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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陈亮

 清源渭水 2023-02-01 发布于山东
原创 陈亮 高校教育管理 2023-02-01 12:12 发表于江苏

陈   亮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教授


高等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和行动路向。西方中世纪大学旨在培养博雅之人、宗教之人,强化教育对知识的确定性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19至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繁荣,社会对绩效的追逐推动现代大学重在培养“精英之人”,强化教育中个人“能力”与“努力”的决定性作用。不同时代对高质量教育和高质量人才的价值内涵认定不尽相同。可见“培养什么样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时代之问,需要结合具体的时代特征来回答。当前,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后期到后工业社会的大变革中,未知与变化是这一进程中最大的特性,社会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任何一个教育强国一定是高等教育强国,因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和内容。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意味着其培养的人必须准备且乐于接受未知与变化。“所以,我们确定具有这种'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品质的人,是现代人。”据此,高等教育在新的时代变局中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使高等教育从“传统人的培养”转向“现代人的培养”。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现代人,还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培养具有“中国智慧”的现代人。事实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根本上从人的生存与发展层面揭示了“人的现代化”本质。因此,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征程中,把握好高等教育高质量中“人的现代化”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我们要从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四个维度来阐释“人的现代化”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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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的人”的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基本前提

“现实的人”的现代化是准备和乐于接受生存挑战和生活变化的过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充分肯定“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本能,并着力提高其应对生存风险和生活变化的能力。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出发点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且这种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可见,“现实的人”是随社会动态发展的人,是为了生活而不断改变、提升以适应变化的人,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故“现实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不断迎变应变的现代化过程,但这种行为是由生存和生活的压力所致。当然,“现实的人”不一定具备准备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化品质,他们做着改变却不一定乐于改变,而现代人必须具备乐于改变的品质。据此,“现实的人”的现代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乐于接受新的生存考验;二是人要在变化的情境中主动适应新的生活现实。二者共同决定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现实性这一基本特性,立足面对现实的培养,夯实人的发展基座。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应充分尊重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等教育要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念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长期以来,大学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的精神被高等教育奉为圭臬,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观也以真理知识的传授(教)和内化(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理性的人”为最终目标。这种培养理念一定程度忽视了人的物质需求和形而下的知识活动。具体而言,一方面,真理的永恒属性决定了理想的人是一个不变的状态。这与现代人乐于追求变化和新事物的精神背道而驰,以至于传统高等教育习惯于追求确定性,而忽略了对人的不确定性认知态度的培养,致使传统高等教育固守传统难以激发“现实的人”的挑战精神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理性的应然与现实的实然之间往往有较大差距,人又往往身处现实,久而久之这种差距就导致了高等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尽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甚至人口结构等多元因素,不全然是教育能够解决的。但不得不指出,“教育传统化”是大学生无法驾驭和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因素,“大学落后于时代”是不言而喻的。21世纪以来,很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造并非来自大学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直接关联高等教育自身和培养对象的生存和生活等现实问题。着眼“现实的人”的现代化这一基本命题发展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顺势而变、应势而为、乘势而上的生存态度和生活能力。近年来,高等教育界日益呼唤要推动“创业型大学”建设,体现了大学既要推动人精神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要满足人对物质层面的生存需求,但二者绝非零和关系,可以共在共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应该在追求培养“理想的人”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现实的人”的培养需要,既要培养有理想、有追求的未来人,也要培养实务、有技能的现实的人。这里需要更正的观念是,伴随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趋势,无论是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还是研究者都有一种认识倾向,即职业教育重在“器技”培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重在“法道”培养。实际上,这种简单的认识归类并无合理性,“凡教育必须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应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既很好地掌握某些知识,又能出色地做某些事情”。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也必然要考虑人在“器物”层面的需求,培养提高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能力,推动物质文明深入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共促、“真理”与“现实”的统摄。因而,高质量高等教育必然要走进现实、立足现实、思考现实、适应现实,最终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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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的人”的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

“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人在克服艰难的具体处境和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找到新的生机和成长动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人”和“现实的人”是两个维度的认知。“现实的人”是从生理和物质层面强调人的生存本能,不同阶级、不同类别、不同民族国家都具备这一现实性特征,它与“理性的人”“理想的人”“理论上的人”相对;而“具体的人”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体,他(她)处于特殊环境、特定阶段、特有处境和面临特别的问题,它与“抽象的人”“总体的人”“一般的人”相对。人的现代化必然要关照到“具体的人”,因为每一个个体总处于某一具体的处境之中,人也是在具体处境中才能认识自我、革新自我、实现自我。尤其“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而是通过遇到巨大挫折时的差异和震惊得到的”。故而最有价值的“具体处境”是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的“困境”和“逆境”,因为社会的发展往往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艰难处境中找到不同的发展契机继而汇聚成整个历史前行的动力。一方面,“具体的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处境。“具体的人”不仅仅指不同的个体,也包括同一个体的不同成长和发展阶段。新的成长阶段面临的问题可能没有旧例可循,且不能用传统、已知、统一的办法解决新的困境和问题,需要突破旧有的思维、方法、知识、技术甚至认知结构,这个过程推进着人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具体的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要解决千差万别的问题。由于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变局快于定局的社会,新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人的革新和改变也不是一劳永逸、始终有效的,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也要由特定的人来处理,具体的实际必然要与特定的方法和具体的人相对应。可见,“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通过在具体和实在处境中找到突破和创新的过程。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从“具体的人”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寻找育人契机,要分类别、分层次、分情境,在充分关照人的具体处境的基础上探索培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创新优化途径。一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知识分类转向问题分类。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延续下来的学科分类、专业分类抑或职普分类均是知识分类主导的培养模式。在这种培养方式下,能够进入教科书和课堂的永远只有经典的知识和极端的案例,学生能够解决的是普遍和一般的问题。而“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是一个问题多元、复杂且需要快速反应的时代,经济社会的问题也从一般问题上升到具体问题,高等教育要关照这些具体问题,找到具体问题中的育人契机,以具体问题为分类标准构建新的培养模式。因此,聚焦问题域的知识交叉和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是未来高校培养“具体的人”的重要遵循。二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学历分层转向认知分层。高等教育的层次划分主要是以学习年限为标准形成的学历分层,但“具体的人”的认知层次并不始终与学历层次相对应。换言之,具有同等学历层次的人不一定具备同等的认知层次和结构。本质上这种学历层次的划分仍然是针对一般人的认知发展过程所使用的统一教育模式。而“具体的人”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要面对不同领域的认知需要,其中势必包含知识社会越来越多的非学历教育知识。因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扩展知识内涵,不仅要将有序严密的知识体系奉为“高深学问”和“知识权威”,还要将那些弥散在社会中具有实践属性的“暗默知识”纳入教育内容。此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还要变革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围绕“具体的人”的认知需要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把高等教育贯穿“具体的人”的发展始终。高等教育并非人的学习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应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组织形式、评价模式的具体化、扁平化变革推动终身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三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一元情境转向多元情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支持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导向的多元应用情境培养模式。但如前所述,泛在的、传统的认识倾向使得高等教育的相关主体将这种认知习惯停留在技术教育学科或职业院校层面,这也是新文科建设最大的认知阻力。而“具体的人”的现代化与现有的学科类别无关,只与具体的问题和情境相关,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要围绕具体的情境开展情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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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的人”的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社会的人”的现代化是人创造性参与社会发展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过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创新引领社会发展必须立德为先、育人为重,以“国之大者”的价值导向持续培养良善的“社会的人”。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而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所谓“社会的人”,一方面要融入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要在各种关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特定的角色,遵循一定的交往原则与秩序。人的言行要符合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具有社会公德。在中国国情下的“社会的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融入主流价值观念。从融入这个维度来理解“社会的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找到新的社会位置、适应新的秩序规范。譬如新时代国家面临治理秩序从“官治”走向“民治”、经济秩序从“增量”转向“提质”、文化秩序从“单一”趋向“多样”的现代化转变,现代人必须能够在这些转变的秩序中找到新的社会角色,否则就难以融入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的人”要持续引领社会创新变革,这也是“社会的人”现代化最重要的方面。在融入新社会和新秩序之后,人一旦重复之前的社会交往过程则会停止“现代化”发展。因此,从创造的维度来理解“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人只有继续在新的角色和秩序规则下持续创新和变革社会,致力于探索构建新的社会人际关系,才能称之为“现代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因此必然要融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

鉴于此,高质量高等教育应以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担当精神为价值导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一是要把培养人的社会品德放在首位。如果高等教育只考虑“具体的人”而忽略“社会的人”,那么极易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等教育不能只考虑高级知识、高端技术附着在个人名义上的价值和声誉,更要注重在“利己”基础上使其具备“利他”的精神,具体包括家国情怀、社会公德、伦理道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充分体现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相处关系的和谐良善品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也要强化育人的任务,要做到“育人”重于“育才”,“育才”必以“育人”为先。只有培养出具备这些良善社会品性的“社会的人”,他们才能够顺利融入主流价值导向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社会也才可能是和谐社会。因此,人的现代化也必须是具备这些良善社会品性的现代化。二是要把培养人的社会创造力作为重点。如果高等教育只关注“现实的人”而忽略“社会的人”,那么极易培养出“纯粹的技术主义者”。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和艰巨程度前所未有,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也前所未有,如高新技术瓶颈、基层治理效能、社会风险处境、地缘格局演变和国际秩序重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赖技术发明和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制度层面的社会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更加依赖人的创造思维、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是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人才的重要特质,也是高质量高等教育理应重点关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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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体的人”的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美好愿景

“集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人与人结伴合作共同承担现代化风险,提升发展韧性,实现命运共担,携手步入幸福美好生活的过程。前述“社会的人”的现代化重在强调人的“利他”品性和能力,而“集体的人”的现代化强调要把“利己”和“利他”相整合,以对抗超出个人努力和能力范围之外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对社会和集体而言致命的系统性风险。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构成各种交往关系,根本源于社会的分工结构。男女分工凝结成传统夫妻关系,脑体分工形成传统阶级关系,职业分工形成传统经济关系,最终构成了工业社会关系结构。以此为基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赋予了个人释放天分和才华的制度空间”,以个人能力和努力为评价标准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迅速兴起,形成了由个人声誉、收入、学历等因素来决定成功与否的社会原则。工业社会具有强烈的“个体化”特质,但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社会既具备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基础,又面临后工业社会的变革压力,以致人们不得不直面社会转型之下的诸多风险与挑战。要应对“个体化”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推动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追逐“个人智慧”转向实现“集体智慧”。“在后工业社会里,决定生活质量和经济竞争力的,正是家庭、团体、公司和整个社会的集体智力”,它可以应对超出个体能力的现代化风险。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着力打造鼓励合作的制度空间,重视集体主义和整体意识,加强协同创新、协同发展,在集体行动中培养具有强大竞争力和生命力的集体智慧成果。一是要以集体评价提升合作的信任度。集体智慧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于其依赖高信任度的组织文化。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排他文化中,突出表现在评价环节,如学生评价以个人成绩为主,教师评价以个人名义的学术成果为主,学生和教师参与集体性活动的贡献只能作为辅助评价参考。突出个人的评价导向强化了竞争性,阻碍了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以及在集体性活动的贡献积极性。高等教育要重视“集体评价”,要在把握学科建设特性的基础上建立系统更加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检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与维度,探索集体评价的机制和模式,以集体评价为导向生成“集体的人”。二是要以民主治理提升科研组织力。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然,这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家战略性部属的重要手段。这也充分印证了高等教育培养“集体的人”,加速推进“集体智慧”成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看来,民主界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并将他们的智力集中在一起的方式。这说明高等教育要将学术治理落实到学者当中,尊重学者的意愿,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学术共同体和基层学术组织,并以此建立科研组织制度,如此才能发挥学术机构的组织力和学术共同体的创造力。

人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本性和特质的探索,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要如何做的问题。所谓“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以及“集体的人”既是现代人的本质,也是现代化的方法。这些本质和方法必须同时满足才能真正让现代人乐于准备和接受未知与变化。作为以人的培养为主要职责的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只关注知识现代化,更要关注人的现代化,把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行为融入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中,推动高等教育引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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