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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中山大学的温籍老师和同学 说到回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还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的那四年。那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这里要回忆的就是这四年在中山大学的温籍人士：王季思和姜海燕夫妇、连珍和周守任夫妇、刘节和钱澄夫妇、洪光华、谢燕歌、张幼铎等人。 这要从我是如何上的大学讲起。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按照当时的政策，家中没有上山下乡或是支边的兄弟姐妹，则必需要出一人。我是家中长子，我家没人上山下乡和支边。父母都是教师，为我找的工作也是当老师，我就当了代课教师。当时代课教师都是哪门课代的时间长就代哪门课，体育老师最缺，我代的就是体育课。一九七七年，“文革”后第一次举行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也跃跃欲试，只想将来有个稳定的工作。当时是吃体育这碗饭，就报了体育专业。考体育用不着怎么复习，考笔试和术科，笔试大家考得都差不多（基本是白卷）。术科考的是篮球、田径，监考的都认识，一百米跑给了个十二秒，我从来没有跑过这样好的成绩，我也满足了。一边上班一边等待着，结果是我学生都考上了，我没考上。问起来是因为我年纪太大了。那就准备明年考文科吧（一九七七年的准考证原件后捐给温州教育史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通知问我要不要读温师专。考虑再三，本着有稳定工作的初衷，也填表表示愿意，但后来仍未录取。问起来是我爷爷的成分是地主，政审不合格。我就忐忑地准备第二年的考试。（搜索微信公众号瑞安人文：ralsxh）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高考，是报文科。成绩优秀，文科各科都在八十分以上。那时没有“状元”一说，填志愿时有人告诉我，我的文科成绩在温州地区是数一数二的，我就填报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专业。为什么是历史？因为我父亲是历史教师，家里还有一套祖传的《增御批通鉴辑览》，是把康熙和乾隆的批注同《资治通鉴》编在一起。缺第一本，我想考证它的出处。（几十年来，我在中山大学、温州师院、温州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都得不到答案。）不久，录取通知到了，九月下旬到校。到校才知道历史专业在浙江省就只招一名。 在校第一年，寒假没回家。想家想得厉害，第二学期就出问题了，我患了失眠症。几个月不睡觉，以至搬出学生寝室独自一人还是睡不着。极度懊恼、抑郁，还有心理强迫。那时我二十四岁已检出有高血压。在老师、同学的宽容下才完成学业。回到温州，朋友们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但都以为是读了四年书，从以前搞体育的外向到读历史内敛的变化。 言归正传。还在温州时就有人向我介绍中山大学温州籍老师，有说王季思、董每戡、刘节的，有说姜海燕的，有说连珍、周守俭的。我当时只是记住他们的名字。（搜索微信公众号瑞安人文：ralsxh）  说人先说一下中山大学的环境。中山大学校园也叫康乐园，旁是康乐村。为什么叫康乐园已不考（我想可能和谢灵运死广州有关）。中山大学校址在广州河南，即在珠江南岸，海珠桥的南边。校园很美丽，大部分建筑都是红砖绿瓦。校门也是红砖绿瓦，校名是叶剑英墨迹。沿大门中轴线往里，是一条林荫道，里面是一块长年碧绿的草地，中有孙中山铜像，最后面是大水池，北门有个小卖部，门外当时还没有牌坊，走几步有一个码头，在珠江边上，江中的二沙头据说是广州体育学院在上面，常常可以看到皮划艇的风帆。珠江对岸是广州天字码头，上去就是北京路。北门旁边的村子叫芳村。两旁说得出名的建筑是，西边是大礼堂，大礼堂对面东面，现在的大酒店当时还没有，原地是一片果树林，再进去就是孙中山纪念馆（就是陈寅恪故居），再进去就是小礼堂，路对面就是图书馆，历史系就在图书馆的北面，这里是中区。我们的宿舍是在东区，在图书馆的东面，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我们住在一楼南面第三间，我睡窗边上铺。东区还有游泳池，还有女生宿舍叫广寒宫，有一个学生食堂，有一个东区图书馆，东面还有一排空地。西区是体育场，有小校门。校门前是公路，有两路公交汽车，二十五路和十四路，从广州方向开来二十五路中山大学是终点站，十四路经过中山大学往东，向珠影方向。 王季思和姜海燕夫妇 王季思，名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见到他时他已七十多岁。在温州时，有人同我讲王季思，有人同我讲王起，我一度当是两人。到校后第三天我首先拜访的是他。他和姜海燕住在东区一栋独门独居的房子，房子外观很漂亮，红砖绿瓦，里面有点暗。我一去，主要是姜海燕老师在忙活，她一边沏茶，一边拿零食招待。王季思老师从书房踱出坐下，说自己明天要到北京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他对我很关心。问及高考的情况，还问我为什么不报中文系，他说看过我的成绩，填报中文系也一定能录取。我只得说我想读中文要当作家，我怕写作。他们说历史系也可以，还历数了中大历史系的辉煌历史和曾经的名教授。交谈中得知姜海燕老师是中文系的职员，她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年纪大概和我相差不多。王季思老师和姜海燕老师也有一个女儿，读高中。大概住校，平时都没有看到她。那年寒假我没回家，王季思老师倒回温州过年了。他们是讲课为名到温州的，我妈也听了他的课，还碰了面。后来姜海燕老师也到过我家。  第二年暑假，回家是坐火车，我带的东西已比较多，姜海燕老师在温州亲戚也多，她让我给带的东西也多，广州产的水果硬糖就有十多斤，结果行李超重被罚。 一九八〇年暑假快结束时，我应广东同学之约到韶关的丹霞山和南华寺游玩。提前返校，到了广州才得知广州市登革热传染病大爆发，市民们人人自危。中山大学学生也有染病的，学校发出了推迟开学的通知，说是蚊子传染人，我们当时都很紧张。我听说王季思的小女儿也染上了登革热，也不敢到他家里去。这一年，来了一位温州籍的研究生新同学，他叫王季思舅舅。他邀我一起到王季思家中玩，那年的中秋节晚我们一起到了王季思老师的家。这时王季思的家已搬到我们称之为教授楼的新盖的楼房，王家在楼上，一进去是客厅，中堂悬挂一副对联十分醒目，联曰：“少年有志需勤学；白发无情要著书。”王老师还当场把对联的意思讲解了一下。在客厅落座，便看到王季思的小女儿了，样子不像温州人那样娇小，也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已经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了，不知叫什么名字。 讲到王季思先生，我耳边常会响起“明代末年”这句乡音。王季思先生开了一次讲座，慕名去听的同学很多，廊道上都站满了人。王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句温州话的“明代末年”，整个讲座基本上是温州话讲到底，基本听众是中文系的，有一位同学给老师写黑板，到休息时已整个满满地写了一整块黑板。他动作慢一点，我就有跑上去的冲动。 连珍和周守任夫妇 连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乐清虹桥人。老革命。一九三九年秋，因受浙江党内一冤假错案牵连，南下广州，一九四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一九五八年起任图书馆副馆长、馆长，直到一九八八年离休。  周守任，泰顺人。大户人家出身，退休前是幼儿园老师，我称她为连师母。第一次到连珍家是姜海燕老师陪我去的，连珍老师不在家，说是到北方出差了。连珍一家住在东区，图书馆东面小楼，后门像有台阶，有铁拉门。与他们共同住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老二和我差不多大，叫连至坚。我们没有交往，他和谢燕歌好像很熟，在中大时，他们最要好。 连珍在中山大学大概是学英语。因为他问我英语好不好，说不管什么专业毕业再加上一门外语就可以当图书馆馆长了。连珍老师有股威严，我怕见他。连师母就不一样，极好客，为人诚恳。每次她听到我失眠，问长问短，我都不好意思去见她。一九八〇年国庆节晚上，连珍老师在家请客，我和洪光华、谢燕歌、张幼铎等人都去了。 连珍老师为我的毕业分配的事帮了大忙。我们当时还是全国分配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说读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靠的就是毕业分配。我毕业是一九八二年，弟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分到外地去了，让我一定要争取回家，家里好有人照顾。弟弟和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参加分配。他读省属学校浙江化工学院，原来以为会留在浙江，巧的是一九八二年江苏仪征有个大的化纤项目上马，需要人。当我们的分配方案下来时，都是中央机关和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才知道历史系没有浙江省的名额。慌了手脚，连忙告诉家里让他们想办法。后来知道中文系有一名额，但中文系刚好有一名学生也要分配回去。连珍老师找到毕业分配小组，对他的下属说：“这个人一定要回浙江，办法你自己想。”我到浙江后，才听说“中山大学真牛，没有名额也敢分过来”。原来，我的手续没办好，中文系的那个，学校卡着就不放。浙江省人事厅才把我收进来。这是后话。弄得我提心吊胆，在杭城等了半个来月，天天跑人事厅，这些话我都是在人事厅里听说的。后来，办事员听说我要回温州，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你不早说，我还当你是要留在杭州呢。”当场就开出了到温州人事局报到的证明。现在想来，连珍老师当时是顶着很大压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连珍改变了我的命运，感恩。 洪光华、谢燕歌、张幼铎 洪光华，现在的温州文史界都知道他。刘景晨的外孙，刘节的外甥。他父母都在广东工作。洪光华工作生活在岭南，但仍以温州人自居，近年年年有回温州，二〇一五年，还以海外人士的身份列席温州政协会议。现在供职于澳门城市大学。刘节是中山大学教授，以后会讲到。洪光华是中山大学七七级化学系的学生。一九七八年他二姐也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常有到中大玩，后来嫁给历史系一九七七级学长谭世宝。  新生刚到校，第一个活动就是找老乡。洪光华来找我说，温州只有我一人来中大，他也是温州人。弄清楚关系后，我也乐得有这么个“老乡”，接着就有了来往。接着，谢燕歌也找过来。 谢燕歌也是中山大学一九七八级化学系学生，祖籍平阳，广西生源。其父是谢云，历任广西人民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副社长、党组书记，中共广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广西出版总社社长、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广西书画院院长等职。谢燕歌会平阳土话，我能听懂，但听起来还很吃力。我就用温州话，他用平阳话交谈。 新生到校第二个活动就是游玩当地的名胜古迹，我和洪光华、谢燕歌他们游览了白云山、越秀公园、东湖公园等地。记得游览白云山时，洪光华的姐姐也来了，她叫洪光慧，年纪跟我大概相仿，我们也很谈得拢。我们相约到历史系已故教授刘节家，他家在西区（见附录）。洪光华向我提到过刘节先生的日记还保存着，可惜缺了一本。二〇〇九年《刘节日记》由其子负责整理出版。 一九八二年，我已到温州师专，还在黄山碰到过洪光华。那年，和我一同分配到校中文系的还有杭州大学毕业的吴存存，我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楼上楼下，常串门。知道她也喜欢旅游，就一起游黄山。她先出发到杭州她阿姨家等我们。我和未婚妻是蜜月旅行，先到苏州后在杭州与她汇合后，从杭州坐汽车到黄山，到了黄山住下已经是晚上了，在住所洪光华和他的女朋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当晚，我、吴存存和洪光华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围城》里的方鸿渐、孙柔嘉眉飞色舞，冷落了两位太太。 谢燕歌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后来他父亲当了中国书协秘书长调到北京长住后，他也随着到了北京，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谢燕歌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司副司长任上，也多次到过温州，并到我校讲过课。（搜索微信公众号瑞安人文：ralsxh） 一九八〇年，又有考生从温州考到中山大学，名字叫张幼铎，他通过关系很快找到我。他的一个哥哥在温州三中当体育教师，叫张小铎。我和谢燕歌到过他家，任宅前一所大屋里。听他的妈妈和谢燕歌的谈话，似乎他们上一代人很熟悉，都是老革命，后来一个当了省委宣传部长，一个大概还是小学教师。张幼铎和我平时在校交往并不多，几乎都是集体活动时碰到。听说毕业后到了广东教育厅工作，不想他又留校做学生工作了。他一九八六年考上社会学系研究生，现在是厅级干部，任广东药科大学副校长。 刘节和钱澄夫妇 著名历史学家刘节，字子植，号青松，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逝于广州。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一九四六年至逝世，一直是中山大学教授。 钱澄，字清之，是著名日文翻译家钱稻孙的三女儿。钱澄冰雪聪明，语言天赋极高。她中学在北平读法国教会学校，说法语是必需的。因为日语是钱家的常用语言，因此她又可以操流利的日语。后来在温州、广州生活，号称中国最难懂的两种方言，她都说得与当地人无异。  钱家可是名门望族，钱稻孙是文化名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是钱澄的叔公，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国学大师钱仲联是钱澄的堂叔父。 我在中山大学四年中，曾两次到刘节老师家。第二次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刘师母请客，让我和几个温籍的同学都去。这时离刘节老师逝世已经四年了。我记忆中的两次到他们家的情况，我在二〇〇一年做过回忆。是年温州市文化局举办过刘景晨、刘节诞辰纪念座谈会，我曾写过回忆文章。为了保持记忆的准确性，在此照搬过来附录于后： 一九七八年，我有幸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赴穗就读前，家乡师长向我介绍中大温籍学者的情况，并告知刘节先生在中大历史系工作。到中大报到后，我才知刘节先生已于一年前病逝。 不久，联络上与我同年到穗求学的刘节先生的外甥洪光华姐弟，他俩来自广东韶关。光华兄在中大化学系，其姐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一日相聚，便相约到中大刘寓一访。怀着对乡贤前辈崇拜的心情来到刘家，受到师母的热情接待。师母热情好客，身体硬朗，为人豪爽。言谈中得知先生后人中无人学文科，先生的大量书籍无处存放，其精华部分已售于中华书局云云。 在中大求学四年间，曾庆鉴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课程是我较感兴趣的一门课。我的毕业论文亦是由曾先生指导。曾先生是刘节先生的及门弟子，刘先生遗著《中国史学史稿》便是由曾先生整理出版的。该书在我大学毕业后才由中州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稿》在我从事的史学史研究中帮助很大，我曾多次通读该书，它是我所读到过的十余种史学史著作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其材料翔实，论述深刻，自成一家。在我的论文《“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一文中，就曾引征过该书的观点。我近期在研究“浙东史学”，又一次重读该书，从中再次感受到先生实事求是，敢于批评的严谨学风。书中对其同时期人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中否认有“浙东学派”，感到不公平。对此在其《中国史学史稿》中有专节加以论述。又如对清乾嘉时期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多种史学史著作都只提到其对史学的贡献，而在刘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则指出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除《中国史学史稿》外，刘节先生还擅长中国古史研究。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曾见到过刘节先生的论文目录，但当时尚属拨乱反正时期，先生的文章很难找到一阅。近读《温州读书报》得知先生论文集正在编目，有二十多万言。当年在中大时就曾听洪光华兄说先生的日记尚存。这些资料对研究刘节先生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中国当代史学史都是极珍贵的，不知何时能整理出版，我们翘首以待。（写于二〇一八年一月，此文可能是作者生前最后一篇投稿文章） （全文发表于《瓯风》杂志第十六集） 作者：蔡克骄 编辑：秘书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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