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道是指政治的体制、结构、法律、制度，是保证政治体制运行的外在条件。治道是指施政的权术、措施、办法、手段，是保证政治体制运行的具体举措。牟先生认为，政道与治道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为政道与治道的关系问题，主要是政道如何转出。二是事功之问题，即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政道是治道的客观形态，治道是治道的主观形态。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王船山所说的“朝代更替、皇位继承和宰相难处”的历史症结很难得到解决，往往会造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他认为，天下既存在“定常的实有”，又存在“形式的实有”，要把“天下人之天下“归还给“天下人”，就是要建立维护宪政的“理性之体”，从政权向治权的开转。牟先生把政道的建立称为“客观实践”，也就是指一个民族创造它的历史，建设它的国家，以及政道和治道方面的制度或者法律等。  牟先生认为，中国的治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法家的物化的治道。牟先生说：“中国以往知识分子只向治道用心，而始终不向政道处用心。儒家讲'德化的治道’，以圣君贤相为终极。道家讲'道化的治道’，以'无为’的玄默深藏为终极。法家讲'物化的治道’，以黑暗的权术与齐一之法为终极。”又说：“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之形态下，皇帝在权与位上是一个超越无限体。”因此，在体制上面不能够限制皇帝的权力。在专制的体制之下，知识分子可能会被异化，出于保护自身的需求，其仅有的民主诉求可能会因被专制思想禁锢而泯灭。 儒家德化的治道是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转变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的过程。“正德、利用、厚生”讲王道，“正德”为本，表现为“亲亲、尊尊、尚贤”。“利用”把各种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因素。“厚生”是对老百姓施仁政。“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德化治道的境界。因为皇帝的政权是打下来的，政权是世袭制，政权与治权不分，所以这导致了家国不分。儒家没有想出办法让政权公有化，是造成“有治道无政道”的原因之一。虽然儒家文化当中也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的思想，但其却缺少制度性安排和法律的保障，特别是缺乏顶层的设计，也就是缺乏针对皇帝的限制。因此，内圣很难开出新外王。儒家德化的治道是中国治权的主要方式，其优点在于调整社会伦理秩序。不过，因为儒家德化的治道只有道德的客观化，而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客观化，所以其不能够保障民权，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 道家的治道是通过“道法自然”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各适其性，各遂其生。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度占据统治思想，例如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黄老思想曾经作为官方哲学，促成了“文景之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然而，道家也没有形成政道。牟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有：其一，道家是反人文、非人文或者超人文的。道家崇尚自然之性，反对文礼形式，把等差之礼看成是人为虚妄。牟先生认为：“道家所言的'道’即是由冲破外在的形式与人为的对待这两点而显示。在这转关上，道家具有浪漫的否定的精神。因此，它成为了反人文、非人文或超人文的。”他还说，道家“让物物各适其性，各化其化，各然其然，各可其可。这也是散不而落在各个体上，忘掉你权位的无限，进而成为道化人格的圆满自足之绝对与无限”。这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其二，道家主张无为。牟先生说：“道家玄默无为，而百姓宁，天下平。”道家因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折腾、不主动干扰事物的发展，以道为本，道法自然，体现了关怀今生的现世主义精神。然而，“无为”只是消极顺应，而不是积极应对，不能够及时适应外界政治环境变化。因此，其只适宜修身，而不适宜治世。他还说：“道化的治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取其义而用之，因为它本身不能自足独立。”原因是道家不讲伦常，也就是缺乏德性的根基，故而也没有转出政道来。 法家物化的治道。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的大转型期，随着礼崩乐坏、贵族没落与井田制崩解，君、士、民得到了解放。这为治权客观化奠定了基础。法家物化的治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政以法。楚相吴起、秦相商鞅，都提倡“为政以法”，废井田，开阡陌，戮力耕战，富国强兵，严刑苛政，信赏法罚。二是贬抑贵族，抬高君权，运用南面之术，阴谋骗取，给君权蒙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使得法家变得高深莫测。然而，由于法家是一个“畸形”的治权模式，突出的是“刑”，而不是“法”，法家适宜于控制社会秩序，而不适合于治天下。在法家思想的统治之下，社会矛盾往往比较尖锐。法家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政道精神。 牟先生认为：“中国自始即无固定之阶级，治权民主后，皇帝以下，一律平等。”在“家庭宗法制”和“政治等级制”的体制笼罩之下，中国只有道德上面的自由，而没有政治上面的主体自由。钱穆先生认为：“武帝以后，中朝（王室）外朝（政府）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从一定意义上面来说，皇帝、宰相相互制衡，内外朝之间相互牵制，有利于皇帝综合平衡。汉代皇帝和宰相各有秘书处，皇帝有六尚，宰相有十三曹，皇帝与宰相之间相互制约。清代努尔哈赤制定了八旗议事制度，如果皇帝违背了祖训，那么八旗旗主可以联合起来提出抗诉，皇帝也受到了议事制度的制约。因此，中国历史有的朝代虽然有治权民主，但却始终没有形成限制皇权的政道。  / DREAM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