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之去职

宋宁宗初政，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时论认为“从赵公者皆一时之杰”，于是，“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有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但新君的所作所为主要出于赵汝愚的影响，宁宗本人在知人理政上可以说比精神病发作前的光宗还成问题。

 

禅代【光宗禅宁宗】次月，赵汝愚拜相，他“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韩侂胄自以为有拥立之功，对节度使垂涎三尺，也遭到裁抑。韩侂胄充满怨望，决意对赵汝愚发难。为博取皇帝的好感与支持，他利用知閤门事得以传递内批的职务之便，鼓动新君以御笔独断朝政。朱熹察觉到这一动向，在一次经筵讲毕后上疏皇帝，对其独断发表谏言：“即便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而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有人座谈会喜欢东拉西扯，说些不着边际的，显得很没水平。那是因为，不说不行，纯说官话也不妥，但一说就错，故只能装痴卖呆】宋宁宗向朝臣转发了这一奏疏。【晚清吴可读尸谏也是用下发朝议的办法解决的，朝议则既容易控制又最有合法性】

 

韩侂胄见奏疏只差点出自己的名，勃然大怒，深感朱熹的威胁比赵汝愚更切近更直接。一来，朱熹是理学领袖，具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掌握言论就是掌握合法性，常常比有枪还厉害呢，所以叫学阀】二来，朱熹任职经筵，能经常不断地施加影响，说不定有朝一日皇帝真听从了他的进谏，来个“远佞人”，将自己给黜逐了。他决定率先将朱熹排挤出朝。

 

在经筵上，朱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亦颇见严惮”，早让皇帝如坐针毡。【所以就算老板很器重你，也不能把公司当家，公司终究是老板的，“严惮”、“事事欲与闻”就是糊涂。张居正也是这样，也没好结果。】这天，优伶王喜受韩侂胄唆使，刻了一具木偶像，峨冠大袖，在御前献演傀儡戏，仿效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既丑化朱熹，又试探皇帝。宋宁宗看了，并未制止。韩侂胄投石问路见倾向已明，便趁机进谗道：“朱熹迂阔不可用！”对朱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论上一番，宋宁宗内心很不耐烦。他对另一经筵官说：“始除朱熹经筵而已，今乃事事欲与闻。”透露出这种不耐烦压抑已久。

 

闰十月二十日，经筵晚讲，朱熹抓住正君德、行治道的机会，借发挥《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大义，当面批评新君“但崇空言，以应故事”。宋宁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晚讲一结束，就给朱熹颁下御笔：“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话说得冠冕堂皇，顾惜年迈啦，考虑天寒啦，实质上给一个不须赴任的宫观闲差，打发他回家。

 

宰相赵汝愚得知消息，还想让皇帝收回成命，甚至不惜自求罢相以为谏请：“必欲逐朱熹，汝愚退而求去。”宋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然不行人主之令。其他官员也反复谏止，宋宁宗扔下一句：“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对朱熹讲课给出了最终评分。唯恐夜长梦多，次日，韩侂胄命内侍缄封了御笔面交朱熹，这种罢免方式在宋朝是违背制度的。【拖就生事。只要符合上意，程序不合法也没大事】朱熹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彻底转向，他算了一下，入朝为经筵官只有46天，先后给皇帝仅上了七次课。【朱熹之前也做过多年地方官，不是康有为。只能说，功名之地，自古难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