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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这两顶招牌，够有分量吧？！ 设计制造中国第一台发动机；设计制造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轮船；创建中国第一所教授现代科技的学校，创办中国第一种科技期刊——这样的开创性事业，算得上伟大事业吧？ 但是，你能说出他的名字吗？ 在他的那个时代，天灾人祸不断，战争动乱接踵，绝大多数国人，不要说科技，连自己的母语汉语，也大字不识一个；而他从事的事业，达到的高度，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太科幻太脱离国情了！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畅达、科教兴国的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也根本就说不出来这是谁！ ——而让人不得不感慨的是：同时代的官场人物政治权棍，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大众却耳熟能详。 这个生活在150年前大清中国的牛人，他的名字，叫徐寿。 徐寿，出生于1818年，鸦片战争发生时，22岁，死于1884年，甲午战争前10年，活了66岁。他人生的后半段，正是大清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起对外开放大搞洋务运动改开的时代。 徐寿，是出江南才子的江苏无锡人。出生时就已经家境没落，5岁又丧父，靠母亲抚养艰难长大。17岁刚成年时，母亲又去世。 这样的艰难家世，往往会刺激普通的聪明人发奋读书求取功名，以求改变命运扭转家境。而这个后来被证明的高智商聪明人，志向兴趣却不同寻常，他自小对私塾讲授的传统学问，没有多少兴趣，却对各种匠人的手工技艺兴趣盎然，以至于经常逃课，去作坊匠铺，看人家做事，有时一蹲就是半天，不仅看得津津有味，回家还意犹未尽，想尽办法学习模仿。 对于传统读书人来说，这就是典型的不务正业；即使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这是正业。虽然读书学习并不困难，但这样心有旁骛，青年徐寿自然科举无望，不是考不上，而是根本就不在意，“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连标示身份的秀才都没考上一个。 而沉浸于各种 “奇技淫巧”的陈寿，属于那种典型的理工发烧男，依靠不断的学习揣摩，自制出了指南针、象限仪等工艺品，尤其是他做出的自鸣钟，精巧绝伦，令人赞叹。 但是，在科举才是正途，公务员才算正经职业的社会环境里，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和制作技艺并不受人待见，这样的聪明伶俐并不被人高看。 但幸好，在他苦苦求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知己。 有一次，他去县城修一架七弦琴时，结识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发烧道友——华蘅芳。这个华蘅芳，也十分有个性，同样不走科举寻常路。徐寿至少还参加了次科举考试，而华蘅芳干脆就连名都不报，一门心思玩数学、搞科研。 两个对文科不来电，却对科学技术一往情深的理工男，虽然年龄相差了15岁，却一见如故，于是两人经常混在一起，共同切磋研讨遇到的疑难——在当时的社会，找到这样志同道合者的几率，比找到红颜知己还渺茫。 1853年，徐寿与华蘅芳结伴同往上海，拜访当时在上海书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李善兰。这次上海之行，对二人爱好事业影响很大。他们不仅大开眼界，还购买到了了许多科技书籍与实验仪器。此后，他们不时前往上海，购书求知。 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籍，是《博物新编》，这是西方输入中国的第一本科技百科全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无所不包。这本书相当于他们系统的科技教材，打开了二人全新的科技视野。他们不仅沉溺其中，翻来覆去地阅读抄写；两人还参照书本，在大清中国破天荒地做起了各种科学实验。 为验证子弹飞行轨迹是抛物线，两人在野外展开射击验证。实验后，徐寿画图，华蘅芳执笔，完成了数学论文《抛物线说》——这可是中国第一篇数学论文！ 通过把水晶图章磨成三角形，验证了太阳光的七种颜色，把人造彩虹呈现在面前；通过摩擦生电，让小纸人翩翩起舞…这些科学小实验，一如魔法的神奇，让围观者们看得目瞪口呆，也让这个怪人的声名远近闻名。 也许徐寿自己也想不到，这些既不能赚钱，也不能做官的学问，纯粹就是个人兴趣爱好的理工知识，在几年后，突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热门技艺。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设军械所，研制西方枪械武器。近代兵器制造，需要物理化学知识，文科生性质的传统科举官员，全都摸门不着；过去视为奇技淫巧不务正业的技术人才，一下子成了求之不得的香饽饽；然而，整个当时的中国社会，有这些理工知识的人才，都稀缺如凤毛麟角； 无论你多看重科举资历，现在，你都得不拘一格地打开大门，把这些民间科技牛人请进门。名声在外的徐寿、华蘅芳和他的儿子徐建寅，都被聘请就职，——这又是一项中国第一：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批工程师、科技人才。这一年，徐寿已经44岁。 端上了官企铁饭碗，理工男徐寿没有停止探索和折腾。普通的造枪造弹之外，徐寿与华蘅芳，把科技攻关的目标，瞄准了其时的大国重器：蒸汽轮船。 今天的人们看来云淡风轻的小事，在当时，却艰难如登天。当时的中国，连最基本的模具、机床、工具都一无所有，应有尽无。别说轮船，就连一台蒸汽机都造不出来。 蒸汽机的原理，并不复杂，那本打开了徐寿科技视野的《博物新编》，里面就有蒸汽机的图样，这也是他当时唯一能找到的技术参考资料。好在当时的长江里，已经有外国轮船出没，徐寿于是跑到停泊在江边的一艘外国轮船上，四处观摩研究，回来就搞逆向工程，构思设计成图。 数据计算，有华蘅芳这个数学天才。没有螺丝，没有活塞，徐寿用自己灵巧的双手，拿着矬子一点点磨造。 3个月后，1862年8月，在与世界科技近乎隔绝的大清中国，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象征的蒸汽机，被一个曾经社会边缘的中国人制造出炉。 连不苟言笑的曾国藩，闻讯也激动不已：“洋人能做到的事情，咱大清也能做到了！” 有了蒸汽机这个心脏，徐寿和华蘅芳开始着手攻关蒸汽轮船。 最终，历经三年，耗费白银8000两，大清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制造的蒸汽轮船“黄鹄号”诞生，1865年，在南京首航成功；虽然仅仅重45吨，时速12公里，却毕竟是破天荒地开了先河，中国近代的造船工业，由此起步。 其后，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又设计和制造了 '惠吉'、'操江'、'测海'、'澄庆'、'驭远'等舰船，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新局面。 上海《字林西报》如此骄傲地昭示大众：“黄鹄号所用材料均由徐氏父子亲自监制，并无一个洋人相助。” 连皇帝都激动了，同治皇帝为此特赐徐寿“天下第一巧匠”牌匾，由此可见，这艘船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虽然此时轮船早已在世界各地穿梭了50多年。 对于船炮枪弹，徐寿也创造了多项发明，他自制成功了镪水棉花药（硝化棉）和汞爆药（即雷汞），这在当时，可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工业高科技。 此时的徐寿，虽然没有官方的体面身份，却一样算得上事业有成，名誉地位都不缺了。 难得的是，这个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科学前沿的智者，虽然已年近50，却并没有沉溺于俗世的功成名就中，他先后谢绝了李鸿章、丁宝祯等洋务官僚高官厚禄的邀请，无视操办经营那些洋务名企的丰厚油水，带着儿子徐建寅，干起了吃力不讨好的基础工作：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内，专门设立了专门的翻译馆，翻译和传播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徐氏父子翻译的西学书籍，高达近800万字。到1884年逝世，徐寿译著的化学书籍和工艺书籍有13部，将当时西方近代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物理化学以及化学实验仪器和方法作了系统介绍。译著的《西艺知新初集》，《西艺知新续集》，介绍了当时的先进工业技术。这些书，被公认是当时最好的科技书籍，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学习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那些熟悉的中文名称“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就来自徐寿的首创。即使近代以来对大清充满蔑视的傲慢日本，一看也居然觉得不错，不得不服气地引回日本使用。要知道，在当时不仅没有外文字典，甚至连阿拉伯数字都还没有用上。要把西方的科技术语用中文表达出来，绝不是件简单的事，完全是难题重重的开创性工作。 《Nature》，是今天地球科学界依然尊崇的科技前沿杂志，任何一个现代一流学者，也以文章被它发表使用为荣。1878年，徐寿发表了《考证律吕说》，直接推翻了伯努利定律。三年后，这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在《Nature》上发表——想不到吧，大清时代，我们居然也能有智者荣登《Nature》！这也是他的一项中国第一。 当时的《Nature》编辑，其实也很惊奇，也表现出难以置信： （这篇论文）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证实，竟是来自那么遥远的中国，而且是用那么简单的试验手段和那么原始的器具来实现的，这是非常出奇的。 为了培养现代工业与教育需要的科技人才，1874年，徐寿和傅雅兰等人在上海创建了格致书院。这个书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书院，它开设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课目，定期地举办科学讲座，讲课时配有实验表演。是大清我国第一所专门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为近代科学教育开了先河，其历史意义，不言自明！ 在格致书院开办的同年，徐寿还创办发行了我国第一种科技期刊一《格致汇编》。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以徐寿的科学素养，以及对近代工业、近代科学的众多开创性贡献，如果要评选大清中国的科技泰斗，应该说，他是不二人选，实至名归的大清科学界“扛把子”。 有意思的是，在大清时代，这样牛人的官方身份，却一直相当于一名临时工，不过就是官员身边的助手，以匠人的身份协助官员工作而已，连自己的独立身份都没有。 而这样的尴尬，仅仅因为，理工天才没有先学好文科：没有通过那个时代推崇的科举取得功名。 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苛责大清社会与大众，即使到今天，军政要人富豪明星之外，我们又熟悉几个科技巨匠学术大家呢？ 徐寿的作为与贡献，其实可以告诉我们，100年怎么也撕不掉落后标签、今天也在众多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我们，实际上并不缺乏聪明人。作为平均智商名列世界前茅的中国人，我们所缺乏的，从来不是人才、不是掌握科技的智慧！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真正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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