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第568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10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1页。 (110)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第124-125页。 (1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第1181页，同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1-32页。 (11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113)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十“论行幸篇”，卷二“纳谏篇”附“直言谏诤”，第511-512、145页。 (114)依次见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杜谗佞篇”“悔过篇”“论奢纵篇”，所附《写字台本》卷四“兴废篇”，第345-346、568、350、352、360、113-114、116-118页。 (115)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帝京篇·序》，第20页。 (116)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篇”、卷六“慎所好篇”，第388、331页。 (11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7页。 (118)以上分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2577页；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一“政体篇”，卷二“任贤篇”，第51、74页；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卷八《聪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7页。 (119)刘肃：《大唐新语》卷一《规谏》，第13页。 (12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第1328-1329页。 (121)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求谏篇”，所附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第85、567页。 (12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辛酉，第5683页。 (123)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唐高祖母即李昞妻“元贞皇后”的妹妹，即高祖的亲姨母，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7页；《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第267页。 (124)柏杨：《中国人史纲》第4章第11节“瓶颈危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97页。 (125)太宗子曹王李明之母，原为齐王元吉妃。见《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曹王明传》，第3579页。 (126)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贤妃徐氏传》，第2167-2169页。 (127)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扉页前言“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袁刚：《隋炀帝传》，第717-762页。 (12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第2561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