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翻地覆六十年第一章古城旧貌

天翻地覆六十年(蓟州孟凡生回忆录1——12)

  前言

退休在家清闲无事，看报纸上常讲老年人多用脑，多动脑有利健康，我也就想做点既动脑筋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干什么呢？我既不擅长写作，又不擅长书画，不可能留下文学作品和书法字画。当我看到书摊上有许多中国和外国，历史上和现代一些名人、大人物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录，受到了启发。这种文学体裁，写得比较实在。它既不像长篇小说那样需要生动的故事情节，也不像抒情散文那样用很多华丽的词藻。我何不也写一部回忆录呢，把我自身经历过的，以及我所见所闻周围发生过的一些真实情况，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不也是对历史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吗。当然，那些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们写的回忆录，反映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国家和社会变动、发展的大事，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经历，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我所回忆的都是些社会基层平民百姓所经历的小事，不管是国史还是地方志，大概都不会记载这些小百姓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事的。但是，我所反映的百姓生活小事，却也是对那些大事件的点缀和补充。尤其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历史变化，毕竟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的，尤其是广大网民，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光听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很难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而且国史和地方志只是记载了正面的史料，而对于当时官方不许公开报道的史料是不许收入地方志和部门志的范围之内的。我的回忆录则是全面地、如实地、客观地记录了这些历史事实,这也起到野史对正史的补充作用吧。所以，我的回忆录，对年轻人了解过去，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我是1948年春出生的，当时正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故自幼就有了一点特殊的经历，加上我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耳闻目睹了旧中国与新中国，文革前与文革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北方县城与农村的发展变化，尤其农民们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用许多蓟县城里老农的话就是：“差天上地下去了”。

纵观我国历史，尽管几千年来发生过多次改朝换代，政权交替，而且每次经过战乱之后都有一个“从乱到治”的历史时期，都要出现一段“太平盛世”。尽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出现了“书同文、车同轨”，满清王朝使汉族人的发型和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人们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住房样式、吃喝穿戴质量上看，新旧中国的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交替后的社会变化。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嫦娥奔月”，“腾云驾雾”，念动咒语“武器”可以自动杀伤敌人当成幻想，而今的火箭、导弹、航空、航天、登月球、落火星，已经把幻想变成了现实。过去人们把“千里眼”和“顺风耳”，当成可望不可即的神话故事，而今的网络视频则可以使两个人在万里之外面对面聊天。过去只有帝王将相财主豪绅等高贵人物出行才能骑马坐轿，而今小汽车已经成为蓟县城乡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过去把用“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千万间”，代替老百姓居住的“卷我庐上三重茅”的茅草屋当做美好的理想，而今农村的老百姓全部住进了大瓦房或小楼房。自古以来，农民种地交租纳税，是天经地义的。而今农民种地不仅不纳税，国家还给补贴，没有养老金的还给“老年费”，这些惠民政策都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

总而言之，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有发展和变化，可那全是量变。只有在出现了大机器生产，出现了现代化工业和科学技术之后，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我国的这次政权交替，正好处在世界工业化的大潮流中，新政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大工业，逐步实现了现代化，才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才说新旧中国交替后的社会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

正由于我亲身经历了蓟县城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巨大变化，我的回忆录才用了“天翻地覆六十年”这样一个大标题。

2012年本文第一章在互联网上陆续发表，2014年秋，引起蓟县文联书记刘北星同志和蓟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刘春同志的关注，对笔者进行了鼓励和指导，并赠我1991年版《蓟县志》和2014年版《蓟州通鉴》各一本，使我对蓟县的历史资料有所了解。这就为我继续撰写回忆录提供了大量史料，并使我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对已经发表的回忆录部分章节进行补充和完善。为此，笔者对二位领导表示感谢。

我的《回忆录》既有自传的成分，又并非完全是自传。不仅是反映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反映了这个时代，一部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从某个侧面，也就是以蓟县城里为主轴，记录一段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供年轻的网友们参阅。本人计划利用多年时间，按照时间顺序，陆续撰写并发表相关章节（注）。

我是在蓟县城里出生的，还是先从蓟县城谈起吧。

注：本书于2008年10月开始创意，2012年5月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2014年11月开始补充修改。

第一章   古城旧貌

                 序言

蓟县县城位于燕山脚下，州河之滨，西距北京九十余公里，东距山海关二百余公里，东南至唐山一百二十公里，南至天津一百二十公里，北至承德一百三十余公里。

蓟县老县城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在春秋时期，这里称无终子国。不过国主只是子爵，与公爵、侯爵、伯爵相比，属第四等级了。那年代公爵侯爵的封地——也就是“国”的地盘也没有一个省大，估计这个子爵的“国土”也就和县差不多了。

战国时期这里称无终邑，隶属燕国右北平郡。

自秦朝至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里隶属“北国”（前后建立的燕、赵、秦等）一直称无终县，隶属北平郡，并为郡治（郡政府驻地）。

南北朝时期，这里称无终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将北平郡改称渔阳郡，无终县先后隶属北魏（公元432年至534年）、东魏（公元534年至550年）、北齐（公元550年至577年）、北周（公元577年至580年）政权的渔阳郡管辖。

隋朝初期，这里称无终县，并为渔阳郡的郡治，与同期的范阳郡（北京一带）和卢龙郡（唐山一带）并列。隋朝大业（公元605年至616年）末年，无终县改称渔阳县。

唐朝时期这里一直称渔阳县，先后隶属玄州、幽州和营州管辖。唐朝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置蓟州，渔阳县属蓟州管辖，并为州治（州政府驻地）。

五代十国时期，这里称渔阳县，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后晋主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辽国），内有蓟州和渔阳县。

被划归辽（公元907至1125年）、金（公元1115至1234年）管辖时期，这里一直称蓟州渔阳县，并为州治。这其中曾经于大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蓟州归北宋王朝管辖，改蓟州为广川郡，渔阳县改称平卢县，隶属广川郡，并为郡治。金天会三年（1125年），复归金国管辖，仍称蓟州渔阳县，并为州治。

据史料记载，大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当年，宋金联合灭辽，金把燕京、涿州、易州、顺州、景州、蓟州等地如约归还大宋。二年后，金开始出兵伐宋，又占领了这些州县。明代小说《水浒传》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卢俊义大战玉田县”，大概就是根据这段历史而编写的。至于蓟州是被宋军攻占的，还是被金国“归还”的，《县志》并无明确记载。

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这里称渔阳县，隶属大都路蓟州，并为州治。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撤渔阳县入蓟州。蓟州内管本州，外理（管辖）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四县，隶属顺天府（北平布政司）。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这里仍称为蓟州，辖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四县，隶属顺天府。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称蓟州，辖玉田、平谷二县。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称蓟州，不辖县。

1913年,也是中华民国二年，改称蓟县，隶属顺天府（1914年，顺天府改称京兆特区）。

1928年，隶属河北省。

1935年至1945年期间，蓟县县城被日伪政权控制，城外乡村成为抗日民主联合县政府的游击区和根据地。1945年9月，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占领了蓟县城。

1946年5月，撤销抗战时期的联合县政府，恢复蓟县建制，隶属冀东区行署第十五专署（辖宁河、宝坻、蓟县、玉田、遵化、丰润、滦西共7个县）。

1947年11月，蓟县改为隶属冀东行署第十四专署（辖平谷、密云、顺义、通县、三河、香河、蓟县、兴隆、承德县共9个县）。

1949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8月1日，冀东行政区建制撤销，冀东行署及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专署建制撤销，成立通县专署（辖通县、顺义、密云、平谷、蓟县、三河、香河7个县）和唐山专署（辖临榆、抚宁、卢龙、昌黎、滦县、滦南、迁安、迁西、遵化、乐亭、丰南、玉田12个县），连同唐山、秦皇岛2市均属河北省直辖。原隶属冀东行政区的宁河、宝坻2个县，划归河北省天津专署管辖。

1958年2月，天津市从国家直辖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原河北省天津专署（辖永清县、静海县、文安县、大城县、天津县、霸县、安次县、武清县、宝坻县、宁河县、汉沽镇、杨柳青镇、胜芳镇）并入天津市。1958年3月，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怀柔、密云、平谷、延庆9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河北省通县专署撤销，蓟县、三河、大厂划归唐山专署管辖。11月，蓟县、三河、大厂三县合并，称蓟县，仍归唐山专署管辖。

1960年3月，蓟县划归河北省天津市管辖。

1961年7月，恢复天津专署，受河北省与天津市双重领导，蓟县隶属天津专署管辖。

1962年6月，蓟县、三河、大厂三县分开，恢复原蓟县建制，仍隶属河北省天津专署。

1966年5月天津市恢复为国家直辖市,天津专署隶属河北省。1968年各省的专署改称地区革命委员会。

1973年8月，河北省天津地区14个县中的静海、武清、宁河、宝坻、蓟县5个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原天津地区改称廊坊地区，管辖其余的9个县和廊坊镇。

2016年6月，撤销蓟县建制，升格为天津市蓟州区。

从以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无终县和渔阳县，都是郡或者州下面的县级行政单位，但同时也是郡或者州政府的驻地，那时的郡或州就类似新中国的“专署”和“地区”的机构，它管辖几个县，也在某个县城设置办公机构。这些设置“郡治”或“州治”的县城，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期还有与“专署”并列的“地级市”，它们也属省直接管辖，但是只管本市内的“县级区”，不管辖其他县。

明朝洪武四年，“撤渔阳县入蓟州”就类似蓟州从“专署”变成“地级市”，渔阳行政区从“县”升格为“地级市”了。“蓟州内管本州，外理四县”，就类似1983年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撤销“专署”，改为“地级市管县”（专署的职权交给地级市政府，减少了管理机构）的架构，类似一个地级市下面管辖四个县。

康熙十六年，蓟州由辖四个县减为辖二个县；乾隆八年改为蓟州不再辖县，就等于蓟州不再行使“专署”的职权，只是享受“地级市”待遇了。辛亥革命后，蓟州改称蓟县，就等于从“地级市”降格为“县”了。后来天津市把五个县都升格为区，就等于这些县都享受“地级市”的待遇了。

蓟县这座老县城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却由于没有在这里发生过较大的历史事件，而没有多大名气，也和普通百姓一样，是个普通的小县城了。这个小县城五百年前什么样子，除非县志上的记载外，已经无人知晓了。但在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的县城面貌，我是既听一些老年人说过，也曾亲眼见过的。其中最老的是我的曾祖母，她是1882年生人，看到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东陵上坟的队伍的。现在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多以故去，我想把他们所说的和我所见的，记录下来，介绍给下一代，也算对历史的回顾吧。

本章标题所指的老县城旧貌，是指1955年之前的状况。这时虽然新中国已经建立六年了，但还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从蓟县县城建筑来看，变化还不大，还是解放前直到明清朝代的老样子。1956年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化以后，才是建设新县城的开始。

附：本章目录：

第一节  蓟县老县城的城墙

第二节   蓟县老县城的护城河

第三节  蓟县老县城的街道

第四节  蓟县老县城的商家店铺

第五节 蓟县老县城的宅院和房屋

第六节 蓟县老县城的庙宇和官宅官地

第七节 蓟县老县城的鼓楼与新鼓楼

第八节 蓟县老县城公用的水井和碾子磨

第九节  蓟县老县城的交通工具

第十节  蓟县老县城的照明灯具

   本章写于2009年5月——2010年11月，2014年后对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第一节  老县城的城墙

蓟县是历史文化名城，自春秋以来即设县置州，隋朝还被设为渔阳郡的郡址。但是，由于历史资料保存的不全，过去的郡城、州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

根据《蓟县志》记载，元朝时，蓟县是蓟州下属的渔阳县，州治和县治都在这里，另外周边的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四县也归蓟州管辖。可是作为州治的渔阳县县城，却只是夯土城墙，而且这里的夯土城墙，是什么年代建造的也不清楚。明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对夯土城墙进行了砖石贴面。也就是把过去的土城墙的内外两侧和上面，用石块和大块城砖包裹起来。本文所说的蓟县老县城的城墙，就是明清朝代以来的城垣。

蓟县的城垣位于县境中部，形状为北圆南方，方圆九里十三步。北圆指的是北面的城墙是一条弧线，而东、南、西三面的城墙都是直线。

老县城的北面没有城门，东、西、南面城墙的中部各有一个城门，都是圆顶拱形城门，俗称城门洞。东门位于现在的气象局大门和农商银行（信用联社）办公楼北侧街道上，西门位于独乐寺西边停车场南侧街道上，南门位于南楼商场与建材局办公楼之间的街道上。城门洞的上方前后面都悬挂着知州手书的匾额，东门的东面称“永固”，西面称“东来紫气”；西门的西面称“永宁”，东面称“西拱神京”；南门的南面称“永康”，北面称“达津”。

老县城的东、南、西城门洞上都有城楼，都是斗拱飞檐的宫殿式建筑，是长方形的屋子，相当三四个鼓楼上的楼室大。城楼是守城士兵的宿舍，里面要住好几十人呢。这三个城门楼一直保存到1945年9月。北面的城墙没有城门，但在北城墙的中部有一个城楼，俗称“北极楼”。

据记载城墙上还有两座敌楼，但是在城墙上的什么位置不清楚。

在城墙的四个转角处，也有楼阁样式的士兵宿舍，俗称“转角楼”。

由于清代蓟县县城已经失去抵御外敌侵入京师的作用，驻守城墙上的士兵人数减少，作为守城部队宿舍的城楼和角楼作用渐失，两个敌楼、北极楼和东北角、西北角、西南角的转角楼因年久失修而损坏拆除，到清末年间，只剩下一个东南角处的“转角楼”了，位于现在四正街北口东北侧的财政局家属院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东南角的转角楼被拆毁了，城墙上只剩三个城门楼。

三个主城门外边还有瓮城，俗称月牙城，瓮城只有城门洞，上面没有城楼。南门的瓮城城门朝东开，西门、东门的瓮城城门都是朝南开。出城需要拐两个九十度的弯，才能再往前走到三个关的大街上。

城门洞大约四五米高，三四米宽，每个门洞里都有两扇二十公分厚的大木门。主城门洞里面的两侧分别设有登上城墙顶部的台阶人行道和斜坡型的大马车道，登城车道及与其相连接的地面道路，被人们俗称“马道”。城墙顶部的中间是供人和大马车行走的通道，外侧是作战用的垛口，内侧是半人高的护栏墙。

老县城的城墙不是普通院墙那种与地面垂直的建筑，而是略有坡度（80多度）的等腰梯形体。它的高度大约十几米（县志记载为三丈五尺），比现在城里的鼓楼基座要高得多，而是与鼓楼的房檐差不多。城墙顶部一般有三四米宽，到城门处就更宽了。因为城楼的楼室就比普通城墙还宽，再加上楼室前后的行人走车的通道，当然就更宽了。城墙的底部俗称“城墙根”或“城根”，为防止非法登城，城根的两侧没有与其相连的其他建筑物。城根的外侧是一条三四米宽狭长的空地，再外边是一圈护城河。城根内侧除去城门附近的城根有可以行车的道路与城墙的马道相通外，就是空地或者园田，临近的建筑只有庙宇，没有民宅。

蓟县的老县城规模不算太大，但是，与周边几个县的老县城相比，还算是比较大的。据老人们说从东门到西门的大街长三华里，从南门到北城根也是三华里。可是据我的观察，东西方向可能比南北方向要长些，要相差二百米左右，不是标准的正方形十字街道。

城里的居民区以鼓楼为中心，按街道划分为四个村，即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和西北隅。三个城门外的居民区称为东关、西关和南关。过去俗称的“城里人”，就是指的三关四隅七个村的人。

蓟县县城的城墙在1945年以前一直保存的是很好的。虽然自1644年清军入关后，蓟县就成了内陆城市，城墙也失去了抵御外敌侵略的作战功能，但北部山区里的响马（窦尔敦一类的山大王）还是有的，他们没有攻城掠地的能力，却有打家劫舍的本领。因此，过去的城墙在防盗抢方面，还是有作用的。所以，一直有守城士兵，城门也是白天打开，供人们进出（持枪挎刀的响马肯定不许进城）。晚上关闭，任何人不许出入。在日伪时期，进出城门还要持“良民证”（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以防止八路军和游击队进入。

自明代以来，蓟县的老县城就变成一座砖城了，城墙的外皮是用大块城砖砌成的（内侧墙皮也有的部位是块石砌的），里面用黄粘土夯实。城砖是43公分长、20公分宽、10公分厚的青灰色粘土砖，重14公斤（现在普通红粘土砖是24公分长，12公分宽，5公分厚，重2，5公斤），是一种特制的专用材料，什么年代烧制的也说不清。我估计应该是明朝末年维修时留下的的，因为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避开山海关，侵入蓟州时，拆毁城垣。清兵撤走后，需要重修。而在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后，以及李自成与吴三桂和清军的战斗中，蓟县县城没有战事，城墙不会损毁重修。所以，这种大块城砖应该是明代生产的，现在老城里有的农户家的砖头墙里还可以看到。

老县城的城墙最后损毁，主要还是由于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并开始进犯华北。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签署了“塘沽协定”，蓟县就落到亲日汉奸部队的手中。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后，蓟县成为冀东22个汉奸自治政府之一，彻底成为日本人的殖民地，蓟县城里也有了日本指挥官。1938年7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地区掀起了抗日大暴动，蓟县人民也在此次暴动中组建了抗日武装，俗称“便衣队”（没有军装）。当时蓟县城里没有日军作战部队，只有几个日本官员，一听说下边各警察所被端，吓的往北京跑了。抗日队伍便衣队没费事就占领了蓟县城。但是没过几天，日本人的援军满洲队（伪满洲国的军队）到了。满洲队攻城，便衣队守城。便衣队虽然有一千多人，却只有少数步枪，其余的是鸟枪（散弹火枪）和大刀长矛，没有炮。满洲队虽然几百人，但是武器好。他们在城东离城很远的地方架起了小钢炮，先把东面的城墙给打坏了，然后又用机关枪掩护攻城，便衣队在城上哪里守得住。在牺牲一些人后，赶紧撤退了。日本人又占领了蓟县城，并组织建立汉奸武装警备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加强了县城的防卫，又对损坏的城墙进行修补。

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相持期间，八路军攻打过两次县城，不知是真打还是佯攻骚扰，打的不太激烈，也没有打下来。最后是在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蓟县的伪县长李午阶为等中央军接收，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为防备八路军攻城，李午阶强令城里13岁至65岁的男子，全部出动到城墙上去挖战壕和修暗堡。城墙垛口是第一道防线，因当时八路军已经有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光靠垛口很难阻挡对方登城。挖战壕就是把城墙顶部的地面城砖起开一溜，挖几条半人多深的壕沟，准备在八路军架云梯登上城墙后，作为第二道防线继续抵抗。修暗堡则是在城墙中间的夯土部位掏洞，把城墙掏空，在城墙外层砖皮上掏枪眼，以阻止八路军靠近城墙。这些暗堡不怕机枪和炮弹，因为枪弹打不透城砖，炮弹不能直射，也炸不到暗堡（迫击炮炮弹是弧形弹道往下落地爆炸，无法朝暗堡发射炮弹）。只能用绑在木棍上的炸药包，靠在暗堡枪眼下面来炸，但是靠近城墙又不容易。由于在城墙上修建了许多暗堡和壕沟，确实给八路军攻城造成很大困难。八路军大部队攻城时，从9月15日至17日，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才打下了蓟县城。击毙了李午阶，俘获了1100多个日伪军。这时的城墙和城楼，自然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了。

共产党进城后，蓟县成了解放区。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成功，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的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政府也没必要再耗费钱财对残破不全的城墙进行修复了（那时顾不上发展旅游业），于是就组织老百姓拆城。城墙上的砖和城楼上的砖瓦木料，谁拆走归谁。这么便宜的事老百姓能不干吗，所以，很快就把残破的城墙外皮的砖石及城门楼子都拆了。

1946年9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派兵进攻冀东解放区，蓟县县城及几个大村镇又被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县长是李维周。1947年2月开始，李维周下令修城，准备抵抗解放军的反攻。因为拆城时难免土胎和碎砖头上压下盖，城墙下部大砖拆的并不太彻底，清除淤积垃圾后继续砌砖。又因为大城砖特殊，容易辨认，就让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交回以前拆走的城砖。不少老百姓已经用城砖盖房或者打墙用了，国民党政府毫不客气，强行把城砖从房或墙上拆走。当然已无法“原土打原墙”了，又摊派大车去山里运来不少块石，总算把城墙修复上了。但是城门楼没有恢复，可能城楼的军事意义不大，而且也无处寻找宫殿式建筑材料，才没再修复吧。

不过这次修城却白修了，到1947年6月，国民党收缩兵力，全部西撤北京，同时协裹城里的六十一户商铺掌柜全部西逃。国民党军队没有守城，解放军也没有攻城，城墙多坚固也没用啊，这不是白修复了吗。

国民党的县政府走了，共产党的县政府也没有立刻进来，蓟县城里出现了几天无政府状态，有些商铺里没带走的商品，也被有些胆大的穷人给拿走了，共产党的县政府进城后才制止了这种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那些被从房屋和院墙上拆走城砖的老百姓，必然要从城墙上拆回城砖，以修补自家房屋和院墙。对这种“正义”的拆城行为，后来进城的县政府也未表示反对。所以，这次不用政府组织，大家就自发的把城墙的砖和块石都拆了，而且这次比前次拆的更彻底。

1948年7月，国民党部队对冀东解放区开展“大扫荡”，共产党的政府转移撤走了，国民党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蓟县城，这次他们在蓟县城里只呆了二十八天，又撤走了。由于来和去都没动武，对破城墙也未变动。

解放后，我在上小学之前所见到的城墙，是满布被拆砖痕的土城墙和土门洞，瓮城的半圆城墙和门洞也都是土的了，进出城门还是绕着瓮城走（注）。后来，大概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之后，为方便交通和防止城门洞垮塌，就把城门洞和瓮城都拆除了。三个城门变成了三个城墙豁口，城内的街道直通城外护城河石桥，连通三个关的大道。

那时的土城墙，多数地段还是很陡峭的，只有些人们为出城干活方便而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因为拆城砖时造成墙体土胎散落下滑，使城墙的高度降低了，宽度加大了。顶部的墙面，已成为宽窄不一高低不平的荒草地。1958年，在城外西北角修建了三八水库后，在西北隅文庙胡同西头路口修了一条斜上城墙的简易大车坡道，往北通过水库大坝，与城西面的国道——天津至承德的公路相通。1962年党中央提出三自一包的政策后，老城墙上也有不少地段被附近的农户开荒种地，有些地段的城墙斜坡还被开成层层梯田。1969年战备活动中，还有的生产队在城墙上挖过防空洞。

老城墙及其两侧包括“马道”在内的空旷荒芜的地皮，过去被视为无主土地，实际上应该是归属当地政府所有的“官地”。因为那时没有《土地法》，城墙及两侧的空地，究竟是国家的还是所在村集体的归属不明。所以，解放后老城墙逐渐被瓜分为公家或私人的建设用地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城墙东南拐角的转角楼北侧，首先建立了县气象站（后来气象站又改建在东城门豁口南侧的城墙上，转角楼处改为财政局家属院）。六十年代后期又在西城门豁口北侧修建了城关医院。

后来，主要是1970年以后，城里人口膨胀，大兴盖房之风。老城墙有的地段建成机关单位，有的地段建起职工宿舍，有的地段则成为城里社员的房基地，盖起了个人住宅。后来城区的建设范围扩展到老城墙外边，不少的地段的城墙又被掘开成为通道。

1980年改革开放后，有些社员家庭和国家单位（建材局、外贸局）又在城墙上建起大楼房。

现在，原来县城里的老城墙，早已丧失了“城墙”的形状。南关的城门两侧，被挖平修建了商贸大楼、建材局、外贸局的办公楼。东关的城门两侧被挖平，修建了供电局家属楼和气象局。西关的城门两侧被挖平，修建了古街商贸店铺和独乐寺停车场。其它地段也有的被挖成了平地，在上面建起了房屋。那些没有挖平的部位，为了建房，也被削去了较窄的城墙顶部，变成了较宽的土岗。

从城外看，老城墙的北半部因三八水库的存在，尚可看到护城河上陡峭的土城墙遗迹。可是从城里看，除了西北部，即渔阳中学至一中体育场一段，还保留着高出地面的土埂之外，真正像墙的地段已经看不到了。

东南角和西南角以及白塔寺西侧等处的老城墙上，都盖了民宅。从老城墙外的街道上看，民房下的地面是个土岗，比外面的街道高出许多。可是从老城区里面看，老城墙部位的地面已经与其它地面无异了，因为大家盖房都讲究垫高地基，老城墙的夯土大多被城里人建房使用而挖走了。所以，从老城区里面来看，夯土城墙早已踪迹全无了。

现在，如果没有老年人作介绍，大多数生活在城区的人，已经不知道蓟州老城墙的位置在哪里了。

    注：1991年版《蓟县志》中记载：“1945年10月，城附近居民拆除大部城墙砖石，东、南、西3门瓮城无存。1946年，再次拆除城垣砖石。”此记载与实际不符，第一次拆城墙砖石确实是1945年10月，第二次应该是1947年6月。而且瓮城也只是被拆除砖石，夯土城墙门洞和瓮城都存在。我是1948年出生，我小时候步行出城，见过西关和南关的城门洞和瓮城。

第二节  老县城的护城河

由于蓟县地处半山区，老县城地处山脚下，北倚府君山，南邻流入渤海的州河，城外有着丰富的水源，所以就在城墙外边修建了一圈护城河。

据《蓟县志》记载，早期的护城河是深浅宽窄不一的。东南面：自东城门至南城门，深六尺，阔五丈；西南面：南城门至西城门深一丈，阔七丈；西北和正北面：西城门至东北角深三丈，阔八丈；东北面：东北角至东城门大半为莲花池，深一丈，阔十丈。这里所说护城河的深度，应该是指从地平面到河底的深度，而不是河水的深度。

因为蓟县老城区的地势是北面高南面低，西面高东面低的，北部山区和西部平原地区的雨水，要汇入东南方向的州河流入蓟运河再流入渤海。因为护城河的东北面和西面都与北部山区的河道相连，可以补充水源。那时南关护城河大桥东面是一个小运河码头，小运河在城南蔡庄子处与州河相连，州河又与从天津至北京的大运河相连，古代蓟州驻军漕运粮草就是使用的这条河道。护城河在南关大桥东侧与这条小运河相连，在雨季可以使北面和西面河道流进护城河的水，通过小运河流进州河。

正由于老城墙外这种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地形，所以城墙外西北面和北面的护城河深三丈，西南面和东北面深一丈，东南面深六尺，大概这样就可以使护城河内的河水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了。超过这个水平面之后，多余的水就通过南关的小运河码头处流入州河了。

护城河的河岸陡峭，内侧河岸距离城墙根大约一丈左右。从军事需要来看，为增加敌军攻城的难度，护城河上是应该在城门口处设置吊桥的。

在明朝时，蓟县城门外边的护城河上是否有过吊桥，《蓟县志》没有详细记载。反正在清朝时期，护城河上是没有吊桥的，在瓮城外边的护城河上都是石板桥。三个石板桥都不是对着瓮城的城门，而是对着主城门的城门楼子。人们进出城时，要绕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路。南门外的石板桥位于现在南关加油站西侧的街道上。东门外石板桥位于现在东风路口（崔店子路口）南侧的街道上。西门外的石板桥位于现在独乐寺西侧停车场西南侧街道上，这座桥俗称“断魂桥”，因过去在西门外娘娘庙南侧广场（现在的东风宾馆处），是斩杀死刑犯人的“法场”而得名。

这三座石板桥都不是单孔桥，南门外的是三孔桥，东、西门外的是双孔桥。桥面的宽度大约十来米，可容两辆大马车交错通过。桥面是用宽一米，长三米的石板铺成的，石板架在块石砌成的桥墩上。由于使用年代久了，石板缝隙已经裂开，可以看见桥下的流水，石板的边棱已经磨没了。

三个石板桥中属南门外的石板桥高大，桥邦上有半人多高的石雕栏杆，桥底下可以行船。东、西门外的石板桥比较低矮，桥邦上只有一尺多高的护栏墙，桥面距水面较近，大约半米左右。

为什么蓟县城门外护城河上不是吊桥，而是坚固宽大的石板桥呢？我猜想，可能是在清朝年间，蓟县县城抵御外敌侵犯的战略地位消失了，护城河的军事作用没有了。防御山贼草寇的盗窃和抢劫，有城墙就够了。从方便交通运输上看，石板桥比吊桥要好得多。

既然护城河失去了军事意义，为什么没作废呢？这是因为过去雨水多，经常发大水。老县城是北高南低的地势（1939年发大水，一夜间洪水就从南城门进了城，到了下街口。而东、西城门口都没水），护城河还具有防洪、排水和灌溉作用，所以，到晚清和民国年间，蓟县城外的护城河虽然没有消失，却也不那么规整了，很难看出古代护城河的面貌了。

蓟县城地处北山脚下，城北一片丘陵。正北面一条山川里的沙河（现在府君山西侧直通三八水库的水渠）流进城北护城河绕西半城而过，东北面也有一条发源于府君山前的小河也进入护城河绕东半城而过，西北面一条沙河（位于渔山后闯子岭前）也流入护城河。东西两侧流入护城河的水到南门外大石桥处后，在桥的东南方向经穆庄子村边流进州河，再通过州河汇入蓟运河流进渤海。

正因为护城河有着丰沛的水源，所以过去是常年有水的。因为那年代雨水较多，许多山下都有出泉的地方。如城外西北面白马泉村南的“四方斗子”（位于三八水库中间）和公乐亭村东的“小海子”，都是常年咕嘟咕嘟冒泉水的天然池塘，冬天都不结冰的。许多山区村庄在沙河边上的水井，都比城里的水井浅。但是，夏季从北面来的山水是夹杂着泥沙的浑水，而护城河又是河道较深的人工渠道，水中的泥沙必然要积淤河底。如果护城河还有军事需要，官府必然要组织民工定期清淤，以保持护城河的壕沟形状。因为没有军事需要了，官府也就不再花费钱财去清淤了。所以，多年之后护城河的河床就变浅了，河岸也变形了，有的地段还远离了城墙根，成为绕城而过的自然河道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的称为“护城河”。虽然还名叫“护城河”，但已是深浅不一，宽窄不同，又因地形地势不同而形状各异了。

解放初期我见到的护城河，已经完全没有护城河的特征了，而是一种自然河道的状况。

那时老县城的北半部是高低不一的丘陵与沟壑，总的看地势较高。如西城门大石桥北侧，过去是一个大土岗子（现在的利顺园饭店西面和北面），顶部高度和城墙差不多，上边有一户人家。北面和西面是层层梯田，东面和南面是陡坡，西南方一条羊肠小道。护城河从土岗子与城墙之间穿过，两侧长满荆棘和荒草。老城北半部的土质是黄粘土与沙石层重叠结构，黄粘土透水性差，沙石层透水性好。总的看都比较结实，所以护城河的河道位移不大，仍然贴近城墙根。由于两侧地势较高，河道的里边是城墙，外边是高坡，使河道还有些深沟形状，但水位深浅不一。有的地段河底是粘土层常年有水，水中有鱼。有的地段河底是沙石层存不住水，雨季流水旱季干枯，沙石裸露。而且河卵石小石子大粒沙较多，宛如北山沙河的延续。

城西护城河流过断魂桥后，南面是一片平坦的黑土地，河道就离城根渐远，河边芦苇丛生，杨柳成荫，变成为平原上的小河沟了。水里有鱼有虾，还有河螃蟹（河蟹在入海口繁殖，小蟹苗逆流而上，在河水里生长。后来蓟运河修建了防潮闸，截断了河蟹自然繁殖通道，上游河里就没有螃蟹了）。在小河沟的西岸，距离西城门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三棵垂柳树。大柳树西侧有几户民宅组成的自然村，村名是曹家胡同，隶属西关行政村管辖。再往西南方向就是三岗子村了，其它地方都是农田。

城西的护城河到了城墙南面，水位变深了，河堤更高了，杨柳树更粗壮了，河面上还有撒网和用鱼鹰子捕鱼的小木船，南门外大石桥两侧的水位都有两三米深。由于护城河水量丰沛，1958年，县里在石桥西面安装了水闸，在桥东北端修建了小型水力发电站。当年国庆节时，城里南大街新竖立起的路灯杆上的白炽灯泡，也用这里的水电发出在当时看来比较明亮的光芒。

城东的东北角也是丘陵地带，护城河两侧也是黄粘土与沙石层重叠地形，也是深沟里的沙河形状，有水也是涓涓细流。护城河往南到崔店子大坑（崔店子村西，这里有泉眼）就变成黑土地了，长方形的坑里常年有水。再往南也是平原小溪的形状了，环绕东半个城墙流进南门外大石桥处。在东门外石板桥处，也有泉水冒出，小河里的水常年不断。那时石板桥的两边，河中荷花莲藕，河岸杂草丛生，水中有鱼，水面有鸭。现在的农商银行（信用联社）办公楼的地方，过去曾是一片芦苇。同时由于护城河的水源在北面地势较高处，还具有自流灌溉城南平地的功能。现在的国税局西边的物资局家属院（平房区），过去曾是用护城河水浇灌的一片水稻田。城南许多农户有园田，用护城河的水来浇菜。

过去东、西、南三个关的村外大道上，还都各有一座石板桥。东关村外的石板桥，俗称“龙水桥”，位于现在的中昌路与新华大街交叉路口（过去的东关环岛）西南侧的楼房底下。因为过去东门外大道与城门里东大街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根据地势向东偏南方向走的。桥下的一条小河，是发源于府君山前坡，辗转到崔店子村东，又从东关村外向东南方向，经穆庄子流入州河。西关村外大道上的石板桥，位于现在的交通稽查站办公楼前边街道上。桥下的小河，是从五名山东侧和渔山西侧经路庄村外流过来的。这条河流到南关村外与发源于五名山前从娄庄子村外流过来那条小河汇合在一起，向东南方向经蔡庄子村边进入州河。在这条河穿过南关村南的大道处又有一座大石桥，位于现在的商贸街西口北侧。这座桥有人称“龙水桥”，也有人称“龙石桥”。桥的正南方是通往溵溜和上、下仓的大道。桥南向东一条小路可去东、西七元和穆庄子村，向东南可去塘坊和管驿村。桥南向西一条小路可去杨园子、板桥、冀庄村。南关村南的大石桥与南门外护城河石桥一样高大，而西关村西的石桥和东关村东的石桥和东、西门外的护城河石桥一样低矮。由于蓟县城外这种北高南低的地势，这几条小河也具有排水与自流灌溉的双重功能，城西城南的许多村庄都有水稻地和园田。

护城河的变化和消失，是因为城区建设的发展和公路变化而造成的。

首先是三八水库的修建，改变了城北护城河的模样和功能：1958年夏天，在老县城外西北部修建了三八水库，把过去的四方斗子和北部的护城河都圈在水库中。水库大坝南面的城西北段的护城河被改成水库的泄水渠道，后来多处河段又被改成暗渠，除很小的地段还在原来护城河的河道上之外，大部分渠道早已偏离护城河的位置。城北东段和城东北段的护城河先是被改为水库的溢洪道，2008年水库改造后，又改为往城东泄水的渠道，虽然河道两侧改砌成块石堤坡，但已从城根东北角向东拐走，远离了以前护城河的位置。

其次是修建了绕城公路，改道填埋了大部的护城河：从天津到承德的国家级公路，解放初期是从南门进城，到鼓楼前向西拐，出西城门过断魂桥向西走一段，绕到大土岗子西面的娘娘庙（天仙宫，位于现在的东风宾馆对面），沿着庙院西边大墙外向东北拐去的。那时城里人少，国家汽车少，也没显出什么不好。

1958年我国制造出解放牌大货车了，蓟县城里又是泥土沙石街道，汽车驶过尘土飞扬，暴露出交通的弊端。于是在1959年就把津承公路改为绕城而过，那时为了省工省事，利用原有小路绕了很大的圈子。南门外大石桥南侧不远就是南关村街里的十字路口，在路口以西大街的西头本来就有通往三岗子村和西关村外的小道。把这条小道改造成大路，从南关村街里本三岗子村东，再向北拐奔西关村，从西关村大街西口南面的西关煤站（现在吉化里小区处）和交通局运输队的墙外，到老汽车站（现在交通稽查站办公楼处）与西关大街汇合。然后从汽车站东边再向北走一段（渔阳建工集团西墙外那条路），到西关村居民区的北面，再往东拐与从西城门出来向北去承德的公路交汇，也可以从老车站直接向东穿过西关村街里，到娘娘庙西侧与北去下营的公路汇合。

这次津承公路改道，不仅绕开了城里，也绕开了护城河。但是却给南关村和西关村带来不少弊端，一是过汽车时尘土飞扬，二是小孩子在大街上玩耍容易出交通事故。所以，到七十年代以后，为避开南关村和西关村街里，城西的津承公路又再次改道。

这次津承公路改道，是在1973年至1974年。这次是从南城门外沿着南城墙根向西，到城墙的西南转角处再向北拐，沿着西城墙外边一直向北，铲平西门外北侧大土岗子的部分土坡，与三八水库西面的津承公路相通。同时，把县汽车站改建在城墙外西南角处的公路南侧，也就是现在的津围公路与人民西路交叉路口东南角。

这次修路就把护城河——三八水库的泄水渠，从西城门北面改道了。新渠在西关大街北面拐了个九十度弯，从新修的路段（津承公路）西侧往南流去，进入南关村南龙石桥下那条河里了。原来西门外的断魂桥也被两个新桥代替了。一个新桥在新修的津承路段上，另一个新桥在西关大街上。这样，老县城西面南段和南面西段的护城河就消失了。

以前，清朝皇帝去东陵上坟，解放后中央首长去北戴河疗养所走的邦喜公路（北京至山海关和沈阳的国家级公路的一部分）是从西关大街进西城门，横穿城里出东城门穿东关大街而过的。长途汽车站搬迁到城外西南角处以后，邦喜公路也改为绕城而过。就是从西城门外向南拐上津承公路，到南门外津承公路转弯处一直向东，沿着南城根东部到东关村外再向北拐，与原来的京山公路城东路段汇合。为了修这段绕城的邦喜公路，也把城墙南面的护城河全部填平了，在老城墙外面修了一段公路。绕城公路两侧是道沟子，北侧道沟子外面靠近老城墙，南侧道沟子外面是南关村和东南隅村的农田和菜地。

在老城墙东面过去的护城河的地方是物资局家属院，护城河东面农田的地方，是东南隅村和东关村新开辟的宅基地，东南隅和东关两个村新建的民宅都连在一起了。我的初中同学李天国家从城里南大街路东拆迁出来，就在这片宅基地盖的新砖房，他家的大门南边就是新修的邦喜公路的北侧道沟子，大门外有一个小桥连接公路。新修的邦喜公路就是在这片民宅的东面向北拐与穿城而过的老邦喜公路连接的。向北拐的那段公路（后来的中昌路）道沟子东面也是东南隅的农田。

这样一改，虽然还要穿过西关村里，却避开了城里和东关大街。同时，还在西城门和东关村外龙水桥处，设立拦道杆（俗称拦门杠子），以阻挡机动车辆从城里穿过。这样一来，城南的护城河就全部消失了。虽然，新修的公路（都是土路）两侧还有排水沟，但那只是公路的边沟（俗称道沟子），不是原来的护城河了。

这时期蓟县境内的津围公路和邦喜公路都是沙石路面，穿过城区的路段也是砂石路面。

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后，东风电机厂从兴隆县山区迁到蓟县城外东北角（现在的富裕家园小区）建立厂区和家属楼，同时沿城东护城河外侧修建了东风路，并将三八水库的溢洪道从城墙东北角向东拐，与过去东关村外龙水桥下的河道汇合在一起了。因护城河在瓮城处是向外弯曲的，东风路的路口（俗称崔店子路口）正好在东门外护城河的石板桥处，河填平了，桥也拆除了。后来城东的护城河都被逐渐填平，改为机关单位或者居民的建筑用地了。

由于老城墙外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都消失了，东门、西门和南门外边的三个石板桥也就随着拆毁，不见踪迹了。三个关村外的石板桥，也已经寿终正寝。西关村外的石板桥，早在六十年代就因修建津蓟铁路使河流改道而拆除了；东关村外和南关村外的石板桥，也因排水河道的更改和街道方位的变更，而被后来修建的更宽更好的钢筋水泥新桥所取代了。

1978年年以后，城区扩大，先是邦喜公路也避开西关村里，从五里桥村东开辟一条斜路，直接与城墙南侧的原津承公路和邦喜公路重叠路段相通。后来津承公路又避开南关村，从杨园子村南直接向西北方向开辟一条通道，直接与城墙西侧的津承公路相通。并且又把城西和城南的公路改建成城市街道，这样连路旁边沟都看不见了，护城河更无影无踪了。这时期的津围公路、京哈公路和邦喜公路都是沥青路面了，蓟县城里的街道也是沥青路面了。

1993年以后，县里把城区进一步扩大，把城区内津围公路和邦喜公路都建成大街了，公路两侧的道沟子变成了地下排水管道，街道两侧修建了商铺楼房等建筑，这就更看不到城南护城河的遗迹了。

现在，老护城河的遗迹，还能从城西三八水库处反映出来。三八水库大坝前面的西北隅村垂钓园（养鱼池），以及三八水库东面泄洪闸外侧的泄洪道，直到迎宾路与东风路交叉路口北面的大桥北面河段，这些都是过去的护城河老河道。其它部位的护城河河道，则已经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变化，而彻底消失了。

第三节  老县城的街道

蓟县老城里的街道有许多条，长的短的宽的窄的都有。过去城里人的习惯称谓是，把官府办公的衙门和官员居住的府邸门前的道路称为“街”，把两侧既有居民住宅也有商家店铺的道路称为“大街”，把两侧仅有老百姓住宅的道路称为“胡同”。

据《蓟县志》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城内主要街道以鼓楼为中心，向东的大街称文昌街，向西的大街称武定街，向南的大街称太平街，向北的大街称拱星街。除四条大街之外，城里还有30条小街道，也称某某胡同。到民国年间，为了表示反对封建文化，县政府决定把文昌街改称东大街，把武定街改称西大街，把太平街改称南大街，把拱星街改称北大街。

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老城垣内的房屋增加了许多，也形成了一些新的胡同，可是主要街道的布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到1980年以前，还是以鼓楼为中心的四条大街。这四条大街在明清时代的文雅名称，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了，大家的习惯称呼就是以鼓楼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了。

由鼓楼至东门脸（东城门）一段称东大街（现称文昌街），鼓楼至西门脸（西城门）一段称西大街（现称武定街），鼓楼至南门脸（南城门）一段称南大街（现称渔阳南路），鼓楼至北仓廒一段称北大街（现称渔阳北路）。

除了城墙圈里面的大街之外，城门外还有西关厢大街和南关厢大街，东关厢由于居民较少，过去没有形成大街。

老城里的胡同很多，大约有几十条。每条胡同都是以本胡同知名度较高的庙宇、公用设施、或大户人家的姓氏为名称的，如龙泉庵胡同、张相公庙胡同、岳家胡同、侯家胡同等。

由鼓楼前十字路口到南城门为南大街，南面有两个十字路口，北面的俗称“中街口’，南面的俗称”下街口”。

中街口（现在的中医院北）的东面是“三府横胡同”（现改称“三府街”），直通南北向的“龙泉庵胡同“（现改称”昌南路”）。往西是“南四眼井胡同”，直通南北向的“塔东胡同”。

下街口（现在的工业局南侧）东面的是“龙泉庵西胡同”，与纵向的“龙泉庵胡同（昌南路）和东侧的横向“龙泉庵东胡同”相通。下街口西面是“白塔寺胡同”（现改称“白塔寺街”），直通西城南部墙根的白塔寺，现在已与城外的津围公路相通。

在临近南城门的路东（南楼商场后面），是“南门东马道”，往东直通南城东部墙根，现在成了一个小胡同。与之相对应的是街西的“南门西马道”。因为“马道”本来是指城门两侧既可走马又可行车的斜坡登城墙的砖道，但人们习惯的把城根下地面连接马道的土路也称为“马道”，这样“马道”就成为地名了。因为城墙根下本来是没有民宅的，城墙被拆毁后，“马道”两侧逐渐盖满了房屋，于是就形成了小胡同。

由鼓楼前十字路口到西城门为西大街（现改称“武定街”），街上没有相对称的十字路口。

西大街北面有两个大胡同，西面的是“石门坎胡同”，往北直通“文庙胡同（文安街）”，并与城隍庙大院（现在的文安街派出所）门口遥遥相对。东面的是“北四眼井胡同”，往北直通“文庙胡同（文安街）”。

西大街南面本来有一个大胡同，两个小胡同。中间的大胡同（商业职工医院西），称为“塔东胡同”，往南直通南城西部墙根，现已与城外的人民西路接通。两个小胡同，东面的小胡同称为“星星石胡同”，位于西大街与四眼井胡同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梅花楼小区及北面的鑫龙商城里面，胡同南口正对着林家胡同（现在的中医院西侧医院家属楼院墙大门口）。星星石胡同北面有两个出口，东侧一个出口在路北的四眼井胡同的斜对面，西侧的出口与路北的老爷庙（现在的旅游局）大门相对。星星石胡同在西大街改造中已消失。

塔东胡同西面的小胡同过去称“西门南马道”，后改称为“塔西胡同”，直通西城南部墙根。“西门北马道”的地段，没有民宅，没形成胡同，解放后被蓟县文化馆（后改为局）圈进独乐寺大院内，文化馆及下属的图书馆、电影队、皮影社、评剧团及后来的文物保管所都在这里办公，贴近西城墙的空场地曾经是露天电影院。

过去的北大街是从鼓楼门洞穿行的，从鼓楼往北到北仓廒（后改成北操场）是北大街，城墙北面没有城门，城根下有座真武庙，庙内有两棵千年古柏，每棵树四个大杈，俗称“二柏单八杈”。

过去北大街路西只有两个大胡同一个小胡同。南面的大胡同是“侯家胡同”，直通独乐寺后西城墙根。北面的大胡同是“文庙胡同”，现在称为“文安街”，直通城隍庙前的西城北部墙根。中间的小胡同是“钱家胡同”，位于北大街与南北向的“北四眼井胡同”之间。现在城关一小后半部与渔阳中学前面的“迎宾西路”，过去是一片荒地和果树园。

北大街东面过去也只有两条街，南面的在县衙门前边，现在称为“府前街”（县政府前边），北面的在广福寺和鲁班庙前边，现在称为“府后街”（一中前边县政府后边）。这两条街都位于北大街（渔阳北路）与新鼓楼胡同（府东路）之间。

现在蓟县一中北门外的“迎宾大街”，过去既不是“胡同”，也不是“街”。因为这里没有住宅，只是广福寺后面的一大片空场地，俗称“北仓厫”。“北仓厫”前边有一条从北大街通往“钱局子”和“上庵”（现在渔阳宾馆处）的小土道。

由鼓楼前十字路口到东城门是东大街（后改称文昌街），从鼓楼往东第一个路口（邮局东面）是十字路口，过去这里有一座比西面鼓楼建的晚的魁星楼，俗称“新鼓楼”。它位于十字路口正当中，东西街和南北街都从新鼓楼基座的门洞中穿过，日伪时期被拆除。十字路口北面的大胡同称“新鼓楼胡同”，现在改称“府东路”，往北直通“北仓厫”（迎宾大街）。因新鼓楼路口南面的街道两侧均无民宅，往南十几米外就是一个集贸市场——猪市（邮局南部），也不算胡同。

再往东边的路北有一个大胡同，也就是原物资局西侧的那条大胡同是“大蒋家胡同”，往北直通“钱局子”和“上庵”（现通迎宾大街），现改称“宾昌路”。再往东边的路北原物资局与农业局之间的小胡同是“小蒋家胡同”，往北直通“王家菜园胡同”（现在的城关小学东北隅分校前面）。

再往东面路北水务局和工经委之间的小胡同称为“小间道胡同”，往北直通“王家菜园胡同”。

临近东城门路北的小胡同称为“东门北马道”（世纪商厦东侧），往北通东城北部墙根。与其相对的是东大街路南的小胡同“东门南马道”，往南直通东城南部墙根。

在与“小蒋家胡同”斜对面的路南有一条大胡同，原名“龙泉庵胡同”，往南直通南城东部墙根，现在改称“昌南路”，已与城外的人民东路相通。

东大街路南武装部东边，还有一条不足二米宽的小胡同是“三道弯胡同”，向西、向南、再向西拐三道弯可到龙泉庵胡同（昌南路）。

老县城除了以上大街及与其相通的胡同外，在胡同与胡同之间，还有许多小胡同。有宽有窄，长短不一，名称各异，如药王庙胡同、南城根胡同、米市胡同等等，很难都说请，故不再赘述。

南、北、东、西“马道”，之所以未加以“胡同”二字，是因为解放前这里没有民宅，只是地名，算不上“胡同”。后来两侧建起了民宅，形成了胡同，人们还习惯称其为某某“马道”。

蓟县城里的东西大街，自古就是北京到东陵和山海关的必经之路，而从天津到承德，也是从南门进城，从西门出城再往北去的。所以，老县城里的大街是比较宽的。街道的主路路面大约有六米多宽，可供两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互相错车。主路两侧各有一米来宽、半米多深的石砌排水沟，每年腊月都要清理一次。主路路边，排水沟沿上（不是门口的地方）还栽种了国槐树。排水沟外是两米到三米多宽的辅路，辅路上的人可以对面行走。辅路外边是房屋或者院墙，两旁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大约十几米。现在的武定街（西大街）就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宽度，只是把过去的主路、排水沟和辅路都连成一体了，武定街上现存的几棵粗大的国槐树，还是西大街改造之前保留下来的，石门坎胡同前面街道南北两侧槐树之间的距离（包括树干在内），就是过去主路的宽度。槐树外面才是排水沟和辅路。不过以前南侧的建筑物墙基并不都在一条直线上，辅路的宽窄度不一样。西大街改造后，有的门市部前面的台阶，也超越了过去排水沟的界限。

在各商家店铺的门前或大宅院的门口，都有用长条石板架在排水沟上的小桥，小桥的宽度比门口的宽度略大些。另外，在各商家店铺的临街屋檐下，还设有与辅路宽度相当的类似走廊的木制“雨搭子”。下雨时，街上的行人可以在“雨搭子”下面避雨。另外，在各店铺门外的主路边上，还竖立着一人多高的路灯杆，灯杆顶部是玻璃匣子，里面是麻油灯。每到晚上，各店铺都把门口的路灯点着，一方面方便街上行人，更主要的是为自己招揽晚间的顾客。

城门外三个关的大街宽度也和城里差不多，现在西关大街从东风宾馆西侧到渔阳建工集团之间的路段的主路，还是过去的老街道的宽度，西关村的居民大多居住在街道两侧。东关大街和南关大街都不像“街”而更像路，过去的东门外大街与现在不同，现在新街道的路北是崔店子村和东北隅村的民宅，路南才是东关村的民宅。过去东门外大街走向是朝东偏南的方向的，东关村的居民大多居住在路南。过去南门外大街走向与现在一样，但南关村的居民住宅大多在这条街道的西侧，路东只有一个大车店和一所古庙改成的小学校。现在南关村十字路口以西的街道的宽度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与现代化城市相比，老县城的街道当然太狭窄了，不过在当时还是适应的。因那时城里人口少，机动车基本没有，主要运输工具是胶皮大马车，而且也不多，自行车更没有几辆，所以没有交通阻塞和拥挤现象。1956年以前，每年正月十五那天，全县各村的“花会班子”，都来城里汇演，俗称“走会”。这天早晨大约有三四十“拨”（俗称一个花会班子为“一拨”）会班子都到北仓厫（一中大操场）集合，然后从鼓楼前面开始分成三组，每组十几“拨”，分别在东、西、南三条大街上“扭会”。上午、下午、和晚上轮换走遍三条大街。

那时街上的店铺和机关单位，都在自家门口的小石桥上摆好点心桌，上面的盘子里摆上点心、茶水、和开包的散烟卷（以免整盒拿走）。会班子过来后，只要见到门口摆点心桌的，就停下来扭一阵子。然后休息一会，演员们喝茶吃点心抽烟卷，有时吃不完，那个扮演“傻小子”的演员，就把剩下的点心和烟卷都装进肩上背的褡裢（俗称“上马子”，一种粗帆布制作的中间开口，两侧装物的长条布袋）的口袋里。上一拨“花会”走过之后，店铺主人再添续茶水点心和烟卷，准备给下一拨“花会”用。

走会时的中午饭和晚饭都是饭馆供应的份饭，估计饭钱可能由县里开支。晚上表演时演员们在帽子和头饰上都有个闪亮的小电珠（电池带在身上），打旗的有提灯（马灯），各店铺门口有点灯油的路灯和新挂的灯笼（点蜡烛的），看着也很好。只是晚上观众少些，因远处村庄的观众不来了。

那时大街的主路上只有花会班子，没有观众围着。观众自觉地都站在街边排水沟的外面辅路上观看，只站两三排，也不拥挤。店铺的人坐着或站在点心桌旁边看，也有的街旁居民在自家院子里站在凳子上隔着院墙看。总的说秩序很好，没有拥挤现象。

蓟县城里的街道过去都是沙石白灰与黄粘土夯实的混合路面，路基是比较坚硬的，不像城南平原道路那样有很深的两道“车辙”（木轮铁瓦车轧出的痕迹），下雨天也不会踩两脚泥。所以路面还算平坦的。据说满清年间，每年清明节前后，皇帝、娘娘们去东陵上坟，来回都从蓟县城里经过。

老百姓把皇家上坟的队伍称为“皇差”，城里的独乐寺、广福寺、上庵、龙泉庵、西关的天仙宫等地，都是“皇差”午休或者夜宿的处所。每年“过皇差”之前，官府就组织民工用所谓“清水泼街、黄土铺地、碾压夯实”的方法，把城里城外的道路修整一遍,为的是避免大队人马经过时车辆颠簸和尘土飞扬。

“皇差”经过时，城里的老百姓要像过节一样，穿上干净的衣服，在大街两旁“跪迎”，并要山呼“万岁”的口号。所谓“跪迎”，就是让老百姓头朝外跪在大街旁边，不许站起来也不许转身，当然可以扭头观看。

跪迎的老百姓其实只能看见那些打着旗罗伞扇、举着金瓜斧钺的仪仗队和持枪垮刀的警卫队，以及跟在龙车凤辇旁边的太监和宫女们，根本看不到坐在车辇里的皇帝和后妃们。

据说为了使“皇差”队伍步伐整齐，队旁还有个敲梆子的官员，类似现在“嘟、嘟”的吹哨子或喊“一、二、一”的口令，使全队人员步伐整齐又威严。

过去，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路上车辆行人每过几十里就需休息餐饮方便，所以国家的公路都需要穿城过镇。那时从北京到唐山、山海关、沈阳的公路，都是先从西边十三公里外的邦均镇街里穿过，到蓟县城里的鼓楼前十字路口后，有两条路可选。一是从东大街出东城门再向东走十八公里，从马伸桥镇街里穿过去，经遵化县城再分路去山海关、沈阳或者唐山；二是从鼓楼前向南拐，出南城门向南走八公里到溵溜镇。从溵溜镇街里穿过去，再向东拐，走八九公里到别山镇。从别山镇街里穿过去，再奔玉田县。到玉田县城再分路去唐山或山海关和沈阳。

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城里的大街还是国家级公路的一部分，所以虽属沙石路面，但质量一直是很好的（改革开放后蓟县才有沥青路面）。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又把京沈公路延长为京哈（至哈尔滨）公路，并且在蓟县境内截弯取直，从邦均镇、溵溜镇和别山镇的南部开辟一条新路（注），一直到玉田县境内去了。但是，津承公路（以后又延伸为天津至围场的津围公路）和邦喜（蓟县邦均至迁西县的长城出关口——喜峰口）公路，还是要从蓟县城区的外环路交叉而过的。这样一来，老县城里的街道，就从国家公路中分离出来，纯粹属于城市街道了。

谈到老县城的街道，还要说一下街道上的牌坊。牌坊，老蓟县人也称之为“牌楼”，大概是因为它和过去的楼房相似，也有斗拱结构的大檐和雕梁画柱的顶部。过去鼓楼前十字路口的东、西街口，各有一个牌坊，与现在鼓楼广场上的东西两个牌坊的位置间距相比，距离要小的多。因为过去的街口东西向宽度还不如鼓楼基座大，所以东西牌坊的间距也就和鼓楼基座的长度差不多。牌坊的大小和现在鼓楼西侧武定街（西大街）的牌坊差不多，因为武定街的宽度和过去一样。

在鼓楼南面的南大街中街口北侧，也有一个牌坊，位置和现在鼓楼广场的南牌坊一致。大小也和现在武定街口的牌坊差不多，也是三门四柱形状，中间的大门在主路上，排水沟和辅路在两侧的小门里。只是东大街（文昌街）口和南大街中街口的牌坊不如现在鼓楼广场的东牌坊和南牌坊宽大，因为那时的街道没有现在这么宽。

另外，在西大街的石门坎胡同口也有一个牌坊，和现在新建的牌坊的位置相同、大小样式也差不多。在北大街路西文庙胡同路口，也就是文庙（孔子庙）大门东侧也有一个牌坊，大小与路口相当，样式都相同。

城内街道上的牌坊就这几处，现在武定街西街口的牌坊，过去是没有的。不过有些庙宇的院里门外，也有牌坊，但不是街道上的了，不再介绍。

过去的牌坊与现在的几座牌坊建筑风格是一样的，都是石梁石柱斗拱飞檐，彩绘梁面。不同的是，过去的牌坊大梁和柱子是方形灰白色的长条花岗石，石面上不刷油漆。只在梁框中间的匾额部位和斗拱飞檐上油漆彩绘。在牌坊顶部的下侧，也就是在石柱的肩膀处，前后各有一条和石柱宽度厚度相似的斜向石柱，使牌坊的顶部固定在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三根组合石头柱子上边。这种建筑结构斜柱和现在的电线杆斜拉线似的，对中间直立的主柱有非常强的固定作用。在石柱的下部，前后两侧各有一块露出地面一人来高、上面三四十公分宽、下面五六十公分宽，与石柱厚度相同的半梯形“夹柱石”。“夹柱石”的下部与石柱一起深埋地下，上部用大铁箍固定成一体。“夹柱石”与石柱紧贴的直角侧面是平的，互相之间严丝合缝。梯形侧面和上面的棱角是圆滑的，左右两侧雕刻图案花纹。

现在新修的牌坊，柱子是用钢筋水泥做的圆形红色油漆仿木柱子，梁上部位全部油漆彩绘。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柱子抗震能力很强，两侧也没有必要在配置斜拉柱来支撑了，使牌坊显的秀气多了。除石门坎胡同口的小牌坊还是用“夹柱石”夹圆柱（不是严丝合缝）外，其他几个牌坊的柱子的下部，都是用汉白玉做的“抱柱石”包裹。当然也是下部深埋地下，上部用铁箍固定。总的看，现在的牌坊比过去的要漂亮多了。

解放前老县城里街道虽多，但与城外官道相通的只有三个城门处，而且要经过瓮城门洞，城门洞本身就比街道窄，还要拐个一百八十度的弯，看起来很别扭。解放初期，可能是县里财力所限，无力整修。1955年后，经济发展了，就逐步对城里的街道进行了改造。

首先是拆除了城门洞和瓮城，扒开比街道还宽些的城墙豁口，道路截弯取直，看起来顺畅多了。

二是公私合营以后，私家的小店铺取消了，沿街修建了大商店、大饭店。以前各家店铺门前屋檐下的“雨搭子”和门前的路灯杆，也都拆除了。

三是大商店大饭店的门前、窗前的排水沟，都用石板或水泥板盖上了，辅路主路连在一起。这样一来，整个街面就显得比过去宽敞、豁亮了。

四是架设了路灯，1958年，最先在南大街铺设了水泥路面，路旁架设了高大的路灯杆（用南关水电站发的电）。1960年以后，县里接通国家电网，四条大街全部安装了路灯。后来又逐渐都改成水泥路面。不过，变化最大的，还是七十年代后期。

七十年代后期，城区向外扩展，在城墙顶上和城墙外边建起了不少机关单位、家属宿舍和农民的宅院，城里的许多胡同都延伸到城墙圈外。1976年大地震之后，先对南大街实行拓宽改造，搬迁了街道两侧的十几户居民，拆除了街面上所有的临街房屋和店铺。大街的主路面扩展到二十米，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两侧辅路一般三四米宽，有的店铺门前还留有很大一片停车场地。如1980年在南大街路东修建的影剧院，门前就是一大片停车场，这就为二十多年后修建鼓楼广场，预留下了空地。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里的人口和汽车越来越多，于是对东大街和北大街也先后进行了拓宽改造。东大街的主路约十六七米，虽不如南大街宽，但是辅路面很宽，整个街面的宽度比南大街还要大。

1984年后，县里为发展旅游业，又把西大街改成了古建筑街。本来西大街和其他大街一样，都是普通的民宅和解放后修建的新式商业店铺，只有独乐寺保存了原来古式豪华型建筑。改建后两侧房屋全部变成了雕梁画柱的豪华型古式建筑，但是整条街的宽度基本没变，有的地段比过去还窄了。独乐寺的院墙位置没变，但是山门前的影壁墙向南移动了三米左右。过去的影壁墙是在路南排水沟北面的，影壁墙前边三四米外是民宅（过去的何家大车店），现在影壁墙前面是一片空场。

尤其是北大街的改造动作更大，把鼓楼两侧的建筑物都拆除了，使原来从鼓楼门洞子穿行的街道，变成从鼓楼基座两侧绕行，大大增加了行车流量。北大街不仅修建了十六七米宽的主路和三四米宽的辅路，还在鼓楼后面和路西修建了小花园，摆设了座椅，供行人休息。只是由于要对北段路旁的鲁班庙和孔子庙的文物遗址进行保护，所以，文庙胡同（文安街）和府后街以北，一中和一小两个学校之间的的街道没有拓宽。但已把北面一中学校后北仓厫前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东城墙外边，与早修的东风路连在一起了，称为“迎宾大街”。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为美化县城，增加人们的文化活动场地，2003年11月至2005年5月，县里又把南大街的北段改建成鼓楼广场，修建了广场地下商场和地上喷泉池。2009年后，为方便交通，又挖开西北角的老城墙，把三八水库大坝由直改弯，把迎宾大街延伸到城西的津围公路上。这样，老城里的四条大街，就完全改变了旧模样。

其他街道和胡同中，只有邮局东侧文化市场和南侧“三府街”西段的技术监督局，在新建的临街楼房前面留下了很大的门前空地，使街道看起来显得宽了。别处的街道，总的看宽度没有变化，有的地段不但没有加宽，反而因路旁各户房屋地脚盘的增高，在街道的路面上建造高大的台阶，使路面变窄了，但是路面面貌及两旁建筑，也都有了显著改变。

以前，三关四隅各村的路面杂七杂八，有泥土路、有水泥路、还有规格不一的方砖路。后来，城关镇统一施工，把老县城里的所有街道、胡同都铺设了水泥路面，这就使老县城的大小街道都变得更美观了。

注：《蓟县志》记载：1958年11月，开展以“直、平、宽、实”为标准的公路大修工作，并且把北京至唐山的公路“南移”，避开邦均和蓟县城，从白涧村南侧、邦均镇南侧、洇溜镇南侧和别山镇南侧进入玉田县境内。全线长30.15公里，都是砂石路面。从北京至唐山的货运汽车可不再穿行邦均镇、蓟县城、洇溜镇、别山镇了，但是客运汽车为方便旅客，还是走原来的老道。1975年后，蓟县逐渐在邦喜公路和津围公路的主要路段铺设沥青路面。所以在1978年以前，这条京唐公路“南线”路因车辆较少，又是砂石路面而鲜为人知，类似县里的“小公路”。1984年定名为“京哈公路”后，进一步截弯取直，从三河县界至玉田县界缩短为28.92公里，而且全部是沥青路面，这条路才被大家认为是“国道”了。

 第四节  老县城的商家店铺

所谓商家，是指以经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家庭。所谓店铺，是指用来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房屋，这些房屋一般都在街道两侧。商家不一定开店铺，开店铺的一定是商家。规模大的店铺，是资本家出资经营的，雇用经理（俗称掌柜的）和店员从事具体业务。中等的店铺是小业主经营的，一般雇用一两个或两三个店员（俗称小伙计），或者招收学徒（学徒只管吃住，不发工资），帮着业主干些具体业务。小店铺只是业主自己家里人经营，不用雇人帮忙。

蓟县老县城里的商家很多，有在街面上开店铺的，也有挑担推车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走街串户同的小贩。这些商家有的完全靠经商为生，也有的家里有些土地，与人家种分收（注1），像这种亦商亦农的人家还是比较多的。

老县城里的店铺分四种类型：一是只卖不买（不包括进货）的销售型店铺，如布铺、丝绸铺、杂货铺、中药铺、西药铺、综合药店、缸店、碗店、茶叶店、烧酒店、粮食店、五金店、文具店、书店等；二是又卖又买的转销型店铺，如“龙德号”等大商号，既收购蓟县当地的土特产品，转销外地或本地，也批发和零售其他各类商品；三是前店后场的手工作坊型店铺，如木匠铺、铁匠铺、米面铺、罗圈铺、皮匠铺、编织铺、等；四是服务型的店铺，如饭馆、茶馆、理发馆、裁缝铺、大车店、小客店、邮局、银号、当铺等；另外还有窑子馆。

过去，老县城的商家店铺经销的商品，也有洋货与土货之别。如粮店里卖的是大城市机器加工的大米和白面，俗称“大米”和“洋白面”，而本地米面铺里用牲畜拉石磨“磨”出来的面俗称“白面”，用石碾子“碾”出来的米俗称“稻米”（水田长的水稻米）或“粳米”（旱地长的粳稻米）。再如五金店卖的大城市机器制作的铁钉子俗称“洋钉子”，铁匠铺打造的四棱形无钉帽的钉子俗称“枣核钉”，有大钉帽的俗称“蘑菇钉”。杂货铺卖的大城市制造的硫磺火柴俗称“洋火”，传统的火源俗称“火石”，本地铁匠打造的敲打“火石”用的取火器俗称“火镰”，用来包裹“火石”的引火物俗称“火绒”。大机器织成的宽幅细纹带花棉布俗称“花洋布”，农家自己织的窄幅粗布俗称“小土布”等等。那时正是新旧产品交替时期，新的产品物美但价高，老产品虽“土气”却便宜。

老县城里的店铺，都分布在东、西、南三条大街上，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鼓楼附近。

南大街从鼓楼往南到中街口（鼓楼广场南口），街道两侧没有庙宇和普通民宅，全部是店铺。再往南店铺就少了，在南城门附近路西有两家药铺，一个叫“永春堂”，一个叫“天元堂”。下街口北侧路东有一个杂货铺。

东大街从鼓楼往东到“新鼓楼”十字路口（现在的邮局东路口），街道两侧也全部是店铺。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后，鼓楼东大街的路南，也有了官办的银号和邮政局。那时的邮政局里有电报房，用蓄电池和人力发电机（手摇或脚踏）发报。日伪时期也有了有线电话，从城里到一些大据点之间都架设了电线杆。新鼓楼路口东面的路南是“同文书局”，路北是沈家大车店。再往东就是庙宇和大户人家的宅院了。到东城门附近有一个杂货铺和一个火烧店。

西大街的路北的石门坎胡同以东民宅少店铺多，在西面有两三处民宅，最西边就是独乐寺了。路南在塔东胡同以东也是民宅少店铺多（除去老爷庙对面的空场和戏台），当时城里最大的收购、批发、销售一体化的大商号“龙德号”就在这里（“龙德号”的宅院比较大，后被县供销社接收，位于现在的商业职工医院处），塔东胡同路口西面除了何家店，其他房屋就是民宅了。

北大街两侧过去没有做买卖的店铺，只有机关和学校和部分民宅，但是在侯宅子北面有两家窑子馆，被人们俗称“土窑子”。那年代开窑子是合法的，大城市里的窑子档次高，窑姐们不仅有文化，识文断字，还要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在行。除了夜间在窑子里陪宿嫖客外，白天和晚上还可以外出陪伴客人们的酒席宴会，与客人们作诗答对，为客人们弹唱歌舞。她们面对的客人都是达官显贵，公子王孙，收入也是表较高的。像戏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主人公杜十娘就是那种高级窑子里的高级窑姐。小县城里的“土窑子”里的窑姐就和普通农妇一样，每个窑姐一个房间，白天打茶围，晚上宿嫖客。每夜只接待一个嫖客，不像现在的暗娼小姐，挣钱也讲“高效率”，不分日夜都接待嫖客。

打茶围就是由窑姐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茶和吸烟。收费是按照茶水的数量和时间计算的，俗称“买牌”。每次一壶茶水(一份茶叶，任意续开水)，一个钟头，收费三角（当时街上普通茶馆一壶茶水收费五分）。来窑子打茶围的客人多为两人以上五人以下，人多了屋内坐不开。客人中有“本客”与“宾客”之别，花钱买单的人是“本客”，不花钱白喝茶的是“宾客”。几个人进屋后，窑姐先问明谁是“本客”，然后和他站在一起招呼“宾客”落座。“本客”要“这是张大叔”，“那是李小弟”的先给窑姐介绍各位宾客的身份和称谓，窑姐也随着本客的介绍与宾客“见礼”， 同时以“本客”妻子的身份对各位“宾客”进行称呼。然后窑姐要按照“本客”介绍的各位“宾客”的“辈分”，本着先长辈后晚辈，先长兄后小弟的顺序给各位“宾客”倒茶水，点香烟。最后才给“本客”倒茶水点烟，完全和自家夫妻一样对待。喝茶的过程中处于小辈人或小叔子地位的“宾客”可以和窑姐开玩笑，说些荤的（低级下流话），也可以动手动脚打情骂俏。但是处于长辈人和大伯子地位的“宾客”，就必须规规矩矩，不能越轨。到时间后，如果不再续一个“牌”（指换新茶叶沏新茶水），就要离开。离开时窑姐和“本客”一起把“宾客”送出房间门外，二人再一起回屋。这时“本客”可以对窑姐搂抱亲吻一下，再做别的就不行了。那时窑子馆白天只打茶围，不接待嫖客。

嫖客要嫖宿窑姐，只有晚上在窑子里过夜。一夜三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以买一袋子40斤一袋的白面），只管茶水不管饭。嫖客挑选好窑姐后，进入该窑姐的房间，就取得了该女“丈夫”的身份。其他窑姐和嫖客要称他为“姐夫”或者“妹夫”，老鸨子则称他为“姑爷”（女婿的意思，窑姐都称老鸨为“妈妈”）。晚饭要求嫖客叫外卖，嫖客对窑子的男佣（俗称“茶壶”，负责烧茶炉、送开水等后勤工作，也是老鸨子的丈夫）说好要什么饭菜，他就到附近的饭馆去订饭。饭馆的跑堂的会用大食盒把热腾腾的饭菜酒肉送到窑姐的房间，由嫖客支付饭费。吃喝完毕后，嫖客和窑姐像夫妻一样过夜休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嫖客走人。早饭后，窑姐在房间里又开始“打茶围”。

这两家窑子馆，在共产党接管蓟县城后都给取缔了。

那时老县城里的药铺最多，一共有八个，三条街上都有；饭馆有五六个，鼓楼前南大街上连着就有三家饭馆，东大街两家，西大街一家；杂货铺也比较多；当铺有两个，南大街上一个南当铺，西大街上一个北当铺。大车店有三家，南大街刘家店，东大街沈家店，西大街何家店。最少的是茶馆，只在鼓楼前边有一家，因为休闲喝茶的人不多，茶馆还兼卖开水。这里的水是钱局子大井的水，供“皇差”喝的甜水，比自己家用大锅烧的其他井的水味道要好，有的人就用暖壶来买开水（俗称“打一壶开水”）回家沏茶喝。

老县城里的店铺虽多，但是多数规模都不大，没有现在这种商城、超市式的售货大厅。即使“龙德号”这样的大商号，零售的店面也一般，只是院内收购场地大，库房、账房经理室（有号称“大掌柜”和“二掌柜”两个当家人，据说只是北京的老板聘任的正副经理）、职工宿舍、伙房等房子多，院里可以进大马车，门口有警卫室。那时的店铺不论大小，门市部（俗称“门脸”）的房屋都是和普通民宅一样的砖瓦房，只是房檐下挂着木匾式的招牌而已。而且店铺的内院就是店铺主人的家庭住宅，还是商品的库房或者是手工作坊的生产车间。整个院子有两层或三层乃至四层房。临街的一层房是门市部，里面的几层房是车间、库房、厨房、餐厅、卧室、厕所等。也有的房主自己不开店，把临街的门市房租给别人开店，院里多余的房屋租给别人居住。

临街的那层门市部房，也是普通房屋，只是中间没有界段墙。多数的是三间相通的一个大屋，也有五间相通的大屋，由柜台后面的后门去后边的院子。还有的是专留一间门道，另两间或四间相通的屋子开店。总的看，还是三间房以下的小店铺多，大店铺少，尤其是那种收购、批发和零售兼备的大商号（既有门市部又有进车马的大院子）更少。

店铺的窗户和普通房屋的窗户相同，都是“纸窗户”，但是店门与普通住房门不同。普通住房的外屋门就是两扇对开的“死扇木板门”，店铺的门多为四扇或者六扇木板门，白天把中间的门板摘下来（向上端开），放在墙角处。晚上关门时把门板安在门框上，里边用门闩插好。这种活动门既便于白天进货进人，也便于夜间防盗。而那种“纸窗户”只透光不防盗，所以关门后还要在窗户外边要遮挡上较厚的木板，俗称“挡窗板”。“挡窗板”的上边挂在窗户上面的大框上，下边锁在窗户下面的大框上。1956年公私合营后，公家新修建的店铺门市房都改成新式的大玻璃窗和宽大的“悠达门”（门轴带弹簧，推开后自动关门），但在下班后，为了防盗，还是要用“挡窗板”把大玻璃窗户和“悠达门”上部的玻璃窗部位都遮挡起来。但这时的“挡窗板”也有了发展，小门市部的窗户小，还用过去那种可拿开的“挡窗板”。大门市部的窗户也大，就在两侧窗户上安装了固定在窗框上的，可折叠的“挡窗板”（中间用折叶相连的竖条木板），白天折叠起来推到两侧墙角，晚上打开挡住窗户，中间上锁。由于那年代商家店铺一下班就安装上店门板和挂上“挡窗板”，所以人们习惯的称商店下班为“上板了”。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后，才出现新式的“卷帘门”，各家店铺才结束了下班就“上板”的历史。

过去的店铺小而多，互相竞争激烈，服务态度相应就好。因为过去人们是以步行为主的，尤其是从乡下到城里来购物的人，一路风尘难免疲惫。所以，许多店铺都是柜台在里面和两侧，在前面店门两侧的窗台下面，摆放桌子和椅子（柜台都在里面），供顾客进店后坐下休息，桌子上有茶水，免费喝水。店门口有小伙计负责掀门帘招呼客人，进门先问好，出门说“走好，欢迎再来”等礼貌话。冬天小伙计要为客人掀开棉门帘，下雪天还帮客人拍打身上的雪花。同时规定每天早饭午饭都不能吃葱吃蒜，免得和顾客对面说话时，呼出异味使人反感。这些礼节与现在的一些民营商店差不多，不同的是，过去的店员都是男的，不像现在用好多年轻漂亮的美女当店员，过去没有让妇女抛头露面的。

老县城里除去在街面上开店的“铺家”，还有不少在大街上摆地摊的小商小贩。如卖熏鸡、熏肠、熏肉的，卖煮熟的牛肉、狗肉、猪头肉的，卖馅包子、水饺、面条的，卖馄饨、豆腐脑、大饼羊汤的，炸丸子的、炸油条（俗称“大果子”）的、炸油饼（俗称“炉箅子”，是一种很大很厚的油饼，因与炉灶中的箅子相似，故称“炉箅子”）的、卖烧饼的、卖火烧夹肉的等等。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但那时没有麻辣烫、麻辣串、油炸臭豆腐和朝鲜面。还有卖青菜的、卖水果的、卖副食调料、腐乳臭豆腐、虾皮虾酱的，卖小百货的等等。这些摊贩大多居住在城里大街后面的胡同里，多数住的是茅草房，少数摊贩是外乡人，在城里租房住，平日就在大街两侧出摊叫卖。这些摊贩根据自己家庭劳动人员的多少，决定从事何种生意，如卖馄饨、豆腐脑就需要外面有人看摊，家里有人干活。卖青菜、水果一个人就可以。

那些卖熏鸡熏肠的、烧饼火烧的，都是在家里的烤炉上制作，出摊时用具简单，有的挎个多层保温的大食盒，有的担两个食盒。带个马扎子坐在街边，打开上层的盒盖，露出所卖熟食，大声叫卖就行了。因为顾客都是买完就离开，拿到家里或别的饭摊上去吃，所以摊主不需准备客人用的饭桌和凳子。

而那些卖馄饨、饺子、面条和大饼羊汤的就复杂了。他们都需要担着两个大约80厘米高90厘米宽的方形柜子。其中一个柜子中间有一个直径30厘米的小铁锅及炉灶，炉灶的周围还可以放置小水桶和劈柴、木炭等燃料，另一个柜子带几层抽屉，里面装着事先做好的馄饨、饺子、面条、或者烙熟的大饼和煮熟的羊杂碎，及小盆、碗、筷、勺、调料、佐料等物。柜子之外还要带着小饭桌、小板凳或马扎子。而卖豆腐脑、老豆腐的则是直径70——80厘米的大铁锅，也有把锅灶包围起来的圆形的木套，（不是柜子）比较矮（约半米高）。都是在家中就已点好了（用卤水点豆腐）的一大锅老豆腐或豆腐脑（为了保温，锅下的灶里也要填加木炭）。当然也要有一个半米高，80——90厘米宽的方形的柜子，用来放置刷碗盆、碗、盘、勺、调料、水桶等，还要带上小饭桌、小凳子等供食客们使用。

过去的老豆腐和豆腐脑有区别，据说因“点”的“卤水”（一种有毒的物质，可以使豆浆凝结，据说人直接喝下去会使血液凝结，很快死亡。解放后国家不准用卤水点豆腐，改用石膏）数量不同而有区别。豆浆“点”的“老”一些就是豆腐脑，“点”的“嫩”一些就是老豆腐。老豆腐是质地均匀的浆糊状，盛进碗里，用麻酱、酱油、醋蒜、辣椒油等调料；豆腐脑是一块块凹凸不平的脑子形状，所以才称“豆腐脑”。豆腐脑盛进碗里，用面筋、木耳、黄花、蘑菇、鸡蛋熬煮成“卤”做调料。两者味道不同，价格不一。1955年前，老豆腐五分钱一碗，豆腐脑一毛钱一碗。因为“点”好的一大锅豆腐很重，一般都是两个人抬到街上去，再由一个人看摊，卖完后一个人挑着空锅灶和调料碗、勺等物的柜子回家。但是，一般一个摊贩只有一个锅，两者不能同时都卖，难以满足食客需要，而且豆腐脑的老嫩程度不容易掌握，点的“过老”了就成了疙瘩汤，没人爱吃。所以，有些摊贩就本着“宁嫩勿老”的原则，做成一锅老豆腐或是豆腐脑，同时预备两种调料。客人吃老豆腐或吃豆腐脑，使用不同的调料，收不同的价钱。再后来，就把老豆腐的调料取消了。现在街上卖的所谓豆腐脑，其实是过去的老豆腐，加上豆腐脑用的“卤子”，合二而一了。我不懂“点豆腐”的技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工艺“点”不出“脑子状”来。

炸油条的和炸油饼的也是挑着两个柜子，一个柜子上有锅灶，另一个柜子带着在家和好的面团、油、盘子、（不用碗筷勺）秤、及饭桌凳子等物。在卖馄饨和卖豆腐脑、老豆腐的摊旁边边炸边卖。过去炸油条用的面团和油饼用的面团成分是不同的，炸油条的面里讲究加入“盐碱矾”，油饼的面里不加“白矾”。同时，炸油条与炸油饼的“火候”也不同，油条的“火候”要比油饼大一些。由于油条油饼的原料（面内添加剂）和烧炸过程（火候）不同，炸出后来口感味道也不一样。油条的口感讲究脆而挺，比较油腻。油饼的口感不是脆，是韧而暄，比较清淡。过去的油条和现在的油条形状差不多，也是按“根”计价卖。过去蓟县人对油饼俗称“炉箅子”，因与炉灶内的通风篦子形状相似而得名。大个的油饼的直径有40厘米，厚度约2——3厘米, 可以掰开卖，是按斤、两称重计算的。两者的价格也不一样，油条要比油饼价格高一些。所以卖油条的不炸油饼，卖油饼的不炸油条。（现在则是油条油饼同样的面，根据顾客的要求，随便改变形状，味道没有区别。）

因为过去小户人家一人挑一副担子出摊，只能卖一种小吃，为方便食客，就需要卖馄饨、豆腐脑的与卖烧饼、“果子”（油条）、“炉箅子”（油饼）的互相结伴摆摊，使顾客在吃饭时有稀有干。只有卖大饼羊汤的或卖包子、饺子的不必结伴，可以单独摆摊。比较简单的小吃摊是沏“茶汤”的，所谓“沏茶汤”其实与茶叶无关，只是用“沏茶”的方法而已。先把一羹匙小米和糜子面、半羹匙红糖，放入一个大碗中，再加入少量温水（碗的四分之一），用小木铲（和羹匙大小的木制小铲，用来抹“茶汤”吃）搅匀，再用滚开的水冲成一大碗面糊糊。这种“甜浆糊”，许多小孩子都爱吃。卖“茶汤”的摊主，只须带一个龙嘴大茶壶（底下用木炭生火），一小袋小米面和糜子面，一小袋红糖，碗、木铲；刷碗用的盆子和水，再带一两个高桌、几条板凳就行了。既可以挑着走，也可以用“挎车子”（注2）推着走。

卖蔬菜、卖水果的摊贩，有的用挑筐，有的用“挎车子”。挑筐也有两种，一是半米多高的箩筐，用来装圆形的蔬菜（茄子、土豆、西葫芦、角瓜等），二是用浅底带两根1米多高的“筐梁”的“挑筐”，来装白菜、菠菜、芹菜等成捆可垛着放的蔬菜。“挎车子”上面，既可以一面挎一个长圆形的筐子，里面装载瓜菜或水果，也可以把成捆的蔬菜垛在车架上。把车停在街边上叫卖。

这些摊贩在街边摆摊的摊位，都是避开店铺或住宅的门口，紧靠着排水沟，顾客吃饭的桌子有的也放置在排水沟外的辅路上。卖豆腐脑和老豆腐的一般是早晨卖一锅，中午再卖一锅，下午一两点钟收摊回家。卖馄饨、饺子、油条、油饼等摊贩也是过了晌午就收摊回家。卖豆腐脑、老豆腐以及卖豆腐块、豆片、豆丝的摊贩，家里就是作坊，家中都有水磨。起大早熬好第一锅豆腐脑，早晨去买。上午熬好第二锅豆腐脑，中午卖。为磨豆浆，有的家自养一头驴，有的几家伙养一头驴，用来拉磨。卖馄饨、饺子等人家，也是在家里由女人孩子们用手工和面擀皮、切菜、“和馅”（那年代没有机器可用）、捏馄饨、包饺子。一般都是头天晚上包好第二天早晨卖的馄饨饺子，当天上午包好中午卖的馄饨饺子。卖包子的是在家里“和面”、“和馅”，在摊位上边做边蒸变卖，卖油条油饼的也是边做边炸变卖，也是提前在家里“和面”、“行面”（放一段时间）。而那些卖水果和蔬菜的，则出摊的时间较晚，多是早饭后才摆摊，下午收摊也晚，要到天黑才走。（不像现在有早市和夜市。）

平常日子，街上那些出摊的都是职业商家，但大多是卖小吃食物、水果蔬菜和小百货等常用消费品的。每逢农历一、六“大集”地日子，许多当地农民又要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水果、粮食及自家织的小土布，从山上割来的柴草、劈柴、树枝等农副产品，运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同时还有一些卖棉布、丝绸、刀铲斧锯等小五金、盆碗壶盘杯等餐具的“追集”（注3）摊贩，也到城里来“出摊”（三、八“小集”的时候，也有追集的摊贩，但比大集要少些）。除了集贸市场布满摊位之外，大街两侧也布满摊位。尤其到腊月，南大街上不仅街道两边摆满摊位，在大街中间也摆开了一遛摊位，进城的大车都要绕道走。

过去，乡下的农民们养成了在“集日”赶集交易的习惯，卖出自家多余的产品，购买自己所需物资，所以集贸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很多，平日里城内店铺和摊点都没有的东西——如卖狗皮膏药的、卖大力丸的、卖故衣（旧衣服）的、卖布头的等等，大集上也都有了。同时还有些农民是“赶闲集”的，他们既不想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是把“集日”当成农村的“公休日”，到集市“看热闹”的，碰见外村的熟人聊一聊，在小吃摊上吃顿新鲜饭。还有些乡下农村的小孩子，把跟随大人去赶集，当成增长见识和吃点新鲜东西的机会，也跟着大人来集市上凑热闹。这些都是老县城在平日里所没有的现象，可见，集贸市场也是对店铺市场的补充。

过去，老县城有两处集贸市场，一处是城里东南隅的“猪市”，在东大街新鼓楼路口南侧、南大街中街口东侧的地方（位于现在邮局后部和影剧院后部）。1955年以前，这里是猪羊鸡鸭等家禽家畜和粮食市场。同时，来追集者还有拔牙的、点痦子的、剃头的（注4）、修脚的、打把势卖艺的，变戏法的、拉洋片（注5）的、说大鼓书的等服务和娱乐项目。看拉洋片要先给钱（五分钱看一遍）后看，打把势练气功的、变戏法和唱大鼓的是大家围着看，到演出高潮时用铜盘朝大家收钱，观众自愿往盘子里扔零钱，多少不限。小孩子站在观众圈里边看，卖艺人知道小孩没钱，把铜盘伸到小孩圈头顶上边，向后边的大人圈收钱。表演一会儿就要一次，一个小时得要两三次。另一处集贸市场是西城门外路南的大广场（过去处决死刑犯人的法场，现在东风宾馆一带），那里主要是柴草、盖房用的木料、新旧车辆、大牲畜、青菜、粉条、小五金、蘑菇木耳、干鲜水果、土产品等交易场所（合作化以后，大牲畜禁止上市交易）。另外，这两个集贸市场上也都有“追集”卖饭及各种小吃食品的摊位。所以，在集贸市场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拥挤不堪，热闹非常。这一点，是日常各家店铺所没有的。

1947年6月，国民党收缩兵力，全部西撤北京，同时协裹蓟县城里的六十一户商铺掌柜携家带口西逃北京。一下子老县城大街上的店铺几乎全部关门了，只剩下那些不怕“共产”的穷摊贩。虽然后来，有些小店铺老板又返回蓟县，重新开业，但是那些大店铺主人始终不敢回来，城里的店铺就减少了许多。好在共产党组建了供销社，保证了商品正常流通，再加上集贸市场的集市贸易照常进行，群众的生活未受多大影响。

1956年公私合营后，那些家庭式的小店铺、小作坊、小摊贩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来那些店铺老板和出摊的小贩，有的成为商店、饭店、工厂的职工，有的成为农业社的社员。新组建的大商店、大饭店代替了小店铺，大工厂代替了小作坊。由于街面上那些主人西逃的大店铺变成了“官宅”“官地”，就改建为新式的商店门市部，原来那些“前店后家”式小店铺的宅院，就变成了普通民宅。原来各家小店铺门前的燃油“路灯杆”和房檐下的“雨搭子”（遮雨走廊）也都拆除了，路边的个体摊位也都取消了。但集贸市场还是继续使用，每逢集日，进城赶大集的人还不少，尤其到腊月，生产队歇冬（注5）放假，“赶闲集”的人更多，城里还是很热闹。1958年冬至1961年吃食堂期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紧缺，集市贸易处于瘫痪状态。1962年以后，城内各村生产队搞集体副业，又出现了卖豆腐脑、炸油饼等临时饭摊。同时允许农民将多余的粮食在集市上高价卖出（不准倒买倒卖），“猪市”和西关这两处集贸市场，又重新热闹起来。

公私合营后店面的规模大了，可是数量少了。最初只有东大街邮局对面的东大楼（新鼓楼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处）和西大街东口路北的西大楼（鼓楼前面西侧）两个棉百副食综合门市部。南大街下街口北侧路东一个小百货商店，东大街靠近城门处一个小百货副食店。饭店有两个，一个大众饭店（后改称工农兵饭店），一个回民饭店。鼓楼前东南角一个土产日杂门市部，南大街中街口北侧路西一个药店。西大街路南一个新华书店。鼓楼后面北大街露西新建一个大众浴池，东大街路北有一家大众旅馆（原来银行只在路南，对面是旅馆）。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营的商店、商场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越建越高。改革开放以后，不但重新放开禁令，允许在街道两侧摆摊设点，还批准居住在街面上的私人住宅改建成商贸楼房，使现在老城里大街小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商家店铺，使老城区的街道变成了纯粹的商贸街。

注1：种分收：劳力多有牲畜的农户为别人耕种土地，将收获的粮食和秸秆与土地主人对半分，种植何种庄稼及种子、肥料由耕种土地的农家负责,但缴纳公粮和摊派义务工由土地的主人家负责。

注2：挎车子：老式的木架木轮独轮车，车架是1米半长、1米宽的长方形的木框。外侧的两根大框向后延伸1米做车把（柄），木框架在车轴上。木框后部有两根立在地面的车腿，与前方中间的车轮成三角形，保持车架与地面平行。车轮也是木制的，上半部露在车架的上方，用小木框罩住，车轮罩的左右两侧放置货物，如同挎在车上，故俗称“挎车子”。

注3：追集：农村的集市贸易，在同一场所（村镇），每隔五天进行一次。贸易时间，分别是农历月每旬的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十。县城的“集日”和相邻的村镇之间的“集日”互相错开，使一个县内每天都有集市贸易市场。有些卖耐用消费品的摊贩，每天都到有“集日”的地方去出摊，俗称“追集”。

注4：“追集”剃头的也是为满足乡下赶集人的需要而来的，城镇里的理发馆难以满足众多赶集人的需求。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源于这类“追集”的“剃头匠”所挑的“担子”，一头是带活动靠背的座椅等工具，一头是带有炭火炉和洗头铜盆的柜子.。

注:5：拉洋片：就是用放大镜观看放置在暗箱里的景象画面。暗箱是一米高、一米半宽、两米长的木箱，下面有腿。箱子里面有小电灯照明，箱子正面有三个“观看孔”，可供三个人同时观看。孔里有放大镜，还有“遮挡板”，“遮挡板”也用线绳操控。观看人坐在板凳上用一只眼从小孔往里看，先交钱才拉开孔内遮挡板，否则看不见孔里的景象。箱子里的后半部大约有七八幅照片画面，每幅画面都贴在镜框上。看完前面的一幅，就用线绳把镜框拉到暗箱上部（上部是正面装有玻璃的明箱）再看后面的一幅。这些画面有自然风景，也有城市高楼大厦人物等，用放大镜观看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观众在观看的同时，拉洋片人便给讲解画面的内容。因为这项技术是从国外传来的，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逐幅观看景象画面的过程，俗称“拉洋片”。

注5：歇冬：北方冬季土地上冻以后，地里没有农活了，生产队给社员放假，不再组织集体劳动。社员可以自行从事一些经济活动。

第五节   老县城的宅院和房屋

蓟县老县城里的宅院主要分两大类，深宅大院和独门小院。独门小院很简单，一个小院，临街的部位开个院门，里边一层正房（东西走向门窗朝南的）或厢房（南北走向门窗朝东或西的），或是既有正房又有厢房。这种小院，一般都是一户人家居住，是普通老百姓住宅。这种住宅，都分布在各条胡同里，几条大街上基本没有。

深宅大院又分两种：

一种是复合型的深宅大院，一般是官僚豪绅家族的府邸。一个大院就占半条街或整条街，一个大门（正门）几个小门（侧门和后门），大院里又分为几个小院。这样的深宅大院，容易因为主人的失势而解体，又用增加小过道的方法，分割成几个小院，所以不易保持原状。在满清年间，城里虽有这种复合型的大院，但是也不多，到民国年间就更少了。民国年间和日伪期间，城里大街上新成立的一些公家单位，就是在这类破落的大院里建起来的，解放以后这些地方也成为公家的地盘，被国家单位所占用。

另一种是纵深型的深宅大院，在街面上只占一层房（三间或五间）的宽度，但是里边院子很深，还有两层、三层甚至四层同样走向的房屋，每层房之间都有一个小院，但是进入后面的房屋，需从前面的房屋里穿过。也可能前街通后街，两侧街道上都有门，几层房门均前后通行。这种纵深式的建筑，也称二进、三进、四进宅院。

蓟县城里的房屋结构，多为一明两暗（三间或五间房，只有两个界段墙）和一明四暗（五间房有四个界段墙），中间的屋子有前门和后门，或者只有前门没有后门，俗称“堂屋”。旁边的两间或四间俗称“里屋”，屋子只有前后窗户，门则开在中间的堂屋里。那时人们都睡火炕，烧柴灶，锅台也在堂屋门的两侧。这种纵深型的深宅大院，每层房的堂屋，就成了各层房的公用通道，成了所谓的“穿堂门”。有些主房之间的院子里还可能有厢房。城里的这类深宅大院，最初都是一户人家的，尤其是在大街面上的这类宅院，本是手工作坊、商家店铺的主人宅院。街面的房屋作为门市部，经销商品，里面的房屋可做生产车间、商品库房、主人卧室、学徒、伙计们的宿舍、及厨房、餐厅、卫生间等。也有的是虽不经商做买卖，但是家境富裕，田产较多，老人当家子孙满堂，三四代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纵深型深宅大院，要比复合型大院和独门独院都安全，因为两侧都是邻居的宅院，对于防盗防抢是有好处的。所以，这种大宅院在些大胡同里有，大街两侧更普遍。

但是，一旦老当家人离世，大家庭解体，子孙分家单过；或者是商家店铺倒闭破落，把自家多余的房产转卖他人，一个家庭变成几个家庭之后，这种纵深型的深宅大院就变成“大杂院”了。尤其是土地改革中，几家穷苦人分房子住进了同一个深宅大院，这就显露出了它的弊端。因为后层房的人家要从前层房的堂屋里穿行，前层房的堂屋便成为私有公用的“官道”，不仅做饭炒菜的隐私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后层房人家不论有什么事，象施工运料、娶媳妇、抬死尸都要经过前层房，当然会造成前面人家的生活不便。

于是，随着居民生活的富裕，这种纵深型的大院也逐渐被改成独门小院了。如果这种宅院的侧面是空地或者胡同，改起来也容易，各家堵死堂屋的后门，从侧面的院墙或厢房处开个门就行了，主房和小院的面积不受损失。如果两侧都是别人家宅院，只能用损献地建“小过道”的方法了。就是前面有“穿堂门”的人家在翻盖房时，把原有的房基地缩短，在一侧房山处留出二米左右的空地作为“小过道”，房山处打条小院墙，自家在小院墙上开侧门，自家也就变成独门小院了。如果是四层房的深宅，前面三家都如此翻房改院，最后一家只须在自家小院与前三家留出的“小过道”处，开一个院门就行，房屋不必变动。前面的“小过道”属四家共用，但是每一小段还属前三家所有，当国家扩街拆迁时，“小过道”的“拆迁费”归前三家。

现在老城里宅院，已经没有过去那两种深宅大院了。东、西、南三大街上已经拓宽拆迁，不论是“穿堂门”，还是“小过道”现象都看不见了。但是在其他胡同，还有一些这种没有胡同名称，比胡同还狭窄在胡同里东拐西拐的“小过道”，这些都是过去的深宅大院解体后，留下的历史遗迹。这种现象在新居民区是没有的，新宅基地都是“排子房”，街道横平竖直，房屋坐落整齐，不像老城里大街背后的胡同里，大小胡同，东拐西弯的那么凌乱。

再谈一下老县城里的房屋：大概是与北方的气候有关，蓟县城里过去没有供人们居住的楼房，这也不奇怪，因为北京故宫里皇帝家也没有住楼房（城楼、钟鼓楼、戏楼除外）。蓟县境内的房屋样式与北京城里传统的四合院房屋差不多，都是尖顶房，又分为砖瓦房与茅草房两大类。蓟县城里也是如此。

老县城里的砖瓦房也分两种类型，豪华型和普通型，普通型的砖瓦房占大多数。

过去的那种普通型砖瓦房，在县城里已经越来越少了。有必要向年轻人详细介绍一下。现在的农村也有许多砖瓦房，都是红砖红瓦（紫砂瓦），或者是红砖青瓦（小片弧形陶瓦）。而过去的砖瓦房不仅与现在的砖瓦房外观颜色不同，而且建造工序和房屋架构也有区别。

从外观上看，过去的砖瓦房所用的都是青砖青瓦。门窗都是木头的，门扇和窗扇的启闭是靠木轴转动，没有铁制的“折叶”。门窗上面“窗户蹬”（窗框中空部位）都不大，窗框内没有玻璃，都是在木窗棱上粘贴白纸，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玻璃。

从内部结构看，过去的砖瓦房也与现在不全相同。以前盖房的步骤是：

第一步开槽码盘：就是为房子的墙体做基础。盖房前先在地平面上把墙体的部位开挖成槽沟，铲除暄土（地表疏松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层）露出实土（坚硬结实的原始土层），以便在里边砌墙基。蓟县是半山区，房基都用块石砌成的，俗称“地脚盘”或“盘子石”。垒砌房基的过程俗称“码盘”。石头墙基的好处是不怕土地中含有的盐碱侵蚀。不像冀中平原地区，缺少石块，多用砖墙上放置十多公分厚的芦苇层以隔断土地中盐碱侵蚀的方法做墙基（俗称“压碱”）。

第二步立架：就是把房子的木头框架竖立在房盘上。房架是由柱、梁（俗称柁）、檩组成的。竖立在房基石盘上支撑房顶重量的并决定房屋高度的是房柱，俗称柱子。有明柱与暗柱之分，明柱是裸露于墙体之外的，暗柱是砌在墙体里边的。柱子上面顶着的是房梁（房柁），两个梁（柁）之间横架在上面的是檩。普通的三间房（11米长，5米宽）是四梁（俗称“柁”）八柱十五棵檩（每间五棵檩），“四破五”房（14米长，5.5米宽，本是四间房的地块，做成五间的结构，俗称“四破五”房）和“足五间”房（18米长5,5米宽）都是六梁十二柱三十五棵檩（每间七棵檩）。五棵檩的大梁上边有二道梁，七棵檩的二道梁上边有第三道梁。两侧房山处的梁俗称“贴山柁”，可以细一点。房坡顶尖上的檩称“脊檩”；最下边的檩称“檐檩”，前檐檩承重大要粗些，后檐檩搭在墙上可细一点；房坡中间的檩称“筋檩”。架在梁上的各条檩之间要用“公母榫”（连接木棍间的凹凸结构）连接，所以要求粗细相当平直一致。

第三步砌墙：就是以房架为基准把房屋的墙体做好。一般的是外墙（房山墙和前后檐墙）为三七墙，即一横一竖三块砖的宽度，内墙（房柁下的界断墙）为二四墙，即两块砖的宽度。屋里大梁下面，也有用木板隔扇作为“界段”。 也有些图省钱的是把整砖砌在墙体的外面,使外表好看，内侧其他看不见的部位用土坯和碎砖头砌墙。

第四步做背：就是搭建房的顶盖。先在檩子上面交叉钉上“挑檐椽子”（檐檩上连接筋檩的木棍）和“花架”（连接筋檩与筋檩或脊檩的木棍）。之后，在檐檩外挑出部位的椽子上面要铺钉“链檐板”。“链檐板”以上的部位，也就是从外表看不到的椽子和花架上面，再铺盖一层“房笆”。房笆中有芦苇编的覆盖整间房坡的大片“苇笆”，也有用荆树条编的小片“荆笆”，还有用小木条或木板临时摆放在上面的“木笆”。房笆上面盖一层黄胶泥（俗称瓤秸泥），黄胶泥干固后，“房背”就算做成了。

第五步上瓦：这是最后的工序了。北方的房上盖瓦与江南不同。江南的传统民宅是把青灰色的弧形小瓦，一仰一扣交叉重叠，摆放在“通天椽子”（与房坡一样长，从房檐下到房脊上的通长木棍）表面，没有房笆和泥土做的密封房背。这样的房顶既不漏雨又通风透气，适合南方潮湿无尘土的气候。北方寒冷风大沙尘多，所以房顶是密封的。在房背上盖瓦之前，要先“挑脊”“做梢”。两侧房坡交界的顶尖部位称为“房脊”，制作房脊的过程俗称“挑脊”。也就是在两坡房瓦的交界处要扣上一层小瓦，上面压盖一道泥棱，外层用“麻刀灰”（白灰与碎麻纤维混合浆）封面，以防雨水侵蚀，凝固后用青灰水或墨汁刷成黑色，以便和瓦颜色一致。做梢是在房坡的侧面边缘部位，把若干瓦片用一仰一扣的方法重叠排列起来，并且用“麻刀灰”把倒扣的瓦垄抹好固定，以防止大风吹动瓦片层。然后在房脊与房梢之间的房坡上，用本“垄”（从上到下的一行为“垄”）的瓦片头压尾，垄与垄之间的瓦片头尾交错的排列方式盖一层青色弧形小瓦。为了把小瓦粘贴固定在房背上，盖瓦之前，还要在房背上面再抹一层黄胶泥。

第六步装修屋：包括在室内的墙面上抹一层插灰泥（黄黏土、白灰和麦萸子混合的泥）或者麻刀白灰（碎麻纤维和白灰面混合的灰浆），用砖块铺漫地面，安装门窗和吊顶棚。门窗都是木制的，门是死扇门（上部无透光小窗口），门轴是五六厘米粗的木轴，下门槛侧面有个凹型的轴碗，上门框侧面是圆孔型的轴套。窗户多为“上支下拿”（大窗框内分上下两个小框，夏季天热可把上扇掀起来，用木棍支在外框上，把下扇框拿走，以便通风）的样式。顶棚有纸顶棚和泥顶棚两种。

吊纸顶棚的方法是先把四根长短不同的秫秸杆（糯高粱秸杆）用麻绳扎绑顶端做“揪子”，再把揪子按计划好的位置用蘑菇钉钉在房檩上，还要在墙壁的划好的位置上钉上一圈秫秸杆做“外框”。然后按照一定的角度把揪子岔开，在单根“揪子”上绑单根秫秸杆做顶棚的“茎”，竖向的“茎”搭在外框的上边，横向的“茎”与竖向“茎”交叉成90度的直角，绑在竖向“茎”的下边，与外框齐平。竖向“茎”与横向“茎”交叉的间隔处，还要绑拴短节秫秸杆填平。“茎”与“茎”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大约三十至五十厘米)形成正方或者长方形的空间（类似窗户），在秫秸杆做的“茎”上要缠裹纸条，以便刷糨糊贴纸。最后，把纸贴在径上(类似用纸糊窗户)，糊满整个顶棚就算完工。这个过程俗称“吊纸顶棚”。当然，那些不太讲究的富人家的大瓦房也有吊这种纸顶棚的，但在墙壁上也糊纸，而且每隔几年糊一次新纸。穷人家不讲美观，只要顶棚的不坏就不再粘新纸，而且既使有的地方因屋子漏雨而把顶棚的纸损坏了，也是坏一块，补一块。

吊泥顶棚与吊纸顶棚的方法相似，只是钉在房檩上的“揪子”要密一些，竖向“茎”要粗一些（不是单根秫秸杆了，而是四五根秫秸杆做的“茎”与四五根“揪”子绑在一起），横向不再是相隔四五十厘米绑一根“茎”了。而是用单根秫秸杆，一根挨着一根地紧密绑在竖向“茎”上。当然也不需再粘裹纸条了，而是直接把黄胶泥抹在秫秸杆绑成的平面上。待黄胶泥杆固后，再把白灰抹在泥面上。室内墙壁也是白灰抹平，室内既亮堂又结实，多少年也不用管它。十几年后，白灰面脏了，用白灰水再刷一遍，又能坚持多少年。

另外，有少数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还有所谓“前廊后厦”的建筑，就是前面的正房后房坡比前坡长出四五尺，后檐下立两棵或四棵明柱，屋子后面出一个走廊。在后面那层正房的前边，也在屋前出一个走廊。有这种房屋的家庭，在解放前是很了不起的，全城也没有几户。

上面所介绍的砖瓦房，在老城的四条大街两侧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街面上也有草房，但比较少。过去的官府衙门、公家单位、财主富豪、和不少手工作坊、商家店铺，都是质量有差的砖瓦房。但是在大街的背后，那些大小胡同里，却是砖瓦房少，茅草房多。占城里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城镇贫民，小商小贩、手工匠人，世世代代居住的都是茅草房。

过去的茅草房早已绝迹了，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大概都没见过。所以，我特意介绍一下。

茅草房的样式和尺寸与砖瓦房基本相同，建造工序也差不多。

第一步开槽码盘，“地脚盘”也是用块石砌成的。因穷人家不讲究排场体面，“地脚盘”要低一些，门外不用多高台阶。

第二步立架时所用的木料一般要细一些，木质差些，因草房的房顶重量轻。也有的节省了贴山柁（梁）和前后房檐处的檩，因为草房多是“闷檐房”（房屋前后也是墙，在墙上留出较小的窗户，俗称“闷檐房”。那些房檐超出檐檩下的墙体，前檐檩下都是窗户，下雨浇不到门窗，屋里又亮堂的房子，俗称“挑檐房”），即便用檐檩也不必多粗。

第三步砌墙时，基本没有“纯砖到顶”的墙体，较好一点的是用整砖砌成“四框”（前后檐下裸露的墙角用整砖）,使外表好看，其他看不见的部位用土坯和碎砖头（不用花钱买，自己可以去捡或做）砌墙，墙面外面抹层白灰或者黄胶泥。差一点的全部用碎砖头或者土坯做墙体，顾不上好看赖看。

第四步做房背时，檩子上边不用挑檐椽子和花架，也不用房笆，而是把一个个的“秫秸把子”（用高粱秸秆互相交叉，扎捆成10公分粗，与两侧房坡长度相等的“把”）平放在房檩上面，“秫秸把”上抹一层粗糙的瓤秸泥，与房山墙和前后檐墙连成一体。

第五步是“苫草”，就是在“房背”上盖茅草。方式有三种：

高档的方式俗称山草“拍的”，用北山里长的较坚挺的“黄麦草”，轧掉“草梢”，只用20——30公分长的草茎，密密麻麻的拍打进房坡上预先抹好的，2——3公分厚的掺麦萸子的黄胶泥里。这种茅草房远看房坡是一个大平面，细看根根针像动物皮毛，既不漏雨又不怕风刮，因为黄胶泥已把草茎牢牢固定在房背上，十年八载不用更换。但是这种草房的木架不能太差，因为要抹两层黄胶泥，房顶的重量大。而且经过十几年山草糟朽后，需连泥带草一块铲下来，更换新泥新草，一次性投资比较大。

中档的方式俗称“打码蹬”，就是先把一层30——40公分长，5——10公分厚的水稻草的根茎部位（也需轧掉草梢），摆放在房坡上，再用黄胶泥把草层上部粘贴在房背上。然后上半部（每层间距15——20公分）再压盖一层稻草茎（把压泥的部位盖住），再用泥压住上层草的上部。这样一层压盖一层的直到房坡顶部。因为稻草的根茎部比较坚挺，所以层次分明，房坡上一蹬蹬的，看着也很整齐。这种方式也是既不漏雨又不怕风刮，五六年不用更换。但是也要求房屋的木架粗些，而且稻草糟朽后，也需连草带泥一同铲下，更换新泥新草，一次性投资较高。

最低档的是“倒插茅”，就是把整根稻草根朝上、梢朝下，“草梢”盖“草根”的方法散铺在房坡上。当然，也是一层层的铺，但因“草梢”较软，而且草根散开平铺，也就看不出层次来，也是一片平坡。在房顶上，要用稻草编成草根在里面中间，“草茎”、“草梢”向两侧分开的“房帽子”压盖住房脊两侧的稻草。最后，还要用稻草绳和秫秸杆做成的，和房坡同样大的网罩（纵向每隔一米左右一根草绳，三间房共十多根草绳。横向每个一米左右一根秫秸杆交叉布满草绳上），罩在房顶上。草绳的两端系在钉进前后檐墙的木橛上，以防止房上的稻草“流坡”。这种方式虽不漏雨，但是怕大风刮。风大时可以把网罩下的稻草吹跑，或是堆积在房坡上，露出“房背”的部位就容易漏雨。这时就需掀开网罩，把被破坏的部位再重新铺一次，草不够用了，还要再添加一些。即使不刮大风，因稻草层薄，容易糟朽，每年也需在旧草上面铺一层新草，并更换新的网罩（再苫一次房）。几年下来，新草压旧草，房上就有了几重草了。但是这种草房顶部轻，房的梁、檩都可细一点，建房造价低，而且每次苫房的投资较小，故多被穷人家所采用。唐朝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述的“卷我庐上三重茅”，大概就是这种“倒插茅”的草房。

第六步装修里屋时，一般都是先用粗糙的黄胶泥抹一遍墙面，再用细泥抹一遍外表，用秫秸杆插的糊纸的顶棚，室内陆面都是泥土地。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砖瓦房还是茅草房，不论是做房背用的黄土泥还是抹墙面用的黄土泥，都有粗泥与细泥之分。因为黄粘土的粘性太大，容易裂缝，需要降低粘性，增加拉力，所以要在和泥时掺入一些植物纤维。俗称“瓤秸泥”，就是把稻草或麦秸杆轧成十多厘米长的短节，与黄土掺在一起“和泥”。这种泥抹成的平面粗糙，但是不会裂缝。细泥要求植物纤维细小，可以涂抹的泥层薄一些，表面光滑一些。多用“麦萸子”（小麦颗粒外皮及芒刺）掺黄土一起“和泥”。

砖瓦房和茅草房做房背时都要用粗糙的“瓤秸泥”，山区用石块盖房，平原用土坯盖房，在装修里屋时，也要先抹一遍粗糙的“瓤秸泥”。在砖瓦房的房背上固定瓦片就要用细泥，草根“拍的”茅草房，固定草根的泥层也是细泥，在墙面抹平后要求表面光滑，也要用细泥，

我估计，尽管茅草房的质量不如砖瓦房，它的历史会更长。人们常说秦砖汉瓦，茅草房应该在夏商周时代就有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古建筑”一词，已经不是“古代房屋建筑”的本意，而是变成“中国古代豪华型房屋建筑”的内涵了。蓟县县城内的老式砖瓦房和茅草房，应该是流传数千年以上的传统建筑模式，那才是真正的“古建筑”。现在，不少人说的“仿古建筑”，指的是雕梁画柱斗拱飞檐的宫殿式房屋。其实，应该称之为“仿古豪华建筑”才正确，你能说成都的“杜甫草堂”不是古建筑吗？

中国古代豪华型的砖瓦房包括楼、堂、殿、阁、廊、厦、亭、榭等多种形式的砖木结构建筑。与普通型房屋相比，除了构架形状不同以外，其共同特点如下：

一是房屋的“地脚盘”较高，台阶较多。二是在外表裸露的梁和檩下面还有“嵌”，也就是为了美观而把长条方木镶嵌在梁和檩与下面的墙体或窗户框之间。有的是一梁一檩一嵌，有的是一梁一檩二嵌。墙体外裸露的梁檁嵌及房檐下面，涂抹油漆彩绘，俗称雕梁画柱。三是斗拱结构，双重挑檐，俗称“斗拱飞檐”。四是房顶上的房脊（两侧房坡上部交叉处曰“脊”）、房梢（房坡左右两侧压盖房山墙的部位曰“梢”）比较高大，上面还装饰着代表神圣标志的陶制小动物。五是房坡上不是平铺小瓦垄，而是制作“盒瓦垄”（在两行仰放的小瓦垄交界处扣上一行半圆形的盒瓦，盒瓦垄与下面的小瓦垄交界处用麻刀灰密封）。还有的房顶上用琉璃瓦，外观更显得漂亮非常。六是从室内装修看，多用木棱天花板似的彩色顶棚，墙面上也粘贴壁纸。

因为建造豪华型房屋既费工又费料，造价很高。所以，不仅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富足人家也盖不起这种房屋。只有官宦人家、衙门、庙宇，才是这种建筑。而且官府和庙宇中，也不全是豪华型建筑。一般是神佛塑像和官宦家的主人居住豪华型房屋，和尚道士及官宦家的奴仆们居住的也是普通型的砖瓦房。

过去蓟县城里的豪华型建筑是不多的。除了神佛居住的庙宇都是这类建筑之外，清代及以前的州县官衙也应该是这种建筑。大概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县里的财政收入困难，无力维护原有的豪华官衙房屋，后来便改成普通型的房屋了。所以，在日伪时期和解放初期的县政府大院里，除去一个小亭子之外，都是普通型的砖瓦房了。城里边除去独乐寺和改成学校或机关单位的其他庙宇中那些雕梁画柱已经退了颜色的大殿、配殿等陈旧房屋外，这种豪华型房屋在其它地方很少见，更多的是普通型的砖瓦房和茅草房。

到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以后，老县城的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发展开来，城里人除去种地，又搞了多种副业。人们的收入增加了，首先考虑的就是改变居住条件。一是住茅草房的人家，拆了茅草房改建砖瓦房。二是住大杂院、穿堂门的人家拆旧房建新房，改成独门独院。到七十年代后期，城里的茅草房基本消失，全部变成了砖瓦房。不过，那年代的砖瓦房，虽然用机器制的串窑烧的红砖，代替了过去土窑烧的手工做的青砖；也有的用新出的水泥大瓦，代替了传统小瓦；用新式的开扇木框玻璃窗，代替了木棱纸窗户；用带玻璃窗的新式木门，代替了木轴“死扇门”；但房子的整体样式还是传统的老样子。

198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不仅人们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建房的眼界也开阔了，房屋的样式也变了，地脚盘越来越高，房间跨度越来越大，钢筋水泥用的越来越多，又用铝合金塑钢门窗代替了木制门窗。现在，不仅国家单位盖大楼，各家各户也盖了许多小楼。尤其是鼓楼广场和西大街（武定街），用现代的钢筋水泥材料，模仿古代豪华型砖瓦房屋的多种建筑样式，楼阁亭堂长廊短厦，雕梁画柱，五彩缤纷，使老县城的房屋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第六节 老县城的庙宇和“官宅”“官地”

过去，人们习惯把属于国家和公共所有的东西称为“官的”。在县城里必然要有若干代表国家实行管理的机关单位，这些国家单位所占据的房屋和宅院，就被称为“官宅”“官地”。而庙宇，不论有人居住（僧道人士）的大庙，还是没人居住的小庙，都属于公共设施，也是一种“官宅”“官地”。

蓟县城里的许多老年人，都听上辈人讲过，在清朝年间，蓟县城里曾经有一宫（也有人说一观）、三寺、九庵、十八庙。何谓宫、寺、庵、庙呢？

过去，人们把那些信奉道教，供奉仙人（道教认为，凡人和其他动物通过修炼可以成仙）如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女娲娘娘等真人、老祖、娘娘、圣母的地方，称为“宫”或“观”，由道士或者道姑居住并侍奉香火。把信奉佛教，供奉菩萨、罗汉、比丘（佛教认为凡人和其他动物通过修炼可以成佛，佛的最高级别是菩萨，罗汉次之，比丘再次之）、天王、金刚的地方，称为“寺”和“庵”，由和尚或者尼姑居住并侍奉香火。对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影响，死后被大家奉为神灵（古人认为天上有各种神，人间的优秀人物死后灵魂可以成为神），塑像立碑表示纪念，并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祈福消灾的地方，称为“庙”。较大的庙也有“庙祝”（俗称香火道人）居住和管理，小庙只有神像无法住人，由附近的信众侍奉香火。不过，平时大家的习惯是，对这些宫、观、寺、庵也统称为“庙”或“庙宇”。可见，“庙”或“庙宇”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本节标题中所说的就是广义的庙宇。

过去，人们把供奉仙佛的屋子统称为“殿”，大殿也称正殿，是供奉本庙宇里级别最高的仙佛的屋子，多为座北朝南的正房。配殿在大殿的左右两侧，与大殿并排，但房屋比大殿矮小些，是供奉较次等级仙佛的屋子。偏殿一般是大殿前面东西两侧的厢房，是供奉再次一级的仙佛的屋子。如果大殿两侧没有供奉神佛的配殿，只有僧道们生活起居的房舍，则称其为“耳房”。其他供僧道们学习生活用的则称为“禅房”、“诵经厅”“僧舍”等。而那些供奉神佛的“殿”，不论大小都是豪华型宫殿式建筑风格，而这些生活用房也有豪华型的，多为普通型的砖瓦房。过去的宫观庵寺，不论大小，都是既有供奉仙或佛的大殿、配殿、偏殿等豪华型房屋，也有僧道居住的宿舍厨房厕所等生活用房。有的寺庙前面还有一片空场，以便为举办庙会（为寺庙上香而定期举办的集贸活动）使用。

规模大的庙也和宫观庵寺一样，既有供奉级别不同神灵的大殿、配殿或偏殿，还有供人居住的生活用房。而规模小的庙，有的只是一间大屋，里面供奉神圣塑像，门前一小片场地，无专人管理。最小占地面积不过两三平方米，在路旁建个两三米高的小屋，小屋里只有神像和供桌，正面敞开，连门窗都没有。

蓟县城里的几处较大的宫观庵寺，不仅是僧道的居所，还兼有接待去东陵上坟的“皇差”的“行宫”职能。因为过去的皇帝、皇后、太后、和嫔妃们，所乘坐的所谓“龙车凤辇”，只是马拉的木轮车，车上有不到一人高的木制车楼子，俗称“轿车”。车楼内只能蹲着和坐着，不能站立。车轴上没有减震设施，虽然里面铺垫较厚，坐久了也不舒服。而且那些手持旗罗伞扇、举着金瓜斧钺的仪仗队，持枪垮刀的警卫队，以及左右侍候的太监、宫女们都是步行的，虽然也有些官员是骑马或坐轿，总的看速度都不快。从北京到东陵要走好几天，途中每过十几公里就要休息，中午要吃饭，晚上要住宿。蓟县境内的白涧、邦均、桃花寺、隆福寺等地，都有“皇差”队伍休息的寺庙和“行宫”（专门供皇帝皇后们休息的屋子）。蓟县城里独乐寺内有专门的行宫，城里的独乐寺、广福寺、龙泉庵、上庵等几个大寺庙和西门外的仙女宫，都有多余的房屋，作为临时的“行宫”或者“驿馆”，供“皇差”们吃饭或住宿（“庙”不论大小，均无接待“皇差”食宿的任务）。过去，蓟县流行一种说法：“要当老道在西关，要当和尚去盘山，要当尼姑到白涧”。就是因为西关的道士、盘山的和尚、白涧的尼姑们，都有较多的机会接待皇帝和娘娘们，所以得到皇家的赏赐和大户人家捐献给庙里的耕地及佃户比较多，这些出家人都过着豪绅般的生活，这些宫观寺院里的“当家人”，比县官还牛气。

清末洋务运动中实行“废科举、改学堂”运动，传统文化被批判，庙宇里也就逐渐断了香火，年轻和尚道士们也就“还俗”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兴起“拆了大庙改学堂”运动，许多庙宇的大殿、配殿、偏殿都成了学校教室，或者是县里新成立的机关单位的办公地点。所以，到新中国成立时，蓟县城里的一宫三寺九庵十八庙，早已改作他用或是断壁残墙一片废墟了。不过，在1955年之前，这些被改做学校的庙宇痕迹还是明显的。因为神佛们居住的房屋，也就是供奉泥像的所谓大殿、配殿，不论大小高低，都属于豪华型宫殿式建筑风格，尽管雕梁画柱的画面油漆已经褪色，但房屋木架门窗结构与普通民房不同，有的教室内还有明柱。而且房顶上面的瓦都是盒瓦垄，房脊、房梢高大，还装饰着象征神圣标志的陶制小动物。这些特殊的建筑材料，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古建筑材料”，民国年间在蓟县是没处去买的，可能是官窑（为官府烧制砖瓦的窑）停产，民窑不会制作的缘故。因此，那些被改做机关单位的庙宇，新建的普通型房屋比较多，保存的原寺庙中旧式房屋少。只有学校，因学生人数少，不需添置房屋，再加上教育经费不足，无力改旧换新，才使满清时代的房屋保存到解放以后。但是到七十年代后，随着学生人数和教育经费的增加，学校里的旧式房屋也被淘汰了。而残存的几处庙宇里的大殿，都被县里作为重点保护文物，留存下来了。下面分别介绍：

蓟县城里的一个宫是“文昌宫”（俗称老君庙），它和西城门外边的“仙女宫”（俗称娘娘庙）一样，都是道士居住的地方，但是文昌宫的规模不如仙女宫的规模大。文昌宫的地址在新鼓楼西北角，也就是现在的东大街邮政局对面的华能集团的临街楼房及后边的院子处。民国年间，文昌宫的建筑就荒废了，四十年代以前殿堂房屋和院墙就没有了，只在南部靠近大街的位置剩下一个坐南朝北的戏台。解放前在这里唱戏不要票，大户人家出钱，大家随便看。解放初期蓟县评剧团，在这里唱戏时就卖票了，在外边用苇席围个圈，两毛钱一张票。里边没有座位，人们站着看也行，从家里带来凳子也行。里边还有卖花生瓜子和糖葫芦的。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县里修建了大礼堂，可以唱戏演电影。在文昌宫遗址上建起了一座“东大楼”，就是一座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也是副食百货综合门市部。后来人们就改称此处为“东大楼”，“新鼓楼”的地名也被“东大楼”取代了。1980年以后，东大街拓宽改造，东大楼拆除了，改成华能集团办公地点了。“东大楼”的名称也没了，“新鼓楼”、“文昌宫”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老城里的三个寺是独乐寺、白塔寺和广福寺。

独乐寺在西大街路北的最西面，它的西面是西门北马道，也就是一片空地,它的东面有一座行宫。白塔寺在独乐寺的正南面，临近西城根的地方。白塔寺西面也是一片园田。白塔寺的规模比独乐寺小的多。广福寺在北大街北半段的路东鲁班庙的东面，规模比较大，它的后边是渔阳书院和北仓厫。

辛亥革命后，独乐寺内十丈高（注1）的“观音之阁”里的“十面佛”（实际有一大十小十一个头）像，山门里的哼哈二将等神像被保存下来，其他房屋被改做“官宅”公用了。日伪时期，独乐寺曾经是警备队的驻地。解放后，独乐寺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新建的县文化馆（文化局的前身），及文化馆下属的图书馆、电影队、皮影社、评剧团，以及后来建立的文物保管所，都在这个院里办公。西面城墙下的空地被圈进独乐寺大院里，西南角的大院是露天电影院。改革开放后，独乐寺被作为旅游景点，露天电影院处建成“清代民居”，供游人参观了。

辛亥革命后，白塔寺内九丈九尺高的白塔也保存下来了，但是一层大殿（三大间正房）和东西偏殿（各三小间厢房）都变成西南隅小学的教室，偏殿下面的僧舍变成了教师宿舍和办公室。全国解放后，白塔寺的塔被列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改革开放后，学校搬迁，白塔寺修复重建，变成了旅游景点。不过现在白塔寺正门东边的那个小院，过去只是一片空场，没有房屋。合作化以后成为生产队的打麦场。1990年后，把西关的“仙女宫”拆迁到此处，现在北面供着仙女塑像的大殿和东面的厢房，都是后来为发展旅游新建的。

广福寺的命运就惨了，因为寺院的规模虽大，却没有独乐寺中“十面佛”那样的大佛和白塔寺中“大塔”那样的特殊建筑，庙里的菩萨塑像容易拆毁，结果就和渔阳书院融为一体，成为很好的“官宅”了。首先是在这里建立了县里的第一个中学，正殿改成学校的图书室和阅览室，配殿和僧舍也改成教室和办公室了。因为学生不多，广福寺的部分房屋还曽是警备队的驻地，北面的空地——北仓厫，成为部队训练和学生上操的场地。后来学校不断发展壮大，拆旧房盖新房，拆平房盖大楼。除去广福寺西南角上的鲁班庙小院外，其他的大殿配殿早已不见踪影了。现在，大家只知道蓟县一中旁边有个鲁班庙，谁能想到一中的校园过去曾经是渔阳书院和广福寺呢。

也可能有人会认为老城里只有三个寺的说法不准确，不是还有个清真寺吗？确实在西南隅塔后胡同西侧，靠近西城墙的地方，曾经有过一座清真寺，是仿阿拉伯民族风格的教堂式建筑，有个超出城墙高度的尖顶小阁楼。这个清真寺小阁楼，是老县城的“第三高”建筑（第一高是观音阁，第二高是白塔）。清真寺里面有个“阿訇”（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居住，城附近的回族民众要定期到这座清真寺里做“礼拜”，回民家中办丧事要请阿訇去“念经”。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阿訇”被造反派赶回原籍，回民们的伊斯兰宗教活动也停止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蓟县，这座清真寺小阁楼倒塌了，后来这个院子建成了一户回民家庭普通住宅。据说这个清真寺是民国初年由当地回族民众集资修建的，所以不在明清朝代蓟县城内的“一宫、三寺、九庵、十八庙”之内。

现在，知道老城里曾经有过“九庵十八庙”的人，或许还有一部分，但是能说清这二十七个庙宇的名称和具体位置的人，几乎没有了。现在蓟县一中的院内，曾经有四个寺庙，广福寺是最大的，西南角是鲁班庙，东面的两个小庙的名称已经鲜为人知了。所以，我只能介绍其中的几处。

据说九个尼姑庵，分布在四个隅中，规模大的平时居住几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人。名气比较大的是东南隅的“龙泉庵”和东北隅的“上庵”。

龙泉庵：位于东南隅龙泉庵胡同（昌南路）中部西侧（现在的三府公寓东面），它的前门在“龙泉庵西胡同”的东端，后面在“猪市胡同”（三府街）。辛亥革命后龙泉庵改为东南隅小学校，里面的大殿、配殿、石拱桥（俗称罗锅桥）小凉亭，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后来根据需要拆旧翻新，逐渐被新房取代了。八十年代后，学校迁走，龙泉庵东北角的部位建成东南隅村委会办公地点，其他部位建成民宅。

上庵：位于东北隅的东北城墙根下，现在的渔阳宾馆东南部。“上庵”原名“望月庵”，因在城中地势较高容易看到月夜星空之意。但人们都称为“上庵”，称南边城墙根地势低洼处的小尼姑庵为“下庵”。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宫殿式房屋保存了一段时间，逐渐荒废了，后来与它西北侧的钱局子合并在一起，成为一块官宅官地了。

如意庵：位于东北隅上井胡同（小间道胡同北、王家菜园胡同南）东侧的城墙根下，院内有两层正殿（六间正房）和东西偏殿（东西厢房），辛亥革命后改成东北隅小学校，改革开放后小学校迁到原上庵前面王家菜园东面的北大庙遗址处，建了新校舍，后又建了教学楼。过去如意庵的遗址也就建成了民宅。

圆通庵：位于西南隅四眼井胡同与塔东胡同交叉路口东北侧，一个小院，三间正房是佛堂，东西厢房是尼姑的食宿处所，平时只有两三个尼姑。民国年间断绝香火后，尼姑还俗嫁人，房屋被拆走改建他处官宅，小院荒废。后被建成民宅，盖了茅草房。七十年代后，民房拆迁，扩建到县供销社院内。八十年代后改建成商业职工家属楼。

十八庙有的在大街旁，有的在城墙根下，有的在胡同口。

古代的“庙”有几种类型：一种是纪念馆型的庙，如京城中皇帝家的太庙（供奉离世的各代皇帝，因皇帝是真龙天子，是神所以称为“庙”，普通百姓供奉祖宗的房屋称为“祠堂”），分布在各地的孔圣人庙（即文庙，纪念儒家祖师孔丘。古人认为孔子是文曲星君）、鲁班庙（纪念木匠祖师爷鲁国的公输班，被奉为制造行业的神圣）、关帝庙（俗称老爷庙，纪念三国时大将关羽，曽被奉为武曲星君、伏魔大帝）等。这种历史人物庙多为官府修建和组织祭祀活动。第二种是超自然力崇拜型的庙，如龙王（主管风雨雷电江河湖海及水井的许多神职）庙、药王（主管医药病患瘟疫等事物的神，传说是神农氏）庙、财神（主管人们经济命运的神，传说是赵公明）庙等。这种一般由社会组织修建和组织求雨、免灾等祭祀活动。第三种是传统礼教型的，如城隍庙（城隍爷是管理一个县事物的神官）、山神庙（山神爷是管理一片山区事物的神官）、土地庙（土地爷是管理一个乡事物的神官）、五道庙（五道将军是管理人间生死的神官，人死后要先去五道庙烧纸，意味着去向五道将军“报到”）。这种庙是由民间自发组织修建和进行祭祀活动。古人认为，社会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国家的“官”解决不了，神仙界的“官”可以解决。而这些神职官员，一般是当地受百姓尊崇的名人死后的灵魂来担任的。当然，名义上是被天上的帝王任命的，实际上则反映百姓的期盼心理。因此，“城隍爷”，“土地爷”等神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是由不同的人离世后担任的。这些神仙官，也是要求人们按照传统礼教行事，遵守传统道德，不要违法乱纪的。如蓟县城里的城隍庙中，正殿供奉城隍爷的神像，偏殿里就有十八层地狱图，揭示在人间做了何种坏事，在阴间应该受到何种处罚和折磨（上刀山、下油锅等）。

蓟县城里的十八庙中也分这么三类：第一类的有孔子庙、关公庙、鲁班庙，还有地方官府为本县名人修建的崔府君庙和张相公庙（注2）。第二类的有财神庙和药王庙，龙王庙不在城里，修建在城西公乐亭村外“小海子”（注3）北面的五名山上。第三类的有城隍庙、土地庙和五道庙。因为城隍爷管全县的事物，只有一个城隍庙，规模比较大。“土地爷”和“五道将军”，管理的地面小，所以庙也小，但是数量多，城里的四个隅中，各自都有自己的土地庙和五道庙。过去各家办理丧事期间，要到五道庙去“送纸”——焚化纸钱，现在庙没有了，有的人家就在村边上，用三块砖拼凑一个“门”，代替“五道庙”来使用。因为土地庙和五道庙的占地面积小，断绝香火后，房屋或坍塌或被拆毁，早就不见踪影了。如西南隅在塔东胡同与塔西胡同之间有一个“対庙胡同”，胡同东口在圆通庵西墙上面镶嵌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小庙，在胡同西口——西门南马道的地方也有一个一间房大小的五道庙。后来，东面的“圆通庵”和西面的“马道”上都建起了民宅，两个庙都消失了。只有那些规模大的庙，因为改作学校或者机关单位，才使一部分殿堂或房舍保存下来。我知道的有以下几处：

文庙（又称孔子庙）：位于“北大街”（渔阳北路）北段路西、“文庙胡同”（文安街）路北（原城关小学院内）。改为小学校后，大殿、配殿的房屋及石拱桥和棂星门一直保存完好。2000年后，将文庙宅院从城关小学分离出来，恢复文庙里的孔子塑像等，建成旅游景点。

鲁班庙：位于“北大街”（渔阳北路）北段路东、“府后街”路北。鲁班庙的规模较小，过去是蓟县第一中学的木工房，房屋一直保存完好。改革开放后，从学校分离出来，恢复鲁班塑像，改建成旅游景点。

城隍庙：位于文庙胡同（文安街）西段路北现文安街派出所和县信访办公室的后面。现在城隍庙只剩一个大殿还是清代的房屋，已列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过去，城隍庙的规模是比较大的，里边有香火道人居住和管理。传说清朝末年有个香火道人很聪明，会做“机关”“消息”。在“阎罗殿”那屋，有个木头制作的和真人同样大的“黑脸无常”鬼卒，用门口里边的一块踏板控制“消息”。进屋人只要踏上这块踏板，木头“无常”就屋角处滑过来，举起两只手上的铁链子再落下，正好可以搭在进屋人的肩膀上，把人吓得半死。另外，在厕所里也有个木制的“美女”，手里捧着大便纸的盒子，站在旁边。有人大便时，只要蹲在踏板上，木头“美女”就滑过来，把手纸送到你面前。人离开踏板后，“美女”又回到原处。据说大殿里“城隍爷”的塑像与寺院的菩萨泥像不同，是用木头雕刻的。因为每年都要有“城隍爷出巡”活动，木头坐姿神像可以放在八人抬着的轿子（一个大椅子，没有顶盖和轿围帘）上，到各大乡镇去巡逻。一些人扮作神鬼“随从”，敲锣打鼓，轿前开路，非常热闹。城隍庙的大门前有个石头牌坊，就在这个大院中部的上坡处（院里有土坎，北高南低）。这个牌坊与大街上的牌坊大小样式都差不多，区别是，在牌坊的四根方形条石柱子的前后两侧，各有一个方形条石斜柱，支撑在牌坊横梁的下部，使牌坊更加稳固。牌坊的前面，也就是土坎南面是一片广场，广场的西南面有一座药王庙。辛亥革命后，城隍庙及庙前广场，都成为“官宅”“官地”，日伪时期这里也曾是警备队的驻地，后来又成为师范学校。1949年10月1日，蓟县人民政府在这个广场上组织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六十年代后，师范学校迁到城外，这里改成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办公地点，原来供奉城隍爷的大殿，成了公安局的大会议室。2000年后，这里改为文安街派出所和信访办公室等单位的办公处所。

药王庙：在城隍庙前广场西南面的城墙根下，房屋不多，日伪时期曾是县里“新民会”的办公地点，后来荒废了，改建成为“官宅”，在公检法大院门口的西侧，现在是文安街派出所的一部分。

老爷庙：位于西大街中段路北，现旅游局处。过去老爷庙的前面是三间门房（山门），中间是大门道，两扇大红木门，上面点缀着金黄色的门钉。两侧的屋子临街的窗户是圆形的，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门房位于现在旅游局前面的楼房中间部位。门房的东南侧，也就是西大街与北四眼井胡同交叉路口的西侧，是张家理发铺，也是三间屋子及后面小院，与现在那三间店铺房屋类似。老爷庙门前边有一小片空场，空场前边是街道，街道南侧还是一片空场（现在的鑫龙商城西面），空场南部是一座面朝北的戏台。老爷庙里的规模不太大，但里面房屋也不少。辛亥革命后，县里组建了警察局，就在老爷庙办公。解放后这里改为粮食局，改革开放后这里又改成旅游局的办公地点。老爷庙的门房和石头狮子，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后来都拆了，现在只剩院内西北角一座大殿是过去的文物，其余房屋虽然也是古代豪华型建筑样式，但都是后来新建的。

财神庙：位于“东大街”（文昌街）中段路北，现在的蓟县水务局处。财神庙在辛亥革命后，改为蓟县商会的办公地点。解放后成为蓟县水利局的办公地点，庙里的殿堂式建筑早就改成了普通砖瓦房，已经看不出古庙的特点。七十年代后期，水利局又在这里盖起了办公楼，更看不到财神庙的痕迹了。

张相公庙：位于“大蒋家胡同”（宾昌路）中段路东，后来改为东北隅村公所办公地点，原来的殿堂在解放前就拆旧翻新，改成普通房屋了，现在是东北隅村委会。

另外，在北仓厫——一中体育场西北侧的北城墙顶上，与北大街相对的位置，有一座真武庙。真武庙的大殿，日伪时期成为守城士兵的住所，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后，这里拆了庙殿，修建了一个水塔。在这个庙殿的旁边有两棵大柏树，每棵树都有四根主杈，俗称“二柏单八杈”，据说这两棵柏树的树龄有四五百年了。提起“二柏单八杈”，城里的老人都知道，但是提起真武庙，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至于那些在解放前就早已倒塌的“庙茬子”（残墙断壁或瓦砾堆），虽然保存到解放初期，但当时已很少有人能说清哪个地方是什么“庙”或“庵”了。现在的老年人基本都是辛亥革命后出生的，就更不清楚“九庵十八庙”的详细情况了。

蓟县老县城里面，除去用庙宇改建的“官宅”“官地”外，还有历代官府衙门遗留下来的“官宅”“官地”。主要有：

州衙大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大院，它的东面是“新鼓楼胡同”（府东路），西面是“北大街”（渔阳北路），前面是“府前街”，后面是“府后街”。这里在明清朝代就是老州衙，民国年间、日伪时期，还是县政府。过去这里分前后两个院，中间是大门和二门。州衙大堂在二门里，外面是监狱，西面是死囚牢，关押罪行重的犯人。东面是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和罪行轻的犯人。州衙大院的对面，即“府前街”路南的那片地方，过去也是一个大院，也是“官宅”。主要是县政府官员们的家属，或者后勤人员使用。日伪时期，南大院还是伪县政府机关发报电台所在地，院里有较高的天线杆子。解放初期，南北两个大院曾经是县委、县政府及下属公检法等机关的办公地点。后来公检法单位搬到城隍庙大院，南大院中又建立了县广播站（广播电视局的前身）。七十年代后，在广播站之外的其余部位建成机关干部家属院。八十年代后，广播站搬到北城根下的招待所后面，南大院完全成为家属院，其中对着县政府大门处，又建了一个小公园。

北仓厫：俗称“北操场”，位于北城墙根下，广福寺的后边。明代蓟州总兵戚继光镇守长城时，城里的北仓厫就是大军草料场。到了满清时期，蓟州成为内陆，没有多少兵马了，北仓厫也就荒废了。辛亥革命后，渔阳书院和广福寺改成学堂，北仓厫就成为学校的大操场。日伪时期，警备队驻兵广福寺，北仓厫也是军队训练场。解放以后，这里还是蓟县一中的大操场。同时，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或遇到重大政治事件，县里也在这里召开群众性的大会。2000年后，这里又建成露天体育场。

钱局子：在北仓厫的东面，现在的渔阳宾馆处。这里是过去州衙门铸造银两和铜钱的地方。过去，州里从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捐税，是散碎银子，上缴国家时要铸造成五十两一锭或一百两一锭的大元宝。同时还要适应县内经济的发展，按照国家的规定铸造统一制式的铜钱，以便在市场上流通。洋务运动后，支票、钞票代替了现银和铜钱，国家银行代替了钱局子，这里的宅院也就荒废了。后来和它东南面已荒废的上庵合并在一起成为官宅官地了。六十年代，县委、县政府机构扩大，人员增加。县委机关准备搬出政府大院，就在钱局子的“官地”上建起一片房屋，计划做县委大院。结果河北省领导未批准，便改成政府第二招待所，后来不断扩大，成为渔阳宾馆。

侯宅子：在鼓楼后边北大街路西，就是现在的县委大院。过去这里是姓侯的官宦人家的宅院，后边那条街名叫“侯家胡同”。也不知什么年代，也不知是“侯大老爷”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还是家境没落远走他乡，反正是姓侯的家无人了，宅院荒废了。在日伪时期，这个院里就是一片残墙断壁，瓦砾成堆，荒草没膝。只在北部——也就是“侯家胡同”的南侧有几层房屋，南部——西大街的北侧有几户人家的宅院。中间的一大片都是空旷的“官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侯宅子的东南角修建了“大众浴池”，也就是一个大澡堂子。包括一个大庭堂式的房屋和小院。浴池北墙外是一条通道，北面的一排房是文教局的部分办公用房（文教局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县政府大院的南倒房处）。浴池的西墙外修建了可容纳一千多人开会、看戏、看电影的大礼堂，大礼堂的西院和北面、东北面的房屋（文教局用房后排房）是县委招待所（后来也称第一招待所）。1980年后，县里在南大街路东修建了蓟州影剧院，大众浴池搬迁到南楼商场东侧的楼房处。大礼堂也拆了，招待所与’钱局子”处的“二招”合并了。侯宅子大院修建了办公楼，改成了县委大院。

猪市：过去城里的集贸市场，在东大街的新鼓楼十字路口南面三四十米外，现在的邮政局的后半部和影剧院的后面大部。猪市的西面是李家面铺（影剧院前广场处），南侧的猪市胡同（三府街）西口在南大街（渔阳南路）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里一直是集贸市场，重大节日的晚上，也在这里公开放映电影。后来，极“左”路线“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集市贸易。同时邮电事业大发展，南大街又拓宽改造，猪市的场地就被邮电局和影剧院给分别占用了。

“新张家大院”：满清时期的“南王家”大院变成了民国时期的“新张家”大院，1938年后被日本军队“联队队部”征用，1946年土地改革后，新张家的人逃往北京，原“新张家”大院成为官宅，新成立的蓟县人民医院就在这里。

另外，1947年6月，国民党收缩兵力，全部西撤北京，同时协裹城里的61户商铺掌柜全部西逃。街面上一些较大的店铺及附属房屋，也都成为无主财产。其中一部分分给穷人变成普通民宅，较大的收归国有（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保护民族资本）变成了“官宅”“官地”。故此在解放初期，老县城里的空地空房很多。除去一些被当时的党政机关（那时局级单位较少）及国家企事业单位（除学校外，那时还有银行、邮政局、县医院、供销社）占用外，还有多余的“官宅”“官地”。如西大街南侧的城内最大商铺“龙德号”的房屋被县供销社占用。再如南大街路西县医院的南院，西南隅村老宋家（现在工业局处）的北院，是无主的“官地”。再如东大街路南，从新鼓楼路口与龙泉庵胡同（昌南路）之间，在街面上只有几间店铺房屋，里边从东大街直到南面的猪市胡同（三府街）以北的一大片，几乎没有多少房屋和民宅。大部分都是空旷而又荒凉的“官地”（那时私人的宅院和园田，一般都种植蔬菜和玉米等庄稼，只有“官地”才是瓦砾成堆遍地荒草），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县医院南院组建了编织社（现在的印刷厂处），在东大街路南组建了铁工厂，后称农机厂（现在的图书馆和综合商场处），在东边修建了蓟县总工会和职工俱乐部（现在的宝龙祥商场和棉纺厂家属区处）。还有位于西南隅的“龙德号”西侧的空旷场地“盐店后身”，也是一片“官地”，皮影社演唱皮影，电影队放映电影就在这个大场里，1973年以后，这里盖起了粮食局家属院。

总之，老县城里的“官宅”“官地”是很多的。

注1：据城里的老年人传说，独乐寺内的佛殿“观音之阁”高十丈，白塔寺里的白塔高九丈九尺。

注2：“崔府君庙”是古代蓟县地方官，为城里的一个姓崔具有“府君”职称的做官人死后修建的庙。城北的山也因有崔府君的坟墓而被后人称为“府君山”。张相公庙是蓟县地方官为城里一个名气比较大的姓张的读书人死后立的庙。

注3：蒙古人称大水塘为“海子”，过去城西公乐亭村边有一片常年冒泉水，四季不干枯，冬季不封冻的水塘，自元代以来称为“小海子”。

第七节   老县城里的鼓楼与新鼓楼

提到蓟县老县城里的建筑，不能不介绍一下“鼓楼”和“新鼓楼”。“鼓楼”现在还在原地矗立，来过蓟县城里的无人不晓，位于它东面的“新鼓楼”，却因在日伪时期被拆毁而鲜为人知了。

鼓楼又称为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里用来报时和督战的建筑。钟鼓楼上有大钟和大鼓，大钟是用来报时的，每天都要撞击多次。楼上的大鼓平时用不上，打仗或者训练时，就快速敲鼓，命令大家奋勇杀敌，类似现在的吹冲锋号。

当然，也有的是单独修建钟楼和鼓楼，一个楼上敲钟，一个楼上击鼓。但是出于节约，多数都把钟和鼓架设在同一个楼上，所以才称为钟鼓楼。

中国古代不用现在这种把一天划分为24小时，每小时划分60分，每分又划分为60秒的计时方法。中国古代是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按现在的时间单位换算，夜里23时至次日凌晨1时为子时，中午11时至13时为午时，其他时辰以此类推。时辰里又划分为“刻”，每“刻”的长度说法不一，《新华字典》中解释一昼夜划分为100个“刻”，每刻等于现在的14分24秒。社会上流行说法是一个时辰里有八个“刻”，每刻等于现在的15分钟。

中国古代是用日晷和漏壶，作为计时器的。日晷是在地面上竖立一根指针，周围是一圈刻度标示，用太阳照射指针影子位置的变化来表示时间。以太阳在正南方的位置为正中午，也就是“午时”的正中间。因为天气有阴有晴，阴雨天日晷便会失效，而且也无法表示夜里的时间。所以，还要用漏壶来计时。漏壶也称滴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播水壶，下部是受水壶。播水壶有二至四层，每层底部有个小孔，装在上层的水可以匀速流入下层，最后流进受水壶，增加受水壶内的积水量。受水壶内装有带“刻度”的“立箭”。用来显示时间（也有的漏壶中放置细沙代替水）。当然，漏壶上标示正午的时间要以日晷为准，以此推算出其他时间的标示。当然，古代的时间都是当地时间，不像现在这样划分时区。我不清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漏壶的“立箭”上，划分时间单位的标准是否一致，也不知上边的刻度是怎么表示的。不过我推测，如果抛开“时辰”不提，只在“立箭”上用“刻”来表示时间，还是划分为100刻方便。如“正半夜”为0刻，20——30刻为早晨，正中午为50刻，70——80刻为傍晚，100刻是半夜。但是如果把“刻”纳入“时辰”里，在“立箭”上可以看出“某时某刻”，还是把一昼夜划分为96“刻”，每个“时辰”分为8个“刻”更科学。“午时三刻”就是现在的11时31——45分。

古代在把一昼夜划分十二个时辰的同时，又把黑夜分为五个“更”次，每个“更”次大约两小时，但是又与“时辰”不完全相同。因为冬季与夏季的黑夜长短不一，所以不同季节的“更次”时间也不完全一致。“更”是以半夜子时为三更，以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为“定更”，也就是进入“一更”的意思。然后是一更、二更、、、、、、以天色明亮为“出更”，也就是“五更”结束的意思。每个更次里又分为五个“点”，每个“点”大约是现在的24分钟。“三更三点”，就是现在的23时49分至0时12分。

因为“漏壶”这种当时看来“高科技”的计时器，是很稀少的，只有官宦和豪绅之家及大的寺庙才有，并且要有专人管理和报时。白天人们多是看太阳来估算时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中午餐，已成为人们的习惯。为了让大家掌握夜里的时间，便用“撞钟”或者“敲梆子”的方法来向公众报告时间。梆子是带有手柄的空心木槽，用小木棍敲打可发出较大的声响。“敲梆子”是由在街道上巡夜的更夫在夜间边走边敲的方法，向宅院里的人们报告“几更几点”。“撞钟”是用木棍或木槌撞击悬挂在钟架上的大钟，可发出低沉而且很大的声响。为了使钟声传的更远，就需要把大钟放置在高处，于是就有了钟楼。

我国古代,那些人口集中的县级以上城市里一般都有钟鼓楼.钟鼓楼要建在人们居住的中心地带，要有高大的基座（学名“城台”），基座上面修建个屋子（学名“楼阁”），也称楼室，作为放置计时器（漏壶）和报时人员休息的处所。基座上面还要架设大钟和大鼓。撞钟是“整点报时”，白天撞钟一般是早中晚各一次，夜里按“更次”撞，只报“更”，不报“点”。

清朝末年，西洋人发明的机械钟表传进中国，逐渐取代了日晷和漏壶。但是由于进口的座钟挂表价钱较高，难以普及，所以，还需要继续向大众报告时间，还是继续“撞钟”和“敲梆子”，钟鼓楼还要继续发挥它的报时作用。

据《蓟县志》记载，现存的蓟州鼓楼始建于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原为钟鼓二楼，一个钟楼和一个鼓楼。明朝天顺三年（1459年），蓟州守备指挥刘辅将钟鼓二楼合并在一起，仍称为鼓楼。

鼓楼由城台和楼阁组成。城台是明代青砖建筑，中间有拱形洞，为南北向通道。城台上是楼阁，清代样式，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四周出斗拱回廊，柱十根，青瓦九脊歇山顶。南北两面分别悬挂“古渔阳”和“畿东锁钥”匾额。

鼓楼屡遭破坏，屡次修建。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修一次，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重修一次。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屠城（史称壬午屠城），烧毁鼓楼。

清朝顺治年间，蓟州知州主持重修鼓楼。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地震，鼓楼坍塌。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张朝琮主持重修鼓楼，书写“古渔阳”和“畿东锁钥”两匾，悬挂南北。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鼓楼被焚毁，只存其台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州华浚主持重修鼓楼台基上的楼阁，并手书张朝琮的匾文，仿制“古渔阳”、“畿东锁钥”二匾悬挂南北。这次华浚重建的鼓楼，就是近代蓟县人所见到的鼓楼，它的城台（基座）已有六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它的楼阁也有一百七十多年了。

新鼓楼的正式名称是“魁星楼”，也称魁星阁。它是清乾隆七年（1742年）由知州钱孙振主持修建了台基，乾隆十五年（1750年）知州夸喀修建竣工的。也就是说后任知州夸喀在前任知州钱孙振修建的台基上加盖了楼阁，楼阁内有泥塑魁星像。

魁星楼既不是钟楼，也不是鼓楼，只因它的建筑模式与鼓楼相似，而且比西面的鼓楼建的晚，老百姓才称其为“新鼓楼”。民国初年魁星阁内的魁星泥像被拆除，1945年魁星楼被拆除。

对于《蓟县志》内记载的这些情况，蓟县县城里的老百姓并不清楚，很多人只是知道鼓楼和新鼓楼的外观景象。

在老年人的记忆中，蓟县城里本来有两个鼓楼，一个位于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叉路口北侧，也就是现在的鼓楼。另一个位于东面十字路口的中心，也就是现在邮局东侧路口处。两座鼓楼相距不远，东面的鼓楼比西面的鼓楼建的晚，颜色新鲜，所以就称为“新鼓楼”。但是“新鼓楼”建于何时，人们也说不清楚，可是，对于新鼓楼的外观，那些1938年以前出生的老年人还是记忆犹新的。

蓟州城里的“新鼓楼”，位于鼓楼东大街的道观文昌宫（现在的能源公司门市部大楼）十字路口处，也就是现在的文昌街（东大街）与府东路（新鼓楼胡同）的交叉路口的中心部位。它的城台（基座）是四路穿行的正方梯形体，东西南北四面都是门洞。东西走向的文昌街（东大街）与南北走向的府东路纵横交叉，从新鼓楼的城台（基座）门洞中穿过。新鼓楼基座的登楼台阶在西面门洞的北侧，台阶外面也是一个小门。

新鼓楼的建筑风格，与西面的鼓楼相同，也是基座上面有个单层的楼阁（有些大城市的钟鼓楼基座上是双层的楼阁），楼阁也是雕梁画柱的豪华型砖瓦房。新鼓楼上既没有大钟，也没有大鼓，只是在楼阁里有一尊魁星的泥塑像，享受供奉的香火。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仙，在儒士学子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魁星的塑像是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他右手握一管大毛笔，左手持一只墨斗（或砚台），意为点定中试人的姓名。他的右脚金鸡独立，左脚摆出扬起后踢的姿势。他的右脚下踩着一条海里的大鳌鱼，意为“独占鳌头”。

在古代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许多城镇都有供奉魁星的楼阁。

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魁星阁内的泥像被拆除，魁星楼也没有什么作用了。1945年春，伪县长李午阶下令把新鼓楼拆除了。从新鼓楼拆下来的砖瓦木料，在县政府大院里盖了个高大的炮楼。1945年9月，八路军攻打蓟县城时，这个炮楼成了攻击目标，被城外的迫击炮弹给炸毁了。

新鼓楼被拆除后，这个路口仍然被当时的群众习惯的称为“新鼓楼路口”，北面的胡同还称为“新鼓楼胡同”，老年人们还是以“新鼓楼东边”，“新鼓楼北面”等词语来表达这个路口附近的地理位置。

1956年以后，县里在新鼓楼路口西北角的文昌宫遗址建造了“东大楼商场”，人们逐渐用“东大楼”取代了“新鼓楼”来表达此地的地理位置，“新鼓楼”一词才逐渐从城里人的话语中消失了。随着见过新鼓楼的老年人越来越少，知道城里有过新鼓楼的人也就不多了。

新鼓楼西面的鼓楼因为具有报时功能，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从辛亥革命之后，到1984年城里街道大改造之前，鼓楼都保持着原来的状态。

那时老城里的东大街、西大街和北大街还没有拓宽改造，鼓楼就位于北大街的南端，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叉路口的北侧。这座鼓楼的城台（基座）与东面的新鼓楼不同，新鼓楼城台（基座）是正方梯形体，这个鼓楼的城台（基座）是东西约24米长、南北约17米宽的长方梯形体。那时的北大街就从鼓楼城台中间4米宽的门洞里穿过，门洞北面西侧有一道登楼台阶。登楼台阶外部是一个小门，小门北面是大众浴池的院墙。

鼓楼前街道的西侧，也就是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西大楼”（最初是综合门市部，后来改五金交电门市部）。鼓楼前街道的东侧，也就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是拐角型的门市部，最初是肉菜副食店，后改为新华书店。

鼓楼后边北大街的东西两侧都是院墙，城台后边的登楼台阶门口就开在西面院墙的南端。不过那时的台阶比现在的台阶陡峭，台阶的门口比现在的台阶门口距离鼓楼门洞要远些。那时整条街道的宽度大约有十来米，东西两侧各超出鼓楼门洞三米左右。那时鼓楼城台的东西两端都在两侧单位的院子里。

鼓楼城台（基座）的上面是方砖铺地，周围有一圈类似城墙垛口的半人多高的围墙。如同城楼一样的楼室位于正中间的台基上边，楼顶雕梁画柱，斗拱飞檐。前面楼檐下的匾额写的是“古渔陽”，后面楼檐下的匾额写的是“畿東鎻鑰”，凸显了古代蓟县的战略地位。台基上是“横四竖三”（注1）十棵明柱，四面走廊环绕楼室，室内是三间通长（注2）的大屋子。楼室台基的西南部架着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铁钟，钟架子是房檩子粗细的木方子做的。用一个一米多长木柄、20多厘米粗、25厘米长的木榔头（木质锤子）敲钟，敲时要用双手抡圆了用力敲打。楼室台基的东面，应该是架鼓的地方。可能是因为近代军队用军号代替了军鼓（古代军队作战是击鼓前进，鸣金收兵，也就是击鼓向前冲，敲锣往后撤），所以鼓楼上也就只有钟，没有鼓了。

敲钟是用来报时的，类似打更的更夫敲梆子。1955年合作化以前，我家北院的成兰福就是敲钟人，我小时候跟他去鼓楼上玩，见过他敲钟。但那时鼓楼上只有大钟，没有别的。

1958年10月1日，蓟县南关水力发电站正式发电，同日蓟县人民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也正式播音。县广播站在鼓楼和大街上安装了高音大喇叭，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大喇叭里面都放广播，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时汽车很少，噪音很小，广播声传的很远，而且各家窗户都是纸糊的，不隔音，在屋里就能听见街上大喇叭的声音。同时，各家各户既没有电视机有没有收音机，只能听广播。早中晚广播里都用“笛声”报告整点时间。大家记住了广播员常说的，“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x点整”。

因为有了广播报时，敲钟报时就被淘汰了。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时，鼓楼上的大铁钟被砸碎炼钢了。鼓楼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幸亏后来被列为历史文物受到保护，不然早就被拆除了。

鼓楼的大钟没有了，报时作用消失了，可它所处城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城内的娱乐场和蓟县的“小天安门”。

鼓楼城台的台阶外部有一个小木板门，平常日子都是锁着门的。有时到了春节、五一节和国庆节放假的时候，这个小门就打开了，供人们随意上去游览。

鼓楼是蓟县城里除了白塔和独乐寺观音阁之外的第三高大建筑，站在鼓楼城台上向四周观望，城里的景色尽收眼底。我们这些小孩子，有时就到上边去眺望，寻找自家的宅院和房顶。

1962年开放自由市场之后，一些个体文体表演艺人常来蓟县城里演出，有时上午在集市上卖艺，下午或晚上就在城里找个场地表演。鼓楼的楼阁是一个六间屋子相通的大厅，也可以当做娱乐场所。这里有过说大鼓书的，变戏法（魔术）和气功表演的，因为鼓楼城台只有一个小门，容易检票，到上面去听大鼓书或者观看魔术、气功表演的，门票只收五分钱。

故楼上的楼阁内还办过展览，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摄影展览等等。我就花一角钱的门票，到鼓楼上边看过明代人体干尸和其它古墓中的陪葬物品展览。

1966年下半年的破四旧浪潮中，鼓楼上的两块匾额被摘掉了。据《蓟县志》记载两块匾额是被烧毁了，但是城里的老百姓当时并不知到是被毁了还是保存起来了。

1967年至1969年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七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每次播送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后，县革委都要组织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中学生连夜上街游行。对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表示热烈庆祝和坚决执行。每次庆祝游行前，各单位的队伍都要到鼓楼前边的十字路口北部小广场集合，县革委的领导们都站在鼓楼城台上主持大会，先由领导发表讲话，之后高呼几条口号，然后大队人马分流到东、南、西的三条大街上去游行。这时候的鼓楼前面的场地，就如同“小天安门广场”，鼓楼就像“小天安门”似的，成为群众性政治活动的中心。

1973年县革委将鼓楼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定期拨款维修，主要是油漆粉刷和安装避雷设施等。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县里的汽车逐渐增多，城里的街道显得窄了，尤其是鼓楼的门洞，只有四米宽，汽车穿过时，边上的行人还勉强敢走，但是骑自行车的就有些担心了。因此，为方便交通，1984年在对北大街进行改造时，把鼓楼两侧和北面的建筑物都拆除了，在鼓楼北面建了一个花坛，使原来从鼓楼门洞子穿行的街道，变成从鼓楼及北面的花坛两侧绕行，大大增加了行车流量。同时为发展旅游、保护文物，又把鼓楼重修一遍。

经过1984年的大规模的翻修，鼓楼的旧貌换了新颜。但它的城台和楼阁的主体并未改动，只是把外表换了新的砖瓦，粉刷了新的油漆彩绘。

这次重修后，过去鼓楼上悬挂的“古渔阳”和“畿东锁钥”的匾额又挂上了。据《蓟县志》记载是按原样复制的匾额，可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把原来的匾额粉刷了新的油漆，还是后来根据过去的照片和纪录复制的。

这次对鼓楼的重修，与原来变动最大的是登楼台阶，原来只有西面的一条台阶通道，而且台阶的数量少，坡度比较陡峭，重修后改为东西两侧都是台阶通道，增加了台阶的数量，上楼的坡度较缓了，登着省劲了。

1984年重修鼓楼的时候，也把西大街改建成了古文化街，街口的两端竖立了“武定街”的牌坊。

2003年11月至2005年5月，县里投资1.2亿元，对南大街北段进行拓宽拆迁，修建了占地二万平方米的鼓楼广场。在广场中修建了音乐喷泉，广场周边建成了一万八千平方米的商贸店铺，并在广场南部地下修建了五千平方米的地下商场，使得鼓楼这座古老建筑又放出了青春的光彩，变得比过去更加美丽漂亮了。

注1：楼室的台基也是长方形的，四角各一棵柱子，前后两面各夹两棵柱子，左右两侧各夹一棵柱子，共十棵柱子。

注2：三间大屋子的中间没有界段墙，是一个通长的大屋。

 

第八节  老县城公用的水井、碾子和磨

过去，蓟县人把属于公共使用的东西称为“官的”，老县城里的公用生活设施水井、碾子和磨，人们称之为“官井”、“官碾子”和“官磨”。这是因为还有属于单位和个人家私有的水井、碾子和磨。如官府衙门、大的寺庙（后改成学校或机关单位）、大户人家、大商号、大作坊（工厂）以及有园田的农户，都有自己的水井。加工米面的作坊（米铺、面铺）也有自家的碾子和磨，卖豆腐脑、豆片等豆制品的作坊也有自家的水磨。这些专供某个单位或个人家庭使用的水井、碾子和磨都属于“私的”。只有那些位于街道旁边，供大家使用的水井、碾子和磨（没有水磨），才被授予“官的”称号。

水井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但过去的水井与现在用电机水泵抽水的机井根本不同。过去的水井都要有一个高出地面半尺甚至更高的“井台”，以防止下雨时地面脏水流入井内。井台中间是井口，井口大多是用条石砌成的三尺左右宽的正方形的，也有用砖砌成的圆形的。因地形地势的不同，水井的深度也不同。“水皮”（井内最高水面）浅的距井口三五尺深，“水皮”深的要有两三丈甚至十来丈深。

因水井的深浅不同，所以从井中取水方式也不同。“水皮浅”的井，不需要辅助设施，取水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担或者绳子把水桶放到水面，摇摆一两下，使水桶倾倒，灌满水提上来就行了。这种用扁担从浅井里提水的过程，人们称作“拔水”。

 “水皮深”的井，则要在井口上安装辘轳，才能把井下的水取出来。井上的辘轳是由井桩、辘轳头、辘轳芯子、辘轳把（柄）和井绳组成的。井桩是用一尺多宽、半尺来厚五六尺高的石桩子埋在井口后面（井口一般以临近道路的一方为前面）三四尺远的地方，地面上要露出多半人高。石桩子上部面对井口凿个圆窟窿，在靠近井口的地方用两根四五寸粗的木棍，上部互相交叉做个支架，把辘轳芯子（也是一根六七尺长、三四寸粗的硬木棍）横放在支架上，末端插进石桩子上面的窟窿里。支架的高度大约在成年人的腰与胸部之间，以适合手臂摇转辘轳把（柄）为宜。调整好高度后，支架的两条腿上要用粗铁丝拉住，防止趴架。还要在支架后面的辘轳芯子上挂上坠石（用粗铁丝穿挂残破磨扇，或其他块石），以防止辘轳芯子在架上颠簸。辘轳芯子在井口上方那一段（前段）称辘轳轴，大约有一尺半长，直径要比后面细一点（大约半寸），上面涂满润滑油。辘轳头是用一尺多长，五六寸粗的圆木制作的，圆木的中心要掏一个比辘轳轴略粗一点的圆孔，把辘轳头套在辘轳轴上。辘轳柄是一根下部平直，上部弯曲的木棍。平直的部位镶嵌进辘轳头里（方法是在圆木的外面开凿一道槽沟，沟里顺便掏成圆孔，再把辘轳柄下部塞进槽沟内，辘轳头两端外面用铁箍固定），弯曲的部分做摇柄使用。井绳的上端拴在辘轳柄上，顺时针摇动辘轳柄，把井绳缠绕在辘轳头上，井绳的下端有个挂水桶用的倒须勾，或者用个细绳套，套上水桶梁用小木棍一别。然后逆时针转动辘轳头，把水桶放到井下，灌满水后，顺时针摇动辘轳头，就把水桶拽上来了。这个用辘轳从深井中提水的过程，被人们称为“打水”。辘轳芯子与辘轳头之间是互相磨损的，即使经常涂抹润滑油，使用多年之后也要更换新的。尤其是井绳，更容易损坏断裂，需要经常更新。

以上介绍的是水井的外部形状及使用方法，它的内部结构以及开挖过程又是如何呢？

上面只讲了井台和井口，井口以下的部位是井筒。从井筒的结构上看，过去的水井有石井、砖井与土井之别。过去蓟县人的土语把挖井称作“打井”，最简单的是打土井，虽说是土井，也不是完全不用砖石，因为地表土层松软，容易坍塌，所以也要先从地面往下挖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深坑，用块石或砖砌成内径一米多粗（一个人蹲在里边能干活为最小限度），深达硬土层（大约一至二米深）的圆形“井筒”。在圆形井筒四周做个井台，井筒上边还要用四块长方形条石压盖在井筒上，做成正方形的井口。之后在井口上面架好辘轳，由一个人或两个人在砖或块石井筒里，用短柄小镐和铁锨，或刨或挖，继续向下开挖土井筒，土井筒还要比上边的井口再细一点，以防止坍塌。井下的人将挖起的土装进“土蓝”（带提梁的枝条编的小筐）内，井口上的人扭动辘轳头，把“土蓝”提上来，将土运到他处。挖到地下积水地层（沙石土层）后，要改用水桶把水和泥掏到井外。那年代没有水泵，只能把水桶挂在辘轳上，一桶桶的往外淘水。再往下挖一定的深度，认为井底下的积水够用为止，这就是一眼土井。如果挖到岩石层还没见含沙地层，就是选错井位，打“干眼”了。还需重选井位，另挖新井。

石井和砖井则是在整个土井筒的内侧，从上到下都用块石或者砖砌成一道圆筒状的防护墙，既可以防土井筒坍塌，还可以通过石缝和砖缝对井水进行过滤，以减少井水中泥沙的含量。这就要求在开挖土井筒时直径要更大些，同时，还要在井筒的最底下用较厚的带数个小窟窿的木板做“井底”，在木制“井底”上面砌一圈石头或砖。井底下的泉水从木板窟窿里冒出来，井筒外面的泉水从石块和砖缝中流入井内，这样可以更好地防止泥沙混入井里的水中，不像土井的水那样容易变浑。通常井筒的内径越大，水下部分越深，储水量就越大。土井都是一家一户的私井，其中有不少是“苦水井”，虽然储水量小，但成本低廉，适合浇灌菜园子使用。而公共使用的“官井”，都是石井，也是所谓的“甜水井”。其中储水量大的石井，井筒的内径往往都有两三米，水下的深度也有三四米，可供多人不停地用水。

因为石井和砖井都是需要先开挖好土井胎，从井底下往上砌砖或块石的，而且把井筒砌好后还要在其外围回填部分泥土并要夯实。所以，在挖井时就没法使用辘轳了，一般都是在一侧开一个斜坡通道，由通道往上挑运土和泥水。砌井筒时从通道往下运块石或砖及回填的泥土，而且随着井筒的升高，通道也随之被填平。到地面之上做井台和井口时，则是根据井筒内径的大小，灵活掌握了。如果是一米左右的小井筒，做一个方形井口就可以。如果是两三米的大井筒，则要用留有较小“井眼”的大石板盖住井筒。由此可见，没有足够大的院子是无法打成一眼石井或砖井的。

土井筒容易“涮堂”（有水的部位泥土溶化水中，越用越大，最后造成上部井筒坍塌），寿命较短，大约用几十年。砖井筒寿命较长可用一二百年，石井筒本身不糟不烂，不腐不朽，如果不是地层变化，几千年也不至于损坏。如果地层发生变化，地下水干枯，多好的井筒也都成为废井了。

蓟县城里的地势比较高，水位比较深，一般的井都有三四丈深，挖一眼井的成本很高。另外老县城里的地下水脉，因所含矿物质不同而口感不一。所以，老城里的水井既有与现在的自来水(深机井水)甜味相似的真“甜水井”，也有又苦又涩的“苦水井”，还有不甜不苦口味清淡的所谓“甜水井”，以及半甜不苦俗称“半口水”的井。总的看是鼓楼以北以西甜水多，苦水少，鼓楼以南以东甜水少，苦水多。但也有同一条胡同，这边的井水和那边的井水就可能味道不同。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正因为挖一眼水井很不容易，而且挖一眼“甜水井”更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并且那年代各家没有下水道，没有水冲厕所和洗澡间，生活用水不多。所以，普通小户人家既没有在自家宅院内打井的能力，也没有每家必备一井的必要。于是，“官井”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据《蓟县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蓟州城里有堂子井（州城内西南部）、秀女井（州城内西部）、石碑井（州城南门外）、燕家上井（州城内东北部）五眼水井。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城内西南角楼新开一眼甜水井。清道光年间，南门外石碑井已无存。燕家上井氺味甘冽，称为“上醴泉”，清皇帝谒东陵途径独乐寺行宫时，专饮此井水。到1943年时，全城仅有五眼公用水井，包括钱局子井（原燕家上井）、上井、北大井、北四眼井、侯宅子井。

县志记载的1943年时，城内仅有五眼“官井”，是否准确我不清楚，但我小时候，也就是解放初期的官井比这要多一些。

在1955年之前，老县城里有十四眼官井，这些官井中，有的本是大财主家的私井，土地改革后变成了村里的官井。

西南隅有四眼官井：

在村中塔东胡同与南四眼井胡同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处，有一眼大石井，井口处并排铺盖两块大石板，每块石板有一米多宽、三米多长、二三十厘米厚。每块石板上有两个直径四十厘米的窟窿，故称“四眼井”。但平时只用一个井眼，另三个用块石盖着。这种井口比较安全，打水的人不容易掉进井内。

在白塔寺前面西侧的路旁的城墙根下有个“西大井”，这眼井应该就是康熙四十一年在西南转角楼地段新开的那眼井。这眼井的井口是用四块长条石砌成的一米来宽的正方形（方口井）。这样的井口安全性差，尤其是冬季，井台结冰路滑，打水时需要特别小心。

在塔前胡同路北，老宋家（位于南大街与塔前胡同交叉路口西北角，现在的工业局院内）大园子外面也有一眼方口井。

在原星星石胡同北段路东（现在的鑫龙商城内），老麻家院墙外，还有一眼方口井。

这四眼官井，虽然俗称“甜水井”，实际上就是不甜不苦的“淡水井”。

西北隅有四眼官井：在文庙胡同与北四眼井胡同交叉路口东南角处，有一个四眼井，形状与西南隅的四眼井一样。在文庙胡同西口路南的西城根下，药王庙对面，也有一个方口井。在北大街路西的侯家胡同与钱家胡同之间的园子旁，有一个方口井。这三眼水井都是不甜不苦的“淡水井”。在侯宅子院里也有一眼方口井，是半甜不苦的“半口水”。因侯宅子是侯姓人家的旧宅，早已无人居住，宅院荒废，成为官地，这里的水井自然也成了“官井”，由鼓楼附近的居民和商户使用。1955年后侯宅子被建成“官宅”，这眼井又成为“私井”。

东南隅有三眼官井：在猪市东面、龙泉庵西面有一眼方口井；在南城根张家墙外南菜园子处，有一眼方口井；在东南城根老杨家墙外有一眼方口井。这三眼井也都是不甜不苦的“淡水井”。

东北隅有三眼官井：在钱局子处有一眼方口井，原称燕家上井，上醴泉，后称“钱局子井”，是老县城里最好的甜水井，从前“过皇差”时，都要用这里的水供皇帝家人们饮用。在钱局子前边东南方位不远的上庵墙外也有一眼方口井，俗称“上井”；在钱局子的西南方不远处，大蒋家胡同路西也有一眼方口井俗称“北大井”；“上井”和“北大井”虽然距离“钱局子井”不远，但是水的口感却不如“钱局子井”的水甜。

由于城里的地势较高，所有的水井都要使用辘轳“打水”。

此外，在东、西、南城门外的护城河外面，也都有所谓的甜水井，而且由于距护城河较近，水位较高，井上面都没有辘轳。来挑水的人用扁担“拔水”，用小独轮车推水的人用短绳“提水”就可以了。这三眼井不仅是城外三关的村民使用，城里靠近城门的东西大街两侧居民也到城外的井里挑水。尤其是东大街，除去路南猪市东（龙泉庵西墙外）的路旁有一眼“官井”之外，往东就没有“官井”了。东大街的居民，要么到北面的“上井”去挑水，要么到南面的城根下“南菜园井”去挑水，要么到东门外的“东大井”去挑。总之，过去人们用水是很不方便的。

1960年以后，蓟县从唐山电网引来国家的电力，可以用水泵从井里抽水了，1965年初，县人委（政府）开始在自己单位院里安装“自来水”。那时还没有高压水泵，就是在院内打一眼锅锥井，在水井旁边，砌一个简易蓄水池，院内安装一部分水管和几个水龙头，用上了“自来水”。65年底，县里在北仓廒西钻一眼28米深的机井，在北城墙上面修建容量30吨和120吨的“水塔”各一个。那时蓟县城里还没有楼房，北城墙上的水塔高于普通房屋，用电机水泵把井里的水抽到水塔中，利用水流的自然压力，就可以把水输送到城内需要用水的机关、学校等地方去。但是城内的四个村子，由于经济困难，还是要到井里去打水。

到七十年代后，有的村子富裕些了，虽然无力安装自来水管道，也在井边地面上修建个“水楼子”，用电机水泵把水抽到“水楼子”里，社员来挑水时，打开阀门灌满水桶就走，也比从井里“打水”快了许多。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县里修建了自来水厂，老城里农村的各户家里，也都逐渐接通了“自来水”，这些使用几千年的生活设施——水井，才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和视线。

碾子是我们北方特有的粮食加工用具，它既可以用来碾米（南方有的用杵臼捣米），也可以用来轧面。只是用碾子轧面，不如用磨磨面的效率高。

碾子是由碾盘、碾砣子、碾框组成的。碾盘是一块平放的半尺左右厚、直径六至八尺（大小不一）的圆形石板，下面用石头或砖垫起到二尺左右高。碾盘的正中间要凿一个孔，孔里要竖立一根三存粗、三尺高的圆木棍，俗称“碾管芯”，它是控制碾砣子围绕碾盘中心转动的“轴”。“碾管芯”的上半部做“轴”用，要“刨”的细一点，上面涂抹润滑油。碾砣子又称碾磙子，是一个平放在碾盘上的大石头滚子，它类似圆柱体，但不是真正的柱体，而是内侧的直径小于外侧的直径（圆锥体的下部），只有这样才能做圆周运动。碾砣子有大有小，大的约二尺多高（圆柱体的直径）三尺多长（圆柱体的高度），小的一尺半高二尺多长。碾盘的半径要比碾砣子的长度还要多出六七寸，以防止碾盘上的粮食洒落到地下。为了使碾砣子围绕碾盘中心轴转动，需要在两侧（圆柱体的上下底）中心部位镶嵌进外方内有凹坑的铁制“碾脐子”。以便碾框上边的“碾轴”，顶住“碾脐子”，带动碾砣子向前运动。按标准要求，碾框的高度应该在成年人的腰部，这样用起来方便省力。早期的碾框都是用木料做的，是个略大于碾砣子的四方框，水平摆放着，把碾砣子套在木框中。木框是用四根方木用公母榫连接拼装成的，碾砣子的左右两侧木框（内框和外框）要宽大些，上面要挖“母榫”(凿个长方形的空)。碾砣子前后的木框相对窄细些，两端做成“公榫’，前后框插入内外框里后，再用麻绳或者铁丝绑紧。在内框的中间部位，要凿一个能套入“碾管芯”（轴的部位）竖孔，在内框和外框的内侧，与碾砣子上的“碾脐子”相对的部位，要各安装一个“碾轴”。“碾轴”其实就是个带尖的“铁橛子”，插进木框内，外面露出一寸左右，尖端顶在碾脐子的凹坑处。同时在内框的后部和外框的前部（均在插入前后框公母榫的外面多余部分）还要各掏一个横孔，孔里插根三尺长的木棍（俗称碾棍），由两个人推着碾棍在碾道（围绕碾盘转圈的路）上走。这样碾框就带着碾砣子在碾盘上滚动了。把粮食粒放在碾盘上，经碾砣子的反复碾轧，就可以成为米、渣、或者细面了。这项加工米面的劳动，人们俗称“推碾子”。当然，也可把牲畜套拴在前面的碾棍上，缰绳拴在碾框后边，用驴或牛来拉碾子。大碾子（碾砣子大的）推着费劲，但是碾轧效率高。小碾子推着省力，但效率低些。

碾子是利用碾盘与碾砣子之间的碾压力来破碎粮食粒的，这就要求碾盘的水平面和碾砣子的圆柱形面，接触中要严丝合缝，不出空隙。所以，要保持表面的平整光滑，因此都用大青石制作。这种石头质地细腻坚硬，不易磨损，使用年限很长。但是木头做的“碾管芯”和“碾框”互相磨损，容易毁坏，需要定期更新以及随时涂抹润滑油进行保养。

磨也是北方的一种粮食加工用具，磨的功能就是把粮食磨成细面，主要是把小麦、豆子研磨成白面和豆面。过去老百姓贴饼子用的玉米面、小米面、高粱面、白薯干面都比较粗糙，一般都用碾子轧，不用磨研。

磨是由磨盘和磨扇组成的。磨盘一般是木板做的，下面用砖或石头架平。磨盘的半径要比磨扇大一尺左右。磨扇也有大小之别，大磨的磨扇直径三尺左右，七八寸厚，小磨的磨扇二尺多大，三四寸厚。还有家庭单人手摇小磨更小，但不是公用设施。

磨扇分上下两个，下面的磨扇固定在磨盘上，正中心有个二寸大的孔，里面镶嵌进一个圆木轴，俗称“磨脐子”。上面的磨扇正中心有个凹坑，套扣在下面磨扇的木轴上，以保证上面的磨扇围绕中心轴（磨脐子）转动。

磨扇的上下两扇的构造是不同的，下面的磨扇是下方平，上方凸，上面的磨扇却是上方平，下方凹，而且两扇之间凹凸的程度必须一致。上面的磨扇中间凹坑的两侧还有两个二三寸大的窟窿，俗称“磨眼”。从“磨眼”到磨扇外还有许多道弧形的槽沟，下扇的槽沟与上扇的槽沟弧度方向相反。需要加工的麦粒堆放在磨扇上边，磨扇转动时，麦粒从“磨眼”里沿着槽沟往下滑动，同时受到研磨被粉碎。最后滑出磨扇，落到下面的磨盘上。麦粒被研磨一次，俗称“一道”，经过罗筛出细面（头道面）后，把罗上粗糙的渣子放在磨扇上边，再研磨一次,，再过罗筛出细面（二道面）；如此反复几次，就把麦子全都磨成麸皮和白面了。开始筛出的面比较白，后几道面越来越黑些。

驱使上面磨扇转动的工具称为“磨棍”，磨棍的粗细要根据磨扇的大小而定，长度以超出磨盘二三尺为宜。上面磨扇两侧各凿一个小石孔，插进小木棒。这两个小木棒既可以做搬动磨扇的手柄，也可以把磨棍拴在小木棒上。公用磨的磨棍都是使用者临时拴上去的，一个人推磨或者用驴拉磨，拴一根磨棍就可以。如果是两个人推磨，也可以拴两根磨棍。磨棍的高度也是到成年人的腰部为宜。

这种加工面粉的磨，老县城人就单称一个“磨”字，还有一种专磨豆浆的磨，称为“水磨”。水磨的磨扇和磨面粉的磨没区别，只是水磨的磨盘外边有一圈突起的“沿”，临近外面的部位有个孔，磨棍上拴一根细绳拖着的用弧形铁片做的“小刮子”，把磨好的豆浆刮孔里，流进磨盘下边的水桶内。

不论加工面粉的“干磨”，还是加工豆浆的“水磨”，都是利用两个磨扇之间的摩擦力来挤压粉碎粮食颗粒的，这就要求两个磨扇表面越粗糙、槽沟的边棱越锋利越好。因此，制作磨盘的石头与碾子不同，磨盘是用质地粗糙的豆渣石制作的。而且因为磨扇里侧的槽沟边棱，使用一段时间后，经磨损变得光滑了，槽沟也变浅了。摩擦力变小了，磨面的效率就低了。所以，还需要定期对槽沟重新触凿，俗称“触磨”。几次“触凿”后，磨盘就作废，需要更换新的了。

另外，不论是磨还是碾子，都是既可用人推，也可用牲畜拉。但用牲畜时，都要带上“捂眼”，过去有麦秸秆编成的专用“捂眼”。但多数人家都是用破布单子挂在驴的脸部遮挡驴眼睛。据说如果不给牲畜捂上眼睛，牠们就会因总在一个地方转圈子而“迷昏”。也不知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道理，反正从实践上看，当“捂眼”松开，驴眼见到光线时，发现拴在碾子或磨的旁边，驴就真的停下不走了。只有给驴遮挡好眼睛，使牠“不明真相”以后才“继续前进”。

由于碾子、磨的主体部件都是在山上由石匠打凿出来的，买来后有木匠配合安装就可以了，虽然它们的占地面积比水井的井台还要大，但是要比打一眼水井容易的多。所以，老县城里的碾子也比“官井”多，差不多每一两个胡同就有个碾子。如西南隅塔东胡同与南四眼井胡同交汇路口处，有一个碾子。以此为中心向周围看，在它的东南面，林家胡同南段路西，有一个碾子。在它的西南面，塔前胡同西段路北也有一个碾子，在它的西北面，対庙胡同西段马道处也有一个碾子。它的东北面，星星石胡同北段还有一个碾子。因为过去小麦少，老百姓吃白面不多，磨的用途也比碾子小，所以“官磨”比较少，只在少量的公共碾棚里才既有碾子也有磨，而多数碾子都是露天的。由于公用的碾子比较多，普通的老百姓个人家庭都没有碾子，由于磨的成本比碾子低，有的人家就自己安装一盘磨，既可自家使用，也可以借给别人家使用。在1955年以前，老县城里“私磨”的数量要比“私碾子”多一些。

过去“官井”、“官碾子”和“官磨”的保养和维修费用，是由使用者自愿捐献加摊派的，每到需要维修的时候，就有几个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到各家各户去“賗钱”，俗称“井绳钱”和“碾框钱”。富裕的人家多交点给几块钱，困难的人家少给点交几毛钱，当然特困难的也可以不给。钱收够了，他们就负责操办维修事宜。

1961年集体食堂解散后，县办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水井上的辘轳芯子由木棍变成了三寸粗的空心铁管子，辘轳头也变成铁皮焊接的，辘轳头与辘轳芯子还安装了滚珠轴承，井绳变成钢丝绳。这样的辘轳用起来省力多了。同时，碾子的木框和木头“碾管芯”，也被钢铁制品代替了。“碾管芯”都是铁管做的，有的还在碾管芯上面安装了轴承。碾框是用铁管或三角铁制成的，用穿钉和铁销子固定，不必再用麻绳绑紧的方法了。有的工厂需要大量碾压原料时，发明了“电碾子”。就是在“碾管芯”和碾框之间，安装上类似自行车“飞轮”的设备，使用电机带动“碾管芯”旋转，扭动“碾砣子”在碾盘上滚动，比用驴拉碾子的速度快多了。不过很快，国家就出产了“小钢磨”，“电碾子”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公家单位的粮食加工，全部用“小钢磨”了。在农村确是现代化机器与原始碾子、磨并存。

“小钢磨”代替“石碾子”和“石磨”，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因为用机器加工粮食需要花钱。六七十年代农村收入不高，不是所有的村子都开办“米面加工厂”，不可能免费为社员加工粮食。而且那年代，生产队里有驴有牛，在农闲季节，可以免费轮流为社员拉碾子、拉磨使用。另外，农活不忙时，社员自家人推碾子、推磨也不算什么累活。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蓟县的县城里，是现代化的小钢磨与传统的石碾子石磨并存的时期。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城里人开始打工做买卖，家里有钱了，而且生产队的牲畜也没有了，大家就不再费力去使用碾子和磨了。这样，过去人们使用几千年的新石器工具，也就从老县城里消失了。

       

     第九节    老县城的交通运输工具  

老县城里的交通运输工具，分人运、驮运、车运、水运四种类型。人运是指由人用肩头以挑、抬、扛的方式，运送人或者货物。驮运就是用骡、马、牛、驴、骆驼等牲畜，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来驮运人或者货物。车运则是以机动车、兽力车、人力车为交通运输工具，运送人或者货物。水运是用船从水上运送人或货物。

人运送人主要是用肩头抬，蓟县主要是抬轿子。过去的轿子像个小屋子，上面有顶盖，下面有底板，四周有外罩。前边是轿帘，左右两侧的外罩上有小窗户。外侧是两根轿杠。小的轿子两个人抬，大的轿子四个人抬，或八个人抬。里面有一个座椅，可以坐一个或两个人。不像南方的滑竿，只是一个椅子上绑两根竹杠，由两个人抬。过去的轿子也分“专用”与“公用”，当官的和大财主家里轿子是专用的。民间为出租挣钱而备的轿子是公用的。过去城里有“轿房”和“杠房”，“轿房”出租轿子，类似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多数是为娶媳妇办喜事用，也可以租给有钱人家的女眷，上庙烧香和走亲戚乘坐（男人出门骑马，也可租用）。杠房是为办丧事的人家抬棺材，同时备有棺罩等丧葬用品。辛亥革命后，政府官员有汽车，不坐轿子了，民间除办喜事外其他人租用轿子的也少了，但是直到解放以后娶媳妇还是有租用轿子的。

人运送货物主要是挑，抬和扛。长距离运送较轻的货物主要是“挑”，短距离搬运较大较重的货物，给车、船装货卸货，主要是两个人“抬”，或者一个人“扛”。过去城里有“脚行”和“工伕市”，“脚行”里有所谓“扛脚行”的，也称“扛大个”的，解放后称为“搬运工人”。他们主要负责码头、车站等地的装卸工作。“工伕市”上有“挑伕”，可以承揽较长距离，运送较轻的货物的生意。“挑伕”用一根扁担，担两个“箩筐”（竹篾编的筐，每只“箩筐”用四根绳拴着挂在扁担上）或者“挑筐”（枝条编的筐，每只“挑筐”用两根木棍做“架”挂在扁担上），箩筐里便于放置散装小件货物，挑筐便于放置较长大货物。也可以把货物捆绑打包，直接用扁担挑着走。一个人挑着货物走，要比两个人抬着走的速度更快些，而且可以走小路和山路，解决用“车运”和“驮运”难以实现的问题。

蓟县人用来驮运的牲畜主要是驴，因为骡马牛都比驴力气大，多用来拉车。所以用驴搞驮运的为多，但城里也有的回民家庭养骆驼，用骆驼来驮运人和货物。

用牲畜驮运人时，要在牲畜背上放置带有软垫和扶手的鞍子，为了把鞍子固定在牲畜背上，要把鞍子前、中、后部位的三个软带子，分别套在牲畜的颈部、腹部和臀部上。鞍子两侧还要垂下“脚蹬子”，骑乘人可以把脚伸进脚蹬子。过去，工伕市上也有“赶脚的”，就是用自家的牲畜租给别人骑乘，自己在跟在后边用鞭子赶着牲畜走。

用牲畜驮运货物时，用的鞍子与骑乘人的鞍子不同，是在软垫上面固定一个跨在牲畜背上，前后有“挡”的木鞍子。在木鞍子上面，可置放“垛子”或“驮筐”。 “垛子”是挎在牲畜腹部的拱形木架子，“垛子”腿下面安装着活动“底框”，“底框”放平后与“垛子腿”成九十度夹角，可堆放长于“垛子”的货物。“底框”收起来可以贴在“垛子”腿上。驮运货物时，可以先把货物捆绑在驮架上。之后两个人搭起装载好货物的“垛子”，放在牲畜背的木鞍子上。也可以把“垛子”先放在鞍子上，之后在两侧逐步分别装货，但要注意平衡，不能一侧装满再装另一侧。“驮筐”是跨在牲畜腹部的两个大筐，两个大筐之间有两根横梁。有的横梁是平直的，平放在拱形“木鞍子”的上边，两个大筐悬挂着，也就是把“筐沿”的四角处用铁丝绑在横梁上，悬在牲畜腹部外侧。有的两筐之间的横梁是拱形的，大筐贴在向下弯曲的“梁腿”外侧，也就是在编筐时，把“梁腿”编进大筐内侧的“筐壁”里，等于贴在牲畜腹部上。“驮筐”是用树枝条编成的，在筐里装运不适合捆绑的货物。也有的横梁外面悬挂两个大木桶，用来驮水。轰赶驮运货物牲畜的人，俗称“赶垛子的”。如果说“赶脚的”，类似现在的出租车司机“的哥”的话，那“赶垛子的”就是出租卡车司机了。但是，对那些用骆驼运送人和货物的人，却称为“拉骆驼的”。之所以不用“赶”字，可能是因为长途运送货物时，有多头骆驼结队行进，后面骆驼的缰绳挂在前面骆驼的货架上。路过城镇街道时，最前边的骆驼要有人牵着走。因为骆驼力气大，在大路上“拉骆驼的”也骑在骆驼背上。由于驴的力气小，用驴运送货物时，“赶垛子的”只能跟着走。只有卸下货物后往回走时，“赶垛子的”才骑在驴屁股上（因在“垛子”和“驮筐”上坐着不舒服）。过去，长途运输的骆驼队都是从“口外”（张家口外的西北省份）来的，一般都住在南关大车店。蓟县城里及城外平原地区大多是用驴驮运，用骡马牛拉车，但山区里也有用骡马和牛驮运的。

蓟县传统的兽力车是木制两轮车，车的大小因使用的牲畜不同而有所区别，骡马车比较宽大，小驴车比较窄小，老牛车居中。

兽力车俗称“大车”，不论大小，形状和结构都一样，全是由“上车”与“下车”组成的。“上车”分为车辕（前部）、车厢（中部）和车尾三部分。它是由“大框”、“横撑”和“车面板”打造成的。“大框”是用两根二寸宽、四五寸高、一丈多长的方木做的，相距四五尺宽并列放置，后部六七尺部位用四五道“横撑”连接。“横撑”是比车框细一点的方木做的，“横撑”与“大框”用公母榫连接。在“大框”与“横撑”上面要铺钉一二厘米厚的木板为“车面板”，“车面板”的长度不能超过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两根“横撑”，除车轮部位外，“车面板”的宽度要超出“大框”和车轮。因为“大框”是架在车轴上的，车轮的上半部必然要在大框的上边，所以，还要在每条“大框”的中部上侧，做一个四五尺长（长于整个车轮），二尺高（高于车板上部露出的半个车轮），并能罩住车轮部位的“车帮”。“车帮”中间的部位俗称“车厢”。车厢前面有二尺左右的“车面板”俗称“车头”，车厢后面也有二尺左右的“车面板”，俗称“车尾”。（《新华字典》解释，大车装载货物部位统称“车厢”）从“大框”延伸出去的约三四尺长的直木俗称“车辕”，“架辕”的牲畜就套在“车辕”里。“车辕”要逐渐由方形变成圆形，把“辕套绳”挂在车辕的下部，在车辕前端的小孔里，要竖向穿个木“别棍”，拴系搭在驾辕牲畜鞍子上的“搭腰”和勒在腹下的“肚带”。前面“拉梢子”牲畜的“套绳”挂在车厢下面的大框下部。车厢下面还要在车轮后方悬挂一根木杠子做车的“闸杠”，当下坡时搬动手柄，拉紧“闸线”（粗铁丝），使“闸杠”向前移动，贴紧车轮外部，摩擦减速，以致完全卡死车轮。

“下车”包括车“轴杠”和车轮。过去“铁瓦车”的“轴杠”是一根质地坚硬的比上车宽度还长的木棍，两端是比“轴杠”要细一点而且光滑的“轴”。“轴”穿入车轮的“毂”中，“毂”外面要有一个“辖”，就是“轴”上的“穿钉”，以便卡住车轮。因为“轴”磨损较快，需要经常更换车轴，所以“轴杠”是卡在（没有卡死）中间有槽沟的“垫木”上的，“垫木”固定在上车的大梁上。平时，车上挂个油壶，在行车中还需经常往“轴”上面涂抹润滑油。

“铁瓦车”的车轮也是木制的，中间是用一尺左右粗，四五寸厚的圆木掏个圆孔做的“毂”（也就是套在车轴外面的“轴套”、“轴皮”），“毂”外的若干根“支撑木”称为“辐”，“辐”外面装订一圈一寸多厚、半尺左右宽的木“轮圈”称为“辋”，木“辋”的外侧包一层一寸多宽、二三分厚的铁“瓦圈”。由于“瓦圈”不是一个完整的铁圈，而是由几片弧形的铁板（俗称铁瓦）拼成的，故也称为“铁瓦车”，也可称“铁辋车”。车轮的大小也根据车的大小而定，大的有五尺高，小的也有四尺高，都比后来的“胶皮车”的车轮大。

以上介绍的“铁瓦车”是民间使用的普通“货车”，如果需要坐人时，可以在车厢的上面搭一个临时的“车棚”。方法是把三四根竹片弯曲成拱形，插在两侧的车帮上，外面用苇席遮盖。顶部苇席的长度可以两端外伸，超出“车厢”，把“车头”和“车尾”部分也遮上。“车棚”里可以防日晒，遮风雨。过去的官府和大财主家，还有专门载人的“客车”，俗称“小轿车”子。在“车厢”部位是一个木制小屋子，俗称“车楼子”。“车楼子”上面有中间凸起的屋顶，两侧有“木格子”窗户，前后有“木格子”车门。赶车的人坐在“车楼子”前边的“车头”处，“车楼子”后边的“车尾”处，也可以坐人或装载行李等物。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传播进来，在兽力车中出现了胶轮大马车，蓟县人俗称“胶皮车”。“胶皮车”的“上车”与“铁瓦车”的“上车”基本相同，只是“车帮”相对低矮些。下车的“轴杠”是铁的，不用经常更换，所以是用螺栓固定在“垫木”上的。胶皮车的轮子比“铁瓦车”的轮子要小一些，车轮内部是一个凹形的“铁锅”，（因形状类似平底锅而得名，）铁锅的中心是轴套，轴套里有轴承。“铁锅”外沿是一圈“槽沟”，“槽沟”里套裹着橡胶轮胎（内胎柔软弹性大用来充气，外胎既有弹性又坚韧耐磨）。车轴与车轮之间用“轴承”衔接。“轴承”也是钢铁制造的，用在轴套里增加一圈滚珠（或滚柱）的方式，把“轴”在“轴套”里的“扭动”变成“滚动”，从而减少了“轴”与“轮”之间的摩擦力，提高了车轮的旋转速度。“胶皮车”的“闸杠”，悬挂在两个车轮的“铁锅”后部的内侧，外面看不见。下坡时，拉紧“闸线”（粗铁丝），使“闸杠”向后移动，贴紧“铁锅”，阻止其转动。“闸线”是由固定在内侧车辕杠上的带齿手柄控制的。由于胶皮车的车轴和车轮都是铁的，承重力强，车的载重量就增加了，大梁和横撑也相应要粗壮些。因为出现“胶皮车”的同时也有了汽车，所以，没有专门载人的胶皮“小轿车子”，胶皮车的“上车”，都是普通的载货车型。当然需要乘人时，也可以搭个苇席的“车棚”。

与兽力车并存的还有人力车，过去的人力车俗称“小车”，也称“小推车”，又称“挎车子”，就是木制的手推独轮车。它的上车又称“车排子”，是个1米半长、1米宽的长方形的木框。外侧的两根大框向后延伸1米做“车把”（柄），木框架在车轴上。木框的后部左右两侧，有两根立在地面上的“车腿”，与车轮成等边三角形，以便保持“车排”的平放。车轮也是木制的，中间是“毂”，“毂”外面是“辐”，“辐”外面是“辋”，只是“辋”外面没有铁瓦。“毂”中的圆孔也比较小，因为“轴”是根小铁棍。上半部露在车架的上方，用小木框罩住，车轮罩的左右两侧可以放置货物，如同跨在车上，故俗称“挎车子”。

“挎车子”是载人载货两用车，需要运送客人时，乘客既可以跨坐在中间的车轮框罩上，也可以坐在侧面，另一面放置行李。辛亥革命后，随着“胶皮车”的出现，也有了自行车和胶轮手推车。胶轮手推车的车架还是过去的样式，只是轮子变了。自行车的车轮与手推车的车轮，结构相同，只是粗细上的区别。都是把车轮中心的粗大的木制“毂”，变成了小巧的钢“轴皮”，粗壮的木棍“辐”变成了精细的钢丝“辐条”，外围的宽大木“辋”变成了带槽沟的金属“车圈”和充气的“轮胎”（内胎和外胎）。钢“轴”与“轴皮”之间有轴承衔接，大大加快了旋转速度。

胶轮人力车中，还有一种载人专用的双轮人拉车，也称“东洋车”，“黄包车”。过去，天津市里人对这种人拉双轮车也俗称“胶皮车”，对人力车夫俗称“拉胶皮的”。这种车就是在类似“椅子”的座位底下（车架）安装车轴，座椅两侧安装与自行车同样的轮子，平板状的“椅子腿”前端伸出一块“脚踏板”。座椅的“扶手”处向前伸出两根长木杠做车的“把手”（柄），乘车人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拉车人架着两根“把手”在前边拉着车跑。有的还在椅子两侧和靠背上面，加上可伸缩的遮阳遮雨伞罩。

解放之后，又出现了三角形车架的独轮小推车，也称“拱车子”。它的“车架”是三尺来长、不足一尺宽的窄框，后部左右分叉，伸出两根车把（柄）。车架中部下面有两条骑在车轴上的“短腿”，“短腿”内夹着上半个车轮。车架后部与车把交界处有两根岔开立在地面的“长腿”，使车架子呈现前高后低的姿势，完全架在车轮的上边。这种小推车可以把货物放在车架上边“顶着”，也可以用插杠和绳子把货物拴挂在车架两侧“挎着”。后来，又出现了可拉也可以推的“小双轮车”，也称“小拉车”，形状结构与兽力车相同，只是“车身”小了许多，用的是“小推车”（独轮车）的车轮。在车辕的横撑上拴个绳子套，拉车人把绳套套在肩膀上，双手扶住“车把”，拉着双轮车走。（也可以在车辕内套个小毛驴，但不能用骡马等“大牲畜”拉这类车）也可以车在前人在后推着走。

蓟县的老县城里出现机动车是在1930年以后，最早的机动车是北京长途客运公司的大客车。那年代从北京到唐山，到山海关的汽车，都是从蓟县城里经过的。那时的大客车就是载客三十人左右，车厢前面是车头的那种车型。但那时的汽车是蒸汽机车，锅炉是烧劈柴的或木炭的。立式的锅炉装在车厢里边，由售票员负责往灶里添火，每隔二三十分钟添一次。劈柴或木炭装在袋子里，袋子垛在车厢前面，后边才是乘客的座位。那时的货车也是蒸汽机车，样式和后来的卡车一样，前边是车头，连着车头是车楼子（驾驶室），后边是车斗。与客车的区别是，货车的锅炉和装满劈柴的袋子都在车斗里的前边，后面才是装载货物的地方。车斗上的锅炉，隔着车楼子与车头中的发动机相连。跟车员也和司机一起坐在车楼子里，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登着脚踏板攀上车斗去为锅炉添火。人们最初见到的货车是三河县到蓟县城里来收购农副产品的货运汽车。那种烧劈柴的汽车速度都不高，每小时大约跑二三十公里。

到了日伪时期，城里又出现了日本人的军用大卡车，还有侧三轮“挎斗”摩托车，老百姓称为“电驴子”。日本人的军用汽车中既有烧汽油的，也有烧木炭的。

这些汽车虽然早已在蓟县城里出现，但是都不是蓟县所有和管理的车辆。过去的县政府官员——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日伪时期，都是骑马或者骑自行车的。那时的自行车都没有国产的，都称为“洋车子”，机动车就更没有国产的了。所以县一级的官员是没有小汽车可乘坐的（当时共产党的县政府官员，连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都没有，只能步行）。

属于蓟县人自己所有的汽车都是私家车，其中一辆是西南隅的“牌底下王家”的“蓟县——北京”的长途客车，另一辆是东北隅的大财主“北王家”的货运卡车，都是烧劈柴的汽车。东北隅的“北王家”和西南隅的“南王家”以及“牌底下王家”都是清朝末年蓟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后来“南王家”迁走了，宅院变成“新张家”）他们既有很多土地，也都经营买卖。西南隅的王家因大门外有一座牌坊，才被人们称为“牌底下王家”。这座牌坊是木制的，是城里唯一的一座“贞节牌”。坐落在西大街（武定街）路南，原来星星石胡同路西的北半部。据说在清朝时期，王家有个寡居的女眷受到朝廷的表彰，县衙为她在王家大门外边立个“贞节牌坊”。后来，大家就称他们家为“牌底下王家”。在日伪时期，“北王家”和“牌底下王家”先后购买过一辆烧劈柴的客车或卡车，“牌底下王家”专营蓟县与北京之间的往返客运，他们家是老县城里的第一个养车户。可惜时间不长，就因赔钱而停运了。大概是那年代流动人口中，花钱坐汽车的人很少，造成客源不足，蓟县没有那么多乘客，竞争不过北京的长途汽车公司。北京的长途车跑的远，中途在蓟县招揽乘客，大概就可以满足蓟县人的需求了。因此，后来蓟县自己的长途客运就未发展起来。另外那年代蓟县的农副产品运往外地销售的也不太多，货运汽车在民间也很少，“北王家”那一辆烧劈柴的大卡车，经营的时间也不长，后来也没了。大概是那年代货运量较小，还有北京、三河等外地汽车也来蓟县城里收购粮食、水果、干果等山货，所以蓟县自己的货运汽车也没有发展起来。

全国解放以后，那种烧劈柴和木炭的蒸汽机汽车看不见了。蓟县也有了自己的货运汽车，最初的汽车是三个轮子的单缸柴油车（与现在的柴油三码车不同），车头车斗都和1958年国产的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卡车差不多，只是前面是一个轱辘，后边每个“轮位”上也是内外两个轱辘。因为是单缸，响声和55马力拖拉机一样“嘣、嘣”的，速度也不太快。公私合营以后，蓟县又有了苏联产的嘎斯汽车（卡车）。1958年以后，我国自己生产出解放牌汽车，蓟县县城里的汽车也逐渐多了起来，那种老式的三轮单缸汽车不见了。但是，马车运输还一直存在。蓟县交通局运输公司，既有汽车队，也有马车队。工业局有个汽车队，商业储运公司往下边供销社送货都是马车，只有去大城市提货用汽车。县委政府及下属单位，大多数机关生活用车都是马车，或者人力车。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下乡办公事，最初是步行，后来领导干部有了“专车”——自己花钱买的自行车。机关工作用的公车也有了自行车，下乡的人轮着骑。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县委县政府大院共用一辆吉普车，县武装部有一辆吉普车，公安局有一辆侧三轮摩托车（挎斗摩托车），其他单位都没有办公用的小汽车，当然也很少有货运汽车了。

用机动车代替兽力车和人力车，还是在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实现的。现在，许多生长在县城里的青年人，只能见到满街跑的大小汽车、柴油、汽油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两轮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兽力车和人力车了。可见，交通运输工具方面，新县城与老县城已是天壤之别了。

            

         第十节：蓟县老县城的照明灯具

过去，因为人们在使用照明灯具时，需要用引火工具（主要是火柴）来点燃灯芯，所以，蓟县老城里的人们就把这个动作称为“点灯”。因为在停止使用灯具照明的时候，需要用嘴把灯火吹灭，或者用扇子类的工具发出一股强风把灯火熄灭，人们就把这个动作称为“吹灯”或者“灭灯”。后来使用电灯照明，早期多是拉线盒开关，所以人们把使用电灯称为“拉灯”、“灭灯”、“开灯”、“关灯”。 

老县城的照明灯具主要是蜡烛灯、油灯、煤油灯和汽灯。煤油灯中又分为粗陶瓷制作的小煤油灯、玻璃制作的罩子灯和铁制的提灯（马灯）。

（一）     蜡烛灯：

蜡烛就是用“蜡”做成的细长圆柱体，中间有一根用棉线绳做的“蜡芯”，点燃“蜡芯”，就出现一股向上燃烧的火苗，火苗下的蜡在热辐射的作用下就慢慢融化，并吸附在“蜡芯”上燃烧发光。蜡芯的作用是控制蜡的燃烧进度，没有“芯”的蜡烛也能点燃，现在用来插在生日蛋糕上的小蜡烛，就没有“蜡芯”。

蜡烛是一种古老的照明用具，大概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发明并使用了蜡烛照明，使用了几千年，现在仍然继续使用。不过现在多数家庭买蜡烛是“打短”用的，在突然停电时做应急照明用具。

古代的蜡烛多是用动物油脂做成的，后来也有用蜂蜜中的黄蜡和油沼中的石蜡制作的。不知是原材料的原因，还是制作工艺的原因，蜡烛的颜色上是不同的。过去的蜡烛多为白色的与红色的两种，现在的生日蜡烛则有多种色彩。

过去的蜡烛分为“流油蜡”与“干碗蜡”：“流油蜡”是指点燃蜡芯后，靠近火苗下的蜡融化较快，不能全部吸附到芯上燃烧，有一部分融化的蜡液，沿着蜡烛的“柱”流到蜡烛的根底下，与蜡烛的根部凝结成一体，而且在“柱”的外侧留下条条凝结的残蜡液；“干碗蜡”就是火苗下的蜡融化较慢，蜡液能够全部被吸附到“芯”上燃烧，不往“柱”的下面流淌蜡液。李商隐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里所说的蜡炬的“泪”，指的就是点燃蜡烛后流下的蜡液。红色的蜡烛一般都爱“流油”，白色的蜡烛有的也流油但流的量小，有的不流油，故称“干碗蜡”。

蜡烛的长短和粗细上有差别，大的如同小孩胳膊，小的如同小孩手指。长的使用时间较长，短的使用时间较短。蜡“柱”体细的蜡芯也细，发出的光亮小些，蜡“柱”体粗的蜡芯也粗，发出的光亮大些。当然，蜡的“柱”体长的、粗的价格也更高些。

因为圆柱体的蜡烛容易倾倒，所以，需要有专用的“蜡扦子”（也称烛台）来固定。蜡扦子是用金属制作的，多为黄铜的，也有金和银的，还有铜质包金（镀金）、铜质包银（镀银）和铁质包铜（镀铜，俗称封包铜）的。

古代的蜡扦也有台式与落地式两种，台式的高半尺至二尺不等，放在桌案上用来为看书写字照明的蜡扦子就比较低矮，放在供桌上的为菩萨画像照明的蜡扦子就最高。放在大厅里的落地式的蜡扦子更大更高，要有两米左右。蜡扦的形状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由底座、支柱、托盘和扦子构成的。

底座大多是个喇叭筒状的无底空心圆锥体，有的也可做成圆形、菱形或者方形的平面体，也有的可以做成三条斜腿形状。底座的大小要与蜡扦的高度相适应，以保持蜡扦稳定为准。

支柱既有在底座与托盘之间的连接和支撑作用，也具有“柄”的作用，便于用手拿握。支柱的形状一般不是平直的圆柱体，而是有各种凹凸曲线的弧形柱体，以求美观。支柱的高低粗细各不相同，一般讲支柱高的直径就粗些。

支柱上面是圆形的托盘，托盘直径的大小在5——15厘米之间，是个中间凹四周翘边的盘子形状。

托盘的中间位置是一根“扦子”，也就是带尖的金属棍，高度在二三厘米至六七厘米之间，粗细在一至二毫米之间。

使用时把蜡烛坐插在托盘上面的“扦子”上（扦子插进蜡芯的孔内），点燃蜡烛后，“流油蜡”的蜡液就凝结在托盘上。

另外，穷人家也有自制的简易蜡扦，就是在一块小木板上面中间位置订进一根钉子（或铁丝），另一面露出2——3厘米高的钉子尖（或铁丝），把蜡烛坐插在钉子（或铁丝）上。（现在，已经没有专用的蜡扦了，人们应急点蜡烛时，往往是把蜡烛点燃后，在窗台或茶几上倾倒一些蜡液，把它粘在上面，也可以防止蜡烛倾倒。）

这种“蜡烛”与“蜡扦”的组合体，就是“蜡烛灯”了。

蜡烛灯还有的带有防风灯罩，便于在窗口下面的桌子或窗台上使用。中国古代没有玻璃，灯罩都是用纱、薄丝绸等绷在铁丝架上或者用纸糊在竹篾子编织的架上做成的。有灯罩的蜡扦托盘要大些，周边要有卡子，能够卡住灯罩，灯罩的上方要有通风孔，就是个圆窟窿。下面要有空隙能进气，保证蜡烛的燃烧。

灯笼是一种室外专用的带防风罩的蜡烛灯，它的蜡扦子更低矮，直接镶嵌在灯罩下面通风孔的中心部位。灯笼分为手提式与悬挂式，手提式的比较小些，用于夜间走路，与现在的手电筒作用一样。悬挂式的挂在屋檐下或者路旁及场地的灯杆上，类似现在的门灯和路灯。

由于室外用的灯笼罩的花样很多，已经成为一种手工艺术品，它就不仅单纯的具有防风功能，同时也具有了装饰作用。古代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搞灯笼大会展，各种各样的灯笼都有，供广大百姓欣赏，看起来非常漂亮。其中还有画着马匹的灯罩会转动，看着就和马来回走一样，古人称之为“走马灯”。其奥秘就是把灯罩做成可以在中心轴上转动的活动罩，上下通风孔处安装涡轮形状的纸条（叶片），利用灯罩内部的热气流上升的推力，使灯罩慢慢的转动。

过去的蜡烛灯一般是官府和富贵人家使用，普通老百姓家里只有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在供桌上摆放两个大蜡扦，点燃两只蜡烛，要亮堂一宿。同时在大门口和院里的天灯杆上悬挂灯笼。而平时老百姓家里是舍不得“点”蜡烛灯的，只是“点”油灯。

（二）油灯：

历史最悠久的油灯是燃烧植物油老式油灯，有的地区也称为“麻油灯”。老式油灯的结构简单，主要是灯碗和灯捻（是用棉花拧成的细绳，也称灯芯），灯碗是类似现在的烟灰缸形状的粗陶瓷黑釉碗（缸、坛子、罐子等炻器也被称为黑釉粗陶瓷，餐桌上的盘、碗、碟等瓷器也被称为白釉细陶瓷），碗沿处有个放置灯捻的凹槽。也有灯碗下面带底座和支柱的高脚灯（二三十厘米高），还有在支柱的一侧，底座与灯碗之间加一个手柄，或者加几根起装饰作用的侧柱。总的看它的底座、支柱、（侧柱、手柄）和灯碗是一体的，容易用手拿着各处移动。

灯碗里面盛着灯油（蓖麻子油、青麻籽油、豆油、花生油、芝麻油都可以）和灯捻，灯油把灯捻浸透，把灯捻在碗外翘出的顶端用火点燃，即可发出蜡烛一样的火光。过去的食用植物油不像现在的精炼油（色拉油）这么“稀”，而是杂质较多比较粘稠的，它的燃烧速度缓慢，有碗沿的隔绝作用，灯火只在灯碗的外边燃烧，并不向碗里蔓延。可以用灯捻子在碗沿外翘出的多少的方法，来控制灯火的大小。虽然食用油都可以点灯用，可能因为蓖麻或青麻（麻皮可以做绳，籽可榨油）榨出的麻油价格低廉，才多用麻油点灯（过去也用来做铁辋车轴的润滑油）。也有家庭不用专门的灯碗，就用普通的饭碗（也是黑釉粗磁的），虽然碗沿上没有凹槽，使用起来也和专用的灯碗一样。大概这种麻油灯和蜡烛都是我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都是用食用的动物和植物油脂燃烧发光的，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不过因工艺差别较大，成本造价不同，麻油灯多为穷人家使用，蜡烛灯多被富人家使用。到了近代，煤油传入中国，这种老式的油灯基本上被煤油灯取代了，不过在有些家庭还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老式灯具，有时煤油用尽了，或是家中来客，煤油灯不够用时，还可以在老式油灯的灯碗内倒些食用油，临时使用。

（三）     小煤油灯：

广义的煤油灯，是指所有用煤油做燃料光源的灯具，有粗陶瓷制作的普通煤油灯与玻璃制作的罩子灯和汽灯。狭义的煤油灯指的是粗陶瓷煤油灯，俗称“小煤油灯”。

煤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石油原油经提炼生成汽油、煤油、柴油和沥青等）工业产品，应该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煤油的挥发性比麻油快得多，而且易燃性很强，燃烧速度快，所以用麻油灯的灯碗和灯捻就不行了，如果在灯碗里装满煤油，把灯碗外面翘出的灯捻点燃，很快就会蔓延到碗里面，把灯碗里面的油“腾腾的”全烧着了。所以，煤油灯不能用敞口的“灯碗”来贮存燃油了。

根据煤油的易燃特点，煤油灯的结构就比较复杂一点了。首先是把储油的“灯碗”改成直径二三寸大小的空心球形的“灯壶”来贮存煤油。灯壶的顶部是个直径二三厘米的圆孔，也就是“壶口”，在壶口上面安装个“灯头”。

“灯头”是一个三四厘米高的圆锥体，圆锥体底面是一厘米高，比圆锥底的直径要少一厘米的圆柱体的“脖子”。这个“脖子”和上面的“灯头”，也是用粗陶瓷做成一体的。“脖子”的作用是插在“灯壶”的“壶口”里，把“灯头”安装在“灯壶”上。在“灯头”及“脖子”的正中间有一条上下贯通的圆孔，直径大约二三毫米。用棉花拧成的“灯芯”就穿在这个圆孔中，灯芯大部浸泡在灯壶的煤油中，灯头外面露出一二毫米，壶中的煤油自己就会沿着灯芯吸附上来。点燃灯头上的灯芯，会形成一个花生米粒粗细，四五厘米高的火苗，俗称“灯火”，火苗上方还有一缕黑烟。灯芯在灯头外面露出的长一些，灯芯粗一些，灯火就大一些，灯光就明亮些，但是黑烟也大些。反之则灯火小光线暗，当然黑烟也小。灯头可以隔断灯芯外面的空气，能够阻止灯火沿着灯芯向灯壶内蔓延。灯头和灯体还能起到一定的散热作用，可以保证灯壶里面的煤油安全。

普通的粗陶瓷灯大多是六七寸高的高脚灯，它的下面是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倒置凹形圆盘底座，中间部位是直径四五厘米、高十多厘米的圆形支柱（手柄），上面是与底座直径相似的球形灯壶。底座、支柱与灯壶是三位一体的。高脚灯的底座和支柱的中间是相通的空心，形成一个“喇叭筒”，喇叭筒和灯壶的陶瓷厚度大约二三毫米。

另外也有一种三四寸高，平底灯壶的小煤油灯，还有的在平底灯壶一侧多出一块陶瓷板，上面有个小孔，既可以平放又可以挂在墙壁的钉子上的“壁灯”。

煤油的挥发性很强，老百姓说煤油“会飞”，也能慢慢的从粗陶瓷灯壶中渗透出来，加之粗陶瓷煤油灯的灯壶口与灯头“脖子”之间密封性差，屋子里会闻到煤油的气味。粗陶瓷煤油灯用过一段时间后，灯壶、灯头的外面会沾满一层油污，需要定期擦拭。

这种低档煤油灯，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家里使用。在1955年公私合营之前，蓟县城里大街上的私人商家店铺门外路灯杆上的路灯匣子（四周是玻璃防风罩，一侧能打开，上面是伞形灯罩盖子）里，用的也是这类普通煤油灯。

（四）罩子灯：

罩子灯也是以煤油为燃料光源的，只是在灯火燃烧的部位加上了助燃的玻璃罩，故称为罩子灯。罩子灯灯壶是用玻璃制作的，可分为台式灯与悬挂灯两类。

台式灯较高些，平时就放在桌子或窗台上。台式罩子灯的大小形状与带底座和支柱（手柄）的粗陶瓷煤油灯差不多，只不过底座手柄和灯壶都是玻璃制作的，在灯壶的圆孔（直径三四厘米）上面伸出六七毫米高的“灯脖腔”，上面是螺丝口。

罩子灯的灯头构造比较复杂，是用黄铜片制作的。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的形状也是圆锥型的，又不是标准的圆锥形，而是像见顶草帽一样周边有一圈帽檐的形状。帽顶部位也不像粗陶瓷灯的实心圆锥体，它是空心的，如同一个“蛤蟆嘴”似的，张开一条二毫米左右的缝隙。圆锥体的帽檐下部是一个一厘米高下部粗、上部细的“脖套”，下半部粗的部位带“螺丝扣”， “脖套”的螺丝扣正好拧在灯壶的玻璃“脖腔”上，可以把“灯头”牢牢地固定在灯壶上边。“脖套”的上半部细一些，与上边“蛤蟆嘴”圆锥体的底部铜片的中间部位紧紧的卡在一起。灯头圆锥体的底面的是个直径五至七厘米的圆片，中间部位与下面的脖套重叠相连，在脖套外面的部位，也就是蛤蟆嘴底面大于脖套的地方，上面布满了比针眼大些的小孔，这些是向蛤蟆嘴里进风的孔。进风孔区域的外圈（帽檐部位），是放置蛤蟆嘴的底沿和玻璃灯罩的凹槽，凹槽外面是四个分布均匀的、垂直向上的“卡子腿”。每条“卡子腿”大约二三毫米宽，五六毫米高，可以把玻璃灯罩紧紧地卡在灯头上面。

在蛤蟆嘴底面和脖套重叠连接的中间部位，垂直镶嵌一个铜片制作的一厘米宽、一毫米厚、五六厘米长的空心扁方筒（灯芯筒），上端如同短舌含在灯头张开的“嘴”里。条带状的棉线灯芯就穿在筒内。灯芯筒的一侧中间开一条一毫米宽、五六毫米长的口子，口子外面安装一个直径一厘米的齿轮，轮上的牙齿正好刺进带状灯芯里。齿轮轴是用一根如同火柴棍粗细的铁丝做的，横穿在灯头圆锥底面下的“脖套”的螺丝扣上方。铁丝的末端位于灯头之外，做成个一厘米的圆环形的手柄，捻动小圆环，齿轮就随着旋转，用以控制带状灯芯的升降，使带状灯芯可以像舌头一样在灯头的“蛤蟆嘴”内伸缩。

罩子灯的玻璃灯罩是下部三分之一处鼓凸状（插入灯头卡子内部分内径与蛤蟆嘴圆锥底相同，上面最凸处内径10厘米左右），上部三分之二部分成内径三四厘米的细筒状，灯罩高约二十厘米，可促进热气流上升，起到拔火的作用。它可以使灯芯上的煤油充分燃烧，点燃罩子灯的灯芯后，形成一个二三厘米宽、四五厘米高的火舌，既亮度大又不产生黑烟（时间长了玻璃罩也被熏黄，需要定期用白酒擦拭），还节省灯芯（棉线制作的带子，燃烧不充分时容易被残油汁子糊住，须剪掉）。因为带状灯芯的宽度要相当线绳灯芯的好几倍，灯芯上的火舌体积也相当普通煤油灯灯芯上火苗体积的好几倍，所以罩子灯比普通煤油灯要亮的多，自然耗油量也大的多。在桌案上的罩子灯下看书，要比在悬挂个15w白炽电灯的室内看书还清楚，当然不如15w的台灯下亮度大，而且整个室内也不如15w电灯照的明亮。

悬挂式的罩子灯没有底座和支柱（手柄），它的灯壶不是球体的了，而是平底矮粗的圆瓶子形状，圆瓶子的高度大约十多厘米，不是直筒形，而是上部三分之一粗些，下部三分之二细一些。粗的部位直径大约十五六厘米，细的部位十三四厘米，结合部是直角，相差一厘米左右。灯壶口（瓶子口）与台式罩子灯一样，也是六七毫米高带螺丝扣的“灯脖腔”，上面的灯头和玻璃灯罩与台式罩子灯一样，也可以平放在桌子和窗台上。

悬挂式罩子灯要放置在灯架里，灯架是用二三毫米粗的铁丝做的，铁架的形状与灯相似，底下是上下两个圆环，铁环左右两侧垂直向上伸出两条连接在一起的长方形框架。也不是标准的长方形，而是类似啤酒瓶子形状，中间的转角是椭圆形的，下部宽上部窄，正好把灯头和灯罩子拢在里面。框架的顶部中间是个能活动的铁丝钩，可以挂在屋顶垂下的铁丝上。

灯架下部的两个圆环大小是不同的，下面的圆环的内径与“灯壶”（瓶子）下方细的部位相同，上面的圆环的内径与灯壶（瓶子）上部粗的部位相同，可以把整个灯（包括玻璃灯罩）稳稳地坐进灯架子里。

在长方形架子上下由宽变窄的凹进部位，外面套着一个下面反光的搪瓷制作的伞形盘子，卡在铁架上。这个灯伞盘可以使光线反射到下面。玻璃灯罩的顶端伸出灯伞盘中间的圆孔之外，灯伞盘是可以在灯架较窄的部位活动的。为灯加油时，要先往上托起灯架上的伞盘，才能取出带玻璃罩的灯来，拧开灯头，往灯壶（瓶子肚）里添油。点灯时，则不必把灯拿出架外，也不把灯伞盘托起多高，只在架内掀开玻璃罩，点燃蛤蟆嘴里的灯芯就可以了。

这两种罩子灯，机关单位、商家店铺和富裕人家常用，普通老百姓多数人家也有。可老百姓家平时舍不得用，因为它比较费煤油，只是在过年或者家里遇到红白喜事的时候才舍得用。

（五）提灯（马灯）：

除了上述两种罩子灯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移动式罩子灯，蓟县人称为“提灯”，手提灯之意也，外地人称为“马灯”，马帮或马车上常用之意也。它除了玻璃灯罩外，其他部位都是用铁制作的。

提灯（马灯）的灯壶是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半球体的铁盒子，它的底面是平的，便于平放。在铁盒的左右两侧垂直焊接出两根2厘米粗的类似臂膀的空心铁皮支柱，高度约25厘米，略向内倾斜，顶端向内并弯曲抱住“灯帽子”。

灯壶的顶部安装灯头，这是与玻璃罩子灯的灯头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灯头的蛤蟆嘴底下的帽檐外没有“卡子腿”。灯头与灯壶也是用螺丝扣拧在一起的，而且密封性更好，怎么摇晃也不会漏油。在灯壶的侧面上方有一个“加油孔”，孔上有个小圆盖子，也是用“螺丝扣”拧进拧出的，密封性很好。

在灯壶与灯帽子之间是玻璃灯罩，这个灯罩与罩子灯的灯罩不同，一是用的玻璃比较厚，另外它是下口较大上口较小，略带凸面的圆筒形状，高大约十二三至二十厘米、粗大约十三四厘米，放置在下面的托盘里。

托盘是固定在两条臂膀中间的圆环形铁片，中间是空心，正好扣在灯头蛤蟆嘴外面的帽檐上，外面周围是翘起的檐，可以卡住玻璃灯罩，环形面上有许多小孔，用来通风进气。托盘上面有两个交叉环抱的钢丝环，可以把玻璃灯罩紧紧的“抱在”托盘上。托盘的轴是粗铁丝做的，在臂膀外有手柄。搬动手柄，托盘就向侧面旋转掀开（因有钢丝环抱，灯罩虽倾倒也不脱落），露出灯头的蛤蟆嘴。松开手柄，托盘回转扣在灯头蛤蟆嘴底盘上。

玻璃灯罩的上面就是灯帽子，灯帽子是十多厘米高，七八厘米粗的空心铁皮筒，分内外两层，外层是固定在两条臂膀（支柱）上的，中间用弹簧和内层连接。内层在弹簧的作用下，可以上下伸缩四五厘米。内层的下部是向外扩展的喇叭嘴状，用来扣住下面的玻璃灯罩。内层铁筒上面有一个伞形的铁片盖子（灯帽盖），盖子顶部有个可活动的铁环，用来挂在手指或钩子上。在灯帽盖的下部，也就是内外铁筒的之间有缝隙通风，可以使灯罩内的热气向灯盖的周围散开，不至于炙烤到提灯人的手上。

在使用提灯（马灯）时，先拧开加油孔上的盖子，向灯壶里加油，拧紧油盖。之后，一只手拉动灯帽子上面的铁环，把紧扣在玻璃罩上面的灯帽子内筒向上提，使其脱离“紧扣”的状态。同时另一只手搬动灯罩托盘的手柄，使灯罩向外侧倾倒，然后点燃灯芯，松回托盘柄使灯罩回归正位，再把灯帽子的内筒松开，靠弹簧的作用力，又使灯帽子紧扣在灯罩上。

这种提灯（马灯）很适合行进中使用，即使掉在地上滚出老远，也能保持既不漏油，也不熄灭。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蜡烛、老式油灯还是煤油灯（包括罩子灯），因为灯捻或灯芯都是用棉花或者棉线拧成的，经过一定时间的燃烧后，都会和油中的杂质结合而焦炭化。焦炭化的灯芯失去了对油脂的吸附作用，影响灯火的亮度，需要用剪刀剪掉（蜡烛），或者用镊子拨掉（普通煤油灯和罩子灯），并且把灯芯从灯头的圆孔中提上一些来。已恢复正常的光亮。古诗中“何时共剪西窗蜡，话却巴山夜雨时”，所说的“剪蜡”就是剪掉“蜡芯”上的焦炭部分。

另外，蜡烛灯、老式油灯、煤油灯和罩子灯还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灯下黑”，因为在自然燃烧的状态下，火焰总是在燃料的上方，以上几种燃料及储存燃油的碗或者壶，都在灯火的下面，所以必然会产生阴影，因此就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而后来发明的悬挂式汽灯，就解决了这个弊病。

（六）汽灯：

汽灯的燃烧原理不同于煤油灯了，它既可以烧煤油，也可以烧汽油。

汽灯的出现大概比罩子灯还要晚些，蓟县城里何时开始使用的汽灯，老百姓也不清楚，大家见到的汽灯是解放初期，戏剧舞台上使用的悬挂式汽灯。

汽灯的工作原理有些类似现在的喷灯，就是利用高压气体把燃油（煤油、汽油）雾状化，使其燃烧更充分更剧烈。

使用汽灯时，在装上煤油或汽油以后，首先要向油罐或油壶里（油壶上安装有特制的气筒子，推拉手柄充气）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的灯嘴处喷出，汽灯的灯嘴是一个缝衣针那样细的小孔，可以向外喷雾。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外面的一个蓖麻纤维或石棉做的如同鸡蛋大小的纱罩，从灯嘴出喷出的雾状煤油充满灯头（石棉纱罩）内，点燃灯头（石面纱罩）后，形成一个鸡蛋大小的火球。这个火球的体积要相当于普通煤油灯的花生米大小的火苗几十倍，相当于罩子灯灯嘴内吐出的火舌的十几倍（现在，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石棉纱罩使用硝酸钍溶液浸泡工艺制成，所以当纱罩遇到高温后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另外，在灯头（石棉罩）的外边也要有一个圆形的玻璃灯罩，距离灯头大约四五厘米的距离。这个玻璃灯罩是为保持灯头（石棉罩）附近的高温，以免被风吹灭，这和罩子灯、提灯（马灯）的作用是一样的。

汽灯也是有弊端的，一是有时汽灯点的时间太长了，还需要再打气。二是灯嘴经过一段时间，可能被煤油中地杂质焦炭堵死，需要用灯上附带的专用工具（长十多厘米、一头七八毫米宽、另一头二三毫米宽的薄铁片，在铁片窄端顶部横向焊接一根一厘米长、比缝衣针还要细的钢丝，俗称汽灯扎针）进行清理。三是灯头上的石棉罩也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往往是在使用过程中“瘪”了，需要更换新的。

据我所知，汽灯有手提式与悬挂式两种：

手提式汽灯在外形上和提灯（马灯）有些相似，但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尽相同，所以在具体构造上也有一些差别。一是油壶的构造不同，汽灯的底座兼油壶上有打气筒，提灯（马灯）没有。二是灯头不同，汽灯是喷油嘴和石棉纱罩，提灯是布带状灯芯和青蛙嘴形的灯头。三是汽灯的上部（手提环的下面）还有一个像草帽檐一样的遮光罩，是为了避免强光炙烤手臂，而提灯（马灯）则不需要。手提式汽灯和提灯（马灯）一样，用起来很方便，既可以作台式灯具使用，也可以当手电筒在行进中使用。

悬挂式汽灯的形状就很特殊了，它和现在的电灯中的吊灯类似，最上边是挂钩，钩下面是带气筒子的扁圆筒状油壶，油壶下面是草帽檐式的遮光罩（灯伞），在灯伞的中间是一个类似草帽顶的半球体玻璃灯罩。这个玻璃灯罩是倒扣在灯伞上面的，一侧有轴，另一侧是个卡扣，可以随时打开。半球形玻璃灯罩的里面是灯头，也就是那个鸡蛋大小的石棉纱罩。平时这个玻璃灯罩是扣在灯伞上的，点燃汽灯时，先打气。之后打开玻璃灯罩，开油门点燃石棉纱罩，再把玻璃罩扣好。在更换石棉纱罩和清理喷油嘴时，也要打开这个玻璃灯罩。

由于悬挂式汽灯是灯火朝下的（内部高压气流向下吹），就避免了“灯下黑”的现象。一盏悬挂式汽灯的亮度，大概与一百瓦或二百瓦的白炽电灯差不多，可以说照的灯下如同白昼。悬挂式汽灯平时似乎用的不是太多，主要是遇到一些大场面或隆重的场合的会场、大厅里才会使用。解放初期，城里各村在过年的时候，都要搭台子唱评剧，舞台上的灯光就是用的悬挂式的汽灯。因为，在唱戏的中间，需要给汽灯打气或者清理喷油嘴及更换石棉罩等，一个舞台上要悬挂四五盏汽灯。表演过程中，有的汽灯光线逐渐暗淡下来，剧务组的管理灯光的人就搬着的凳子走过来，站在凳子上给汽灯打气，这个汽灯又逐渐明亮起来。有的汽灯突然熄灭了，需要用汽灯扎针清理，或者石棉罩突然瘪了，需要更换新的，管灯的人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清理和更换。在灯管人员做这些工作时，舞台上的演员，照常表演，而台下的观众，则是把目光集中到灯管人员身上，看清了汽灯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所以，尽管个人家庭并没有汽灯，可是通过看戏也了解的汽灯的奥秘。

1958年10月1日，蓟县城里南大街路旁的路灯杆上，普通的白炽灯泡，发出淡红色的电灯光亮，这是蓟县城里首次有了电灯，电源是蓟县城南关水电站发出来的水电。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水源不足，水电站停止了运转。1959年7月，蓟县城里经三河镇接通了国家电网的10千伏火电（火力发电厂的电），首先在蓟县城里实现了照明设施的电气化，从此结束了自古代以来使用蜡烛和老式油灯，自近代以来使用煤油灯、罩子灯和汽灯作为照明用具的旧时代，开创了室内灯火明，街道路灯亮的新时期。

1962年蓟县修建了豆腐营变电站，从唐山电网引来电源，逐步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电气化，使全县大部分，老百姓家里都有了电灯。尤其是1980年改革开放后，不仅大街上的路灯更加明亮，而且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上面还安装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使蓟县县城也变成了不夜城，进入了灯火辉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