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参加过长征，49岁病逝时三位开国上将为其扶灵，数十位将军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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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时，一位名女同志因病在南京去世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她去世以后，竟有几千名群众、上百名干部及几十名将军为她送行，而她为扶灵的人中，还有三位开国上将。

那么，这位女同志究竟是谁？为何她的去世会引发这样大的轰动呢？

这位女同志的名字叫邱一涵，她的父亲邱紫霞和兄弟邱炳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很早便参加了革命，在父兄的影响下，她很早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早在1926年，年仅十九岁的邱一涵便参加了革命。只不过当时组织上考虑到她年龄太小，并未当即安排她入党，而是先让她加入了共青团。

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邱一涵认识了一个叫袁国平的男青年，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而且早在1925年便加入了共产党，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后来，袁国平又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在北伐战争中表现的有勇有谋，著名的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袁国平也都有参加。

对于袁国平这样一个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广州起义的大英雄。

邱一涵自然非常仰慕，两个人在工作当中有接触以后，互有感情，于1929年结婚，成为了一对革命伉俪。

说起邱一涵和袁国平结识的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当时，邱一涵在老家从事革命工作，组织群众打土豪，经常扛着枪四处巡逻，看上去特别有朝气。

一次，已经参加了革命多年的袁国平来到了当地，看到这个小姑娘经常扛着枪四处巡逻，便在私下向当地的干部问了她的情况，得知她叫邱一涵，父兄都是共产党员，她自己也加入了共青团。

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袁国平很是欣赏她，便主动找她搭话：“看你一直扛着枪四处巡逻，你是什么身份呢？”

邱一涵回答道：“我是共青团员！”

同时，她也对眼前的这个陌生男子产生了警惕，质问袁国平：“你是谁？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干什么？”

袁国平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反问她：“那你怎么会有枪？”

邱一涵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个来路不明的男子，惟恐他是敌人派过来的特务，质问他道：“干嘛要问这个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快说！”

听了邱一涵的话，袁国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只见他笑着对邱一涵说道：“我知道，枪是你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对不对？”

“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男子的回答让邱一涵吃惊极了。

后来，邱一涵才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袁国平，他来这里自然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的。

不久，袁国平便参与领导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还在日后担任了红五军的政治部主任及政委等要职。

袁国平虽然被大家说成是“老同志”，但其实他此时的年龄并不大，只比邱一涵大一岁，这一年他也只有二十三岁，便已经领导了千军万马。

而且他资历极深，被称作“老同志”，也是名符其实的。

此后，邱一涵成了袁国平的部下的“小同志”，在长期的工作中，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最终他们结为了夫妻。

1930年，已经二十三岁的邱一涵正式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后，她历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中共万载县委书记等要职，年纪轻轻的邱一涵，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邱一涵一直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女青年，经常趁着夜色用功读书，所以尽管她只接受了很少的正规教育，但学识却很渊博。

期间，邱一涵的父亲和哥哥先后在革命中牺牲了，得知消息的她恸哭不已，但她的信念却依然非常坚定，决心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负为革命而牺牲的父兄的期望。

1933年，蒋介石出动了一百多万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大举“围剿”，到了1934年，由于“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启了万里长征。

在长征的队伍中，只有极少数的女兵，而女干部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而邱一涵，正是这当中的佼佼者。

长征期间，邱一涵担任了女兵班班长的职务，尽管她年龄不大，但却很有领导能力，同时她也特别爱护麾下的女兵，所以大家都特别愿意听她的话。

期间，她为了保护同志，右臂不幸负伤了，落下了残疾，她的胳膊也因此打上了石膏和绷带，并被吊在了脖子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不仅坚持行军，而且还经常开导其他同志，大家都被她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

由于邱一涵兼任红军大学教员，因而还经常要给红军战士们上课，可是她因为右手受了伤，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根本写不了字的。

为此，她特意学习用左手写字，把自己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左撇子”，时间一长，她用左手写字、吃饭都不在话下，使得同志们都对她敬佩不已。

长征期间的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而邱一涵身为一个女同志，同时身体又非常瘦弱，其遭受的磨难更是比其他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摔倒在了地上，险些陷进了雪里，还是她的丈夫袁国平赶了过来，将她扶起来，她才得以死里逃生。

袁国平劝她：“你受了伤，身子弱，还是骑马吧！”

可是邱一涵却拒绝了袁国平提议，坚决不肯上马，她对袁国平说：“比我伤势严重的同志多多了，还是把马让给他们吧，他们比我更需要骑马，我走路就好。”

在彼时，马对于红军来说是稀缺资源，只有高级干部和伤员才能骑马，邱一涵拒绝骑马，足以可见她的高风亮节。

可是她的丈夫袁国平及其他同志都仍然不放心她，便让她牵着马尾巴继续行军。

就这样，她拖着伤躬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

后来，在过草地的时候，因为缺少食物，红军战士们只能挖野菜、野草来当作食物充饥。

而邱一涵不幸误食了毒草，险些丧命于草地，虽然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但至此便落下了病根。

国民党军队一直对长征的红军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还曾出动空军对长征的红军部队进行轰炸。在一次敌人的轰炸之后，邱一涵发现身边的同志们很多都牺牲了，地上满是牺牲了的同志们的残肢，这样的情景令邱一涵震撼不已，而她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在那之后，又落下耳鸣的毛病。

抗日战争时期，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都来到了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她成为了新四军教导队的组织科长。

这一时期她与丈夫袁国平共事，虽然抗日战争非常艰苦，但她和丈夫两个人相濡以沫，却依然能苦中作乐。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很多新四军将领都牺牲了，而袁国平也在牺牲人员的名单之列。

其实当时袁国平并未被敌人杀害，但他也在激战当中受了重伤，他为了不拖累大部队，同时也不愿意被敌人俘虏遭羞辱，毅然决然地举枪自杀了。

袁国平牺牲以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来，他的遗骸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葬入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得知的丈夫牺牲的噩耗以后，邱一涵悲痛不已，此时的她，年仅三十多岁，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此后，邱一涵独自一人抚养一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同时也从事革命工作，可以说非常辛苦。

然而，她却从未对其他人报怨过一句自己的处境。

很多同志都劝她再婚，毕竟此时的她还非常年轻。可是邱一涵同志一直都去世，都没有再婚。

这是因为在她看来，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大英雄，没有其他男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自己的心里也容不下另一个男人了。

在丈夫袁国平牺牲以后，邱一涵来到抗大工作，重拾教员的老本行，担任抗大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在这一时期，她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的抗日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她又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和华中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要职。

她非常关心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担心他们会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所以，她不仅给提升了学员们的住宿条件和伙食费水准，还经常给大家加餐和发礼物。

因此，邱一涵这位政治部主任，深深地得到了大家的爱戴。

虽然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邱一涵一直在后方工作，并没有像早年一样亲临战场，但她培养了大量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在日后，很多都有很大的作为，从这个角度看，她的贡献一样是非常突出的，并不比那些亲临战场的同志差。

新中国成立以后，邱一涵先后担任了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江苏省监委书记等要职，此时的她才四十多岁，倘若没有过早离世的话，日后必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然而，1956年11月，年仅四十九岁的邱一涵却不幸因病去世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邱一涵同志一直非常低调，但无论是其他领导干部，还是人民群众，都为她的早逝悲恸不已。

当时已经是冬季了，可是仍然有上千名群众顶着寒风来为她送最后一程。

与此同时，还有上百名领导干部与几十名开国将军来为她送最后一程，而为她扶灵的人，更是大名鼎鼎，他们都是开国上将，分别是钟期光上将、唐亮上将和宋时轮上将。

邱一涵去世时，儿子袁振威还没有成年，却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双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江苏省委决定收养她的儿子袁振威，由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为抚养。

其实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其中包括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当时，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把两个女儿送到了农村，让老乡抚养，可他们的二女儿都因为没钱治病不幸夭折了，大女儿则沦为了别人的童养媳，得知消息的邱一涵非常悲伤，觉得自己对不起两个女儿。

1939年时，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便是他们的儿子袁振威。

眼看日子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可是仅仅两年之后，她的丈夫袁国平便牺牲了。

此时，他们的儿子袁振威年仅两岁，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她还得忙于革命工作。可以说，邱一涵同志堪称是一个“英雄母亲”。

邱一涵的儿子袁振威在成年以后，选择追随父母的脚步入伍参军。

后来，袁振威成为了海军中的技术专家，还担任了海军指挥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量的海军人才。

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成为了一名共和国将军，没有辜负他母亲对他的期望。

在革命年代，从事革命工作的邱一涵先后失去了父亲、兄长、女儿和丈夫，她一家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谓是满门忠烈。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他们这些革命志士用鲜血换来的，他们的名字，值得所有后人铭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