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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建国的二十年里，宋太祖赵匡胤逐步消灭和兼并各地割据势力，并设立种种制度，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这一系列举措是北宋能够绵延百年的重要支撑。然而这一系列制度导致的负面影响，让北宋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军事问题。  北宋初年，宋太祖为巩固边地，定下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的边地管理模式，这种统治模式，主要以当地豪强和部落首领为行政长官，维持北宋对于边地的管理和统治。这种管理模式，在北宋初年边患未绝之时，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震慑于北宋强盛的军力，边地州邑的军事首领，不敢无故犯边，而在边境发生外敌入侵时，这些州邑的实际掌控者，更是起到了类似于边地“宗藩”的作用。  但是，这一制度的稳定实行，前提是中央可保有一支足以震慑地方的军事力量，然而随着北宋重文轻武的倾向愈来愈严重，朝廷的行政统治在边地蛮族势力的挤压下也逐渐走向崩溃。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西北地区李继迁的反叛。  这位曾经臣服于宋廷的西夏国始祖，原本是盘踞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属下的管内都知蕃落使。 982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李继迁得知族兄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迫于族内压力入朝，并交出夏、绥、银、宥、静五州地后，他与弟李继冲、亲信张浦等人组织党项各部公然反叛自立，而此时的宋朝却由于同辽国常年不断的征战而无力镇压，这也是西夏王国得以崛起的肇因。 而西夏的自立，对于宋王朝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崛起于西北的政权，严重干扰了北宋对于西北地区的经略，而原本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而陷入“无马”困境的北宋，在骑兵的建立上更加依赖河湟地区的马场，但西夏王国的崛起，导致宋朝的战马来源更是因为河湟一地的丢失而愈发捉襟见肘。 到得此时，辽国，西夏，大理，吐蕃，这些政权的存在使得北宋这个名义上统一政权一直无法恢复唐代的疆域，另外，这些政权本身对于北宋的侵夺和袭扰，更是让整个国家疲于奔命（大理和北宋没啥军事冲突，量过大体保持和平状态）。  一、欲取西夏，先复河湟 到了宋神宗时期，这位锐意革新的帝王，以变法图强为号，意图继承太宗太祖“吞幽蓟、灵武”的遗志，这种局面下，盘踞西北的西夏，就成为了他最先发难得目标。 无论对于王安石变法有着多少负面印象，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其“富国强兵”之策得以推行，与宋神宗初期锐意进取的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压制或覆灭西夏，神宗重用了当时北宋少有的儒将王韶。这位以文官身份统帅全军的将领，曾经上呈《平戎策》与神宗皇帝，称“欲取西夏，先复河湟”。对此，宋神宗亦深以为然，而这也是熙河开边一事的肇始。 公元1068年，王韶向刚刚即位的宋神宗上呈了一份全面阐述对西夏战略的计划。在这份被叫做《平戎策》的计划里，王韶为宋朝在西北的百年顽疾开出一剂猛药。想要打败西夏，就必须先占领附近的河湟地区。只有征服了当地的吐蕃部落，才能切断西夏的侧翼。进而一举消灭可恶的党项政权，解除宋朝的西北边患。  于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熙河开边战略被拉开了大幕。其结果一度让汴梁的朝廷喜出望外，但最终却成为了王朝覆灭前的回光返照。 大宋的河湟经略几经反复，最后有了陇右都护府已经是熙河开边约三十年后，所控制地区也与早期构想有了很大差别。  二、大宋的反西夏包围网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被狂热的佛教徒刺杀，他是吐蕃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各部族共同认可的赞普，他死后诸子争位，偌大的吐蕃陷入内战的腥风血雨之中，长年的混战让逻些城的吐蕃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名存实亡，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了了吐蕃民众的大起义，吐蕃王国至此事实上陷入解体。 公元876年，数十年的内战耗尽了吐蕃的元气，当奴隶起义军攻入吐蕃王朝都城逻些，这个曾经威震东亚中亚二百年的高原王朝彻底瓦解，整个青藏高原四分五裂，“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其中，有一系王族“亚陇觉阿王”的后人，流落到了西域高昌，公元997年，诞生了一个婴孩，取名欺南凌温。 在吐蕃帝国兴盛时期，为了巩固边防，常常用武装移民的方式将国内百姓迁移到新征服的边疆地区，充实人口，巩固统治，在8世纪下半叶吐蕃王朝扩张达到极盛时期，军事移民也达到了高峰，东至成都平原西侧，北至天山，西至帕米尔高原，半农半牧、亦兵亦民的吐蕃人走出了高原，威震东亚中亚，强盛的兵锋连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也感到头痛不已。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在河西陇右的边防军被大量抽调回内陆平叛，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大举攻唐，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随之而来的大量军事移民也将这里变成了吐蕃人的聚居区，相比高原上的苦寒环境，河西陇右的湿润绿洲更适合吐蕃人的生存，因此吐蕃人在此地迅速繁衍壮大，至宋代立国，这里已经形成了多个大大小小的吐蕃割据政权，在宋朝西北形成了一片军阀混战的“其乐融融”局面。 公元1004年， 当时河西吐蕃部（又称六谷蕃）的首领折逋潘罗支以诈降计，诱杀率军来犯的党项首领李继迁，但自己在半年后，也被李继迁之子李德明杀死。河西吐蕃各部都面临被党项部族吞并的危机。 公元1009年，12岁的欺南凌温，被青海邈川部的吐蕃酋长温逋奇和僧人李立遵拥立为新的吐蕃赞普，号“地唃厮啰”，立王城于青唐（今青海西宁），史称唃厮啰国。  唃的意思是佛，厮啰是儿子，唃厮啰翻译过来就是佛子。唃厮啰既是一个政权的国号，又是这个政权里国王的尊号。这个政权绵延长达百余年。其大致范围在黄河、湟水流域，又被称为河湟吐蕃，成为北宋西北两个主要的藏族政权之一，另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吐蕃六谷部。河西吐蕃很快被西夏兼并，而唃厮啰则长期与宋结盟对抗西夏。  青唐立国之初，论逋（宰相）李立遵专断国政，并于公元1016年进犯秦州，被宋朝名将曹玮于三都谷之战迎面痛击。宋军追敌二十余里，斩首千余级，缴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李立遵势力大衰后，年轻的君主 唃厮啰也趁机摆脱权臣，立法建制， 厉兵秣马， 鼎盛时号称拥兵七万， 聚众数十万，成为青海东部各部族的霸主。 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唃厮啰一直奉行依附宋朝、共抗西夏的外交方略，于公元1032年，受封宋朝的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 公元1036年， 西夏国主李元昊率军征伐青唐，兵锋直指西宁， 唃厮啰坚壁清野，率领部众层层抵抗，与党项人激战二百余日，最终把李元昊熬的油尽灯枯，不得不撤兵，唃厮啰乘胜追杀， 西夏军在湟水河畔大败，损失了大量的辎重，后卫部队几乎全灭。因此战功勋，公元1038年， 唃厮啰被宋朝加封为保顺军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使，洮州、凉州刺史。 籍着击败西夏的兵威，此前降附西夏的吐蕃和回鹘部众，纷纷转投青唐，令唃厮啰得以将所占据的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宕州、湟州、鄯州、廓州和积石军地区，逐渐统合成一个强大政权，极盛时幅员扩张到三千余里，人口达到一百余万。由于青唐吐蕃政权是吐蕃帝国正统后裔建立的新国度，仍用“赞普”之名，因此又称为“后吐蕃帝国”， 藏族不朽史诗《格萨尔王》，据说就是以唃厮啰的生平事迹为人物原型，加以艺术创作的。  青唐吐蕃日益强大后，周边的西夏、辽国、回鹘纷纷主动要求联姻，辽国和西夏都将公主嫁给了唃厮啰的幼子董毡。 而唃厮啰同时和宋、辽、回鹘交好，组成对西夏的包围网，遏制了西夏的继续扩张。青唐和宋朝的贸易，依旧以茶马互市为主，宋朝每年购良马两万匹，其中青唐马占了十之七八。 当时，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后，对过境商人的财货”十中取一，择其上品”， 剽劫贡商，扣留旅人。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商队贡使，纷纷绕道青唐，而唃厮啰则疏通和恢复了这条从西域经青海、河湟而入中原的“吐谷浑故道”，还派兵护送西域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因此， 青唐也成为胡商簇集，宝货山积的重要商贸城市， 城中定居的于阗、回鹘商人多达数百家。
青唐吐蕃除了成为西域和中原贸易的中转站，建立了发达的商贸业，而且在河湟诸水两岸，依水筑屋，种植五谷，农业得到恢复发展，吐蕃部族射猎牧放的牧业传统也被保留。唃厮啰还广建禅院佛塔，在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黄金佛像， 河湟地区成为藏传佛教得以再度兴盛的发源地。 不过唃厮啰王国虽然屡败西夏，但毕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王国，战争潜力远不能与西夏相比，因此为了对抗西夏，大宋长年对其输入大量钱粮兵甲，扶持唃厮啰侵扰西夏边境，但成效却始终难以令人满意。早在宋仁宗年间，就有人上书表示不满：
公元1065年，唃厮啰逝世，享年69岁，在位57年，实际执政49年，这位文韬武略皆备、同时又审时度势的一代雄主的去世，也宣告着青唐吐蕃政权黄金时期的终结。唃厮啰去世后，幼子董毡继位，次子磨毡角占据宗哥城，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河州一带，分裂的唃厮啰势力更加衰微。董毡死后，诸子继续活动在河、洮、岷州和武胜军等地，实际上并不受青唐政权的控制。董毡所能控制的地区相较唃厮啰在位时的全盛年代已大为减少，如河州等地为木征诸兄弟所占据，“董毡欲羁属之，不能有也”。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脱离唃厮啰中央政权控制的河州一带就引起了各势力的注意。早在唃厮啰与其子反目时，西夏就已经开始了对吐蕃部落的吞并和拉拢：“元昊闻唃厮啰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赂间之，且阴诱诸酋豪”，蕃部大首领裕勒藏哈木便在此时归附了夏国。 至此，河湟一带的形势对宋朝一方已然十分明朗：长期以来的盟友唃厮啰政权实力已经江河日下，不能控制位于河州一带的河湟地区。如果让西夏先下手为强夺取河湟，则西北边防必将更加崩坏。于是，当留心河湟边事，有心改变西北被动挨打局面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看到王韶所上《平戎策》，有理有据的提出了经营河湟的方略后，很快就对其进行大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王韶在《平戎策》中其实并无吞并唃厮啰政权之意，只是要通过吞并其已经失去控制的外围领土震怖其心，以使其乖乖听话，更好的发挥其牵制西夏的作用，即“诸种既失，则唃氏君臣其敢复简慢而不归心于我耶?” 三、熙河开边与唃厮啰臣服 北宋神宗时期所进行的熙河开边，是北宋中期以来少有的拓土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北宋在西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然而，其最初“断西夏右臂”的军事目的却并未完成，甚至可以说，对于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成为自神宗以降北宋国力日渐衰弱的元凶之一。 尤其是在哲宗和徽宗两朝，原本为了遏制西夏的开边之策，成为两朝不可弃置的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已经脱离了最初的构想。 在宋神宗的推动下，宋朝原本以“羁糜”为主的西北策略发生了改变，原先，囿于军事实力的衰弱，为了牵制西夏，宋朝对待西北吐蕃地区，一直采取着“联蕃制夏”的战略部署，这种重权谋而轻武备的策略，是北宋“澶渊之盟”以来的一种战略倾向。 然而，客观来讲，无论何种军事谋略，想要施行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在过去由于以“联蕃制夏”为任，对于河湟地区的部落，朝廷一直以怀柔为上，却很难对当地强力部落进行实际的控制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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