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元默著《剿贼图记》，明崇祯年间刻本） 神秘的地名，地名的神秘 一直以来，对地名都有一种莫名的情怀。 小的时候，我对“临泉”颇为不解，甚至于腹诽不已。因为，它是我故乡的村名。那个小村庄，南倚土岭，北瞻太行，东西皆平原。由于它处于三个并列行政村的最南边，大部分耕田属于岭地，没有水源，望天吃饭，所以，干旱就成了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临泉”的意境是不挨边的。小时候，总觉得“临泉”的村名有点扯，天知道“泉”会是啥样。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领着孩子们到栾川老君山玩儿时，偶然发现半山腰小庙旁冒出的汩汩清泉，竟然如孩子般地激动。时移世易，秋去春来，偶然读到了我家西边一个村庄出土的几方唐代墓志，那上边竟然出现了我曾经鄙夷过的“临泉”“西冶”“冶墙”等村名，它们竟然至少有千年风华，这让我对自己曾经的自轻自贱、自大自狂颇为羞愧。 原来，所有的地名都是文明的基因，都应该得到尊重乃至于敬畏。
现在的信息太多了，我有早上起来打开电脑，浏览所关注公众号的习惯，今天读到了新乡朋友“河朔知事”刚发的网文《潞王坟崇祯年间的图片记录》。作者从明崇祯年间河南巡抚元默（玄默）所著刻本《剿贼图记》中找到了一则资料，即该书的《力保藩园图》，描述崇祯六年五月二十日官军为防止起义军焚毁发掘明潞王及次妃家族墓园而伏击农民军的战事。原书配文中有“余计卫辉府北地名龙窝者，乃潞藩妃园寝所在。贼经此，保无焚燬掘发。飞遣游击王立、夏国键率兵往伏。五月二十日，贼果经园寝，伏兵四起，尘土障空，贼仓促不知所备，溃乱走山中，园寝无恙”之记载，朋友判断文中所记之事发生在新乡潞王陵。
但我的第一感觉不是在新乡潞王陵，而是在卫辉狮豹头。因为，不久前，我同张耀斌、程永华到卫辉市狮豹头乡对面的“潞王蔡妃墓”考察过。事情源于程永华的“卫辉历史碎片研究”，他对卫辉明清乃至于民国的士族繁衍史颇感兴趣，他认为墓主人小潞王朱常淓之妃蔡氏，而蔡氏或许是汲县名士蔡扬金之后蔡润的女儿。蔡氏家族是世袭军户，军户是当时藩王联姻的首选；但军户有专门档案，方志中很少记载的，故而有关蔡妃的资料很难找到。我们想去考察一番，找一找有没有残存的文字，那怕有几个字残存，也定会让人欣喜若狂。
此墓风水极佳。坐北朝南，左右皆有山包，后靠狮豹山、方山，前有山岗连绵，岗下细水长流，很是符合形家勘穴的基本要求。墓道较短，折而朝东。墓门残件尚存，西半部斜挂于石壁之上，铺首存三分之二，线条细腻，形态威严，档次当然较高；东半扇已脱落，平置于地面。墓室宽大，两边各有耳室。壁上有龛。墓室顶部有一盗洞，据传，有南方盗墓者至此，高价收购当地的红草，堆于墓顶，借以掩饰，然后把墓内宝物洗劫一空。后来，人们常来此游玩，甚至于在墓室放电影（白天可以放），故而旧痕全无，令人遗憾。 我们去的时候，室内有积水，我们踏水而行，细细探索，一无所获。回来之后，细究照片，发现铺首周围似乎有小字存在，但看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考释。我同当地的明藩王研究学者苏东鹏讨论此事，他说，若真是小潞王之妃，按照礼制，她必须葬于潞王陵，不可以另择墓地。这条理由无可辩驳。看来，当地老百姓说墓主人是个乡野姑娘，是潞王游猎时的“春风一度”，也许有点根据，亦或许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在其中。
（两图中的山、墓、田，太相似了） 再回到《剿贼图记》这本书上。《力保藩园图》是其第二幅图画，所配的说明文字很清晰。首先，它提到“潞藩妃园寝”。这个命名十分准确，它不说“潞王陵”或“潞王次妃墓”而直接说“潞藩妃园寝”，看来此处仅仅是“妃寝”而不是“潞寝”，它与潞王陵不在一处，这一点很重要。其次，“潞藩妃园寝”所在地是“卫辉府北地名龙窝”，在“辉淇交界处”。龙窝村就在狮豹头乡政府的南边，从龙窝村大队部所在的山岗望下去，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林氏祖庭——林坚出生地，村东翻过山的一些村庄与淇县接邻。龙窝村北面有龙窝岭，翻岭而下，离蔡妃墓就不远了。第三，书中第五幅图画《山彪击贼图》描绘了又一场战斗，有“汲西山彪镇密迩潞藩园寝。六月二十六日，闻贼将往犯。急檄，催邓镇赴援……园寝乃保”的记载。此处明确提出“潞藩园寝”，与前边的“潞藩妃园寝”迥异，更证实上一幅图画所记载的“潞藩妃园寝”正是现在卫辉狮豹头向政府对面的明代古墓。
（潞藩园寝） 此条记载很有价值。第一，时间准确。说明至少在“崇祯六年五月二十日”之前，“潞藩妃园寝”的性质还很明确。第二，规模宏大。既然称为“潞藩妃园寝”，还动用了官兵去保护，足见明藩妃“园寝”的基本形制保存完好。第三，既然有“潞藩妃”之称，那就一定是登记在册的，朝廷承认的，墓主人就不可能是乡野姑娘，那么，程永华关于蔡氏出身的研究就有可能是对的。
在地方史研究中，详实的文献资料太重要了。《剿贼图记》的出现，为揭开卫辉明代藩王史研究的某些谜团提供了旁证，实在是给力！新乡的朋友是有心人，他的涉猎之广和眼光独到令人佩服。 说起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来研究地名的由来，近来可谓是收获连连。比如： 1.卫辉张武店村藏有两块唐代九级浮屠残件，其中一块刻有《石浮图并序》，文中提及“卫州城南东张仵村”。虽说“东张仵村”与现在“张武店村”用字有异，但抹杀不了这个村庄的千年辉煌。
（戴村的明代观音阁） 2.我的朋友暴老师提醒我多注意卫辉戴村观音阁下一通大明万历三年的古碑，它的首句是“府城……里，旧有山曰水山，地曰戴村”。这块碑漫漶太甚，大部分已看不清楚，额镌“玄帝碣记”，与我们考察的戴村明代阁楼没有直接关系，故一直对它不大关注。经暴老师的特意提醒，“水山”二字让我醍醐灌顶，解决了盘绕心中很久的一个疑团。河南大学杨亮教授在编著《王恽全集汇校》时，曾问过我“秋涧读书处”与戴村的关系，我当时一无所知。查《乾隆汲县志》卷二《舆地下·古迹·秋涧读书处》，有“在戴村东山上，元学士王恽读书于此，上有记”的记载，但戴村东边是平原，根本没有山；即便是陵谷变迁，一座“东山”应不会凭空消失，看来，《乾隆汲县志》是弄错了。现在看来，的确是方志错了，把“水山”误为“东山”了，而水山在戴村西北。先前，暴老师就怀疑地方志把方位搞错了，但一直没找到确切的依据；没有想到，古人竟然把“水”抄成了“东”，这实在令人无语。说不定，《乾隆汲县志》编撰者依据的也是这通古碑呢！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卫辉八景之“秋涧书声”的位置得到实锤，实在是令人兴奋！
（《吊比干文》拓本） 3.卫辉比干庙的建庙碑是北魏孝文帝《皇帝吊比干文》，这是我国早期魏碑体的杰作，其书法价值之高为世瞩目。但我更关注的是“予扬和淇右，蹀驷鄘西”，意谓“我在淇水之右纵马驰骋，铃声入耳；在古鄘国的西边驱车疾行，浩浩荡荡”。这里的“鄘西”太重要了，以比干庙为原点，直接框定了殷商灭亡后“三监”中的鄘国的大致方位，即现在卫辉市倪湾乡、上乐村镇的某一区域。我们别忘了，孔子删订《诗经》时，保留的“十五国风”仅160篇，而《鄘风》就占了10篇，古鄘之地的文化品位不可谓不高！但鄘城究竟在哪里，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想，鄘国的历史太短了，前有牧野血战，后有周公平叛，政局不稳，风雨飘摇，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谓的都城一定非常简陋，不会有太多遗存；到现在三千多年了，恐怕早就消散在历史尘埃中了。有了“扬和淇右，蹀驷鄘西”八字，最起码说明直至北魏年间，古鄘国的大致位置还是比较明确的。这条记载对卫辉殷周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吕觃墓志》） 4.卫辉博物馆藏北魏武定二年（544）《吕觃墓志》有“改窆于朝阳乡太公里”的记载。该墓志出土于卫辉市吕村，可见北魏时吕村为“朝阳乡太公里”。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相印证，说明该地的太公文化源远流长。 5.卫辉博物馆藏唐乾封二年（667）《张师墓志》有“同窆于博望城东南三里”的记载。卫辉旧有博望城，城中有张骞祠，虽然《汲县志》认为“张骞封号，载在汉史，今于博望冈立祠，是以地名混封号也。秋涧辩之极是”，但博望冈在哪里，博望城又在何方，《汲县志》是失载的。《张师墓志》的出土，恰好表明了博望城的具体方位，也让王恽《博望侯庙辨记》得到印证。结合《张师墓志》的出土地点，我们就可以确定唐代汲县博望城的具体方位。
（《张师墓志》） 6.1975年在太公泉村太公庙旧址附近出土了唐咸亨四年（673）《魏节墓志》，石面残损严重，但墓主人埋葬地“姜泉乡”三字尚可辨析。这说明该村在唐代咸亨年间隶属于“姜泉乡”，既然是“姜泉乡”，太公后裔姜氏就一定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笔者穷搜极索，收集到卫辉碑版文字多篇，每一篇中都有古地名的记载，美丽的让人麻木。再反观我们现在的村史、乡史编纂，采用虚妄夸诞的传说太多了，反而失去了历史的本真，这实在是不应该！ 我初中毕业就赴外求学，总为自己的满身土气而菲薄不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村还比较贫穷，我返乡时长途车只能到谷旦村，剩下的十几里返乡路就交给命运了。因而，这个谷旦村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地的方音很重，“谷”读成“郭”，与“旦”连着读实在是不好听，往往给人以促狭的联想。直到有一天，我读《诗经》的“谷旦于差，南方之原”，再读汉毛亨传“谷，善也”、唐孔颖达疏“见朝日善明，无阴云风雨，则曰可以相择而行乐矣”，马上就明白了“谷旦”是指晴朗美好的日子，也就是说良辰吉日。以此作村名，意境也太美了吧！我为我先前的狭隘无知而羞愧。再比如，我家西边是“西冶”，东边是“冶墙”。由于方音的缘故，“西”读成“洗”，“冶”读得很短，“墙”读成轻声，听起来真不入耳。后来读冯敏昌《孟县志》，才知道以“冶墙”为中心，在唐代形成了东冶墙、西冶墙、南冶墙、北冶墙的集镇分布，“西冶”就是“西冶墙”；之所以叫做“冶墙”，与此地先民的冶炼技术发达有关；这个地名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此地历史的久远和文化的昌盛。我们霍姓不是原住民，我们只是随着明初移民的大潮来到此地，我们才是匆匆过客呢，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人家村名的古旧？我又为我的狭隘无知而羞愧。
（孟州谷旦镇禹寺村古遗址）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地名”就是文明的活化石，它承载的文化信息之重难以想象。在城镇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地名的消失已成必然。连地名都消失了，还怎样记住乡愁！我敢说，从上述地名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你问问他家乡名字的内涵，能说出来的肯定寥寥，这才是中华文明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隐忧”！好在2004年我国民政部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实在是可庆可贺；只是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不知道成果有多少，也担心所谓的成果中掺杂谬误，那就更贻害无穷了。 |
|
|
来自： laoxuesheng > 《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