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博古说 编辑/博古说  前言宋代是湖南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洞庭湖地区早在12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垸田，使其耕地面积得以扩展；湖南在此期间，特别是在洞庭湖一带修建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水利设施，保证了农业的发展；生产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进一步扩展到了少数民族，翻车、筒车等农具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湖南是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同国内发达的经济圈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属于中游。 湖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的代表。湖南的农业兴盛可以从宋朝开始。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说：“荆湖南路（南宋）人口剧'，尤其是潭州等诸州，人口增加最多，因此，农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本文通过从湖南宋代经济发展中，浅析湖南宋朝的农业与经济发展若干问题  洞庭湖区圩田产生的年代由于经济重心向南，人口压力不断增加，两浙路一带的围湖造田现象在北宋时期就流行起来了，当地人把它叫做“圩田”或者“围田”，而两湖则叫“垸田”。洞庭湖岳、鼎等州大规模开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
在两宋以前，荆湖南北部有大量的荒地，只是在部分地方进行了屯垦。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处于粗放的状态。  要判断圩田的形成，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垸田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
笔者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学术界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简要的剖析。 注：卞鸿翔和龚循礼混淆了陂、垸的概念，陂是一种蓄水设施，垸是四围筑堤、以防止高水位的堤外水侵入的低洼农田，垸中可能有陂，陂不等于垸。另外，作为排水和灌溉的主要手段，水轮是唐末五代在江南普及的，水车还没有在洞庭湖地区普及，陂内开田是不可能的。  杨果根据唐朝诗人李群玉对洞庭湖“年年有桑田”的描述和司空图对洞庭湖西北涔阳渡的描写，写出了“芦花萧飒，白牛来了。”李群~（88年-862）是澧州人，作了一首《洞庭干》，作了一首诗：“蓬莱水，谁来看？”云梦悲秋，沧海桑田。” 总体来说，这首诗的主题是湖区的居民在浅水区或旱季的时候，在裸露的湖岸、沙洲或滩涂上耕种的土地。这些田地并非围湖造田，而是称“沙田”、“涂田”。  《涔阳渡》是一首名为《咸通十四年》的诗，是在咸通十四年（874年）秋天和冬天的一次从潭北回来的路上写的，全诗是“楚田人站在夕阳下，驿迥村幽客路。“芦花萧飒，白牛来了。” 写的是日落的时候，作者站在楚国的原野上，看到了远处的驿站，村庄的寂静，客道的朦胧。两岸的芦花簌簌而下，洒在了牛身上，一队“白牛”从烟尘中慢悠悠地走了回来。这首诗明显不是围湖造地。  卢英振的理由是：“（黄昭）建水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关闭一次，所以每年都是如此。” 说明该工程已有垸堤、水渠、水闸等构成，是一个完整的垸田。”因为“邑西有数千亩地，都是腴田，夏热，秋湿，民不聊生。”黄照修堤坝，以解旱灾，这很有可能就是后来的河堤。但是，有堤坝不代表有堤坝，溃坝就是堤坝。黄封堤是不是垸坝，尚需进一步的佐证。 森田明的决定，是不是又晚了一步？因为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实，垸田早是在明朝之前就存在的。  梅莉等人相信，在13世纪中叶，在洞庭湖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开垦，但现在看来，这还太晚了。我们认为，洞庭湖地区最晚在2世纪中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垸田。石泉所说的耕种，现在已经有了。地形的优势，不言而喻。 从技术上看，北宋初期，洞庭湖地区修建了不少陂塘防洪工程，常德永泰渠也建起了斗门等防洪设施。 上述黄封堤已经有了牢固的围堤、开启方便的闸门。水车是江南地区的一种取水灌溉器具，从唐末五代起，逐渐普及，到了北宋时期，已有了一定的改进。一种由水驱动的龙骨水车，为在湖区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设备。  另外，沈辽在北宋中叶被流放到湖南永州时，有一首《水车诗》：“黄叶渡前春水盛，江中水车在起起伏伏。“有句话说的好，有句话说的好。”永州的水车比洞庭湖要发达，洞庭湖地区的水车也是理所当然的。 历经50多年的耕种，至1174~1189年，“鼎澧地与湖南相连，耕种甚多”，“不问府县，百姓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兴旺繁荣。“正如龙阳、浊河、乡间、民宅、居连檐、桑麻敝野、农事连绵、农夫万户。” 为了养活这么多人，他们的耕地面积就更大了。除国家出资外，还有一些财力较强的大地主，也会出资围湖造田，例如常德查市的俞翁，每年收稻米十万斤，据估算，约有二十万亩良田。湘阴邓氏，“乞丐奴隶，粮草牛马”，大庄的田地一定很广。  像这种大地主，有充足的人力和财力来开垦土地。所以明代养晦斋的主人《钟相杨么佚事》中云，洞庭区的官吏，“侵吞湖沼，筑堤围田，百里方圆”，“比比皆是”，这应当是与现实情况相符的。 除了石泉所说的三大要素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宋代湖泊人口不断增加，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强劲的推动力。 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976~984)，鼎州和澧州地区的居民270,000多户，140,000多人。到了元丰间（1078-1085)，人口猛增到了10万人，人口达到了5万人。 宋徽宗崇宁初年（1102~1106)，人口增加到140,000户，人口700,000。由于不断增加的土地，增加了对食物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围湖垦殖的劳动力，从而推动了农垦的发展。 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根本，也是生命的根本，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水利建设的数量、规模大小，都能大致反映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 宋朝时期，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灌溉，在北宋时期，曾数次下诏提倡水利。如仁宗庆历二年，诏书：
由此可见，两湖是宋代水利建设的重要区域。 宋熙宁二年（1069）《农田水利规制》的颁布与实施，使湖南的水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荆湖北路自熙宁三年至九年间，共有233个农田水利工程，有8733亩的农田灌溉面积；荆湖南路共有1473个农田，1151公顷，14亩。南宋时，国家也特别注重农业灌溉。 洞庭湖是湖南宋朝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在鼎州（常德），有一座名为“武陵县境”、“洞庭湖西岸”的著名水利项目——“府东九十里”，也就是唐朝李翱长庆年间修建的“考功堰”，“加修于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武陵图经》中所说的“白马陂，宽三十九里，古有堰坝……宋代孙存道，修之。”淳熙年间（1174~1189)，永泰渠修建，“梁山引水二百里，以堤坝为堤坝，逢旱涝节，士民胥悦。”宋朝，澧州的水利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沅水多，郊与市皆有水患，故建水坝，以备不时之需。”北宋英宗治平年间，澧江水泛滥，民宅被淹，郡守王知和“明年水暴来，故不受伤害。” 临澧县境内有上罗湖玄龟，位于县城以北70公里处，建于宋初，元至正二年，筑筑石渠，河道全长25公里，灌溉农田7000多亩；明启七年被冲塌，清初修葺，再崩；乾隆四十九年，大坝抬高了一丈，用了七年的时间，用了一千多两的银子。 岳州修建了大量的堤坝，以抵御洞庭湖和长江的洪水，“城池背对着河川，每逢大雨，堤坝溃决，百姓不得安宁。”崇宁四年（1105年），“沈延嗣以仓部员外郎沈延嗣推荐，修青草、洞庭直渠”、“开渠，建斗门，以利田”，这是因为当时的灌溉与湖泊的水量不平衡。 光绪《湘阴县图志》记载：“当时洞庭湖一带，多为民田，今则以堤坝为界；华容县的黄封堤，是宋朝有名的水利项目。华容县与石首、建宁二县相隔，眺望长江。 因此，虽然没有修建河堤的必要，但也受到了江水的威胁。《岳阳风土记》中有云：“筑宁南堤，则有洪水之灾。”仁宗庆历年，黄照任华容县知府，“邑西有数千亩腴田，因夏热，秋旱，民不聊生，故建水坝，以水封之，故每年都是丰年。” 这道堤名为“黄封”。黄封堤的修建，开启了华容农业发展的新篇章。滕子就修建了偃虹堤，“长千米，高三十米……造福百姓，入京、川、川，凡是不是相隔很远的人，都能得到好处。” 潭州龟塘被毁后重建，在南宋湖南的水利发展史上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龟塘”位于潭州以东二十里处，龟塘“以山泉筑坝”，五代马氏治下湖南，龟塘又有增建，相传能灌溉“田万顷”，“后堤破，年旱，民不聊生”。 绍兴七年，吕颐浩，潭州知州，召集灾民，修葺这一蓄水的水利项目，“以广种田”。龟塘修筑堤坝，又命“安抚使”从潭州抽调数百人，“芟除蒿草”，每天都要有人保养，以保证龟塘的长期效益。 有些地方的乡绅在水利建设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嘉事占年间，潭州湘阴县的李度，就是因为他带领乡民修建了两个乡里的堤坝，浇灌民田，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了朝廷的赏识，被提拔为潭州长吏，“还命官府共同修葺水利。” 茶陵陈汉文，民不聊生，“以东江为陂，以灌溉田亩，有一方之利，远近皆宜。”宝庆府、新宁县共有85个陂塘，武冈4个，这些小规模的水利项目也多由当地的乡绅组织村民修建。 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耕地的耕作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改良后的耕具，不但能改良土地结构，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而且能提高耕种效率，开垦出更多的土地，使耕地的面积大大增加。宋人的耕作工具以曲辕犁为主。“曲辕犁”是唐代晚期的一种耕作形式，在江东地区广泛应用。 到了宋朝，“曲辕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宋金湖一带的耕地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江湖平原地区十分盛行，还向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渗透。比如神宗熙宁年间，章悖开建“梅山蛮”后，就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牛耕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古代的农耕社会里，最大的驱动力量就是耕牛。由于耕作的普及，对耕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宋朝湖南一带，“租牛”和“佣牛”是十分常见的。宋初，在湖南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营田户为牛，每年输四石，牛死而归，称为枯骨税。” 这是政府向“营田户”租借的牛群。南宋李焘曾经说过，荆湖人“以耕种为业，以耕作为业”，这就是“佣牛”，也就是所谓的“租牛”。但是，湖南的农用牛很少，大部分都是外省的商人。 宋高宗绍兴五年，湖南都督衙门向朝廷请愿；“湖南路没有牛，我想请你不要买牛皮、牛筋、牛角之类的东西。”恐伯说的“无牛”，其实是指牛的夸大其词。 湖南大部分的耕牛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欧阳修曾经说过：“今朝湖南的牛年，从京西而来，都是从京西来的”。到了绍兴十二年，湖南地区的牛荒状况得到了改善，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耕牛输出地，例如九月十三日，高宗赦曰：
在耕作工具上，最值得称赞的是湖南各地普遍使用的水轮，以抗旱、排涝，这一点在宋人的诗集中有很多记载。北宋诗人沈辽，从元丰二年到元丰四年，被发配到永州，看到了一辆马车，车轮十米，一浪一浪，一浪一浪，一浪接一浪，一看就是一辆大车。 南宋张孝祥，曾经在潭州、广西静江等地任职，后来迁往荆南湖北道，对湖南的形势比较熟悉。他在《湖湘以竹车激水,杭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的一首诗中写道：
这是一种可以灌溉高等级农田的竹轮，“瞬息”可灌溉千亩土地，可见其在湖南的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和作用。 南宋诗人赵蕃在《激水轮》中描述了潭州（长沙）地区的水车，其形象更为生动：“河上以水轮为主，以人力之力，宛若神灵。山田枯旱水田涝，只有这丰年，凶险不减。”不管是贫瘠的山区，还是贫瘠的农田，只要“用如神”一样的大车开动，每年都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南宋史弥宁在湖南邵州（邵阳）写下了自己的见闻：“谁阻溪水傍岸，若为挽高田。竖笕盛来水。”可见湖南一带广泛使用的是筒车。 秧马是宋代新发明的插秧工具，苏轼在湖北武昌看到了秧马，就把《秧马歌》收入了曾安止的《禾谱》，并在江西、岭南和两浙一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那时，鼎州和澧州都属于荆湖北路，离武昌不远，也不排除鼎、澧一带也有秧马的可能。笔者认为，在南宋时期，苗马在湖南的传播是很普遍的。 曾之谨是耒阳知县的一位知县，他撰写了《农器谱》。 遗憾的是，《农器谱》与《禾谱》都在之后消失。但经考证，《农器谱》的绝大部分内容仍保存于元代《王祯农书》中。所以，尽管曾氏《农器谱》已经遗失，但从王祯的《农书》中可以看出，这本《农器》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农器谱》中，周必大在《农器谱》中记载了耒耜、簸耜、车杖、蓑笠、锤刈、葆粟、杵臼、斗斛、釜甑、仓庾、厥类等十种农具和相关器物。其所记录的农具，不再局限于一地，而以古书为基础，结合现代的形式，详尽而细致，其中一定有湖南一带的农具。 湖南省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有明显的四季特征，有丰富的热量，有较多的降水，有较少的寒季和较长的夏季。 此外，地貌也比较复杂，地层发育比较完整，土壤种类也比较丰富。湖南省具有以上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粟等多种谷物作物。宋代湖南以水稻为主，麦粟为辅的粮食结构已基本形成 湖南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粮食种植结构的优化，使湖南的农业发展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朝以后，湖南就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宋廷在北宋的时候，每年都要向湖南输送粮食，以备北方之需。如真宗时期，江州发生饥荒，有数十艘漕米从荆湖南路运往江州，赈济灾民。 在神宗时期，每年从荆、衡、永三省路漕运粮食65万石，以鼎、澧为主的荆湖北路漕运粮食约35万石。浙江大旱，荆湖南路漕米一百万石，用于赈济灾民。那时候湘中有大批的粮草出口，号称“长沙三绝”，“一船千斤，一船千斤”。 澧州在北宋时期，因为“长盛不衰，人口多达十五万，每年都有十五万石”。南宋湖北荆襄、鄂州驻扎军队，其粮源来自湖南和江西。 如鄂州，宋军一年耗粮45万石，“于全、永、郴、邵、道、衡、鄂、鼎科拔”，荆南宋军，一年用粮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潭，复，荆门，汉阳。 湖南也是南宋首都临安的一个重要粮源。隆兴初，“除洪武、吉、潭、衡军外，还兼有湖北商船，江西、湖南等地的粮食，由三大统领所运，运往中都。” 总结湖南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全国其他发达经济区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属于中游。 从亩产来看，桂阳军的亩产是一石，在衡州，也是一石。闽浙上田收米三石，二等二石，而苏湖上田一亩五石，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湖南宋朝的水稻产量比江浙和福建要低得多，也表明了它的农业发展程度要比其他发达的省份要低。 同时，由于湖南地域、地理环境等原因，湖南两宋时期的区域间农业发展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洞庭湖平原以鼎、澧为中心，以潭、衡、永为中心，湘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岳、武、郴、桂、道诸州的军事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梅山在未开化前，也是“民宅连绵，民宅遍地，火光遍地”，农业技术十分落后。 前面说：“沅湘一带多山，农夫多栽稻谷，多在山丘，每到播种之时，都要砍伐树木，放火焚烧，待其化为灰烬，再播种，收获必翻倍”，可见湘西一带，还处在刀耕火种的落后阶段。 参考文献： 漆 侠 ．宋代经济史【M】．北京：经济 日报出版社，1999 梅莉等 ．两湖平原开发探源【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郭祥文 ．宋代沅澧流域的水利【J】．中国农史，2001，(4)． 李根蟠 ．水 车起 源和发展丛谈 【J】．中国农史 ，20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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