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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送到了村小学读书，启蒙老师是于开胤。先生快60岁了，中等身材，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那消瘦的面庞中透着微黄，但两眼却很有神。当时先生教我们算术和语文，对我们这些毛头孩子，他真是耗费了大量心血。做算术题我总是丢三落四，少写步骤，只写得数；造句又爱忘记写标点符号。先生总是笑眯眯地把我叫到面前，一一指正。有一次，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看，我们这间教室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可现在依然稳固地矗立在这里，你知道这是为啥么？就是因为它地基打得结实，墙垒得周正。你们现在的学习就是为建造知识的大厦打基础，此时不养成好的习惯，往后的知识大厦还不得垒歪了？！”像这样的大道理，从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却那么浅显易懂。没有讥讽，没有埋怨，也没有训斥；只有和风细雨，只有情理交融，只有心灵的沟通。先生的教导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先生的炽爱与严谨的沐浴中，我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在以后漫长的求学道路和教学生涯中受益匪浅。当年，母亲带我们姐弟几个在乡下老家生活，父亲在省城教书，工资不高，还要供养祖父母，所以我们的日子很是艰难。我曾一度想退学，可先生一再动员我坚持下去，不要退学。他摸着我的小脑袋说：“困难是暂时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怎能碰到这点难处就低头了呢？据说当年你爹也是十几岁就离家到外地求学的，为了能念书，他每天晚上要教工友们识字，以此求得三餐粗饭，就是这种不肯低头的骨气，你爹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子承父志，你也行的！”尽管有些话我并不十分懂，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此后，我的书包里便经常有了先生送我的铅笔、石笔之类的学习用品。到三年级的时候，先生退休了。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我很惘然，也曾满怀激情的跟随一些大同学到邻校去搞过几次“大革命”，但接着就在伴随着失去了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激情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原先那种好学上进的热情。这时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消息很快传到学校。我作为“黑帮崽子”，自然没有哪个“革命战斗队”敢吸收我做队员，红卫兵小将是当不成了，我也乐得清静，便当起了逍遥派。有一次在集上碰到了先生，他把我叫到了一个僻静处说：“你就这样混下去？！”言语中竟充满着无尽的愤慨，给我当班主任的时候也未曾动过这么大的肝火。“只要你愿意，我帮你。”先生以少有的生硬的口气说到。晚上我去了先生的家。老师看我去了，脸上显现出异样的光彩。师母告诉我说：他已到胡同口望过两回了。先生把一摞书推到我的面前，是3—6年级的教材，带着参考书。“你先自己学，有不会的地方来找我。”接着又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记住，学问不管到什么时候都用得着，你将来要安身立命，要为国家出力，要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知识怎么能行？书到用时方恨少呀。”“眼下这种局面肯定不会长期下去，你千万不能荒废学业。”先生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坚定地说。就这样，我在先生的督促帮助下学完了小学的课程，为后来继续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先生对我的教诲，鞭策我确立了追求知识的信念。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代，先生这番举动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啊，这也正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正直所在。可惜的是老先生竟未能看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就故去了。今天，知识已恢复了它应有的价值，学校又成了学子们求知的殿堂。先生九泉有知也该含笑欣然了。后来，我也像先生当年那样，做起了老师，苦恋着三尺讲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先生正直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而执着的热爱学生的师徳，深深影响着我。每当想到这些，就使我对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作者简介：于乃朋，退休于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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