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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记》 作者：何兆武 文靖执笔 何兆武（1921-2021），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五六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八六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丶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柏克《法网大革命反思》、罗素《西方哲学史》等。 简介： 《上学记》后，传言《上班记》要出版，何兆武曾表示，“等我死了再处理”。  文靖 《上班记》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因为聊的时候都混在一起，和《上学记》几乎同时完成，最多只差了半年。何老嘱我先别发表，“因为有的人还活着，说了会惹麻烦”。 “他如同一个小孩看街景一般，这个街景是喧闹的、丑恶的，而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只是隔着自家的玻璃窗看雨眼。这个状态是他一生面对时变世变的态度，始终如一，所以可爱，所以难得。也正因为此，几十年间的世态浮沉在他眼中就像一个鱼缸，金鱼海藻一目了然。” “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 亲力亲为、别偷懒，把你自认为最闪光的束西，一求到底。这个世界从不缺少疯子、狂徒和自以为了得的聪明人。殊不知，唯独珍贵的是傻子，你要去做其中的极品。 何兆武 “三反”运动是解放后最开始的运动之一。之前还有个“忠诚老实运动”，让大家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而且每个人都要坦白。比如，女同志交代最多的就是隐瞒了年龄，大概总希望年轻一点。这都无所谓了，不过有人交代了贪污。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凡有了一点特权，总要想着给自己捞些好处。 马克思所说的“公有”是生产资料的公有，不是说你的衣服也得拿出来、你的眼镜也得拿出来。 我以为，人和物件不一样，物理学可以做实验。比如测验一克金刚钻到底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一吨、十吨，一点一点往上加，但绝不能拿人做实验。运动的时候压力一来，有的人承受得了，有的人承受不了，比如有人可以扛一百斤，有人可以扛二百斤。但不断地加压，等于拿人性做实验，总有人担负不起，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自杀，白白死掉了。 我在历史所工作的时候，党委书记尹达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叫作“八九维克”，就是说，你做的不是十分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打了八九折。按照这种逻辑，张申府大概只能做到“三分之一维克。 因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面批的都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涉及问题太广，而列宁本人对自然科学未必非常懂，论证显得薄弱，所以现在也不大有人提这本书了。我不知道他（张申府）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也不大相信他真就认为写得好。他那么欣赏罗素，为什么不推荐罗素的书？我想也许是一种“言不由衷”。 所谓“学习”就是要学优点，不可能存在“全面”一说。所以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旗帜下，也有莫名其妙的时候。 就我个人的感觉，我们这些外地调来的教师似乎并没有能真正融入本地的圈子里，始终都是作为“外人”、“客人”存在。这就像你到国外去一样，如果周围只有你一个中国人，哪怕别人并不是故意的，但你自己总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一点我始终不适应，于是就想到了回北京，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 并不是说学生不可以批评老师，而是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像样，丢了最好。 以前斗某某人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材料印出来给大家看。比如他说过哪些不好的话、写过哪些日记等等，可是后来渐渐就没有了，据说这是吸收了土改的教训。土改时候斗地主，起先还让地主说一说。结果大家听了以后，又开始同情地主，效果很不好，所以后来就不再让地主讲了。 越是现代，越要讲求分工合作。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一开头就讲分工的必要，但我们却追求每个公社都自足自给。什么都做，什么又都不能做精，那只能是一种很落后的、中世纪传统的生活。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都是“功则归上，过则归己”，这是维护皇权绝对权威的一种辨法，也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常识。可是刘少奇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懂得韬晦，没有做好。 平常我们说某个人没有人性，说他“兽性大发”。我倒时常感慨，这真是太贬低野兽了。 真正的原教旨主义大概是不存在的，归根到底都是世俗利益的斗争。 凡实际利益的斗争，总得打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子，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所谓“领导”并不等于“包办”。事无巨细什么都由他说了算，什至于文章怎么写、我怎么想都由他决定，成了绝对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 所谓“牛棚”并不是养牛的棚子，我们是“牛鬼蛇神”，随便找个地方关我们，都叫牛棚。 按理说，历史所几十年，结果培养出一半多的反革命，领导应该负有极大的责任。可是从来也不追问，反倒成了他的政绩，这是很荒唐的。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工宣队的人抓的越多越洋洋得意，这一点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可有的人本来就是左右逢源随风倒，跟做生意发财一样，哪里有油水就往哪边靠，这些人是没有原则的。 道德应该有个底线，我们应该用崇高的道德鼓励自己。但不能把它作为标准，用崇高的道德要求每一个人。 所谓“革命的休息”就是不休息，包括过春节，“过一个革命的春节”意思就是不放假。 就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也不必发誓赌咒一样早晚各说一遍“我爱你，我爱你，我怎么怎么地爱你。”相反，这样做就会变得很虚伪。 我想，如果一个真正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比如基督徒，要是有一天发现自己所信仰的不是耶和华，而是撒旦，是个魔鬼，他将如何向自己的良心交代？ 最后一个神话破灭了，号称革命的也未必是革命的，实在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虽然形式上还是每天集中学习，但大家都知道跟做戏一样。 有关那段历史的记录就这么一抹而去了，后人不再知道。不过，和大多数人的心情一样，以前因为帽子太多、太滥，早就失去了意义，现在平反也就变得无所谓了。而作为坚持到最后的那批领导者，也就是“强加给别人不实之词”的那些人，后来依然在台上风光，似乎并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 实际上，人才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而且，是不是送两年信思想就能改造好?我表示怀疑。 当然，一个人的水平有高低，是勉强不来的，就像不能要求每个运动员都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水平不行也不必嘲笑他。但你不能弄虚作假。比如参加一万米的你少跑两圈，或者参加跳高的你从竿子底下钻过去，是不行的。这位同志的翻译，凡是疑难的句子都跳过去，原文没有的话他在那儿胡编乱造。这种翻译，除了充数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参与其中的内幕，你永远都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孔子已经离我们两千五百年了，我不相信他对今天还能有多大的影响，费那么大劲批他做什么？不等于唐吉诃德先生跟风车作战，犯了神经病么？再者，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有几个真正崇拜孔子、跟孔子走的？我想即使有，也是极少，没有多大力量。孔老夫子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对、哪些错，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你要打倒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必借着这个说那个，一味地影射。 再说说科学研究。按理说，那应该是先研究、再下结论。可当时正相反，我们是先有结论，而所谓“研究”，无非是给这个结论提供证据。 按我的理解，什么是萌芽？它得开花、结果才能算是萌芽。可是萌了几百年的芽，始终没有继续发展，那还算是萌芽吗？古今中外到处都有僱佣劳动，那全世界就到处都是资本主义萌芽，那还得了。 权力运动的规律，大概和财富运动（经济）的规律一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外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还有，文化的接受是自愿的。比如我小时候，好莱坞的电影传了进来。谁也没强迫你必须去看，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谈不上“侵略”，最多只能是说它宣扬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后的学风一方面受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又掺杂了物质利益的驱动。肯定了人家，国外基金会之类就愿意出资，邀请你出国开会，什至于给你个国外的奖项、拿些奖金或资助。 科学没有阶级性。定理、法则一经提出就有了它独立的生命，和它的“母亲”没关系。 另外，科学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也是社会的产物，整个社会一定要有与之配套的机制才能实现。 包括现在，我们还总要说：某某是几级干部、几级职称。我的离休证上就写着“按局级待遇”。冯天瑜先生讲笑话，说现在和尚也要折官，比如“局级和尚”、“处级和尚”。科学院也是这样。 林黛玉一哭，眼泪就往下流。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但你能用它来解释林黛玉为什么哭吗？ 无论什么时候，真理过了头就变成了荒谬。 科学是知识，对人类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某一学问由于某些历史条件首先出现在哪里，并不意味着这个学问是它的专利。所以我认为，学问没有中西之别，而只能说是先后之分，否则会给我们的实践造成很大的伤害。 清华现在是工科学校，我们搞文科的去了是少数民族，要受种族歧视的。我说：“我倒没想过被重视，所以也不在乎。” 再比如我们的学术体制，似乎并没有按学术的规律办事，而是按政治领导的思想办事，这是不科学的。旧社会的时候，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他们都不是院士，可现在那些名校的校长起码都是院士。我们的院士体制也一样，不说百分之百，但绝大部分都是做官的。其实，选官和选院士应该是两套标准，怎么会那么恰巧，有学问的都当官，当官的刚好都有学问？ 解放后有一句话，叫：“老子天下第六！”因为前面还有马恩列斯毛，这些人是不能超过的。有的人就自高自大，把自己排在后面，以“天下第六”自居，想想也挺可笑。 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 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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