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明朝人的伪作?

借由电影《满江红》近期的上映，说说脍炙人口的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满江红”是词牌名，岳飞真正写过的一首满江红的词是《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而《满江红·写怀》必然是伪作，而且是明朝时期的伪作，更精确的时间是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被俘之后，明朝人借岳飞之名的伪作。

对《满江红·写怀》系伪作的质疑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考证发现：《满江红·写怀》一词并非岳飞真作，而为明朝人伪作。余嘉锡这一观点影响很大，之后夏承焘、徐著新、梁志成、孙述宇、李敖等学者都认为是假借岳飞之名的伪作。

主要的疑点在出现的时间和贺兰山的地理位置：《满江红·写怀》突然出现在明朝弘治年间，与岳飞相隔了三百余年。而在此之前，从未出现在任何宋朝或元朝的文献之中。而贺兰山在当时属于西夏地界，如今的宁夏地区。岳飞心心念念的“直捣黄龙”，则是金国的腹地，如今的吉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民族和领地都不相同。

现在我从文理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这是明朝时期的伪作，以及作者的创作目的，否则我只要选边站队就行了。我们先看确定是岳飞写的那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再来看这首《满江红·写怀》：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栏 通：阑)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壮志 一作：壮士；山缺 一作：山阙)

对比之下，在气势上，两首词的前半段，第一首比较悲情压抑，是对痛失江山的感慨；第二首就属于“直抒胸臆，壮怀激烈”了。两首词的后半段，第一首只有“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这句表达了要带兵收复失地的意愿，而且还是个问句。第二首则是从头到脚咬牙切齿，表达了报仇雪恨，收复山河的意志！对比“一鞭直渡清河洛”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前者是骑快马去打仗，后者则是驾驶战车作战。从技法上看，第一首里的“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是对仗的，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却不完全对仗，按理前半句改为“三十年功尘与土”即可对仗“八千里路云和月”。

如果非要辩驳说岳飞为何不能随着时间和战局以及自身地位的变化，性情变得激烈，言语由低调变高调，从而写出两首不同的《满江红呢》？我倒也无话可说，毕竟这算是读后感层面的争论。

现在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判断这首伪作创作的时间是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被俘后？因为明英宗在土木堡遭遇的耻辱和宋朝的“靖康之耻”颇有类似之处，即皇帝被俘虏去了敌对国家。当然明英宗被俘颇有点“不作不死”的味道！

明代正统14年（公元1449年）7月，瓦剌部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仓促率兵20余万人亲征，因准备不足溃败损失数万，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而且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虏去了瓦剌一年有余，但所幸后来居然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成功征服了瓦剌太师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两人竟然就此结成了至交好友，最后得以回归。那么在自己朝代的皇帝遭遇相同境遇的情况下，有人假借岳飞之名，仿写了这首《满江红·写怀》，是不是也合情合理了？

上述这两点证据或许不够“硬”，但这首词最大的破绽还就是这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而瓦剌就是蒙古族，彼时的领地就包括贺兰山。当然也有学者辩驳说贺兰山也是当时金人的领地，更多的是说诗人或词人喜欢用典，周汝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当时抗金名臣赵鼎的《花心动》就有“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张元斡的《贺新郎》也有“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等语，不约而同地将东北的金人与西北的楼兰相联系，与《满江红·写怀》中的措辞十分相近。

既然关于“贺兰山”地理位置上的质疑还说服不了坚持认为是岳飞写的人，那么我们就来好好讨论一下“驾长车”三个字了。“长车”被解释为：古时一种适合行越山野的兵车。究其出处，就只有这首《满江红·写怀》里的这句。而这就是我常说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孤证”！但我却不得不同意此处的“长车”必然是一种“兵车”。既然我对解释没有异议，那拿什么来证明不是岳飞写的呢？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岳飞是不是要凭“长车”去“踏破贺兰山缺”？即：能不能靠“长车”去对付金国的“铁骑”？

岳飞手下的岳家军，被誉为是一支“神军”，之所以能抗金，主要靠三个军种，分别是游奕军、踏白军和背嵬(wéi)军；踏白军和游弈军属于岳家军的轻骑兵或中骑兵，其主要任务是战场侦察和巡逻警戒。背嵬军是岳飞的核心作战部队，金人曾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句话特指的就是背嵬军。岳家军中的背嵬军分为步兵和骑兵，共计两万多人，全都是以一敌十的尖兵。而他们打赢金国军队靠的武器是斩马刀、长柄斧和大锤。这里还真没有“兵车”什么事！

这倒不是说宋朝没有兵车，没用兵车来对付过金兵。与岳飞同朝的抗金英雄韩世忠手下有一名弓箭手魏胜，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抗金将领，而且发明了“如意战车”，是一种“火炮车”，当时对金兵造成了很大的杀伤。问题是彼时岳飞早就死了，而这款战车虽说可攻可守，基本上是用来守住南宋领土的，怎么可能用马拉到“贺兰山”去攻打金兵呢？宋朝还有三种厉害的战车，分别是：巷战车，适合巷战；头车，攻城挖地道用的；火车，用来攻城烧毁城门的。你说哪一样是合适拉到贺兰山去对付以骑兵为主的金兵呢？

如此说来，岳飞固然不会且不可能“驾长车”去“踏贺兰山缺”，那我又凭什么说明朝人会想到“驾长车”对付“瓦剌兵”呢？难道明朝的兵车就管用了？没错，还真管用！

正统（明英宗年号）十二年(1447年)九月，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上疏，提出用战车“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以防御蒙古骑兵的内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制造战车，向边镇颁发战车式样，具有完全意义的战车出现了。诸多武将认为骑战非中国之所长，而车战为夷狄之所短。

正统十二年九月，大同总兵官朱冕造战车386辆；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工部造战车千辆；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因石亨之请，内官监作偏厢车千辆；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造轻车500辆；成化二年(1466年)六月，根据定襄伯郭登的建议，京营造小战车2500辆；弘治十七年(1504年)，造战车100辆等等。

嘉靖至万历年间，由于北方蒙古族内犯的加剧，为加强防御一些文臣武将对战车的运用也更加重视，战车的制造和运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特别是隆庆之后，谭纶、俞大猷、戚继光都致力于战车的建设，对战车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今日破虏之策，决非车战不可”。

嘉靖十五年(1536年)，总制陕西的刘天和请求制造经过改进的全胜车。什么是“全胜车”呢？《明史·兵志四》：弘治十五年（1502年），陕西总制秦紘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4.67米），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全车重量只有二石，碰到崎岖地形三四个人就能把车搬起来。全胜车是人力车，四名铳手推车，两名铳手在车上射击。之所以配备如此多的铳手，为的是打乱敌人阵型，“使贼马惊扰自相蹂践”，为其他部队的进攻创造有利时机。秦纮在镇守西北边关的三年中大规模使用全胜车，最终保得四镇晏然，而这还是未经改进的“全胜车”。

那么改进之后的战绩呢？同样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蒙古人派6000多骑兵入侵宁夏。宁夏总兵王效在侦察到敌军行军路线后，提前在险要之地设下埋伏，等到敌军毫无防备时，突然出动战车冲击敌阵将其截为两段，蒙古军队顷刻间四处溃散。好巧不巧，就在这同一年，明朝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中这首《满江红·写怀》突然“横空出世”！徐阶是根据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1502年用的是未改进的“全胜车”，赵宽在这一年在岳坟刻上了这首词，1536年用的是改进后的“全胜车”，徐阶收录了这首词，你说巧不巧？即便这一切都是巧合，至少说明在明朝人的脑子里，战车绝对是一件对付骑兵的利器！

最后来说一下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的事情。从其卷14《诗词歌赋》集中，发现了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官居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许多人未经考证真伪，即认定这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写怀》 词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某大报转载此说，一度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不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兼职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朱瑞熙先生发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一文 ，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宋代根本就没有族谱中所讲的“祝臣”、“祝允哲”这两名官吏，族谱中载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则是“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

朱先生指出： “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 '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 '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它数百种宋代史籍、文籍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文章还从宋代官制规定，揭露制假者的破绽，最后论证了《祝允公和岳元帅述怀》与所谓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两词全是伪作，而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

鉴于大家对“专家”的普遍反感情绪，我也无需非要用朱先生的名头和其研究文章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不可。我们就来谈谈一些基本的道理，先来看一下这两首《满江红》：

岳飞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闑（niè）。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好吧，我们就当这两首词真是岳飞和祝允哲写的，这就可以推论出岳飞后来又整了一首新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即《满江红·写怀》）了？而且还抄了祝允哲的部分词句？你好歹找一下岳飞的其他诗词，也是与其他人一唱一和的，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第三篇的例子来证明他有这种习惯吧？或者再退一步，你找出一位宋朝的词人写新词的内容一半左右是之前炒过的“冷饭”，也勉强算是一种证据。我只知道岳飞之后的辛弃疾写了十二首《满江红》，没有一首是炒冷饭的。

我们来看看部分认定是岳飞写的人的“逻辑思维”：岳飞本非词家，使用自己的旧作，和把他人的词语、意境融入自己的新作，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修改后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成了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流行于世的《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铁证。

把这种自由心证称为“铁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也说，明朝有人根据这两首词，结合岳飞的生平，炮制出了这首《满江红·写怀》，那也是很正常的事。你又如何反驳呢？更何况这两首词的真实性还遭到了专门研究宋史的专家的详实反驳。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李白就是嫌朋友招待得不够意思——评《将进酒》的原版《惜罇空》，充分论证了《将进酒》是宋人改动后的伪作，《惜罇空》才是李白的原作，不存在他自己重新改动的可能。道理很简单：第一，《将进酒》的改动违背了他本要表达的意思和心境；第二，用词方面还不如原来的好。尽管《将进酒》相较《惜罇空》改动得并不多，照样还是“伪作”。

像这种用两首还未被确认其真实性的《满江红》，推导出岳飞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一首半新的《满江红》，并隐藏三百多年到明朝才“重见天日”的，明明疑点多多，却还要言之凿凿地称“必然是岳飞本人所作”的人，绝对属于那种“叫不醒的装睡人”。我大概是知道这些人的心态：“从小学习背诵的脍炙人口的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怎么就成了伪作了呢？这豪迈的气势，爱国的情怀多符合他的身份和境遇啊！我不信，我不信！”这种心态就好比粉丝听到自己的偶像塌房了一般，想方设法要找点理由来维护偶像，安慰自己。

其实，即便这是一篇“伪作”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诚如我在前面讲的，这首《满江红》很符合我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英雄岳飞该有的气质。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古代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品，虽然并非“羊肉”，但“狗肉”也同样是很有营养的。总之，即便《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岳飞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真实的，这首让大家热血沸腾的《满江红·写怀》依旧是一篇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