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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传统思想中价值的核心问题，是以价值客观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在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作用方面，也即客体价值对价值主体的有用性、有效性，价值主体的真实反映即价值主观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换句话说，价值主观是对价值客观的反映，价值客观对价值主体的有用性、有效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同一价值客体作用于不同的价值主体时，价值主体往往在其主观反映中，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 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价值客体本身，还取决于价值主体自身的认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先秦儒家、道家、墨家，都确认有一个价值客体，并以此作为衡量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标准虽然是客观的、唯一的，但是这个客观的标准又不绝对的，这与西方的认知是有着原则区分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直接导致一种所谓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证实原则，它要求对任何一种价值、认知都应得出一种所谓科学的结论，要么“是”，要么“非”；一旦确定下来，便不会因为任何主体加以改变，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刚性”原则。而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即使预先承认了价值客观，其价值主观也会经过价值主观来把握主次、轻重，具有一定的“弹性”，而不是单单凭借所谓的“客观”来确认。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权宜”，即所谓的变通、权衡，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宜者，义也。下面分别就论述一下儒家、道家、墨家对此的不同表达。 儒家在对其以“仁”、“性善”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价值体认上，即在所谓“用”的方面，主要是通过“礼”等表现出来，其价值取向的评价也以此为标准，并区分出“君子小人”。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把“礼”当作一般的原则，而在具体运用上又可以权变。 在“礼”的运用上，儒家并不是一味地抱住“礼”的教条不变，而是有所“权变”，权变的依据虽然是“心正”之本心，发之内心之“敬”，如“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然其权变从根本上说，则充分表现出了价值的包容性、中庸性、模糊性和柔性，从而与西方理性的科学主义的刚性、精确性、工具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尺。 儒家礼之原则，可谓价值客观，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其价值标准即主体的参验又可以变更。故曰：“礼从宜，使从俗。”如朱子曰：“宜，谓事之所宜，若男妇授受不亲，而祭与丧则相授受之类。俗，谓彼国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吊齐，齐裴昭明以凶服吊魏，盖得此意。”我们说，权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条件发生了变化，应从宜；一种是风俗如此。然此权变皆可归于外在客观存在，儒家强调内在的东西，故“礼”应以“敬”为主，发于“正心”为上，以“公”用之，则为君子。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祭丧之时则相授受，宜也。丧之事，应服哀服，礼也；然魏吉服，齐凶服，俗也。 道家的价值取向乃是以“道”这个最高的规范来确定的，“道”便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道家虽然也主张价值客观，并且把“道”作为万物最高的价值，当然也包括人在内。 但是，只有符合于“道”的行为，才能达到“道”的内在要求。“道”这个价值客观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保持“道”性，就必须使人远离各种丧“道”之引诱，而主张返朴归真，无为而无不为。在道家看来，生之为性，其性只在生。生者，性也。只谈一个生，而不谈心，不谈欲，更不谈情。故道家认为“为腹不为目”，“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显然，道家将“耳目口鼻身”之欲望归之于离经叛道之根源，故去彼取此。 似乎道家在“道”这个价值客观方面没有弹性，而是刚性十足。事实上，道家的“道”是一个最高的价值客观，它无形无质，无名无状，玄而又玄。“道”本身的这种属性，实际上也正是它的模糊性、弹性之所在。如庄子的“齐物论”，便认为万物无是无非、无大无小、无尊无卑、无高无下、无寿无夭。既然如此，万物齐一，何谈彼此，“道”与非“道”也便模糊起来了。 如《庄子·齐物论》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也就是说，道家学派即把“道”当作最高的同一性，同时又主张“万物齐一”，无彼此之分，即是说既强调了价值客观，又同时强调了价值主观。事实上，在无是无非之中，很难把握孰是孰非。所以说，庄子的价值客观用“道”作为最高标准，便在其“齐一”的无是无非中，即在“价值主观中”被淹没掉了。 若说的更为彻底一些，或说道家根本就不承认价值主观的存在，因为任何价值主观都具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正好表明了没有价值主观的存在，最高之存在、最高之价值都是客观的，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故道家主张无为，不要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动心性”、“巧辩论”、“仁义道德”、“礼乐法制”等等，都是不足取的，它的反面反而会使人远离了朴素的人性。所以说，道家从价值客观出发，而这个价值客观就是完全抛弃了任何主观的东西，返朴归真。 道家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由此可见，道家并不是没有一个价值取向，而是为了一个最远大的价值取向，而不计一些“短视”的有所待的价值取向。凡一切有碍于“自由”的价值取向，对道家而言均可称之为可待，即所谓“己”、“功”、“名”、“利”，如此等等。所以，道家主张“无己”、“无功”、“无名”，即不要以己的观点去观看、去评价事物之功用，也不应以己的观点去评价事物之名望。事物各有其用而用，有其功而功；或者说，其无用而用，其无功而功。 墨家在价值客观方面，与儒家一样，仍然强调于“天”，故言“天志”，“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正之。”在这个最高的客观价值下，又侧重于外在的“利”，故而以效验为主，其价值客观往往会落入到主观之中，因为利必有己之主观在里面，即对谁来说为利。然而，墨家讲爱、讲利，从不以己爱、己利为主，而是主张爱利天下，以“大取”为要。所以说，从根本上说，墨家之爱、之利仍然具有客观性。 墨家的价值客观总括起来就是从外处着眼，这种从外处着眼的价值客观，由于缺乏内在自我的体认，往往会将价值这个本来由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有效性，演变为客体的价值对主体的一种强迫力量，从而使得本来很好的价值客观变成了一种价值的强制，于原来的价值客观的初衷相互抵牾 “天志”虽高、虽明，但在人性之外，况墨家并无将其内化为人性之诉求，加之墨家所务求实效的求实精神，以及客观价值的要求，导致了墨家“外求”的基本特性。这种“外求”从根本上说，“天之义”便是“心性之义”，只要人们的言行符合于“天志”，便是符合于“心性”。 墨家强调“天”，强调客观价值，却不注重内心的自我修养，使“天”与“心”隔离，造成了“天”与“心”之间的矛盾。正如道家所言，墨家俭约之道，躬身亲行，为之太过，悖乎人情。荀子则谓墨家僈差等，泯灭了人的个性差异，以“天之义”统一人心，以尚同统一政令，这样就将价值变成了一种强制力量，而让人人服从，导致墨家从爱利天下人出发而桎梏天下人的一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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