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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由于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欣赏趣味的偏好，所以与李白诗歌相比，他对现实主义大家杜甫的诗“不甚喜爱”。但他对杜甫其人及其诗却是很尊重的。他仍然大量阅读杜甫诗，对杜甫诗非常熟悉；他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诗词创作中，精心借鉴杜甫诗的艺术经验，学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在毛泽东诗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杜甫诗歌的深刻影响。  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一般认为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第二十世孙）。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唐玄宗天宝年间，杜甫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两年，后出三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存了下来，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毛泽东对杜甫诗为何“不甚喜爱” 杜甫 毛泽东不喜欢杜甫诗，这是历史事实。 1942年4月，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与臧克家、袁水拍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杜甫时，他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径直说他不喜欢杜诗，批评杜甫“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有扬李抑杜的想法。 毛泽东为什么“不甚喜爱”杜诗？其实，他的几次谈话中实际都讲出了原因，只不过都显得简约概括。 毛泽东“不甚喜爱”杜诗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杜甫“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杜甫 毛泽东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这首先应与杜甫的家世、出身有关。毛泽东是位大政治家，他审视问题的角度是从社会政治出发的，毛泽东又是阶级论者，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由此来看杜甫，他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远祖杜恕、杜预都曾位极人臣。曾祖父杜依艺，官终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官终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官终奉天县令。 虽然到杜甫时已家道中落，但“奉儒守官”一直是这个封建家庭成员遵循的家训，杜甫一生也基本是按这个家训来处世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也就是说，其阶级属性、世界观都未脱出地主阶级的范畴。但又由于官职卑微，后又仕途失意，遭遇坎坷，经历祸乱，深重的时代灾难和个人经历，使其世界观中注入了一些进步的因素，有别于那些官僚贵族的思想立场，所以他能吟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忧时忧民的诗句，并且在政治上遭到大官僚大贵族的冷落与排挤，与官僚贵族集团有着矛盾与斗争。因此，毛泽东认为他“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对比一下毛泽东对李白的评价，这个问题就会很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不说李白“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李白出身与杜甫不同。李白祖籍陇西成纪，祖先于隋末因罪流放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神龙初年，他的父辈从西域逃回，客居于巴西。这样的家庭很难划入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也不可能把“奉儒守官”作为家训，这便使李白从小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比较庞杂开放的世界观。因此。毛泽东只批评他“有道士气”，而并不说他“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其次，毛泽东说杜甫“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与杜诗浓厚的忠君观念有关。翻开杜诗，表现忠君感情的诗句随处可见，他把唐玄宗、肃宗称为“尧舜君”“至尊”“中兴主”，比喻成“圣人”“太阳”等，替他们辩解“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虽然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虽然也有不被重用的牢骚：“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但又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表示“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向玄宗献忠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甚至到了穷愁潦倒的晚年，依然“每依北斗望京华”, “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 另外，纵观杜甫的一生所为，也与忠君不无干系。他一生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极力想挽救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颓势，恢复唐王朝的盛世秩序，并为之奔走呼号，惨淡经营，“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表现出一个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封建士子的强烈责任心。他盼望着“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在他看来不过是“奉儒守官”的应为之举，应有之义。但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看来，这恰恰都是小地主情感的表露，归根结底，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与毛泽东敢于蔑视封建权威、具有强烈反传统精神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喜欢的是像秦始皇这样的敢破敢立者，像李卓吾这样的离经叛道者。他喜欢李白的一个原因，就因李白赞美了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以及李白的敢于反传统的精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用阶级论的观点对孔子的“仁者爱人”做了分析批判，认为他绝不是爱所有的人，但又将他与当时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对杜甫的忧民之心、仁者情怀，毛泽东大概也如是观。虽然杜甫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甚至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对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客观上也起到了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作用，但在毛泽东看来本质上仍然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的统治手段的表现而已。因此，毛泽东认为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毛泽东“不甚喜爱”杜诗的原因之二，是批评杜诗“哭哭啼啼”  杜甫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行，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毛泽东这段话的本意是以古典诗人为例，要求对人民进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创造出一种充满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社会氛围，以配合当时的形势，为“大跃进”现实服务。 显然，在一贯主张古为今用的毛泽东的视野里，在“大跃进”形势下，杜甫、白居易等忧天下之忧、写天下之苦的悲切伤感的诗作是不合时宜的，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也缺乏一种激发人民热情的艺术感染力，而李白、李贺等充满奇丽幻想、浪漫豪情的诗作正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因此，他批评杜诗“哭哭啼啼”，直说“我不愿看”，是明显地带着一种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的心境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也的确反映了艺术风格上他个人的兴趣偏好。 毛泽东偏爱那些激昂豪放、张扬个性、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作品。而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格多样，但最具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的诗中，“哭哭啼啼”的，有流不尽的泪水，如：“感时花溅泪”“杜陵野老吞声哭”“天涯涕泪一身遥”“双照泪痕干”“呜咽泪沾襟”“凭轩涕泗流”等。 杜甫的代表性名篇《三吏》《三别》《三征》《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伤心的哭诉。可以说，杜甫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杜诗的人民性、进步性，令后人同情、尊敬之处，大都体现在这斑斑泪痕之中。毛泽东读杜诗的感受是“哭哭啼啼”的，并不背离杜诗的实际。但由于受个人的审美兴趣的左右，他感到杜诗中有过多的辛酸、哀伤，而少有乐观者的昂扬、奋发，因此他“不甚喜爱”杜甫过分感伤的诗风。 毛泽东是一位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的历史巨人，长期的革命生涯，不仅形成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魄，而且形成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他坚强不屈、豪迈洒脱、敢想敢干、敢破敢立、大气磅礴的领袖品格。诗如其人，只要读读毛泽东的诗词，便会对此有强烈感受。这种个人风格显然与杜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李白诗风颇多接近，那么，毛泽东扬李抑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毛泽东“不甚喜爱”杜诗的原因之三，是说杜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一些诗中表现的求官愿望比较强烈，或者直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如“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毛泽东认为尽想做官，俗不可耐，自然不喜。毛泽东的诗几乎都与政治有关，但其成功之作都能借助想象构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深邃阔大的意境，把人带入一个充满无限风光的艺术峰巅，使人在领略艺术风光、感受艺术美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如他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等。 毛泽东认为写诗要讲形象思维，政治激情要借助绚丽多彩的艺术形象自然表现出来，避免浅漏质直，平铺直叙。他曾批评过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直以议论入诗，味同嚼蜡。大概在毛泽东的眼里，杜诗的一些现实主义之作就入了宋诗之流，如《三吏》《三别》等，直写乱离之难，夹叙夹议，缺乏想象，缺少绚丽多彩的形象，语言平淡，有直质之嫌。同时，风格沉郁，缺少激情，虽震撼人心，但难以使人振奋。因此，毛泽东批评杜诗为“政治诗”，实质是批评其直写政治事件，艺术性不强。 有人说，毛泽东扬李抑杜，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感到杜诗注家太多，号“千家”，而李白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公平”。联系毛泽东一贯爱抑强助弱的个性特征，以及他评说人物、事件时不会囿于成见、不会囿于传统做法的特点，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李白、杜甫同为大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的价值与成就，并不在杜甫之下。 然而实际上历代注杜达千家，而注李者仅二三，这是历来扬杜抑李者的主要依据。清人赵信谈及为李白作注较杜甫少之缘由时说：“太白诗，西河毛太史尝谓不耐入细，与三唐律法迥别。然其奡兀之气，自不可泯。其持论毋太过与？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绳。……所谓天仙之辞，信不虚也。是以杜有千家注，李注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注，而欲求其瞭然千载之下，不其难哉！”由此可以想见，在李杜优劣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抑杜”评价，显示了他不囿于传统的个性特征。 其实对于杜诗，古代有少数几个人批评过。宋人朱熹在《跋杜工部同谷七歌》中就说：“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明人杨慎《庵诗话》也说：“窃有狂谈异于俗论，谓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 毛泽东对杜甫诗的研读和引用  杜甫 虽然毛泽东说过“不甚喜爱”杜甫诗，但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尊重杜诗，或否定杜诗的杰出成就及崇高的历史地位。事实上，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途中，在列车上与费德林谈论中国古代诗人时，给予了杜甫很高的评价：“杜甫（8世纪）——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这一评价是准确和公道的。 从毛泽东读杜、学杜的情况看，毛泽东对杜甫及其诗歌是十分尊重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生阅读了大量杜甫诗歌。他对杜诗的熟悉，达到惊人的程度。杜诗的许多名篇名句，甚至一些并不著名的篇章，他常常能脱口吟诵，提笔直书。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祝融峰，发出“诚大山也”的深情感慨，下山之后即挥毫运思，在《讲堂录》中写道：“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引用杜甫《望岳》诗中的名句，展现了登祝融峰所见的美景，抒发登高远望的浩然之气。 1924年，中共党员、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陈子博光荣牺牲。毛泽东所送的挽联是借用杜诗《蜀相》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长征途中，当耿飚所在的红军第一大队在甘肃境内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团后，当时随一大队行军的毛泽东高兴地对耿飚说：“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了……”耿飚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射人先射马”是杜甫《前出塞》（其六）中的佳句，毛泽东用此句十分简练地总结了耿飚所在的红军一大队打击敌人骑兵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会上的讲话》中说道：“今天开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引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中感慨人生寿命有限的名句，寄托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良好祝愿。 杜甫《梦李白二首》诗中有“斯人独憔悴”句。1941年8月11日，张淮南为抗日奔走而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39岁。毛泽东的挽联是：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此联中的“斯人独憔悴”，将张淮南为民族的命运而操劳致病的情态做了逼真的描绘，是感人肺腑之言。 当毛泽东的爱女李敏逐渐长大成人之后，毛泽东微笑着对她说：“娇娇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一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的意义……敏，则解释很多……敏，还可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诗是杜甫的怀友佳作，是写李白文思敏捷而一生落拓失意。毛泽东借助杜诗名句释女儿名字寓意，形象生动，给李敏以深深的启迪。 1958年3月7日，成都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和先期到达的九位省市委第一书记参观了杜甫草堂。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联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特别对大廨前那副清代顾复初题的楹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用轻微的声音诵读完上联，便踱步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赞赏地说：“好！集杜句。”这副楹联不全是集杜句，但其中截用了杜甫的诗句。上联中“异代不同时”，见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里“萧条异代不同时”句，下联中“有长留天地”，见杜甫《送孔巢父归游江东兼陈李白》里“诗卷长留天地间”句。可见毛泽东对杜诗的熟悉，几至于了然于胸。 毛泽东边参观边向大家诵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风趣地说：“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随行人员一听都笑起来。毛泽东是很欣赏这一名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专门手书默写过。他在吟诵中联系现实，因而转换话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语虽幽默风趣，却阐发了当时一个见解新颖而发人深省的问题。 毛泽东还参观了杜甫草堂杜诗版本陈列室。当他看见一部用雪白宣纸影印的宋体《杜工部集》时，问：“有多少？”工作人员回答说：“发行到成都的约有十多部。”毛泽东说：“太少了。”他仔细翻阅杜甫草堂收藏的杜诗珍本善本，最后将十几部杜诗珍、善刻本借了带回去细读。 毛泽东借阅的版本有宋黄鹤补注、徐居仁编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元至正二十二年叶氏广勤堂刻本）；宋王洙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建阳刻本涵芬楼影印本）；宋蔡梦弼辑笺《杜工部诗集》（明崇祯三年毛晋重订校刊本）；宋刘辰翁评点、元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清乾隆七年怡府明善堂刻本）；宋刘辰翁评点《须溪评点选注杜工部诗》（明初刻本）；宋刘辰翁评点、元高楚芳编《杜子美诗集》（明天启十年刻本）；明张潜编《杜少陵诗》（明正德七年山西宋灏校刻本）；明杨慎批点《杜诗选》（明天启年间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清卢坤集编《五家评注杜工部集》（清道光十四年涿州卢氏刻五色套印本，芸叶庵藏本）；清杨伦编注《杜诗镜铨》（清同治十一年成都望三益斋刻本）等。 从这些版本看，毛泽东所选借阅的杜诗珍、善刻本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代表版本。这些珍本善本归还杜甫草堂时增加了一些圈点痕迹，如在明杨慎批点《杜诗选》上，《至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白帝城最高楼》《九日五首》《暮归》等，都留下了毛泽东的亲笔圈点。可见毛泽东读杜诗之仔细。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就有杜甫草堂的对联。在成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一批材料给与会者，其中就有《杜甫草堂楹联集》。他将李白的《蜀道难》等6首诗以及杜甫的《剑门》等25首诗编入《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印发至与会人员。从毛泽东借阅有关杜甫的出版物和编选杜诗成书的情况亦可见他对杜诗的推崇。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谈到了对斯大林要有正确的评价，绝不能全部否定等问题，他引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第二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毛泽东借古喻今，深层次地挖掘了这首诗富于哲理美的内蕴，十分得体地表达了对斯大林一生不能任意针砭的总体看法，同时也对赫鲁晓夫等人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与批判。 杜甫晚年乘船出川，漂泊至湖南，以年老多病之身登上岳阳楼，不禁感慨万端，写下千古吟诵的名篇《登岳阳楼》。诗曰：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毛泽东熟读此诗，每遇相关之机，他便想到此诗，十分欣赏地脱口吟诵。 1964年，毛泽东南巡后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暂停岳阳。他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工作及岳阳楼情况时，想到杜甫的《登岳阳楼》，即索笔默书此诗。这是毛泽东借杜诗表达故乡情怀的真实写照。这一手书墨迹，已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雕屏，装嵌在新修的岳阳楼三楼上。毛泽东手书与原诗有一字之差：“老病有孤舟”书作“老去有孤舟”。 杜甫在岳阳楼的重要地位是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替代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晚年最后一段时期是流落湖南在湘水上渡过的，而且最终也是客死于湖南湘水一条船上，更重要的是历代登临岳阳楼的诗人中杜甫的诗名为第一，历代咏岳阳楼之作中杜甫《登岳阳楼》诗为第一，无人能夺此桂冠。杜甫此诗有气吞宇宙之势，天地似日夜浮于湖水之上，气象之雄伟磅礴，天为之渺小，人为之渺小。一个“浮”字，写出天、地、人的虚无缥缈和洞庭湖水的浩瀚无垠。宋人唐庚曾到过岳阳楼，曰：“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杜诗虽小而大，余诗虽大而小。”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座别墅里接见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毛泽东问刘大杰是什么地方人，刘用不太重的湖南口音说：“巴陵人。”毛泽东听了，立刻朗声吟诵杜甫的《登岳阳楼》，然后就此开始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这无疑会唤起刘大杰的乡情，领袖和学者之间因乡情而拉近了距离。此前，毛泽东读过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印象不错。后来，刘大杰回忆说：毛主席晚年有扬李抑杜的想法。 毛泽东到垂暮之年，对杜诗常读常议，还借用杜诗议论重大事件。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天，毛泽东吟诵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时，诵读了前四句：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接着，他说明“明妃”指的是“林彪”。 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冈的一个山村里，他的家在一处名叫回龙山的山脚下。一、二句写林彪的出生地，三、四句写林彪叛逃出北京，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短短四句，将林彪的出生之地、叛逃之处、丧生之所全然纳入，其批判之力度、讽刺之辛辣，可谓备尽其妙。毛泽东这一改，真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 大约是1971年的某天，毛泽东同护士长吴旭君谈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吴旭君想了想，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您不考虑舆论界对您施加压力？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毛泽东笑了笑，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似的说：“你给我背背杜甫的《前出塞》吧。”吴旭君问：“哪一首？”因杜甫的《前出塞》有九首。毛泽东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吴旭君就接着往下背：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毛泽东听了吴旭君的背诵接着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间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 年迈的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似乎对如何打破中美间僵局已成竹在胸。吴旭君听了连连点头，说：“那么说，非找尼克松不行？”毛泽东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毛泽东借助对一首杜诗的精辟分析理解，把战略战术及邀请尼克松的奥妙说得明白易懂，使吴旭君的疑虑和迷惑顿时烟消云散。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中美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5年，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眼病白内障，他是个嗜书成癖的人，自己看起来困难，就常让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杜甫诗，是他常叫人读的作品之一。一次，护士孟锦云给他读杜甫的《进艇》：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 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读到第五句时，不认识“蛱”字，卡住了。毛泽东马上接下来，把后面的四句全背出来了。对于这一首在杜诗中并不是很有名的作品，毛泽东竟然记得如此之熟，可见他平日读杜之勤。 又一次，孟锦云给毛泽东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首诗，孟锦云多次给毛泽东读过，她觉得主席特别喜爱这首诗。这次读得很顺畅。毛泽东听了说：“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语简意明，所评极为精当。 综上所述可见，如果毛泽东没有对杜甫诗的深入研究，没有对杜诗的熟读和深刻理解，如此恰到好处地顺手拈取杜诗并灵活运用是不可能的。也足见毛泽东虽然说过“不甚喜爱”杜诗的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杜甫诗的研读和活用。 毛泽东诗词对杜诗的借鉴与化用  杜甫 毛泽东一生学杜诗甚深，他时常在自己的诗词中采用、借用、模仿、点化杜诗句式、词语、意境等，其中有明显的杜诗遗风。 1918年，毛泽东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中有“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句，这是根据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二句诗意，化用所得。 毛泽东创作于1930年7月的词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结句“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点化杜诗“悲风为我从天来”而成的佳句。 毛泽东于1949年4月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其中“落花时节读华章”句，显然脱化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落花时节又逢君”句。 毛泽东《答发人》诗中“洞庭波涌连天雪”句，从杜甫《旅夜书怀》中“月涌大江流”句诗意气势变化而来。 毛泽东《送瘟神二首》中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句，仿杜甫“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句的雄浑气势而变化出之，表现了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歌颂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后人民身体健康，饱含极大的劳动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写得气象宏阔，豪宕雄壮，颇似杜句。 毛泽东于1961年2月在女民兵晨练照片上题诗曰：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诗中“飒爽英姿五尺枪”句出于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英姿飒爽犹酣战”句。杜甫“英姿飒爽”一词，毛泽东仅倒置变为“飒爽英姿”，仿杜痕迹甚为明显。 毛泽东1966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一诗的尾联“故国人民有所思”，是将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中的最后一句“故国平居有所思”句予以换词化用而成的新句。 1965年7月，毛泽东在《致陈毅》一信中谈论诗歌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杜甫《北征》诗是赋、比、兴兼用的长篇名作，“诗史”佳篇。其史家笔法颇为后人赞赏，毛泽东亦不例外，对之甚为推赏，他自己的一系列颇有史料价值的诗词即具有杜诗史笔之风。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诗词学杜诗甚深，借用变化，发展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在努力学习杜甫精湛诗艺的同时，展现出自己的过人才华和独特风格。  杜甫 毛泽东是大书法家，他还常常从反复吟诵杜诗和书写杜诗中吸取书法技巧的启发。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舒群、朱光，谈及书法时说：“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云：'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不是至理名言吗？”杜甫在这段话里，认为舞蹈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毛泽东很同意这种观点，称其为“至理名言”。 毛泽东喜爱书法，他常常从戏剧、舞蹈、绘画等艺术创作中汲取营养，以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如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为其书写刊名多幅，在挑出的三幅上分别注道：“此拟可”，“比较从容”, “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在舞蹈与书法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杜甫心灵相通。 从传世的毛泽东墨迹来看，毛泽东自1950年以来，手书古代诗词一百多件，《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收录的毛泽东手书的杜甫的诗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登高》，《秋兴》八首之一的后四句、之二的前四句，《江南逢李龟年》，《登岳阳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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