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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魅力在意境，意境往往在词外。词外，是作者的性格底色。 《沁园春·雪》，不是写在1949登顶之时，它写在长征残酷洗礼之后、红军十损八九的36年2月。顺境时候，谁都能意气风发，但那绝不等同于豪迈。真正的豪气万丈，是禁受了风吹雨打，仍能谈笑风生、闲庭信步。  一、
“须晴日”这一句，描绘北国雪景，暗指对当时革命现状的不悲观和远见：寒冬总有天晴日。红焰被拍熄，但只要有一星火苗，就能再次燎原。 “俱往矣”，最低谷的时候，还能低看一切大成功者，可见志向吞吐天地。 二、有人提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破阵子》。
再慷慨激昂，最后难免落入“人生如梦”的叹息。没有改造世界的力量，甚至连改造世界的勇气也缺乏，只能“遥想当年”。苏轼词的底色，说到底还是文人气。
辛弃疾（1140-1207年）文武全才，在偃武兴文的宋朝“武场”郁郁不得志。朝廷重新启用他，第一次闹剧一场（1204年），第二次他已经重病缠身，埋了半截土（1207年）。生不逢时，一句“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的词，底色逃不脱有心无力。 另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以孙权、刘裕、拓跋焘、廉颇等历史上的强硬人物来感怀。《沁园春·雪》也列举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绝不单是为了感怀，而是告诉天下人，我们是汉武唐宗子孙，身体里流着他们的雄壮血液。加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必定青出于蓝胜于蓝。 以词眼来看，辛弃疾和苏轼，都是“想当年”，褒古贬今。而毛是“俱往矣、看今朝”，相信今天的人能完成今天的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要改造这个世界，也坚信能改造这个世界，靠什么？帝王将相靠不住，靠的是底层老百姓中间蕴藏的伟力。 性格底色高下立判。 历来，文采比他优美的，不及他豪迈。词的豪迈可比他的，也只是借历史人物、事件的豪迈为己用，跟毛从血与火里冲杀出来，几经沉浮，亲身扭转历史造就的骨子里真豪迈，当然也不是同一回事。 三、毛的词不可复制在于，诗词是他的副业。政治、军事，主业加持。集这三者于一身的，古来只有曹操。 相比苏轼和辛弃疾，三国曹操更有资格跟毛一比。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何等的气魄！ 但面对东汉末年世道崩坏，曹操的词里也会不时出现带悲怆色彩的字眼。
《短歌行》通篇三个忧字，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忧从中来，既是哀创业之艰辛，也是哀民之多艰、民之不幸。 另一首《嵩里行》，我们更可以看到真实的曹操的这种哀民之心——相比三国演义的枭雄定位。
毛的诗词，柔情，只在母死，以及和妻、友分离这些个人问题上。
事业上，投身革命、明确人生方向之后，就一往无前，看不到任何带悲观、消极色彩的字眼，永远是直抒胸臆、硬气、迎难而上。
这是学习成长的结果，更是秉性使然。对比1909、1910年青少年时期的词，风格和1925年之后一致（1925年毛32岁，1893-1976年）。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一只青蛙，都能写得这么趣味盎然、不甘平凡！17岁！ 词人秉性，词的最后一句最能洞悉。不管通篇内容如何，最后一句是总结，是人的精神内核。
毛一路披荆斩棘，曹操也是。但曹操击垮袁绍之后，实际上就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了。毛的处境，以及跟蒋的力量对比，都要比历史上曹操所面临的恶劣得多。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曹操和毛都是英雄。前者时势造英雄的成分多，后者英雄造时势的成分多。体现在副业上，就又分了高下。 毛曾评价曹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东汉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抑制豪强、屯田、提倡节俭，不论哪个草创时期，都是重要命题。毛对曹操惺惺相惜，不是没有因由的。曹氏最后被司马氏所篡，政权重回世族大家手中，东汉末年那种奢靡丧乱之风复起，以致西晋五十年即亡国，紧接着五胡乱华，中原大地陷入两百多年的大动荡。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晚年出于对国家未来和底层老百姓的忧虑，毛的词有一些不同。但总体风格是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一些词，可以看作是跟古人曹操的某种应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近代中国一百年，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烈，更让人思之悲愤！ 四、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写的所有词水平划一。毛的词，也要辩证看（有一些甚至略显粗砺）。单说《沁园春·长沙》、《采桑子·重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水调歌头·游泳》这些，绝对是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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