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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
“封建”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耳熟”却不能“祥”的一个概念了。百多年以来，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它被严重泛化和曲解，已经到了不知所指为何物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语言里，什么“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思想”顺口就来，甚至把男女之间过于隔阂叫做“你这人太封建了”……但是，这些离我们要说的“封建社会”差之十万八千里。
那么，什么是我们要讲的“封建社会”呢？
封建社会最典型的形态存在于公元9-13世纪的欧洲，如法兰克（后分为法、德、意），英伦三岛，以及北欧，南欧，东欧的部分区域。如果加上形成和解体的过渡期，大约从公元6-7世纪到17-18世纪，具体地说，就是从罗马帝国衰亡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我们所说的“封建”（或封建制度，封建主义），译自“feudalism”。不管中文的翻译是否达意，它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周初大封建”（尽管有相似之处），更不是秦设郡县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
以前，可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欧洲的这一段历史称为“千年黑暗”，“中世纪”成了一个贬义词。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因为，越来越深入的历史研究证明，封建社会孕育了现代化社会几乎全部的基因，也是人类社会能否从中古时期和平长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前提。
说了半天，那“封建社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有什么基本特点？它怎么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呢？
简言之，双向契约的封土封臣；分散多元的领地自治；协作生产的庄园经济，是其最重要的元素。
当然，从溯源性、相关性和派生性来说，还有基督教会，城市自治，议会制度等，从而组成一个“社会”。
如果站在中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上看，这个课题就更加有价值。简单地说，在中古历史时期，东西方的最大差别，就是有没有存在过封建制度，换言之，是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还是以单一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皇权专制制度，才是东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历史性差别。
就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而言，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就是以中国为典型的皇权专制制度（或者叫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官僚制度）。
何为“历史性”差别？就是说，这种差别是历史性地形成的，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这么说，东方（亚洲）就不曾有过封建社会吗？只有一个，那就是10世纪以后的日本。有人会问，那中国在公元前九世纪不是有过“周初大封建”吗？不仅有，而且比欧洲还早出现近一千年！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周初的“封土建国”与欧洲的“fuedalism”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点我们后边还会说到。
1981年6月，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哲学系1977级开始选择毕业论文课题了。我选择的题目是《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其中包含了什么意义？
自从撞入哲学，我就难免像黑格尔那样，站在哲学的角度观照历史，头脑中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脑中（我把它称作“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
——“为什么原始人类定居以来（这个时间界限我们将在下边予以说明），世界上会形成这样多的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形形色色的民族与国家？”
我在八十年代初完成的这部论文中写到：
——人们惊异地发现：
古埃及的金字塔与希腊城邦的高墙，标志着怎样不同的文明；
中世纪欧洲的庄园城堡与古代中国田园诗般的小农生活迥然各异；
为争夺通商海口的特洛伊战争和为争夺土地的春秋不义战为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传奇故事；
古希腊雅典对君王的更替诉诸“贝壳放逐法”，而古代中国的夏朝却诉诸“禅让制”；
我们可以在查理帝国与中国专制王朝之间找到显著的区别，也可以在中国与印度专制王朝之间找到另一种差别； 一边是阿拉伯和蒙古的游牧部落，一边是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
当地中海在进行着海盗式的十字军东侵，长江流域正在发动旨在“均贫富”的农民战争；
当十五世纪葡萄牙人登上西非海岸时，非洲土著正在原始森林中狩猎；
美国的摩天大楼与爱斯基摩人的兽皮帐篷同时存在于二十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民族与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有如此大的差距？也许，是因为起步早晚不同吧？但是，谁都知道，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恰恰是在现在看来不发达的非洲和亚洲。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按照简单的理解，不同的社会由于各自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循着历史的一般规律演进，他们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仅在先后次序上有别，而且在所走的道路也有不同？为什么尽管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形态不断更替，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某种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等却形成传统而一脉相承？为什么在同样性质的社会形态上（如奴隶的，，封建的），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形式？尤其显著而为人所共知的是，为什么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在数千年来走得是迥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对于上述种种疑难，抽象地谈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不能作出满意的回答的。（以上引自我在1985年完稿，2010年出版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找到了人类社会在大农业时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理环境，不过，这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课题，我们只能另作讨论。
这里要说的是，与此相关，传统教科书上所说的“社会发展形态五段论”，根本无法解释我在上面发出的疑问。正是在这部《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的研究中，我得出了东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有着根本差别的结论，比如中国，自秦汉以后，不仅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而且也不曾有过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因为其社会-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从而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规律和历史结局。
从那时起，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一直让我关注至今。
由于人生轨迹的变化，我离开“学院圈”已经很久了。这几十年里，国外的有关学术译著出版了不少，国内很多有识之士也逐渐抛弃了迷误已久的“封建”概念，这使我在原有思路上更加丰富和成熟。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在我最近浏览国内的一些有关学术论著的时候， 发现传统教科书中的这些误导仍然大行其道，普通的学生和非专业人士则更加是以讹传讹了。
这样看来，这个话题就是一堂必修课了。
二，封建社会的起源
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从发生看到本质。
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只有中世纪的欧洲而不是亚洲（除了日本）更不是非洲产生了封建社会？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有什么前提条件是它独有的呢？
首先就是日耳曼人的入侵。
罗马帝国末期，整个社会生活都腐败到了极点，帝国的统治近乎崩溃。由于军事扩张停滞而奴隶枯竭，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商业凋敝、城市毁灭、艺术衰败，地中海似乎都要陷落了。大庄园经济也不再有利可图，于是，回到小规模经营。但是，“自由”的小农总是容易流离失所。我们知道，无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分散而孤立的小农，都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然而，没过多久，欧洲却开始出现了生机。小农们逐渐成为封建庄园庇护下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人身自由换取了安身立命之所。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工矿业衰落了，而农业地产却逐渐扩大，形成新的土地贵族。
封建主义在欧洲登台了，并且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生产恢复，人口增长，创造了欧洲式的农业文明。那么，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这就是蛮族的入侵，主要是日耳曼人，也有一些东部的游牧民族。
日耳曼人是对欧洲北方蛮族的一个泛称。其实它包括众多的部族，可以说，除了东方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都可以叫日耳曼人。
哥特人最早侵入罗马帝国，并颠覆罗马帝国。然后占据了高卢北部、意大利、西班牙、北非等地区；北方的日耳曼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北部的伦巴第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维京人等），东边的马扎尔人、斯拉夫人不断侵入；盎格鲁-萨克逊人赶走了凯尔特人占据了英格兰；勃艮第人占据了高卢，继而又被法兰克人占据；维京人先是劫掠然后侵占了英格兰，受封了诺曼底，还在东欧建立了基辅罗斯。
什么？难道不是日尔曼人灭亡了罗马帝国吗？不错，但是事情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日尔曼人用它的“灵丹妙药”给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返老还童”。
这个“灵丹妙药”是什么呢？
给欧洲带来生机的，不是他们的“文明”，而是他们的“野蛮”；不是他们的“进步”，而是他们的“落后”，是他们的氏族制度和习俗。
的确，当时的日耳曼人还处在氏族部落的野蛮状态，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渔猎和落后的农业为主，或者从事海上贸易和海盗，他们还保存着古老的氏族部落和自治公社制度，比如马尔克。
在政治和军事上，最主要的是部落民主制，他们或者在强者中推选军事酋长，或者通过部族大会的协商推选部落或联盟的首领。他们流行军事采邑制，战斗胜利后会以“恩地”或“采邑”的形式将土地奖励给有功者。蛮族人好勇斗狠，军事首领与他的团队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扈从（亲兵）制度。
可以看出，其中的采邑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委身-庇护原则，就是封土封臣、骑士制度和双向契约关系的雏形。
正是蛮族入侵带来的这些习俗，使罗马帝国后期流离失所的小农们逐渐成为封建庄园庇护下的农民，比如流行的做法是小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先交给领主，再以“封地”的形式拿回来。农民“以请求的方式”加入贵族庄园，获得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了委身=庇护关系。
扈从变成了骑士，采邑变成了封地，部族领袖发展为封建贵族，原始的自治公社变成了自治领地，亲族纽带变成了土地纽带，帝国的中央财政变成了委身者的贡赋和服役。
这样，从贵族到农民，以一种人身依附的方式组成了新的社会链条，形成了新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财政的社会结构，使已经解体的帝国体制重新稳定下来了。
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让集权的帝国解体的过程，但是它却新生了，好像这些因素让原来的体制分散化，但是却使社会重新组合了。
所以，蛮族入侵并不是只给衰落的罗马帝国带来破坏，这些看起来“野蛮”的氏族之风却点燃了欧洲即将熄灭的文明之火。
可见，“野蛮”和“文明”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我一直认为，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作用被低估了，比如周武灭商汤，究竟谁是“野蛮”谁是“文明”，恰恰是游牧民族周人的氏族遗风给华夏带来的西周大封建，才有了几百年的春秋故事和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当然，仅有游牧生活方式是不够的，所以西周封建早熟又早夭了。这是另一个延伸话题，不可能展开了。
细细品来，我们就会发现，当年好战的所谓“蛮族”，也饱含着对主神奥丁的虔敬，他们⾮常看重战死沙场的荣耀，他们渴望⾃由，追求新的⽣活，他们永不满⾜现状⽽不断地迁徙，并且学会交换，合作，学会定居生活，融⼊新的⽣活⽅式，以及后来对基督教的皈依……这些特性难道不是加快了他们⾛向⽂明的脚步吗？如果没有⼈性的“野蛮⽣⻓”，真正的⽂明也不会到来。
当然，蛮族入侵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只靠这种外部输入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古老的欧洲，如果要进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本身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欧洲封建社会形成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地中海文明的北移。
欧洲北方民族的大迁徙运动造成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随着日耳曼人的南侵与罗马人融合，欧洲的社会生活区域却北移了，扩展了。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欧洲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都是土地贫瘠、狭小的国家，他们主要依靠城市工商业、农林业、海上贸易和殖民掠夺活动求得生存。在欧洲社会生活区域北移之后，欧洲内陆具有更广阔的生存条件，并且，这时也有了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土地条件的农业生产技术，使欧洲能够立足于本土充分发展农业文明。当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地中海，而是力争与它联系在一起。
关于地中海文明，这是大家熟知到不必赘述的东西了。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以及哲学、法律、科学、艺术、教育、政治学、基督教等，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传承。
所以，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蛮族入侵和地中海文明融合的结果。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把这叫做“双重祖先”，我用一句形象的话说：
蛮族入侵和地中海文明的融合，如同父精母血着床于欧洲腹地，诞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
三，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首先必须了解的就是，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存在？前边我们说过东西方社会的“历史性差别”，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条件是什么？
1，首先是庄园经济。 正如布洛赫在他的经典著作《封建社会》中所说：
“庄园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因素”
其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就盛行庄园奴隶制，它是一种集中管理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不过，那时的庄园大都是以矿山、工匠等奴隶劳动为主。到了罗马后期，由于欧洲社会经济生活的北移，庄园制度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另外，日耳曼人古老的农村公社，也有集体劳动分工合作的传 。
当大农业北移以后，贵族以领地为主导，吸收依附农民以及隶农，形成自主地与租佃地并存、集体劳动与个人劳动并存，农、牧、渔、林、工、商等多种经营的大庄园。 庄园的中心——城堡
封建庄园都有哪些特点呢？
领主的土地一部分作为自属地由自己直接收益，一部分分给农民作为佃领地（份地），农民既要耕种自己的份地并交付地租，也要在贵族的自属地上付出劳役，作为佃领地和安全庇护的回报。除此之外，还有自治公社的公地和私地之分，交叉在 起。
集体管理分工协作的庄园经济 最有特色的是庄园内部的分工协作。中世纪当然是还是自然经济，但是它不是像中国的“男耕女织”那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农地、林地、草场、果园、渔业并举，特别是丰富多样的手工业作坊形成壮观的风景，如木工、铁匠、酒庄、教堂、马厩、磨坊、面包房、肉坊、纺织、皮革、制鞋等。
庄园里的食品作坊 显而易见，庄园实行规模化生产和组织协作，土地面积一般都有几千英亩，而一块领地都是拥有若干个庄园。这种多元化生产和分工协作，需要集中管理和集体劳动。贵族和他的管家（经理人）负责整个生产经营的统一管理。
你看，这是不是很像现代社会中的企业？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庄园手工业逐渐地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大分工，它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加速了早期的城市的出现。这些，对现代化的进程都有极大的意义。
庄园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自治领地的基础，这点我们后边还要细谈。
庄园内的教堂广场也是集市
贵族庄园的整体布局
比起古代，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是大大衰落了。一般地说，它表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这种自然经济是以庄园为单位的，在庄园内部，分工仍然存在着。一个法兰克贵族在大庄园住宅内的生活，虽然是粗陋的，但也可以与十八世纪美国弗吉尼亚的大农场主的庄园住宅媲美。不同的是，庄园内部就可以生产出来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比如制服装用的羊毛，剪割、清洗、梳刷、纺织等。兽皮由鞋匠硝制并制成鞋子，兽肉是用盐腌、火熏、醋渍的，庄园里有各类工匠——制鞋匠、硝皮工、染工、织布工、铁匠、制车轮匠和木工。 2，农牧混合的生产生活方式。 农牧混合经济作为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是与庄园经济不可分离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从生产生活的自然地理上看，欧洲腹地普遍适于农牧混合的生产方式。这里所说的混合，不是一般地指既有农耕，又有畜牧，而是指在一块不大的区域内，甚至在同一块土地上，农牧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轮作的经营方式。
由于欧洲的海洋性自然地理条件，降雨均匀，地势平坦，有广袤的土地、草场和森林。长期的农耕与畜牧经验，逐步推广了土地的年度和季节休耕，农用地与草场交换使用的方式。这就是普遍实行的所谓“三圃制”和“田-草”轮作制度。耕地被封为春播、秋播和休耕三种方式，经过两三年，也会整体休耕一年。农民们发现，这样有利于涵养地力，也可以利用休耕地进行放牧。特别是在协作生产的庄园里，可以共同使用大型农具、水车和其他农业设施，可以在更大范围进行农作物不同品种、季节的轮换。
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农牧混合经济有利于农牧业技术和效率的提高（虽然也有人认为欧洲农业单产量仍不敌中国人力集约化农业），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尽管其中的机理尚待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确实成为封建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并且与中国的单一小农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早在古代，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在劳动方式和技术经济结构上，在海上贸易的主导下，不仅农牧业混合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独立的林业、渔业、副业，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多种多样的独立的手工业（根据罗马法律，工匠一度是世袭的职业），为庄园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总体上说，与庄园经济相对照，中国普遍存在的是单一小农经济。
单一的劳动方式和技术经济结构限制了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东方的农耕经济不仅是单一的，而且采取了小农经济的形式。从远古的时候起，东方民族便从同一块耕地中取得衣与食之源，并通过家庭内部的两性自然分工，在家庭内部把工业和农业直接结合起来。自古以来的农桑二事，共同植根于一块土壤之上。于是，男耕女织就成了循环不已的再生产形式。
中国也没有农牧混合经济的条件。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的确曾存在过游牧部落，即被称为“戎狄”的民族，或可说，中华民族的祖先也都曾有过畜牧业。但是史料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就已经没有成规模的游牧业了。我们的祖先从进入定居生活时起，就基本向着单一的农耕经济发展，而且愈益鲜明。也就是说，当农耕业出现以后，畜牧业就被取代了。
到后来，畜牧业日益成了农耕业的辅助部门（如耕牛饲养）和副产品（如鸡、狗、猪的饲养）。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原地带一直与北方游牧民族处于敌对状态，大致以长城为界将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截然分开。在漫长的历史碰撞中，也只有同化而没有融合，出了长城就游牧，进了中原就农耕。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没有血缘融和，而是说两种生产方式不能混合在一起。
在中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有一道天然屏障，把不同的地理条件区别得太过分明。两种生活方式总是在相互对抗之中，或者远在高山草原，被赶出长城之外；或者入主中原，搅得天下大乱，最终被农耕同化，却永远不能相互融合，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
总之，中国既没有欧洲那样的庄园制经济，也没有农牧混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没有海洋文明，因而不可能形成封建主义。
那么，周初大封建直至春秋，难道不是封建社会吗？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有趣的题目。
简言之，周初的封建是“宗法式”的，而不是“契约式”的，它是早熟的，也是早夭的，它不过是氏族部落的遗风而已。它生不逢时，没有也不可能演化出现代社会，反而走入更深的治乱轮回。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有过专著《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其中在哲学、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赘述了。
（待续）
封建社会的主要元素——历史价值——与封建主义相关的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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