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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 在我的编辑生活中，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到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家里组稿。那也是我第一次用“录音”的方法组来稿的。这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一位大学者的执著与追求的精神。 1981年，我们的《文史知识》月刊刚刚开张，很受欢迎，一开始即征订四万，第二年就是八万（后来又到二十七万，这是三四年之后），大家心气自然很高。我们千方百计地设计读者感兴趣的题目。当时我的一个指导思想是：选题最好是读者知道一些，又说不大清楚的。“知道一些”，他看到题目不陌生，会感兴趣；“又说不大清楚”，他就想弄清楚，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设计了一批选题，如《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赤壁之战中曹操到底拥有多少兵马》、《佛教徒的人生观与道德观》、《木牛流马是什么样的运输工具》等等。我还想到岳飞的《满江红》词。那几年，关于岳飞的《满江红》词作者是谁的争论又热烈起来。可能与学术界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关。我想围绕这个题目组几篇稿子一定会吸引读者，这就想到了邓广铭先生。 针对岳飞《满江红》词的作者问题，最先发难的是余嘉锡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说：我们所见到的《满江红》一词手稿，并不是岳飞的亲笔，而是明朝一位名叫赵亮的浙江提学副使书写的。赵亮也不讲从何本而来，载于何书，岳飞《满江红》词可以说是“来历不明”。他又说：岳飞的儿子岳霖、孙子岳珂，不遗余力，遍访岳飞的遗稿，编了《金陀粹编》，其中《岳王家集》没有收录这首词。这么一篇名作，怎么可能遗漏？而且，宋元人的书都没有记载，突然出现于明中叶以后，十分可疑。据此，余先生认为很可能是明朝人之作，假托岳飞之名。余先生断言：“以伪为真，实自徐阶（明朝宰相，曾编有《岳庙集》，其中收有岳飞《满江红》词）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一时间学术界很多人接受这一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他在1961年写了《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支持余先生观点，影响很大。后来，中华书局出版夏先生的《月轮山词论集》，亦将此文收入书中。我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所以对夏先生力主《满江红》非岳飞之作的观点印象很深。 一位是学问大家，一位是“一代词宗”。《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几成定论。但是，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怎么看呢？周一良先生说：邓先生是“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邓先生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又听说，邓先生并不赞成余、夏二位的意见。但他还没有写成文章。这一来，我们情绪高涨，请邓先生写篇文章，这该是多有意义的事啊！打笔墨官司，耸动视听不说，一个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首先在你办的刊物上发表，这说明刊物的学术水平啊！ 1981年新年刚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了邓先生，我急忙过去组稿。邓先生说：“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不过，近来忙，过一段吧。”听了这话我喜出望外，这不是同意写了吗？但是我怕这“过一段”是托词，教授讲课一忙就没谱了，赶忙追问：“什么时候去取稿？”我要把时间敲死。邓先生脱口说：“过完春节吧。”我知道进退，先生忙，不能逼之太紧，忙拉过我身边的同事黄克说：“邓先生说春节后让我们取稿，你帮我记着啊！”其实，我这话是说给邓先生听的，是要再确认一次，好让邓先生印象深刻，到时候别忘了。 真是“光阴似箭”，和邓先生约稿时离春节差不多还有两个月，转眼鞭炮一放，初五的饺子一吃，初六上班了。 这一天我可是等了好久了。上班后，见到黄克第一句话就说：“走吧，去邓先生家取稿子去啊？”黄克愣了一下，似乎经我提醒他才想起来，便说：“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先给邓先生打个电话，问问写完没有？别白跑啊。”我说：“不能问。如果他没写，一问，又拖下来了。如果他写完了，正好取回。”我是想用“苦肉计”感动邓先生，我们“千里迢迢”跑来了，邓先生就是没写，也得给我们抓紧写吧？ 我和黄克骑上自行车就走。黄克在他的美文《回忆是美好的》一文中说： 当时，个人家中安装电话还不普遍，所以组稿、办事，不论远近，都靠骑车；那时也没有留饭的习俗，完事就走，一般半天就把任务跑回来。以去北大为例，从王府井大街36号（当时中华书局社址）骑到北大南门，算了算，即或是寒冷的冬天，也不过五十二分钟。一路上边说边笑边比画，那是挺愉快的事…… 那天下小雪，路上已是浅浅的一层白，空气极好，很快便到了北大朗润园。上楼，敲门，邓先生颇为愕然。（果不出所料！）我们说，一是给先生拜个晚年；二是讨债。邓先生果然忘记了与我们约定的时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我们忙说，如没写好，过几天也行。邓先生一脸的歉意。直说，这真不好，这真不好，让你们白跑一趟。 我们赶紧说：“您看什么时候我们再来？” 邓先生在想。 我灵机一动，想起向廖沬沙、董纯才等老先生组稿的经验，是他们口述，我们记录，我们整理好，再请他们审定。现在有录音机了，可以用录音机记录啊！忙说：“这样吧，下次我们来，您来讲，我们录音，由我们整理后再交给您审定。这样会给您省点时间。” 邓先生一时拿不定主意，大概是不知录音效果如何。事后知道，邓先生当时确实还没有录音整理的经验。他正在犹豫。当邓先生听说我们是骑自行车来的，外面还下了雪，颇为动容，连声说：“后天吧，后天一定谈。”隔一天，我和黄克又骑车前往。刚下过雪，路滑，但想到这回邓先生的稿子是跑不了了，心里仍然十分高兴。 进了邓先生客厅，我们把录音机放好。那时一般工作用的录音机还很简单，俗称“砖头”。邓先生夫人也觉得新鲜，出来看邓先生如何对着录音机讲话。邓先生搓着手，说：“没这样讲过，不知效果如何。”录音机磁带吱吱地转了半天，邓先生还没开讲，咳嗽两声说：“怎么讲不出来啊！”我直想笑，邓先生对着台下几百人的课都讲得挥洒自如，一个“砖头”把他难住了。 我们忙说：“您就把我们当做听课的学生，随便讲吧。就当没有这录音机。”又沉吟了一会儿，邓先生就讲开了，一会儿便侃侃而谈，自由潇洒了。 讲了一个多小时，邓先生收住话题。我们把带子倒回来放给邓先生和邓夫人听，邓先生很兴奋，连说：“这还真是第一次。” 回去后，我们整理、打字、校好，又送给邓先生审定。这就是后来发表在1981年《文史知识》第三期上的《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 此文影响很大，不久就有读者来信，和邓先生商榷，还批评邓文说：“邓先生文章中的一句话不妥，使他不能无憾。”那是指邓先生在文章中说岳飞，投军以前文化水平并不高，“投军以后，文化程度进步非常快，到哪个地方都喜欢卖弄一下自己的文才，写写题记。”邓先生看了读者的信后，一方面诚恳接受意见，认为“意见很好”，“确实有些措词不当”，另一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封信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不妨录下来，请大家赏鉴。信的全文如下： 《文史知识》编辑同志：来信和转寄的沈敬之同志信，均已拜读。沈信所指出的，我在文章中说岳飞“喜欢卖弄一下自己的文才，写写题记”，使他不能无憾。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很好。我那句话，确实有些措词不当。在文章刊出后，我看到这一句时，当时即发生了这样的感觉，但已无法改正了，所以，后来在写《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时，就不再这样说了。 对于岳飞幼少年期内文化水平的估计，沈信根据《宋史·岳飞传》提出不同意见，对此，我却依然不改变我的意见。因为，《宋史·岳飞传》是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脱胎来的，而岳珂对岳飞幼少年期内的生活情况所知甚少，对于他曾作“庄客”（即佃户）等事则讳莫如深，却又虚构了许多溢美之辞，如“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等话语即是。这些溢美之辞，我认为是不能置信的。我写的那篇《再论》，已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今年第一期上刊出。沈同志如能看到，也许对他的这一看法有所改变。此夏，顺致 敬礼 邓广铭 1982.2.21 邓先生是位极为认真执著的学者。他的成就当然与这认真与执著有密切关系。写到这里，我想起北大老师讲过的邓先生读书时一则轶事。说他本来喜欢文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曾经在辅仁大学读书。周作人说他自己在辅仁大学授课时，“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提纲来，只是信口开河地说下去”，不料，他讲完这一课后，邓先生拿着他课上记的笔记，请周作人审阅。周作人说：“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后来，经周作人审定的笔记，就以《中国新文学源流》为名出版了，书上赫然写着“周作人讲校，邓恭三（邓先生字）记录，沈兼士题签”。书出后，周作人将稿费全送给了邓先生。 邓先生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邓先生的同学张中行曾经说，周作人讲课北调掺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真是不可理解”。 我倒不认为把笔记记好了就是有才学，但这种认真和有心却实在难得，这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 我又想起邓先生对他著作的严肃态度。他的“四传二谱”（《岳飞传》、《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陈龙川传》和《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先后修改了多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九十一岁高龄，还遗憾着最后一遍没有改完。他说：“我没有那么高深的造诣，使20年代写的东西，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这种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成就他学问的原因吧？ 请邓先生写文章的故事已经过去三十年，那时的情景却仍在眼前。邓先生面对录音机不知怎样开口的样子，让我想起来就感到亲切和愉快。可惜那时我们没有录像机，否则把邓先生的形象记录下来，该是多有趣的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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