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一般说来，地名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是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此，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少有关民族、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宗教、民俗、语言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来说，地名学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是“泉州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地名与方音特点
地名与方音关系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泉州话语音重要特点之一的文白异读，理所当然也会在本地地名的读音上反映出来。
泉州一带的地名读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文白读在地名中的不同使用，有时与该地名得名的早晚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安”是本地常见的一个地名用字，在泉州以至闽南一带，以“安”命名的县份就有“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华安”、“诏安”等。然而，前三个地名中的“安”泉州人说成
（白读），而后三个地名中的“安”则说成
（文读）。追溯一下这些县份的建置历史。不准发现，“南安”、“同安”的名称，唐代以前就已使用，“惠安”的立名虽稍迟些，但也在宋初（太平兴国六年。即公元981年）就出现了。而“安溪”的得名则迟至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华安”、“诏安”的得名也都是宋以后的事情。当然，文白读音在地名中的使用有时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仍以“安”字为例。晋江的安海，古亦称“安平”。据史籍记载，这两个名称宋初时就均已出现了，论理都应采用白读，然而，“安海”中的“安”念的是白读，“安平”中的“安”念的则是文读。这种分别就不是因为得名早晚的关系，而是由于“安平”系来自“平安”一词，而“平安”系书面语词（书面语词方言中一般采用文读音）。
有人也许会问：“泉州”这一名称也早在唐景元二年（公元711年）就已出现了，而且，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州乃因清源山（亦名“泉山”）之孔泉“味甘而洁，湛然澄清”而得名，今“水泉”（即泉水）之“泉”泉州话用的是白读
，为何“泉州”中的“泉”用的却是文读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据笔者推测，“泉州”中的“泉”用文读而不用白读这一例外现象应该是属于避同音的缘故。泉州话中有个“溅”字，念白读
时，除表示“喷射（液体）”外，还用于“溅尿”（拉尿）。“泉”字的白读虽与“溅”字声调不同，但连读变调后则没有分别。为避免引起不雅的联想，故在地名“泉州”中，改用了文读。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本地常用姓氏之一的“史”本该念白读
（本地广为流传的《史国老与粘国舅》的民间故事可以为证），今人为避开同音字“屎”，通常改用文读
。这是属于为求得字音文雅而变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为求得字面文雅而换字的情形（详见下文《地名与地域心理》）。
比较细心的本地人，也许还会注意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地的有些地名用字，读音往往比较特殊。例如，地名“湖中”的“中”念
（音当），这样的读音除在地方曲艺中还偶尔可以听到外，在日常口语中是听不到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方音发展的另一个特点：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方言中的字音有逐渐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一般地说，方言中的文读音比较接近普通话读音），因此，方言中有些使用频率不太高的白读音有可能在口语中渐渐消失，但它们却可以在地名中被保存下来。下面再略举几例：“朋
（音房）山岭”、“象峰
（音上邦）巷”、“东禅（'生’念阳平）”、“华（'我’念阳平）州”、“下淮（音围）”、“美林（音尾篮）”、“霞美（音下尾）”、“大盈（音营）”、“芙蓉（音浮墙）”、“峰（音蜂）尾”、“白奇（'寄’念阳平）”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这一些听似特殊的地名读音，完全符合古今语音对应规律及方言中的文白对应规律。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正是某个历史层次的古音在地名中的积淀。这些积淀，对于我们研究方音的历史发展以及构拟不同时期的古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也有个别的地名用字的读音不符合语音对应规律，例如“西福（音哈）”、“福（`兄’念阴入）埔”、“英（音捂）林”等即是。对这些名副其实的特殊音读，应该结合命名的年代、缘由、含义等进行综合的研究，以便弄清它们究竟是属于借形、借义或语音讹变。
二、地名与用字习惯
“窟”是本地常用的一个地名字。泉州的鲤城区有“土窟”、“鹦哥山窟”，石狮有“洪窟”，惠安有“獭窟”、“虎窟”，德化有“龙窟”等等。以“窟”为地名正是中原汉人早期居住习惯的体现，早在《世说新语》、《晋书》等典籍中“土窟”就已出现了（详见拙文《论泉州方言丰厚的文化积淀》）。
“厝”是一个富有闽南地方色彩的常见的地名用字。从潮州到厦门，从泉州到台湾，带有“厝”字的地名几乎不胜枚举。如潮州有潘厝、邱厝，厦门有黄厝、何厝，泉州有后厝、肖厝，台湾有苏厝、林厝等等。“厝”在泉州话中是“房屋”的意思。可是，查遍古代的字书，“厝”均不作“房屋”解，唯一与“房屋”沾点边的义项又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停柩待葬”。再说，根据古代的反切“仓故切”，“厝”字在泉州话中也只能读（音醋），而不能读（音趣）。实际上，“厝”系“宿”的音近借字。《集韵》去声宥韵：“宿，息救切。······舍也。”周礼·地官·遗人》：“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郑玄《注》：“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息救切”，泉州话文读为（音秀），白读正是（音趣。在地名中通常读轻声）。音义均合。可见，泉州一带以“宿”为“房屋”实际是保存了汉代以前的用法。但由于“宿”是个多音多义词，在泉州话中，若文读、白读一起算，共有5个读音：（住~）、（~歇）、（成熟：老瓜~蒂）、围”勺（星~）、（~宅）。正是因为音义繁多的缘故，所以至少在明代，人们就已开始以音近字“厝”代“宿”表示“房屋”。如明嘉靖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第二出：“下官姓陈，字伯延，厝住泉州蓬山岭后。”这种用字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埕”（“定”念阳平）也是本地常见的地名字。单泉州的鲤城区就可以举出：秦衙埕、关刀埕、新路埕、许厝埕、伯府埕、洪衙埕、庄厝埕、驿内埕等等。“埕”实际是“庭”的同音借字。因为“煌”在古代指的是“酒瓮”，而“庭”，《玉篇·广部》“堂阶前也”、《广韵》平声青韵“门庭”。《左传·昭公五年》：“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孔颖达《疏》：“庭是堂前地名。”唐·李频《黄雀行》诗·：“谁令不解高飞去，破宅荒庭有网罗。”今泉州话中作为地名用字的“埕（庭）”正是指“院外露天的场子”或“天井”。
以上三个例子体现了泉州地名用字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保存了不少古音古义；二是在用字时常出现同音或近音替代的情形。了解这两点，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对本地的地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地名与地域心理
从泉州一带的地名用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居住在这里的早期的泉州先民的两种心理：
1.盼安。泉州虽僻处一隅，不像中原一带烽火频燃，战乱不断，但异族侵扰、内部纷争及自然灾害等仍然是避免不了的，因此。人们特别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泉州一带的地名常带有“安”、“和”、“宁”等字，如：南安、惠安、安溪、安海、康安、和安、永和、永宁等等，正是先民们盼安心理的折射。
2.求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地名也能够生动体现出人们对美的追求。从命名看，本地喜欢用“美”（音尾）、“春”、“祥”等字，如“浔美”、“潭美”、“溪美”、“美林”、“霞美”、“山美”、“康美”、“呈美”、“美湖”、“仙美”、“春美”、“永春”、“祥芝”、“祥华”等等，这是求美心理的最直接的体现。此外，求美心理还间接地表现在为求得字音文雅而改读（如上举“泉州”中的“泉州”用文读而不用白读）或为求得字面文雅而换字的情形上。例如鲤城区的“狗屎巷”、“狗母巷”、“羊栱巷”见之于书面时分别成了“究史（或九史）巷”、“讲武巷”、“杨公巷”，就是有意采用了近音或同音替代的方法。当然，地名用字的替换并非全都是为了迫求字面文雅，亦有讹读替换或纯粹同音替代的现象。例如，鲤城区的“何厝池”作“护厝池”、“卫巷”成“鞋巷”、“路下埕”变“炉下埕”即属讹读替换；而“磨巷”变“帽巷”、“潭美”成“潭尾”、“庄厝庭”作“庄厝埕”则属纯悴的同音替代。
这里，还应该附带说一说泉州地名命名中独特的忌猴好龙现象。泉州一带有许多带有十二生肖的地名。例如：老鼠坂（德化）、看牛坪（惠安）、虎空口（惠安）、英仔兔（安溪）、龙穴（石狮）、大蛇（德化）、马加坡（鲤城）、羊角山（晋江）、鸡母岫（南安）、麝狗垵（德化）、猪母穴（安溪）等。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十二生肖中唯独缺了只猴子，这是因为猴子容易使本地人联想到不安和不祥。与此相反的是，以“龙”命名的地名多得举不胜举，除上面提及的“龙穴”外，还有：龙头山（鲤城）、盘龙、龙苍（惠安）、龙湖、龙园（晋江）、龙凤（南安）、龙门、龙涓、龙居（安溪）、龙美、龙水（永春）、龙塔、龙鹏、蟠龙（德化）等等。这是因为龙系传说中的四灵之一，是掌管雨水的神，是强者和力量的象征，能给人带来祥瑞。说到底，泉州地名中的这种忌猴好龙现象实际上仍然是盼安求美心理的体现。
四、地名与海外交通
泉州是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元代又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沟通亚非欧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段辉煌灿烂的海外交通历史也给泉州的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请参阅黄仲村《从地名看泉州的“海丝”历史》）。请看：
“聚宝街”因“聚四方之珍宝”而得名。宋元时这条街是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方，“蕃货远物、异宝珍玉之所渊蔽”（元·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序”）。
“车桥村”与聚宝街毗连，因街尾的“车桥头”而得名。“车桥头”当时是中外货物的集散地，“车桥”即为交通需要而架设。车桥头至今还有一个“来远释”遗址，那是明朝政府接待外国贡使的“迎宾馆”。
“番坊”地处商业繁盛的城南新桥头一带，因“殊方异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元·吴澄语）而得名。
“排铺街”因店铺鳞次栉比而得名。宋元时这里是以外商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中心。
“白丝库巷”则因丝绸仓库建于此而得名。该巷离市舶司衙门不远，因此，亦有人称之为“舶司库巷”，认为“舶司库”即市舶司为方便中外商人保管货物而建的仓库。
“洋店村”位于后诸港通往泉州城的古道上，该村落因“蛮夷商贾”聚居开店而得名。
“洋墓村”毗邻洋店村，外国人死后多葬于此，故得名。
这一连串地名生动地再现了泉州古刺桐港极盛时期那种“船到城添外国人”（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涨海声中万国商”（宋·李文敏咏泉州诗句）的海交盛况。
五、地名与宗教信仰
早在宋代，泉州就被誉为“泉南佛国”；到了现代，泉州又多了个“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称。这说明泉州的宗教不仅发达早，而且种类多：除了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外，还有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拜物教等等。在这众多的宗教中，数道教和伊斯兰教与泉州地名的关系最为密切。
泉州是道教传播较早（魏晋时已传入）的地方，因此，带有道教文化色彩的地名也就特别多：有从堪舆（即风水，指地理形势）角度命名的，如龙头山、虎头山、四象井、八卦沟；有以道教宫观命名的，如天公观、城陛口、夭后路、平水庙；有以仙道人物命名的，如二郎巷、土地后、裴巷、祖师公巷；有以神仙境界或神仙故事命名的，如蓬莱、仙苑、金粟洞、登仙桥等（详见傅金星《泉山采璞·泉州与道教文化有关的地名》）。
宋元鼎盛时期泉州蕃汉杂处，在“市井十洲人”中，阿拉伯人独多，因此，伊斯兰教对泉州地名的影响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大。
泉州的东郊有座灵山。据明代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灵山》记载，公元七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派门徒三贤、四贤到泉州传教，死后葬于此山，“夜光显发，人异灵之，名日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地”。所以，世人称此山为“灵山”，附近的村庄则名为“圣墓村”。灵山附近的另一个村落“鹿园”（实即“乐园”，“鹿”、“乐”二字泉州话中同音）也因为历代信奉伊折兰教的泉州回民卒后均葬于灵山上，这里成了他们进入天堂的“乐园”而得名。
最后再说一说“笋江”与“笋浯乡”。泉州新门外一里许的晋江之滨，有一个兀然卓立在龟山之上的石笋，故晋江流经石笋的水段叫“笋江”，宋代所建的浮桥（通济桥）称“石笋桥”，而石笋附近的村落则名日“笋语乡”。关于石笋的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古越族的阳性图腾崇拜物，有的说是婆罗门教林加派的遗物，有的则说是拜物教的崇拜物，还有的说是堪舆家风水构想的杰作。看法虽各异，但却无一不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这种种揣测猜想更为石笋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六、地名与历史传说
泉州是座历史文化古城，该特点反映在地名上，表现为许多地名记录了本地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在泉州城东北二十里有一条洛阳江。关于江名的来历，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唐宣宗未即位时曾到泉州漫游，面对这里的山川盛概，脱口赞曰：“类吾洛阳！”后人因以名江。
泉州湾内的晋江南岸，有一片盛产稻谷的小平原叫“陈埭”。据《泉州府志》卷9“水利”记载：五代（公元907一960年）末期节度使陈洪进在此提倡围垦海壕，外御海潮，内蓄淡水，后来改造成良田。故得名。
泉州鲤城区西街中段北侧有一条小巷，相传宋时游方道人裴仙公时常于此巷口卖药行医济民，后追蛇精至清源山洞，斩蛇坐化。后人感其恩德，故称该巷为“裴巷”，坐化之洞则称“裴仙洞”。
鲤城区中山北路东侧原有一条“连理巷”（今被围进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相传该巷系因北宋名宰相魏国公韩琦的生母连理（连理为宋真宗祥府年间泉州知府韩国华的侍婢）而得名。
鲤城区的义春有条“礼让巷”。据说，明代年间这个地方有姓林和姓唐的两个世家毗邻而居，本无巷。后来两家都想筑园建房，因寸土不让，为一堵墙之地打了三年官司。一天，在朝中做官的林家忽然主动退地三尺筑墙，在地方做官的唐家见状也让地三尺兴工。就这样，两家之间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来。这条巷便被人们称为“礼让巷”。
七、地名与移民历史
最能够体现地名与移民关系的大概莫过于移民把旧地的地名直接搬到新的移居地。众所周知，台湾自古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早在宋代，就开始有泉州人移居台湾。明清两代，泉州人又有三次移民台湾的高潮。为了表示永远不忘故里，他们往往采用冠籍、冠姓的方法，来为新的聚居地命名。所以，在台湾的地名中，可以找到泉州厝、刺桐乡（泉州古称“刺桐”）、安平镇（晋江安海古亦称“安平”）、林口乡、东石村、南安里、安溪里、永春里、惠安里等冠籍地名；还可以找到郭厝（郭系指明郑时期入垦的惠安白奇回族郭氏）、苏厝（苏系指清康熙年间率族入垦的南安康美苏氏）、施厝圳（施指康熙年间集移民建成当时规模最大的水利设施八宝圳的晋江安海人施世榜）等冠姓地名。在台湾众多的冠籍、冠姓地名中，与泉州有关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其数量之多不难想见。此外，台湾还有不少纪念收复、开发台湾的泉州籍人郑成功的地名，如：成功里、国姓港、延平里等等；还有纪念统一台湾的泉州籍人施琅将军的将军里、将军村、将军渔港等。在地名用字上，台湾与泉州可谓一脉相承。如“厝”、“宅”、“寮”、“埔”、“坑”等的普遍使用就是明证。这一切不仅对研究移民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还深刻地表明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大陆与台湾确实有着不可分隔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这也正是泉州籍台湾同胞深情地把泉州称为“窝篮（摇篮）血迹”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