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中国行政区划中，地级市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尽管《宪法》规定我国基本实行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但省和县之间的地级市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一级。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有独特的历史缘故，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发展迅猛，城市化速度极快。地级市大多由古代的州府演化而来，由一个实力极强的中心市市区来统辖附近一些县级区划，但也有例外，有些地级市的区划就极为怪异，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的行政区划之独特堪称全国之最，这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宜春市区的位置极为偏离。宜春市目前仅袁州区一个市辖区，但其却位于整个宜春市最边缘之处，所以市区和东部数县的联系非常薄弱，且东部数县紧靠省内实力最强的省府南昌，这更使得宜春市区的吸引力下降。 其次宜春市区的实力较弱。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袁州区的GDP总量在全宜春10个县市区中仅排第3，而人均GDP竟排倒数第一；根据2008年住建局的统计数据，宜春市区甚至不如下属的丰城。 这两点出现一点都少见，而宜春竟占两点，令人费解。实际上宜春这种情况并非自然形成，传统江西行政区划也并非如此，现今宜春之怪，正是由于它实际上是近现代由古代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四府拼凑而来，所以相当不协调，而出现这种格局，又源于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叠加。 行政区划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模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需要按照地域进行管理，行政区划便诞生，战国中期开始，部分大国进行封建改革，为集权将一些悬置地区进行直辖而不继续分封，“悬”后来演变成中国2000多年来最稳定的行政区划“县”。中国行政区划经过2000多年演变，最终形成稳妥的三级行政区划，于是出现明清“省—府—县”的基本格局，建国后由于生产力进步出现基层政府，增加了“乡镇”一级。 清代行政区划 周振鹤先生将中国的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个：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所谓“山川形便”就是根据山脉，河川等天然界限来划分行政区，使行政区和地理区一致，这自然最为合适，今天许多省份的分界线都是天然地理屏障，如果江西和福建之间的武夷山脉；而“犬牙交错”则是为相互制衡，故意破坏山川形便的原则，典型的如将与四川联系紧密的汉中划给陕西。 具体到江西，江西三面环山、一面向江，这种封闭地形使江西天然浑然一体，非常适合“山川形便”原则，于是汉初成立的豫章郡与今天江西省几乎完全一致，但由于江西处于南方中心地区，在之后演化中，江西的整体行政区划格局也出现变动，如唐代江南西道便兼带湖南，元代江西行省甚至管辖广东，宋代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更是犬牙交错，但到明代后江西省行政区划也基本稳固，之后600余年除九江江北划界和婺源隶赣外，几乎稳定。 汉初江西还是以南昌为中心的一个整体的豫章郡，后随着各地开发及部分要地的等级提升，多地单独成州郡，到清代雍正之后，形成十三府一州的格局： 南昌府（赣江下游主体部分，同时兼带因人口不足而难以独立成州府的修河流域） 饶州府（饶河流域，富庶平原地区，府治鄱阳） 抚州府（抚河流域，赣抚平原） 吉安府（以吉泰平原为核心，赣民系第二大中心） 赣州府（赣江上游，赣南丘陵） 九江府（长江沿江区） 广信府（信江流域，地处江西入浙要道，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发迅速，成为独立州府） 袁州府（袁水流域，与湖南渌水，形成袁渌走廊，连通湘赣两省） 南康、临江、南安三府（府治分别为星子、清江、大庾，分别扼制赣江下、中、上游关键部分，北宋时期江西发展迅速，赣江地位提升，三地升级为二级行政区）。 建昌府（扼守江西入闽通道，府治南城）。 瑞州府（锦江流域，南昌西部要冲，南唐分离，府治高安） 宁都直隶州（清代从赣州划分，扼守赣南入闽要道）。 这其中有些是由一个较完备的地理大区形成的自然经济文化大区，如南昌、吉安、抚州；有些则属于传统交通要地，如袁州、广信；有些则是因地处要塞被升格为州府，这一类包括“赣江三府”、建昌和宁都州。 具体说到宜春，宜春县原为古代袁州府附郭县，袁州四县（宜春、万载、分宜、萍乡）之首，宜春城并非传统区域大城，但宜春城在战略上却很重要，宜春城位于袁水上游最为开阔的一块平地，扼守着从湘入赣的袁渌走廊。但今日的宜春远超袁州府，现在宜春10个县区市，可以分为5个部分： 旧袁州府属地：袁州区（宜春县）、万载县 旧瑞州府属地：高安市、上高县、宜丰县（新昌县） 旧临江府属地：樟树市（清江县）、 旧南昌府东部地区：丰城市 旧南昌府西部地区（修河流域）：奉新县、靖安县、铜鼓县 这十地中，高安为旧瑞州府城，与省府南昌联系紧密；清江为旧临江府附郭，临江为古代商业重镇，樟树镇更名列四大镇之一，名声极盛；丰城为省府南昌传统大邑，物阜民丰；这三县实力均远超袁州区，而其他县多与宜春联系也不紧密，这使袁州区的处境极为尴尬；而更尴尬的是，旧袁州四县中，萍乡和分宜两县现又不属宜春。也就是说，自家的县没了，管一堆别人家的县，那这种情况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这其实是一系列变故后形成的结果，首先民国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出现两次巨大变动。 废府存县。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把省和县之间的“府”一级行政区划废除。 这种改革本意是想搞“省——县”两级制度，精简机构，但由于中国规模庞大，两级机构实际上并不现实，于是省和县之间加一个实体的区划“道”作为中和，“道”原本是清代位于省和府之间的监察机构，一“道”通常跨越多府之地，现在也变成行政区，但各省设道过少，各道辖区过大，辖县数量太多，也不具实际的区划意义，于是这一级后被废。在之后，为在省县之间进行缓冲，从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时期，陆续设立过不同的机构，但始终无正式名分，甚至现在国家宪法规定的行政机构仍是“省-县-乡”三级。 废府存县本身是不成功的尝试，随着后续发展，二级行政区在今天又以“地级市”的形式恢复，但是在区划上却由于大量变故出现重组，今天中国多个地级市行政区均与古代传统辖区变化巨大，有些甚至造成极大影响，如徽州府等，而袁州府同样如此。 市的建立。现今“地级市”与“城市”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城市可理解为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人类聚集点，是点状区；而地级市却是一个“涵盖主城和多个县城，及区域内所有乡镇和农村”的片状概念。由于“市”这个名称迷惑性太强，极易让人对行政区划上的“地级市”和人文上的“城市”两个概念混淆，这根源也是20世纪后一系列行政区划的改革。 中国古代没有“市”这种点状行政区的概念，只有省、府、县这种片状区，而府所驻的城，实际上也是一个县的县城，即附郭县，而附郭县管理的区域则远不止城区，还包括大片农村。直到1921年，民国才从西方引入“市”制，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设市，而此时的“市”，就是管理市区以及连带的一点郊区的“城市”。在此背景下，许多县的城区被划出设市，县则依旧存在。如南昌，传统南昌府府城是由南昌县和新建县南北分治，两县县城合并及南昌城，废府存县后，南昌仍归属两县管辖，1926年南昌城被划出设市，南昌、新建两县政府则根据传统寄居在城内，抗战结束后，南昌县城搬到莲塘，新建县经过辗转，最终在1961年于长堎镇新建造一座县城。 所以在长期以来，我国市是市，县是县，两者属于同级行政区划，互不隶属，而共同属于一个上级，在一些老地图上，一个地名出现三次也是这个原因。 大写红字表示九江地区，红色圆圈指九江市，旁边为九江县 但现在地级市却直接管理县，出现“广域市”的情况，这和国家工业化发展有关，工业时代地区经济通常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发展，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使得市可以管理县，而改革开放后国家飞速发展，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经过大规模的“撤地设市”，最终现在的格局。 民国时期的废府存县和市制影响巨大，从“郡-府”近2000年的二级行政区突然被废，之后又匆忙重组，使得地方行政区有了大规模变化的可能，加之大量发达城镇被定为市进一步影响了地方政经格局，使得许多维持近千年的行政区划版图出现变故，由于江西是近代被边缘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于是行政区划变动最大，许多曾经的州府均被废，而一些工矿中心则升为市，影响至今。 经过民国时期一系列混乱的变故，到1949年江西行政区划如下，南昌设市，当然，这是仅管辖市区的狭义市，属于省辖，而剩余部分则成为“南昌专区”，机构设置在南昌县，南昌市与南昌专区平级。 可以看到，相对于传统州府，赣西的临江府和瑞州府均被废，两府大部分县归南昌，小部分县归袁州，而原属南昌府的武宁、修水归属九江，铜鼓归属宜春。 这种变故可以理解：瑞州府本为南昌荫蔽，临江府则控制赣江要道，现在既然江西地位下滑，而省府南昌成为中心城市，两府存在的必要性丧失，更边缘的袁州地区则保留。位于修河流域的修水、武宁、铜鼓三县地方过于偏远，本自为一体，但由于人口稀少古代没有成为州府而隶属南昌，现在在九江近代崛起的大背景下，修水武宁顺水推舟归属九江，铜鼓就近归属袁州，也成必然。 到了1952年，国家稳定，对专区进行大规模精简整合，南昌和袁州两行署区合并为新南昌地区，于是此时南昌地区规模极大。 但是1958年发现了一件大事：南昌、新建两县划归南昌市。 两个附郭县重新划入南昌市与“大跃进”有关，当时全国多市都出现类似情况：各邻县并入省城，就近支援省城发展工业。但是当时南昌专区还在南昌县，而南昌县划到了南昌市，等于南昌地区的机构是在别人家地盘上办公，这自然不便，于是1958年12月 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南昌专署迁往宜春县。至此丰城、靖安、奉新三县隶属宜春至今。 至于为何迁往宜春县，一方面是节省经费，毕竟之前袁州专区就设在宜春县，且宜春本就是赣西传统政治中心，迁回去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平衡赣西考虑，毕竟当时赣西已经没有一个行政中心，总之宜春县成了一大片地区的行政中心。但之后又发变故，大跃进破坏国民经济平衡，1961年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压缩城市规模，于是南昌县和新建县又被南昌市划出，于是，行政区划实际上和1958年前一样，但专区驻地却从南昌县转移到了宜春，山区县宜春也迎来了自身历史巅峰，甚至连省府的附郭南昌、新建两县都归宜春。 但很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仅6年后，南昌和新建两县就重新划入了南昌市。但其他县却留在了宜春，而赣西地区本身经济格局的变动：即萍乡、新余两县的崛起又更加剧了复杂局面。 萍乡原为袁州四县中最靠西的一个，近代发现了优质煤矿可供应工业中心汉口，于是飞速发展，成为袁州四县最强县，据统计1782年萍乡县人口仅13万，在袁州四县排第三，到民国时萍乡人口已占袁州四县中30%以上，而1953年萍乡县人口达61.2万，竟占旧袁州四县的46.1%！于是1970年，萍乡升格为地级省辖市。 新余则是意外，1958年苏联专家在赣中勘测到70亿吨大型铁矿，国家决定在煤炭基地萍乡和交通要地丰城之间的新余建设大型钢铁基地，大量资源投入新余并设市，尽管后发现苏联专家是误测，赣中并无大铁矿，加之国家压缩钢铁工业规模，新余在1963年撤市重新复县，但新余钢铁工业部门相当争气，通过不断革新工艺等重新确定了自身的竞争力，1983年新余重新设市，还带走了分宜县当腹地。 萍乡和新余的设市，宜春就形成当今局面。 由于州府一级行政区划维持上千年，近代行政区划剧烈变革到现在也不过百年，于是在传统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上出现了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江西，这种情况也不止在宜春一地出现，但宜春确实最严重，简单分析一下： 江西行政区划变故简单分为以下几块。 赣南的南安府、赣州府和宁都州三地合并成赣州市，但由于赣南本身是自成一体的客家文化圈，赣州又是赣南传统行政中心，南安府和宁都州实际都从赣州分出，所以向心力较强。 抚河流域，建昌府被并入抚州府，抚河流域的中心从古代开始一向就在南城和临川两地变化，北宋开始两地分离，近代由于南城受到战争破坏严重，两者再次合并，中心定在临川，但这两家地缘联系非常紧密，自古人文相亲，所以融合也较顺利。 赣北，九江大幅扩大，修河流域前文已述，旧南康府星子、都昌和永修三县归属九江，由于九江近代发展成江西中心城市，辐射力大幅扩大，加之南康府星子、都昌本就是从江州划出，且九江与星子共享庐山这一文化符号，除永修与南昌联系紧密外，合并也较为自然。 唯独和宜春相像的是上饶，现在的上饶是由饶州府和广信府两地合并而成（外带婺源），古代饶州实力超过广信，饶州府城鄱阳的规模也远大于广信府城上饶。近代处于内陆的饶州府衰落，几乎整体并入广信府，后饶州府的经济中心景德镇因工业，广信府属县贵溪因交通划出成了景德镇市和鹰潭市，所以上饶行政区划也独特。但一方面广信府本身结构较完整，七县中六县仍属上饶，加上近代开始上饶随着浙赣铁路等崛起成大城，实力远远提升，所以上饶的行政区划如今虽然也有非议，但比宜春还是小得多。 而宜春，便一直维持如此尴尬的局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