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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上运气学说曾受到相当重视，甚而有“不懂五运六气，捡遍方书何济”之训。已故著名中医学家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方药中、许家松、高思华等都一再强调：“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 2002-2003年发生的SARS ,显示了疫病发生与五运六气的密切相关性 ,引起了中医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新关注，运气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影响 和地位问题也重新凸现出来。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运气学说不只是在七篇大论，也不仅仅是疾病预测的问题。《黄帝内经》中到处都是五运六气，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许多原理。 五运六气理论的存废关系到对整个中医理论的阐述和评价。目前这种不存不废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对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造成现代中医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间的严重隔阂。 笔者拟就五运六气在中医理论中的影响和地位，分列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六经辨证与五运六气、藏象经络与五运六气、中医各家学说与五运六气诸题做系列讨论，本文先就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的关系略陈管见。 1、“六气”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 现行教科书认为，阴阳的含义很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是对日月、男女、水火等概念的哲学抽象；五行则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 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性和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是尽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为什么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出现阴阳五行学说? 可见仅据“日光的向背”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性，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 著名天文学专家陈久金教授认为，阴阳原本是天文历法上的概念。中国古人由察日影和昼夜的短长，感受自然气息的变化而产生阴阳的概念。 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通过观察日影并结合自然气息的变化，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的概念。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独创的一种太阳历系统(国外至今还只有二分、二至四个节气)，产生二十四节气的基础是阴阳六分系统和八分系统的结合，二十四是六和八的最小公倍数。 阴阳的六分系统就是三阴三阳，三阴三阳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一大特色。中医学对三阴三阳的论述，始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说明三阴三阳表述的是阴阳离合的六种状态。《史记·历书》说：“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可见三阴三阳的划分以一年中阴阳气的盛衰变化为依据,这正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学说。 《素问·阴阳离合论》：“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上述两图表达了“六气”的时空方位，也可以认为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本图式。中医学中阴阳的许多概念，可以从上述图式中得到体现。“六气”思想 是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重要源头。 例如三阳之开、阖、枢，为什么太阳为开，少阳为枢，阳明为阖？从上面图式中可以看到，太阳在东北方，冬至过后，正是阳气渐开之时，故为阳之“开”；阳明在西北方，阳气渐收，藏合于阴，故为阳之“阖”；少阳在东南方，夏至太阳回归，阴阳转枢于此，故为阳之“枢”。三阴之开、阖、枢同理：太阴在西南，夏至以后，阴气渐长，故为阴之“开”；厥阴居东向南，阴气渐消，并合于阳，故为阴之“阖”；少阴在正北方，冬至阴极而一阳生，故为阴之“枢”。 三阴三阳的开、阖、枢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人体阴阳之气升降出入的主要依据，关系到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方面面。王冰对《阴阳离合论》的注文云：“离，谓别离应用；合，谓配合于阴。别离则正位于三阳，配合则表里而为藏府矣。开合枢者，言三阳之气多少不等，动用殊也。夫开者所以司动静之基，合者所以执禁固之权，枢者所以主动转之微。由斯殊气之用,故此三变之也。”王冰注是正确的，也非常精辟。北宋林亿等《新校正》引《九墟》“太阳为关”之文，以讹校正，徒生歧义。杨上善《太素》中的“开”也为“关”字，并以“门关“、“门扉”、“门枢”作譬喻，这是杨氏不明五运六气而产生的误释。近人多引杨氏之说，开阖枢成了无关紧要之谈《, 内经》教科书中竟对这样一段重要经文轻易地删弃不讲了。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一段话,据上列三阴三阳开阖枢图,天(阳)气至西北阖而不足,地(阴) 气至东南阖而不满,其义显而易见。历代医家多从天地阴阳气的盈虚为释,尚不离其宗。近人抛弃了运气学说,谓“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是根据祖国的地理形势”而分的,“天不足西北,因为西北方多高山峻岭;而东南方却是汪洋大海,所以称地不满东南了。”按此地理形势之说,西南青藏高原比西北更多高山峻岭,是否因古人不知道有青藏高原才误以为“天不足西北”的呢? 能不能更正为“天不足西南”呢? 显然是不能的。 同篇中的“七损八益”问题,历代医家注释不一,近年来因马王堆出土医简《天下至道谈》中列举了古代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人多以为七损八益就是房中术的专用术语,似乎这一问题已得到圆满解释,其实不然。按洛书方位,七为西方之数,八为东北方之数。从上列三阴三阳开阖枢方位图可知,七(西方)是阳气衰损之位,而八(东北) 恰为阳气生益之方,讲的还是五运六气。只有从五运六气、天人相应的角度,才能与上面黄帝的提问“法阴阳奈何”相匹配,才能把七损八益提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指阴阳)可调”的高度。至于《天下至道谈》中的论述,只是和调阴阳的七损八益思想在房中术方面的应用而已,所以不同文献(如《医心方》) 中七损八益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 上图中“圣人南面而立”,左东右西。天体东升西降,故“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肝相应于东方,肺相应于西方,故肝气左升,肺气右降。阳气生发于左,收藏于右,故“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不能说成“肝藏于左,肺生于右”。心中有了上述图式,阴阳的许多概念不言自明。 六气学说也体现了三生万物的思想。离开了六气学说,阴阳就只有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了。故六气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和特色体现。 2、五行与五运同源异名 五行概念同样来源于天文,著名科学家竺可祯先生早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东汉郑玄注《尚书·洪范》“一曰五行”曰:“行者,言顺天行气也。” 《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作立五行,以正天气。” 《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素问·五运行大论》:“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 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 春天入夜以后,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二十八宿的苍龙七宿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东风频吹,气候转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草木开始发芽、长出新叶,呈现一片青绿之色,自然界充满了生机。把春天2东方2温风2青色2生气等等联系在一起,用“木”作为代表符号,五运六气该时段的主运称为“太角”或“少角”,主气是“厥阴风木”,在五行就是“木”行。医家将“木”的概念取象比类于人体功能,于是有了《黄帝内经》“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这样的论述。 随后斗柄逐渐南指,苍龙七宿行进到南天,时序进入夏季,天气转热,自然界红色增多,万物生长茂盛,因而夏天2南方2热2赤色2“长气”等等组成了以“火”为代表符号的一类自然气息,五运六气的主运变为“太徵”或“少徵”,主气进入“少阴君火”和“少阳相火”,在五行就是“火”行。联系到人体就是“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优,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以下长夏、秋、冬以此类推) 。” 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可见,五行首先是一年中的五运,是对天体运行在不同时空方位的五类气息的概括和表达。 现在的教科书讲五行学说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基于古人对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最常见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的认识,产生了五行学说”。可是,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材料绝非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五行学说还讲五音、五色、五畜、五味等等,自然界中也不仅仅只有五种音调、五种颜色、五种动物、五种气味等。古人之所以都只选五种,只能是因为先有了以五数为基准的分类体系。也就是说,先有了五行,才有五材、五音、五色、五畜、五味等概念出现,而不是由五材产生五行。 木、火、土、金、水是五行的代表符号,这个符号可以用木、火、土、金、水,也可以用角、徵、宫、商、羽,或青、赤、黄、白、黑,或生、长、化、收、藏,或风、热、湿、燥、寒等作代表,不能因为用了木、火、土、金、水的符号,就认定五行学说源于古代的“五材”说。根据五材说,教师就得跟学生讲木材能燃烧,所以木生火;火烧后能变成焦土,所以火生土??水能把火灭掉,所以水克火; 火能把金属熔化,所以火克金等。这样的五行学说,大学生会有兴趣听吗? 用在医学上又能有多少意义呢? 有些书上讲中医的五行学说起源于战国邹衍的五德终绐论,更是不对的。邹衍用五行生克理论去解释社会政权的更迭,与中医学的五行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况且五行学说的产生远远早于邹衍所在的战国时期。文献中“五行”一词在《尚书·甘誓》和《尚书·洪范》中就可见到。《尚书·甘誓》是夏王启对有扈氏的讨伐令“, 威侮五行”是夏启声讨有扈氏的第一大罪状;《尚书·洪范》中叙说的是“昔鲧洪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之事,五行被作为治国“九畴”中的第一畴。既然五行原理在夏朝之初已被尊奉为治国的第一重要法则(所以才能品类万物,贯穿 古今) ,则其产生又要远早于鲧、禹时代。据此《史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之说可以采信,五行学说形成于黄帝时代符合情理。 天人相应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灵魂,五运六气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道”是阴阳五行,“候”是气 候、物候,“候”变化的规律就是五运六气。也就是说,阴阳五行之道,是始于五运六气之候的。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皆系于斗”就是皆依据天文历法,讲浅一点是 四时季节,深一点就是五运六气。撇开了五运六气,阴阳五行就成为抽象的哲学概念了。 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哲学的角度看阴阳五行,就会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辨证法”,五行就成了“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五行学说也就成了“五种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了。 有学者尖锐指出:“面对这样的结论,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医初学者不禁要问:有了现代高级的对立统一规律学说,还要古代'自发的、朴素的阴阳学说’做什么? 中医的'阴阳理论’有什么值得讲、值得学?'自发的、朴素的’不就意味着落后吗? 进而,现代中医接班人首先就会想到要将'阴阳学说’进行现代化改造,或者直接将其扬弃,代之以现代高级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 其实,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首先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在中医学中是具体的医学理论。在自然模型及医学理论的层面上,是有具体的事物可指的,是可以实验、可以量化的。现在仅从哲学的层面讲阴阳五行是片面的,远远不够的。 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学说主要讨论的是自然变化的“象”和“理”,是古人的自然科学模型。通过五运六气,可以还中医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模型的本来面目。 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许多概念和精辟名言，来自于专论运气的七篇大论和两个遗篇。有人提出要将运气七篇的这些精辟名言与运气学说区别开来 ,笔者不敢苟同。运气七篇的论述在学术上是一个完整体系，不能凭个人好恶进行分割取舍。譬如孔子《论语》里面的每一句话不管正确与错误，都是孔子儒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假如尊儒者把《论语》里不正确的或有时代局限的内容，从孔子思想里区分出去，批儒者又将《论语》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区分出去，那我们对孔子学说的评价还能全面客观公正吗？ 有人认为五运六气学说到东汉时才出现，怎么能影响到成书于西汉以前的《黄帝内经》呢? 这是误把运气七篇的成书时间等同于运气学说的产生时间了。笔者认为，五运六气的思想应该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就出现了，所以在《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中才会处处反映出五运六气的原理，只是《黄帝内经》其他篇章里的运气内容融合在医理的阐述中，对运气理论未作专题介绍，一般人也未引起注意而已。七篇大论加两个遗篇则是运气学说的专论，并侧重于五运六气六十年周期的推演和疾病的预测(遗篇更侧重于异常运气和疫病方面) 。王冰深明《黄帝内经》与五运六气的密切关系，才能把七篇大论补入《素问》之中，使两者相得益彰，更为完整。以七篇大论的浩大篇幅和行文的精密程度来看，应是运气学说发展到相当成熟后才可能出现，绝非运气学说的创始形态。故尽管七篇大论的最后完成或者出于东汉，但不能说五运六气思想也产生在该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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