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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情报员供出中国搭档,搭档却为掩护他而牺牲,谍战中人性与人心的拷问

 张洪清 2023-02-0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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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道对中西功说:如果有一天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去,你放心,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不惜一死了之。

说这话时,他们俩意识到灾难即将到来。

中西功和郑文道是一对情报搭档,中西功负责搜集情报,郑文道是联络员,负责把中西功的情报交给上级领导吴成方。

中西功是日籍中共党员。1929年,19岁的中西功来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受学院老师王学文影响,积极投身反战运动。王学文是中共党员,在中央特科工作。1934年,中西功经友人尾崎秀实介绍,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满铁大连总部”工作。1938年5月,中西功因出色的研究能力被派遣到上海,成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同年,他经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中共秘密情报工作,上级领导吴成方,联络员郑文道。

为便于联络,郑文道化名程和生,经中西功介绍,考入“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职员。

郑文道还负责与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联络。西里龙夫在南京担任《读卖新闻》特派记者。

他们都属于一个情报系统,共同的上级是潘汉年。

中西功长郑文道4岁,两人配合融洽,关系亲密,情同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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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降临了。

介绍中西功进入满铁的尾崎秀实,既是著名的日本学者,也是苏军情报部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尾崎秀实被捕。

在上海的中西功收到一份发自东京的神秘电报,电文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这个署名是中西功早年发表左翼文章使用的笔名,只有尾崎秀实知道。

中西功懂了,这是尾崎被捕前意识到危险来临,给他发出的警报,要他“向西去”,转移到上海以西的新四军根据地。

但是,中西功经过思考评估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向东去,回日本。他不是逆向思维,认为东京灯下黑,更安全。他知道东京很危险,但是,他还是认为必须回去。

因为,上级交给的一项情报任务还没有完成。

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

这个问题,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苏、美、中各大国领导人急需判明的紧迫问题。

苏联遭受德国入侵后,立即以共产国际名义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把“保卫苏联”作为中心任务。进入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如果日军同时北进,苏联将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形势危殆。苏联发电要求中共派遣八路军主力北上长城内外,牵制日军兵力。

中共中央如何决断?八路军如果离开敌后根据地,劳师远征到日本重兵布防的长城一线,不仅在战略上是兵家大忌,而且对中国抗战的全局大为不利。

但是,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求援心切。中共党内也有声音主张立即调兵。

中共中央决策者面临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如果此时有情报证明日军不是北进而是南进,苏联的调兵要求自然就会撤销,局势将大为改观。

中央社会部从延安数次向上海情报组织发电,急迫要求搜集日军动向的情报。

中西功领受任务后认为,获得这个情报,必须返回日本,实地考察搜集。

中西功买好船票,郑文道到码头送行。两人都明白,此去凶多吉少。

中西功对郑文道说:“作为共产党员,都应该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明知道有牺牲的危险,也应该为革命的利益去工作,去坚持。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也许某一天的早晨或夜里,我就被日本宪兵抓去了,那么,我仍然要坚守我的誓言,我不会吐露有关组织的任何秘密。”

中西功的话,是自勉,也是对郑文道的激励。

中西功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载了郑文道的回答:

如果有一天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去,你放心,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不惜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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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言中。两人先后被捕了。

中西功回到东京,正值“佐尔格-尾崎秀实间谍案”炒得沸沸扬扬,风声鹤唳。中西功依然我行我素,他只身闯入日本军方报道部了解日军动向,掌握到“日本当局把日美谈判最后期限定在11月30日”。又通过朋友从军令部获知“日美谈判一旦破裂就会开战”。然后,中西功掉头离开东京,返回上海,查阅“满铁”文件,综合研究后,得出“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日本南进作战当在12月1日至15日之间,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

情报经由郑文道传递,发往延安,解了燃眉之急,受到高度评价。

中西功准确预判了日军动向,却没有能够预判自己的命运。半年过去了,日本宪兵一直没有造访,中西功产生了错觉,危机好像过去了。但是,厄运总是在猝不及防时敲门。1942年6月16日,日本宪兵闯入中西功在上海的公寓。

“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海的日本当局根据东京警察局的情报逮捕了给中共提供情报的嫌疑分子约一百人……其中有……仲西功”(【美】F·W·狄金、G·R·斯多利《佐尔格案件》,聂崇厚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

“根据东京警察局的情报”逮捕了中西功——这个情报,只能来自于东京都巢鸭拘留所里尾崎秀实的供词。

尾崎秀实出卖了中西功?很难这么说。尾崎半年前意识到危险来临时,立即给中西功发电报预警。此后,尾崎在日本宪兵的严刑折磨下挺了半年多,他有充分理由认为,中西功根据他的电报,应该早已转移到了抗日根据地,此时供出中西功,不再会威胁到友人的安全了。

他很难想到,接到报警的中西功根本没有“向西去”,仍在上海,居然原地未动,住址都没有变化。

中西功被捕的同一天,西里龙夫也被捕了。

中共上海情报组织获悉了日本同志被捕的消息。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通常做法,也是中共情报组织的传统,一人被捕,上线与下线要立刻转移。

那个年代,斗争残酷,被敌人逮捕,刑讯折磨难免,日本侵略者更加变态残忍。当非人道的折磨突破生理极限时,坚守意志防线难之又难。

历史上不乏钢铁般意志的仁人志士,令人衷心敬仰。但是,芸芸众生中,这样的英雄豪杰毕竟是少数。即使真诚敬仰英雄的大众,也未必都能成为他们所敬仰的那种人。

秘密情报工作者不都是超人英雄,何况还有胆小懦弱者,投机钻营者,从底线思维出发,一旦有情报人员被捕,紧急转移是必须采取的应变措施。

但是,中西功被捕后,上级领导却没有安排郑文道和其他同志转移。

为什么?

多年后,幸存的当事人得到了解释:上级决定按兵不动,是为了保护日本同志,希望日本官方以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清白的,以利于他们在法庭上的斗争。

对这个决定,当事人仍有质疑。

决定的愿望很好,不过,前提是被捕的日本同志能够始终坚贞不屈,坚不吐实。

日本同志做到了吗?

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做到了。

中西功6月16日被捕后,立即和西里龙夫一起被押回日本受审,在东京都的巢鸭拘留所,经受了漫长严酷的刑讯,内脏出血,不省人事。日本宪兵逼问他们在中国同事的姓名、住址,他们不吐一字。

直至43天后。

中西功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坚持了3个月,以为中国同志都撤退了,为了减轻严重的刑审,才招了口供。

事实上,中西功坚持了43天。在严刑逼供、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的折磨下,坚持43天,很不简单了。

中西功说,以为中国同志都撤退了——这不是托词。43天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安全撤退足够了。

但是,郑文道和这条情报线上的其他同志都没有撤退,甚至家都没有搬,都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中西功知道地址的中国同志,大都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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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郑文道在住处被捕。日本宪兵当即把他拉进卫生间,就地开始刑讯逼供。日本宪兵追问他与中西功的关系,追问上级吴成方的地址。

听了日本宪兵的问题,郑文道应该意识到,中西功那里漏风了。日本宪兵知道吴成方却不知道他的地址,因为中西功不知道吴成方的地址。

不论郑文道是否想到这些,但他此刻肯定想到的,是在码头分别时给中西功许下的诺言。

他要以死践行承诺。

不论日本宪兵如何拷打,郑文道一口咬定自己与中西功只是公司职业的关系,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日本宪兵将郑文道押上车,带往日军宪兵司令部刑讯。

车至半途,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以头抢地,只求一死,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迷。

日本宪兵将郑文道送到医院抢救,伤势稍缓,日本人迫不及待继续审讯,百般利诱,酷刑折磨,郑文道咬定与中西功只是职业关系,不知道吴成方的住址。

郑文道脑子里都是对中西功的承诺。他抓住看守疏忽的一个瞬间,直奔窗前,纵身一跃,从四楼窗口跳下,当场牺牲,时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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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道与中西功搭档4年,友情日增,郑文道对中西功了解越多,敬意越深。

中西功一个日本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冒着掉头的风险为中共搜集情报,多年来上报了许多重要情报。最后这一次,尾崎已经发来警报,分明能躲,就是不躲,冒险犯难,完成了任务,关键时刻提供了关键情报。

中西功在满铁工作,收入相当高。他听说中共的经济十分困难,就自己生活很抠,每月工资省下四五十元,全部交了党费。有一次,满铁发了700元奖金,他一分未留,全部上交党组织。

中西功的西服已经很旧,夫人中西芳子拿出自己省下的钱,让他买一套比较好的西服。结果,中西功买回来一大包便宜衣料。芳子问他,他说郑文道的大衣太破了,他想多买点儿衣料,做两套衣服,给郑文道一套。

其实,在码头送行之前,郑文道就曾和另一位中国同志相约,如果中西功等日本同志发生危险,我们就要用生命来保卫他们。他在码头的承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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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招了供词,但他始终表示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在狱中等候执行死刑期间,他以写供词的名义,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共党史。

他最终没有等来死刑,而是等来了日本投降。他得以出狱,恢复了自由,继续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1973年,中西功在日本去世。

1982年,西里龙夫来华,见到了几位当年共事的中国同志。在上海,他们一起来到汉口路,站在40年前郑文道跳楼牺牲的那幢大楼前,凭吊战友。

西里龙夫说:“中西直到晚年还说,只要周围无人,他就会浮想起郑那双亲切热情的眼睛。”

1983年3月,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来到上海。她说:当年上海情报科许多人的姓名,她都已经熟知了,只是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她见过的只有郑文道一人,那位弟弟的容貌体态,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为完成丈夫的嘱托,她在郑文道墓前,用日语念了中西功生前为郑文道写的悼词:“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员!”

1984年,中西功的弟弟中西笃和夫人来华,他们秉承其兄的遗愿,带来中西功夫人中西芳子的两封慰问信,一封给当年的老友,一封给“郑文道的未亡人”,信中各附一笔钱,表示这是微薄的心意,望务必收下。

郑文道的中国战友钱明不禁落泪:郑文道哪有未亡人啊,他牺牲时才28岁,还没有结婚。中西笃问:他有女友吗?钱明说:有女朋友,但是,分别几十年了,不知去哪里寻找了。

其实,这些都不必了,只要没有忘记“郑那双亲切热情的眼睛”,就是真诚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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