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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时代的始末】 从中国早期铜器发现的情况看，青铜器虽早在约前3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即出现，但数量很少，器类只有青铜刀，且可能是由于铜矿原料成分的关系偶然得到的，现在没有资料证明当时已普遍使用青铜器。登封王城岗已发现了青铜容器的残片，标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青铜冶铸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但目前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与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还是微乎其微的。齐家文化诸遗址中所出土的少量青铜器主要是刀、锥、镜、环等小型手工工具与生活用具，尚未发现青铜容器，且在制法上甚至仍然使用冷铅法。原马台遗址中发现的青铜镜属齐家文化晚期，形制虽已较进步，但含锡量仅8．8％，远低于后世铜镜，甚至不及商代的兵器与容器，也表明其青铜制造工艺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掌握按器物用途采用不同铜、锡比例的技术。除上述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举诸类早期青铜器中，尚没有见到武器。根据这些情况，以上几种考古学文化尽管已有了青铜器，但皆不宜归入青铜时代。 就目前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而言，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小型的青铜工具与装饰品，而且出土了种类较多的青铜武器、青铜容器。这些青铜器大抵出土于三、四期地层。从形制与制法上看，工具仍具有某些原始特点，但武器、容器与装饰品形制比较进步，在青铜武器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有消耗性的武器，这些都证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与规模均已发展到一定程度。青铜容器属于酒器，出于墓葬。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酒器是用作礼器使用的，说明青铜器巴介入贵族的礼仪活动(当时贵族阶级的出现可由二里头遗址三期遗存中的宫殿基址得到证实)。青铜武器与礼器的存在表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存在早期铜器的齐家、龙山文化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总之，无论从种类上看，还是从数量上看，青铜器在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甚至于政治生活)中已起到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一时期已跨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是合适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年代数据，在前1900至前1500年，故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约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前二、三百年，在历史上的夏王朝纪年范围。 中国青铜时代之结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一样，是由于铁器被广泛使用，取代了青铜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从目前提供的考古材料可知，春秋晚期铁器已出现，但已发现的铁器数量不多，器型亦较少。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才有了明显的发展，现在不仅已发现了多处战国中晚期的铸铁遗址，而且发现了大量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包括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在工具中尤为重要的是有大量的铁制农具，这表明冶铸之铁器已不仅在军事、社会生活与手工业生产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已作用于农业生产，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必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战国中晚期治铁业的发展还不仅表现在铁器的种类上，而且还表现在地域分布上，即使当时的边远地区也有了与中原地区形制与工艺水平相近的铁制品。 因而，我们可以将战国中期作为铁器时代的开始，也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青铜器不再使用，如一直到汉代，礼器仍主要是青铜制造的，兵器一直到秦代仍有不少是青铜制造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青铜时代从目前看，可以认为始自公元前十六世纪前二、三百年，属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期，而约终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四世纪中叶，即战国早期。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青铜时代一样，青铜皆不仅被铸造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尤被大量地用来铸造武器。但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武器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二里头文化才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故学者们相信，在中国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作用于物质生产，亦直接影响及社会政治。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大批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可以得知，在商周社会成员中存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贵族与庶民间等级制度已发展为阶级差别，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贵族则依其等级高低具有不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地位。等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贵族阶级对庶民的统治，对贵族来说也是为了使经济、政治利益在其内部得以有秩序的分配。在贵族宗族组织内，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相关连，成为维护宗子对族人统治地位的工具。此种等级制度是通过多种具体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体现出来的，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将此种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称为“礼”。《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随武子论礼治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其大意是说：君子小人按其地位不同各有规定的衣服、色彩，贵者有一定的制度仪节示以尊重，贱者则有一定的等级示以威严，这样礼即不会违背了。尽管这是东周人讲礼，但礼的实质性内容当是在东周以前的西周、商代，甚至更早即已出现，只是初始未必完整和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等级社会中，一部分青铜容器被用于贵族间各种礼仪活动，为维护礼治服务，成为礼治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 礼器之用途多是用于祭祀这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对于王与诸侯之类国家统治者，如《左传》成公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以及其他神祇是维护政治统治权力之保障，各级贵族尤重视祭祀家族先人以庇护自己的家族。同时，在贵族宗族组织内部作为大小宗的各级族长也以主持祭礼作为强化宗族权力的手段，族人之间并以参加祭祀作为敦睦亲族情谊的方式。所以，青铜礼器中的大部分皆属于祭器。礼器也被用于贵族的婚嫁、宴享、朝聘、会盟等活动，或专用以铭功颂德。 青铜礼器既被作为礼治的象征物，则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一般都是有较严格限制的，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亦就标志着贵族等级的高低，例如在下文中要论及之列鼎制度等即其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荀子·礼论》)，贵族死后一般亦要将其本人生前所用之礼器随葬，以为其阴间之用，属于葬礼的一部分，故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少亦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等级地位。 在当时，青铜礼器不仅可以标志贵族个人之等级地位，一些特殊的重器甚至可以作政权之象征。相传大禹作九鼎，商汤灭夏，“鼎迂于商”(《左传》宣公三年)。周克商又将鼎迁至洛邑，即《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谓：“成王定鼎于郏鄏”，郏鄏即王城。《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公向周定王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皆是以九鼎为周王朝政权之同义语。此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言重器即主要是指王室或公室宗庙中的青铜礼器，足见此种重器与宗庙并为国、族存立之象征。 综上所述，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即是青铜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对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出地表现于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上。一方面青铜被大量铸作为武器，因而与国家机器之一——军队的存在相联系；另一方面青铜容器被贵族用作礼器，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被作为政权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即是“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对中国青铜时代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已表明，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地区。青铜并没有造成农业生产工具的较大改进，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业工具，虽然商代与西周皆有青铜铲、镈等可以被视为农具的铜器出土，但至今发现甚少。出土的农具主要还是石器，其次是骨、蚌器(当时必然仍使用木器)，这一事实说明只有冶铁技术的发现与铁器的使用才有可能将石器真正排斥出农业生产领域，这点亦是为世界考古史所证明。但是，青铜的使用对当时农业生产是否会有间接推动作用呢?无疑，青铜手工工具会促使其他质料农具的改进。此外有的学者亦曾做出这样的推测；“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那也会间接地推动农业生产与技术的发展。如何认识青铜时代青铜对农业生产作用的问题，仍需要继续作深入的探讨。 （资料提供：铜陵市博物馆 铜陵九鼎雕塑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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