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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已经享国276年的大明帝国，到达了尾声。关外大清政权是虎视眈眈，关内北方大地是赤地千里，满目疮痍，闯王李自成自西安称帝以后，取道山西直取北京，一路上可谓势如破竹，抵抗者寥寥，降者却如云，南方则是一派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最终北京城破，错过最后机会南迁的崇祯帝朱由检只得自缢以身殉国。 长久以来，关于崇祯帝南迁这个话题，可谓是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的看法和观点，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宋安之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从实际角度入手来说说。 崇祯帝南迁以后的作为，可以有着无数假设。但要说崇祯帝若是南迁，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南方会不会拥戴他，而是他会不会成为最大的军阀。 毕竟当留都南京方面得知北京城破，崇祯帝身死，包括皇太子朱慈烺在内的三个儿子不知所踪以后，是马上拥立明朝宗室藩王为帝。虽然其中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角逐，但最终还是立了二代福王朱由崧为弘光帝，继续扛起了明朝的大旗，当然事实证明最后是扛旗失败。
以继承顺序来说，在崇祯帝身死，三个儿子不知所踪的情况下，往上推，崇祯帝这一代只有他和哥哥天启帝活到成年，既然这两位都死了，就再往上推，他的父亲明光宗倒是有亲兄弟，其中二弟朱常溆出生既死，三弟则是一代福王朱常洵，而二代福王朱由崧，可谓是距离大支明光宗一脉最近的宗室藩王，所以被拥立为帝。 既然二代福王朱由崧都可以被拥立为帝，那么崇祯帝朱由检南迁，那么肯定会得到南方的拥戴。 不过参考明末一团糟的局势，和南明弘光时期的历史，崇祯帝即使南迁到南京，取得政权合法性是没问题，会获得当地官僚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大打折扣的。因为王朝末路时期的官僚，真心为国的没几个，大多都是利欲熏心，私人利益至上，更何况党争这个臭毛病，还延续到了南明小朝廷，所以崇祯帝即使到了南方还会坐稳皇位，但并不会实际控制朝廷，有着真正的实权。 再看看南明时期还有一个显著变化，那便是军队开始军阀化或者说私人化。其中以飞扬跋扈，不怎么听朝廷号令，并且在清军南下之际没有起到多少抵抗作用的江北四镇为甚。
当然军队军阀化，并非开始于南明，其实在崇祯朝就已经开始冒头。毕竟王朝末期，中央朝廷普遍对地方军队控制力减弱，更何况连年大战，耗费了海量军饷，内部又是天灾不断，朝廷是国库空虚，经常欠军饷。以经济角度来看，明朝就是亡于财政破产，军队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经常性拖欠，军队又怎么会替其卖命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朝廷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其实很低。像明末拥兵自重的左良玉，就曾经多次不听朝廷号令。到了李自成进军北京，更是凸显出这一劣势，崇祯帝之所以不南迁，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寄希望靠北京自己防御和号召天下兵马勤王，结果没想到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队还没有怎么打，京城三大营就降了，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却只是来了唐通的八千人马，所以到了南明，军队军阀化也就不稀奇。 所以崇祯帝若是南迁，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能不能成为最大军阀，因为他得不到百官真正的支持，更是对于军队没有实际控制权，即使稳坐皇位上，但也和傀儡皇帝差不多，即使可以发号施令，但也没有多少人买账。 所以只有拥有了军权，只有成为最大的军阀，才可以获得真正实权，足以震慑下面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军队，才能调遣动那些心已经野了的武将。
不过很明显崇祯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中央朝廷式微，自己已成为弃子，地方军队已经不受控制的恶劣局势。所以犹豫之下，并没有南迁，而是选择固守北京以渡过难关的方法，面对大敌，这个方法，明代宗朱祁钰成功过，明世宗嘉靖帝也成功过，甚至崇祯帝在崇祯二年面对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时，也成功了。 但是他却忽略了这次的敌人，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崛起于内部的李自成。贪得无厌的官僚和地方军队，面对外敌，害怕守不住自己利益，还会一致对外。面对内部崛起的李自成，自然没有那种同仇敌忾，反而认为李自成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还可以借此更上一层楼，于是争先恐后想当从龙之臣，就这样崇祯帝被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抛弃，牢固的北京城，也抵不住涣散的人心，崇祯帝最终成为最大弃子，错失南迁的最后翻盘机会。 不过纵观崇祯帝十七年的作为，他虽有心中兴，但帝王心术实在是一塌糊涂，是刚愎自用，还生性多疑。即使南迁的话，如果还是之前那般作为，也很难守住半壁江山。 当然那些先降李自成，又降清的明臣，也并非赢家，在前朝贪得无厌的吸血，身为大蛀虫，投降大顺以后，并没有步步高升，反而等来的是李自成的“追赃助饷”政策，即使再度熬到降清以后，也不过是不被信任的边缘人物，后来更是被评定为王朝革鼎之际的贰臣罢了。 这场明末皇帝与大臣的博弈其实是两败俱伤，皇帝成为最大弃子，丢了江山丢了性命，但赢了风骨，得到后世的同情和认可。而即使熬过改朝换代的动荡，保住了荣华富贵的明朝大臣，却失去了身后之名，只是钉在耻辱柱上的贰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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