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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案：李裕民先生在2018年发表的《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一文中，根据韩世忠两份间隔十八年的墓志铭内容差异，结合南宋世代的政治背景，对“莫须有”一说的真实性做出了有力的辨伪，这是近些年来，岳飞相关研究中的一大进展。而在更早的百年间，有关于《满江红》这首词作的真实性，一直在宋史和宋词研究中争论不休。 关于《满江红》词作真伪之讨论，发端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满江红》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亦未见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却突现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的词碑，该碑由时任广东按察使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托。”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问题。之后《满江红》的作者真伪就成了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许多巨擘都参与到这一世纪大论争，比如夏承焘先生、邓广铭先生、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以及钱钟书先生。目前，关于真伪问题辩论展开的所有前提，都是目录学家余嘉锡的提出的质疑：为什么此作三百多年来不见流传？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中提出“地理怀疑论”：“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自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除此之外，更进一步论证，《满江红》是明代将领王越所托伪。后一种观点，实在有太多纰漏（王越的时间点不对），可以排除在外。而前一种说法，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反证，岳飞作为军事统帅，对于地理位置自然是非常熟稔，不太可能出现打东指西的文学虚指。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真实并不全都与现实语境相脱离。对于夏承焘先生的观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亲自出马，指出：“《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这个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至少后半句“笑谈渴饮匈奴血”确实是虚指。而更有力的证据又被人发掘。台湾学者李安发表了《踏错贺兰山？》发现清初沿革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贺兰山共有两处：一在宁夏中部，一在河北磁县。而在河北境内的贺兰山倒的确是当年岳飞抗金的活动区域。那么这是否就此意味着夏承焘先生的“地理怀疑论”就站不住脚？这显然需要对于词作本身的意境做一个仔细的品读。《满江红》整首词，意境宏大。但凡有一点填词经验的人可以体会到，一部作品不太可能出现意境上大的起伏。比如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接着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从意境上来说是气贯长虹，作者显然是摆出一副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气势。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河北磁县境内的贺兰山，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座很小的山头，海拔最高也就是186.7米。只是当年岳飞打游击的地方，既非政治首都，又不是战略要塞，甚至可以说无足轻重，以至于后世的人根本不记得当时有那么一座贺兰山。因此，如果《满江红》如果是实指的话，显然在整首词中的意境出现了塌陷，与全词磅礴之气势难符。所以，夏承焘先生的“地理怀疑论”，依然可以站得住脚。邓广铭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提出了一个证据，指出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所书。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但这能否推翻余嘉锡先生的立论基础？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即使新的材料再往前推几十年，仍然不能推翻余嘉锡先生所提出的怀疑论基础：“未见宋、元人记载”。林玫仪先生《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辨疑》一文曾护辨，她认为不见宋、元人记载的原因是主要在于宋、元时期的文字高压，因秦桧主和“禁野史”，“故时人亦不敢录之于册”，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言流传”。杨镰先生即认为这是自余嘉锡提出质疑以来“唯一有说服力的答复”。但事实上，这个看法明显是以后人的思维去揣摩当时语境犯下的“直觉”错误。撇开蒙古时代定鼎江山时期的血腥杀戮来说，统一全国之后的元代可以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鲜少出现“文字狱”的朝代，后人对元代所谓黑暗与政治高压的认知，其实有一多半受到诸如南宋遗民掺杂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诸如“九儒十丐”等说法的误导，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而真实的元人心态却是明快情怀，刚健雄阔，元代社会风气相对明清反而自由。因此，至今为止尚没有人能绕过这条反驳：这首气势磅礴易于民间流传的所谓“宋词”，不但未收入岳珂《金佗粹编》家集，南宋同时人撰写笔记、词话时到岳飞有限的作品时也丝毫不涉此词；甚至南宋随便一本有点名气的词集、词选也都不曾迻录。它的确是两三百年间，未见载籍。于是，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这首词的著作权等问题，纷争不断，硝烟四起，争论各方甚至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正如《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0-2011》中所收《半个世纪以来岳飞满江红词争鸣综述》一文作者所说，这场争鸣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产生影响之大，在我国当代词学研究史上绝无仅有。“证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王瑞来、缪钺、周汝昌等等。“辨伪派”的代表人物：余嘉锡、夏承焘、钱钟书、饶宗颐、刘子健、张政烺、杨镰等等。对阵双方可谓旗鼓相当，词学宗师、史学巨匠都一一出手了，孰是孰非？诚然，从情感上来说，岳飞作为一个经典人文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人们难免对于《满江红》非为岳飞之作的结论有所抗拒，但“求真”始终是考证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其言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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