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张伯驹”可能是个略显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虽然这种描述并不严谨，可张伯驹对国家宝藏的贡献确实难以估量。他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被称作“墨皇”，距今1700多年，是传世最早的名家法帖；他捐的《游春图》，见证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创了金碧山水的画科。除此之外，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许多赫赫有名的“巨迹”，也是由张伯驹捐出的。这些根本没法用金钱衡量价值的作品收藏于国家动荡的危机时刻，建国之后由他捐献给国家，确保了这些中华文脉永存吾土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已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张伯驹（1898-1982） 1898年，一个叫张家琪的男孩出生于河南项城。他的生父叫张锦芳，是清末秀才，但因大哥张镇芳的势力，在清末和民初担任过一些名誉职务。因为张镇芳家里没有男丁，按照当时的习俗，张家琪被过继给大伯张镇芳，改名张伯驹。7岁时，张伯驹离开河南老家到了天津，开始了大半生豪门贵胄的生活。 张镇芳也将张伯驹视为己出，竭力培养。张伯驹一生也就被这位日益发达又不断置身于政治风暴中的父亲深刻影响。
张镇芳的一生，也可谓传奇。他一直是以“忠清”自居的晚清高官。张伯驹出生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仓惶西逃，这一事件却无意中成了张镇芳官场发迹的节点。当时35岁的张镇芳服丧期满、刚回北京，连官服都来不及换，衣装破旧，徒步追赶御驾。他一开始走阜成门，听说溃兵阻挡在卢沟桥，只好改道混在在难民中间，一直走到衡水才找到马车。然后从河北到河南，一直追到陕西，终于跟上了御驾，及时送上盘缠并为主效力。他的尽心竭忠受到嘉奖，第二年回京后，被赏加四品官衔。
张家的发迹，也与民国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袁世凯密不可分。张、袁两家不但都是河南项城的望族，而且两家还是一门亲戚。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同父异母的哥哥袁世昌，也就是说张伯驹的姑姑是袁世凯的嫂子。张镇芳排行第五，袁世凯的子女就称呼张镇芳为“五舅”。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拉拢大量人才，开始培植亲信。因为这层关系，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就很自然地被袁世凯从户部调出，升任长芦盐运史，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的盐务，官至从三品。
在当时，“盐运史”是一个肥差，即便是一个地方盐运史，一年的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而张镇芳担任的长芦盐运史是晚清最大的盐官。不过，能做这个官，虽然因为他跟袁世凯有裙带关系，也因为张镇芳是一个善于理财的干部。现在能找到的、他的上司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对他工作能力的描述是：他能“扩充销路，岁得余利十余万。四年统计，已称巨款” 。所以，即便袁世凯一度被罢黜，继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是张镇芳的上司、袁世凯的政敌，到了破口大骂袁世凯是“乱臣贼子”的程度，也对张镇芳的工作能力是肯定的。
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后来创办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这是张家富裕的根源，也在后来成为张伯驹一生收藏的“大帐房”。 用现在的话说，张伯驹是地地道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7岁离开河南老家，随当时掌管长芦盐务的父亲张镇芳到天津居住后，张伯驹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也显露出在诗词文章方面的天赋，而且从这时起就到茶园观戏，埋下了日后成为京剧票友的种子。
15岁时，张伯驹入读天津新学书院，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袁世凯的四子袁克瑞、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这种安排也并非巧合，临近清朝覆灭，袁世凯忙于政治活动，有传闻说反袁者欲加害于袁家属，所以袁世凯令家眷分批前往天津，很显然，此举有让他信任的张镇芳帮忙照料之意。张镇芳于是让张伯驹同时入学，陪位照应袁家公子。
张伯驹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年龄相近，按辈份，也都是表兄弟，现在又一起上学、游戏，朝夕相处，关系十分亲近。亲近到了什么程度呢？甚至到了可以一起议论袁世凯功过的地步。有一次，张伯驹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去为袁世凯正妻于夫人祝寿，路上他们议论袁世凯——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将会获得历史上怎样的评价。四子克端说可以比作曹操、王莽，这两个奸雄也是后世评价袁世凯最多的比喻。五子克权提出，东晋的西征大将军桓温更确切。桓温是谁呢？他依仗自己兵权在握，废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且有野心取而代之，却因“多行不义”而暴毙。此喻一出，大家一致同意。张伯驹自己也在诗中说袁世凯“忘恩”，且“遗羞到子孙”，也可看出他对这位大权在握的叔叔是怎样的态度。
张伯驹虽然在政治上不赞同一心鼓捣父亲作皇帝的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说他是“赖家伙”，但在袁家潦倒以后，虽然张伯驹自己已经散尽大半家财，但他仍然收留了落魄的袁克定，直到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去世。 据张传彩介绍，住在承泽园的时候，张家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整个园子最后面的房子里。袁克定住在园子的东偏院。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跟他的原配太太、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但各自住各自的房间，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的女儿在照顾他们。晚年的袁克定不太爱说话，没事儿就钻到书房里看书，张传彩曾经进去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张伯驹的朋友很多，经常来家里聚会，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但是见面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后来，张伯驹卖了承泽园搬到后海南沿的小院，还给袁克定在西城区买了一个小房子，一直管到袁克定生命的最后。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说，张家和袁家之间的情谊持续了很久，直到张伯驹去世以后的80年代，两家后人还有来往，但到现在因为老辈逝世而断了联系。
从性情上来说，张伯驹跟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的关系最好。两个人兴趣相投，都喜欢诗画、京剧，喜爱收藏，互认为知己。后来有人把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和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公子”。虽然袁克文天性顽劣，从不正经读书文，但他却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欢昆曲，玩古钱，爱结交文人。当年，袁克文强烈反对父亲袁世凯称帝，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海中。随后远走上海，此后再不涉足政治，仅以风流名士的形象出现，活跃于艺术活动之中。可惜染上鸦片瘾，又常去风月场所，1931年以42岁的年龄早逝。张伯驹对袁克文的一生感慨不已，评价他“文采风流，固一世翩翩”，不过“其遇也可哀也”。
当年，有着如此权倾一时的父亲，张伯驹在20岁出头时便已在军政界被安插了一系列差事，到达了普通人终其一生也难望及的位置。然而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让张伯驹既在主观上丧失了混迹于官场的兴致，客观上也失去了父亲的政治靠山，构成了他人生的转折。
▲张伯驹 1917年6、7月间，由张勋一手策划，溥仪在北京复辟，仅12天便因各方反对而破产。有着“忠清”思想的张镇芳深度参与其中。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以“内乱罪”判处张镇芳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时年20岁的张伯驹上下奔走，各方求援营救父亲，以父亲名义捐出大量钱财赈灾以求从轻发落。由于张伯驹的努力，再加之这场判决本就是为平息舆论而做的样子，军阀之间事实上互相包庇，张镇芳最终未被追究责任，1917年年底就重获自由，且被允许继续操办盐业银行，但政治生涯已宣告终结。身心俱疲的张伯驹也从这时起决心淡出军政界，到28岁时彻底辞去了一切职务。
对于保守乃至反动的父亲，张伯驹虽然不认可他的政治理念，但始终将亲情看得更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伯驹被要求交待其父参与张勋复辟的经过，他仍未划清界线。他在材料中写道，复辟失败之后他去探监，看望父亲之余见到了一同被关押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气愤填膺”，谩骂赞成复辟的人在形势变化后反倒将其逮捕，另一个是“颤栗惶恐”“贪生怕死”，而自己的父亲则不同，在狱中仍是“表现出'世受君恩，忠于故主’，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职责”，平和的叙述中让人读出一丝同情甚至自豪。这种态度或许正与康有为对张镇芳的评价相合：“以忠获罪，缧绁之中，虽败犹荣”。
很多对张伯驹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精通诗词、戏曲、对书画收藏成痴，古琴和围棋也懂，好像一生专职就是追寻自己的兴趣、一直在玩乐。其实不是这样，翻看民国的老杂志，能找到一些对张伯驹的报道，介绍他是北方有名的银行家。这才是他的正式身份。 “银行家”的银行指的是1915年3月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的盐业银行。前文已经提到，这个盐业银行后来成了张伯驹收藏的大帐房，也是张家富裕的根源。当然，这也是关键人物、父亲张镇芳留给他的一笔巨大遗产。
盐业银行成立的时候实际收到资本125万元，因为张镇芳经营有道，1925年资产已经增加到650万元，1933年，资产又增加到750万元。它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列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中资银行，因为它们的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为“北四行”。盐业银行因为实力最雄厚，位列“北四行”的第一位。 1933年，张镇芳去世，留下万贯家财，包括盐业银行股票五十万元，现款十六万元，天津房子一套五十多间屋子的房子，北京一个五十多间房子的四合院，项城老家三千多亩地，几十间房。张伯驹继承了这些遗产，这也是公众眼中他富贵公子的经济基础。不过，随着档案资料的公开，人们意外的发现，自从张镇芳死后，张家败落的很快。五十万元股票在张镇芳死后不到八年就用光了，十六万现金更是在张镇芳死后不到四年就挥霍散尽。
那这些钱究竟为什么花的这么快呢？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张伯驹购买字画的价格算下来，虽然也是巨款，可动不了根基，不至于到了卖盐业银行股票的程度。后人分析：这其中除了有民国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的原因，也跟张伯驹家复杂的家庭成员关系有关。 张伯驹七岁就和原配李氏订了婚，双方的父亲都是候补道，算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他在十九岁完婚。婚礼的排场很豪华，张伯驹的结婚礼服是类似于袁世凯就任总统宣誓时的元帅服，是黑呢子的，领口、袖口和大襟、裤缝都镶有一指多宽的金线，肩上有金线纺织的肩章。不过，虽然地位相当，但婚后两个人件件桩桩都不匹配，张伯驹受过新学教育，可李氏作为清代官宦人家的女孩儿，从小缠足，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从小受到父母宠爱，总有人伺候。结婚之后，张家才知道李氏的娘家隐瞒了她不能生育的事情，并且李氏早早就抽上了鸦片。
按照传统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成了张伯驹在这之后很长时间人生的重大任务。24岁的张伯驹娶了在北京唱京韵大鼓的艺人邓韵绮，不幸的是，两人的孩子不幸夭折，而邓韵绮同样染上了鸦片瘾。 厄运接二连三，张伯驹27岁的时候，他唯一的兄弟去世了，张镇芳和张锦芳两门只有他一个儿子，这让全家异常紧张，生儿子成了头等大事。张伯驹经人介绍娶了第三位夫人，王韵湘。
张伯驹31岁的时候，王韵湘生了儿子。张锦芳的妾杨氏也生了一个儿子。张家的后代算是有了双保险。张伯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为绝后危机的解除而变幸福。他是一个爱好文艺的读书人，连香烟都不抽。可他家的氛围是享受懒惰，他的原配，两个妾室，妹妹等十个人都有鸦片瘾。张伯驹在自述里说，他起床的时候，是这些家人睡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是这些家人打牌和吸鸦片的时候。 国民党政局不稳定，经济前途不乐观。但张镇芳去世之后，张家再也没有善于挣钱和理财的人。但张家依旧保持着奢侈豪华的排场，坐吃山空。张伯驹不抽烟，不赌博，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办雅集，诗社，看书画展，读书，跟一妻两妾并没有精神上的互相理解和欣赏。他形容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苦闷，对这样的家庭深感痛苦。
这里，关键人物潘素出场了。对民国史感兴趣的人可能都被潘素年轻时的照片惊艳过。张伯驹对潘素也是一见倾心，初次见面就写下了：“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潘素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她7岁开始学琴，琵琶的启蒙老师是王兆先先生，古琴老师是管平湖。这些都与张伯驹的性情和趣味很相似，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张伯驹表达爱情的方式是继续栽培潘素的文艺才华。他为潘素请来老画家朱德甫学画花卉，21岁的潘素正式拜师，开始了绘画生涯。不久之后，张伯驹为潘素请来了古文根底极深的夏仁虎教她古文；又请到苏州名家汪孟舒教给潘素绘制山水。从这以后，潘素开始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成为我国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作品后来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也曾经以她的画作为赠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礼物。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被赠送给了英国首相，临摹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赠予日本天皇。
张伯驹和潘素婚后感情很好，简直形影不离。除了生活上的照顾，两个人还是民国一对有名的才子佳人。婚后，夫妻俩游历山水，张伯驹所作的每一首词，潘素都读过，有些甚至可以背下来。潘素的生日是元宵节，每年元宵节，张伯驹必然会赋词一首献给潘素。潘素画的画，从最初的临摹作品，张伯驹兴致起来就要提写词章。潘素也给了张伯驹极大的人生支持。对于张伯驹的收藏爱好，无论是家境阔绰，还是到了卖房子买画的程度，潘素不但不会阻止，还把自己的积蓄和首饰拿出来填补不足。
哪怕在人生最底谷和危机时刻，潘素心中依然以张伯驹为重。1967年，张伯驹因为两阙《金缕曲》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关入地下室。潘素后来也受到株连，关押在同一地下室。两人离的很近，张伯驹在7号，潘素在3号。不过，就算潘素知道丈夫近在咫尺，却因为怕他担心，在被关押的两年中从来没有招呼过一声。直到1969年两人出狱，潘素才淡淡地告诉张伯驹：“我是3号”。所以，前面说为什么潘素是影响张伯驹一生的关键人物，这里应该也有了答案，因为潘素是张伯驹相伴一生的知己和伴侣，陪伴张伯驹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起起伏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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