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人互相“保密” 我在上海没住几天，便匆匆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南京。我怕南京有重要会议，漏记重要情报。 “还都”之后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在丁家桥办公，离我们住的中南旅社很远，要坐班车上下班。我们的孩子还小，没人照看不行，我就给泰兴老家的母亲捎信，让母亲到南京来帮助照顾孩子。母亲接到信，很快就来了。 老人家高兴极了！我17岁离开家乡，现再见到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我这个当年的少女，如今已是31岁的少妇了！ 老母亲到南京时，还带来了多年一直跟在老人身边的小伙计陈三。说是小伙计，其实老母亲早已把陈三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不久，庆来也被接到南京，三个孩子们都亲热地叫陈三为老伯伯。 我把家交给母亲，自己一心忙工作。 几天后，明之也随资源委员会的职员飞抵南京。一家老老小小七口人住在两间屋子里，很挤，但终于团圆了。 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母亲和陈三像有什么秘密，他们老是在后屋嘀嘀咕咕，只要我一出现，他们就马上停止嘀咕，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大声扯起别的事情，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明之和我整理的情报，有时因未到送出的约定时间，就密藏在母亲住的后屋床下一只从重庆带到南京的破铁皮箱子里。铁皮箱内上面放杂物，下面放情报。经常从床底下拖进拖出，箱底都快磨破了，但是可以防老鼠咬，所以从重庆带到南京，仍用它来藏情报。在母亲看来，女儿和女婿也有些秘密的事瞒着自己。 一次，庆来在无意中对我说：“外婆和老伯伯常常说'老四’什么的，说是想家，想'老四’了，不知什么意思。” “老四”是谁呢？后来我与明之分析，抗战期间，泰兴黄桥一带，新四军抗日救国斗争非常活跃。我们猜想，母亲和陈三说的“老四”，大概指的是新四军吧？ 原来，母亲和陈三在家乡一直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做掩护，帮助藏匿文件和武器。沈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新四军的交通站，他们称陈三为“三哥”。母亲和陈三临出来之前，在家里小楼上为新四军藏的一批枪支刚刚取走。但他们担心交通员再回来就找不到“三哥”了。他们为不能再给“老四”工作而惋惜。他们知道国民党和新四军不是一家，蒋介石是要消灭新四军的。老太太到了南京才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她认为女儿和女婿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那就不能让我们知道共产党、新四军的秘密。 我从心里为母亲感到自豪，但眼下又不便和母亲说破，就提示他们，以后不要再说“老四”了。 我对明之说起母亲和陈三的秘密，明之笑道：没想到她老人家和陈三也做秘密工作呢！ 我说：就这样，一家人互相保密吧！ 我和明之自然不能对母亲和陈三说破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时要背着母亲和陈三在家里藏些东西把装有密写情报的香烟和火柴盒伪装好，藏在母亲床下的杂物堆里，等明之去接头时再取走。有时密藏被母亲碰见了，就暗示她千万不能对外人讲，要帮助保管好。老人家做过“秘密工作”，见我们也神神秘秘的，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她也不问。直到上海解放，我们俩的身份公开了，老人家和陈三似乎并没有十分惊讶。 获取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指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自此爆发全国规模的内战。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重点搜集军事情报，以配合我军打败蒋军的进攻。 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八个月中，一共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了105座城市，但他的兵力却损失了71万人。平均每占一座城市，就要付出七千人的代价。同时，由于蒋介石占领地盘的扩大，战线亦随之延长，军队补给发生困难。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蒋介石投入大量军队，来守卫交通线和这105座城市，蒋介石的机动兵力就大大减少了。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变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亲自指挥七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攻。 15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他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并攻击共产党“武装割据，妨碍统一”，煽动说：“这真是国家最大的不幸”。 将介石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应。我坐在主席台的一侧，对会场上的情景一目了然。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参谋总长陈诚做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国民党整军、扩军以及和解放军交战的形势，还不失时机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 陈诚说：“共党无理拒绝，紧闭和平之门，甘做人民之敌，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安宁…遂使为救国而抵抗侵略之将土，不得不为救民而戡平内乱。” 这种陈词滥调不是情报，我早已听腻了，我只关心那些对打败蒋军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他在发给蒋介石的报捷电报中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此时正值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当陈诚趾高气扬地在会上宣读电报时，我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频频点头微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 实际上，胡宗南部队占领的延安是一座空城。在蒋介石发布轰炸延安的命令之前，中共中央已从打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那里，得到重要预警性情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进行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电报中所说“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无数”纯属谎言。此时，胡宗南在战略上已陷入被动，他的部队随后逐个被解放军击溃、歼灭，损失惨重。 我成功获得国民党1947年3月六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特别是参谋总长陈诚在小范围会上所做的绝密军事报告，以及他们对战局形势的分析情况，均由明之剪边、摘编、密藏后送交何以端，及时上报设在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然后发往延安中情部。 蒋介石生逢乱世，他能在军混战的年代，在国民党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决非等困之辈。他在国民党各派之间玩弄权术，左右逢源。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的这套把戏就玩得更加纯熟、老练了。在各种会议上，一遇到派系之间因利害冲突争论不休时，他就拿出他的“太极”妙法，说：“再研究研究，下次请××做报告，今天暂不作结论。” 待到下次会议时，他拿出的意见，已是一锤定音。大家慑于他的权威，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我对蒋介石惯用的这套手法，耳闻目睹无数次。 蒋介石主持会议，通常比较斯文，讨论问题时，总要先问坐在前排的于右任、戴传贤、张继、居正等国民党元老，称他们为“先生”，随后再问其他人。一般情况下他很少插话，都是听别人说，有时甚至闭着眼听，像睡着了似的。但不时突然又会睁开眼睛瞪某人一眼，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1947年春，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连连遭到失败，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他日益感到自己处境困难，形势严峻，心情越来越坏，脾气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也越发害怕泄露“天机”。有时在最机密、最重要的会上讲党、政、军、特的关键问题时，他会突然对秘书长和速记员挥一下手，用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低声嘟哝道：“下面这段话不要记。” 谁能不按总裁的脸色行事？所有的笔都停了，我和另一位速记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知道，他害怕泄露的“天机”，往往是党中央最需要的重要情报。于是，我就在心里默记主要内容，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情报，再由明之交给何以端。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正如张继所说的那样，就在他的身边。他不让记的绝密内容，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中共中央。 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共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74师的惨败，使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在陕北战场上，胡宗南的部队也一个旅一个旅地被解放军歼灭。所谓“重点攻势”，实际上已告失败。 1947年五六月，蒋介石多次在中央训练团做报告，我随从速记。蒋介石大骂指挥官无能，又哀叹战事失利。 他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说到张灵甫阵亡时，蒋介石眼圈泛红，表情十分哀伤，几乎流出泪来，大庭广众之下，只能强忍着，但是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在颤抖。这种情景，我坐在离蒋介石几米处，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如此哀伤，说明这一仗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接着，蒋介石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是“军官不懂战略战术，不读书。”他自称得到共军小册子《战略战术问题》，正在认真研究。 随后，他为他的将领们打气说：“今后提升，首先要看战绩，其次才是资历，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要精诚团结，共度国难，否则吾辈死无葬身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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