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时期所进行的熙河开边，是北宋中期以来少有的拓土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北宋在西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然而，其最初“断西夏右臂”的军事目的却并未完成，甚至可以说，对于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成为自神宗以降北宋国力日渐衰弱的元凶之一。尤其是在哲宗和徽宗两朝，原本为了遏制西夏的开边之策，成为两朝不可弃置的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已经脱离了最初的构想。 那么，熙河开边一事，是如何从“复汉唐故地”的功绩转变为一场让宋王朝逐渐失血的战略失误的呢？
一、熙河开边的战略目的北宋建国的二十年里，宋太祖赵匡胤逐步消灭和兼并各地割据势力，这种“统一寰宇”的决心和气魄，是北宋能够绵延百年的重要支撑。然而，北宋建立之初，却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军事问题。 北宋初年，宋太祖为巩固边地，定下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的边地管理模式，这种统治模式，主要以当地豪强和部落首领为行政长官，维持北宋对于边地的管理和统治。这种管理模式，在北宋初年边患未绝之时，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震慑于北宋强盛的军力，边地州邑的军事首领，不敢无故犯边，而在边境发生外敌入侵时，这些州邑的实际掌控者，更是起到了类似于边地“宗藩”的作用。 但是，这一制度的稳定实行，其前提是中央可保有一支足以震慑地方的军事力量，然而随着北宋重文轻武之策的施行，边地势力对于朝廷的统治也逐渐走向崩溃。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西北地区李继迁的反叛。
这位曾经臣服于宋廷的西夏国始祖，选择公然反叛自立，而此时的宋朝，却由于与辽国的征战无力镇压，这也是西夏得以崛起的肇因。 而西夏的自立，对于宋王朝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崛起于西北的政权，严重干扰了北宋对于西北地区的经略，而原本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而陷入“无马”困境的北宋，在骑兵的建立上，更是因为河湟一地的丢失而愈发捉襟见肘。 到得此时，辽国，西夏，大理，吐蕃，这些政权的存在使得北宋这个名义上统一政权一直无法恢复唐代的疆域，另外，这些政权本身对于北宋的侵夺和袭扰，更是让整个国家疲于奔命。
而到了宋神宗时期，这位锐意革新的帝王，以变法图强为号，意图继承太宗太祖“吞幽蓟、灵武”的遗志，这种局面下，盘踞西北的西夏，就成为了他最先发难得目标。 无论对于王安石变法有着多少负面印象，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其“富国强兵”之策得以推行，与宋神宗初期锐意进取的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压制或覆灭西夏，神宗重用了当时北宋少有的儒将王韶。这位以文官身份统帅全军的将领，曾经上呈《平戎策》与神宗皇帝，称“欲取西夏，先复河湟”。对此，宋神宗亦深以为然，而这也是熙河开边一事的肇始。
二、被收复的“汉唐故地”在《平戎策》的指引下，宋朝原本以“羁糜”为主的西北策略发生了改变，原先，囿于军事实力的衰弱，为了牵制西夏，宋朝对待西北吐蕃地区，一直采取着“联蕃制夏”的战略部署，这种重权谋而轻武备的策略，是北宋“澶渊之盟”以来的一种战略倾向。 然而，客观来讲，无论何种军事谋略，想要施行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在过去由于以“联蕃制夏”为任，对于河湟地区的部落，朝廷一直以怀柔为上，却很难对当地部落进行实际的控制和影响。 而此时，被委任为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管的王韶，开始了其恩威并施的经略之策，他在西北一地，以市易司沟通蕃部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以弓手制为基础招募蕃人屯田营造，这些政策以贸易为先决条件，并以武力震慑为压制，最终使得当地蕃部不得不归附北宋。史书记载，仅熙宁四年，就有“十二万口内附”北宋。 当然，这样的策略仍然只是北宋经略熙河的第一步，对于尚未归顺的河州诸部，王韶除了继续以招降手段收复外，还开始对不肯内附的吐蕃首领进行打压和剿灭，熙宁六年，曾经屡次骚扰河州的木征部，被调虎离山之计诱出，而王韶则“密分兵景思立攻河州”，最终将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收复。 这也是中原王朝，自安史之乱后第一次重新控制这片区域，其意义和影响都极为深远。尤其是对于饱经战乱的北宋而言，熙河开边的成功，使得北宋打破了西夏、辽国在西北对于北宋的包围，并进一步以河湟之地钳制西夏，阻止其与吐蕃的进一步联系，使得后者有“腹背受敌之忧”。 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在河湟之地的经略，使得北宋重新获得了与吐蕃部落的贸易道路，“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这对于北宋后期与河湟吐蕃部落的战马贸易而言，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走向“异化”的熙河开边熙河开边，如果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无疑是北宋重新掌控西北的一次成功尝试，更是对盛唐衣钵的一次继承，然而，遗憾的是，被北宋最终攻取的六州，虽然名义上已经归于朝廷统治之下，然而囿于军力的限制，王韶军只能占据当地的重要军镇和交通要冲，以强化对于六州的控制，然而，这种占领却仅仅只是军事占领，而不能称之为对当地的吸纳和管理。 事实上，就在熙河开边的一年后，吐蕃首领董毡就派遣手下大将青宜结鬼章再次冲击河州等地，而宋军在河州的守将景思立及部将王宁、包约，于此战中以身殉国，这便是著名的踏白城之战。 虽然吐蕃对于河州的攻击最终在王韶等将领的反击中宣告失败，但自此之后，熙河开边所带来的军事冲突从未断歇，《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为了维持在熙河等地的统治，不得不常年输送军资维持当地军队，“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 而相较于王安石变法巅峰时期“岁入6000余万缗”的收入来看，仅六州的维持，就耗费了朝廷将近十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其靡费不可谓不大。 然而，由于六州之地为“汉唐故地”，这一区域也成为宋朝无法轻易割弃的土地，任何放弃六州故地的人，均会被打上“国贼”的标签。 而随着熙宁变法的继续，元佑党争日渐酷烈，原先尚存有一丝底线的政见之争逐渐走向失控。 譬如哲宗时期的文彦博，曾经试图说服朝廷放弃已然成为负累的河湟，被枢密院使安焘怒斥：“（六州）自灵武而终，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 而他的这一提议，甚至还在之后成为旧党再次被清算的一个重要原因，哲宗朝的党争中，新党以此事为伐，再次将前者斥为“奸相”：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然而，若是仔细衡量当时宋廷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我们就会发现，到得哲宗、徽宗时期，神宗所欲“先复河湟，再图西夏”的军事战略，其基础已不复存在。武备逐渐废弛的北宋，在西北一地的经略，已经左支右绌。 四、逐渐“失血”的北宋在王韶所呈《平戎策》中，有“凿空熙河”之说，然而，其所说的“凿空”，不同于汉代的“凿空西域”，是需要北宋朝廷持续输血熙河地区，才能最终得见成效。对于宋神宗而言，熙河之役的胜利虽然彰显了他的“武功”，然而想要真正经营这样一片远在西北的土地，北宋仍然需要继续加大对当地的经略。 这也是北宋在之后不久设立“熙河路”的原因所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熙河路，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已经建立，然而在过去，由于此地常年处于动乱之中，当地百姓只能堪堪做到自给自足，想要依靠当地税赋和粮食产出维持一支可以抵抗外敌的军队，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这也是北宋占据熙河六州之后最大的战略困境。《宋史》中对此有着极为负面的评价，认为此时的熙河六州，“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给他道”。 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当时的宋朝为了维持当地军队的补给，不得不年年向这里运输军粮二十二万石、马料一十万石以及草料八十万束。而这还仅仅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事实上，由于当时北宋重要的产粮地皆在南方，为了运输这些物资补给，所用民夫、壮勇的人力消耗，同样不可胜计。史书记载，由于路途太过遥远，这种“千里馈粮”的举动，光是在道路上的损耗就将近三分之一（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 这样的运输难题，促使北宋不得不在当地大肆招募“屯田弓手”，以类似于唐代团结兵的屯兵制来减少物资的消耗。 然而，这些屯田弓手，虽然能减少部分屯住士兵的消耗，但相较于北宋在西北用兵的靡费，这样的节约，仍然是杯水车薪。 若说宋神宗乃至宋哲宗时期，北宋为熙河开边所做出的战略输血，仍然是一种寄希望于长远的战略投资，那么到得宋徽宗时期，北宋对河湟仍未停歇的经略就已经成为一种执政者的政治投机。 在女真之祸日渐酷烈之时，宋徽宗对于西北用兵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这位以书画技艺闻名的皇帝，似乎在此事上依旧保持了宋代自神宗以来的西北政策。 试图“以其地为郡县”的宋徽宗，全然不顾北宋经略熙河一地造成当地“帑藏已空，膏血已竭”的后果，继续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 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北宋虽然仍高举“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的，然而从其用兵态势来看，时任宰相的蔡京，之所以要用兵河湟，无非是希望以边功自固。相比于宋神宗时期拓土开边的战略部署，此时的北宋，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大多着重于镇压当地的军事叛乱以及剿灭不听诏令的吐蕃部族。 从这一点上来看，王韶原先所言“羁糜吐蕃，钳制西夏”的《平戎策》，自此失去了所有的战略弹性。河湟一地的战事，不再是北宋朝廷压制西夏的必要之举，反而成为投机者攫取军功的龌龊手段。 五、结语北宋自神宗时期发起的熙河开边运动，在神宗时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内部的掣肘和党争的加剧，北宋并未能利用好这一战略优势一举剿灭西夏，可以说，北宋虽“断西夏右臂”，却止步于此。 然而，这场本应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攻势，却因为熙河六州“汉唐故地”的政治象征性而变得诡异起来，王安石变法后，北宋朝堂上陷入新旧党人的彼此攻讦和倾轧之中难以自拔，而在变法时期取得的熙河六州，也因此成为两党用于责难对手的政治武器。 自此，熙河六州的得失再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而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势下，原先就已然遭遇重创的熙河六州，也就成为了北宋逐渐失血的伤口。不断复杂化的党争和当地的叛乱，促使北宋不得不在这里屯驻重兵，这块创口，开始演化为宋廷逐渐失血的祸乱之源。而“羁糜吐蕃，钳制西夏”，更是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战略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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