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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黄有话 抗战期间，奋战在晋绥根据地的我方情报战线的人员，遵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认真对待派遣工作，加强对派遣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陈养山领导的晋绥军区社会部，曾经选派了多批情报骨干到太原、西安、绥包、平津等大城市开展情报工作。 其中不少同志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并从敌人机关中拉出了不少“特情”，方少明就是突出的一位。 据1946年7月14日《裴周玉给总局谭（政文）、陈（养山）、李（甫山）局长的信》介绍： “方少明（王雁鸣）曾发展很多工作关系，分布于大同、平旺、口泉等地，而在工作成绩上说也是唯一的，在敌投降后专负大同情报之责。”
方少明是王雁鸣化名，因为工作的需要，他还曾用王伯仲、王怀宝等名字。 王雁鸣是贵州人。1935年底，红二军团活动于湘黔一带，王雁鸣在家乡参加红军，跟随部队长征到陕北，长期从事后勤和供给工作。 1938年8月，他随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从晋西北五寨县出发挺进内蒙，开辟大青山敌后根据地。 1942年10月，大青山骑兵支队主力与绥察行署领导机关撤回偏关，改称塞北军分区，王雁鸣时任大青山骑兵支队供给部会计科科长，之后改任塞北军分区供给部粮秣科科长。 当时正处于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日伪和蒋军封锁，我抗日军民粮食严重紧缺，王雁鸣采取各种措施开源节流，使我军在地瘠民贫的塞北根据地成功站稳脚跟，受到晋绥军区后勤部门的嘉奖。
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王雁鸣意气风发。1943年1月，他主动向组织申请结婚。然而结婚申请却被军分区政治部退回。 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之所以不同意王雁鸣婚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符合“285团”条件（即28岁，5年军龄，团级干部，当时他仅为营级干部）。二是根据情报，山西日军将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种情况下也不宜为干部举办婚礼。 王雁鸣一时想不通，声言要到延安“告御状”，带着恋人脱离队伍，途中不幸被出发扫荡的日军所俘虏。在日军面前，他称自己是偏关农村小学老师，因逃荒离开根据地。 日军没有识破他的身份，强迫他留在朔县利民堡据点，逼他参加“扫荡”工作队（专门从事宣传和征收粮食的汉奸队伍）。 不久，他通过与我方有关系的工作队队长杨无功，给塞北区书记兼社会部长高克林去信，报告自己犯错误被日军俘虏的情况，请求组织营救。
【高克林】 高克林接信后，立即将此事向军区保卫处裴周玉处长报告，裴周玉又将此情况向晋绥军区社会部部长陈养山报告。 陈养山是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曾在特科红队工作五六年，参与多次锄奸行动，可以说是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 看到高克林的报告，陈养山立马想到：何不借此机会，在敌人内部打下一颗钉子。 于是，陈养山先让人给王雁鸣送一封密信：“现在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当汉奸，打入敌人内部？” 王雁鸣虽然长期从事后勤工作，但他胆子着实不小，而且他这会也正愁如何向组织请罪，看到陈养山的信后当即复信：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陈养山这才正式为他指派交通员李润，并指示他今后留在敌区做情报工作，受晋绥军区政治部敌军科和晋绥分局社会部情报科领导。
【陈养山】 陈养山给他布置的任务是：搜集大同周围地区日、伪军的番号、人数和装备情况；刺探日、伪军对解放区的“扫荡”计划；相机慎重发展情报组织。 之后，王雁鸣与李润相继入敌伪内部，没多久就凭“优异表现”，相继担任大同煤矿矿警科正副科长。他俩又发展平绥铁路司机邹宗鲁、邹增乔两兄弟为情报员，及时将搜集到的军政情报送回我方。 1943年底，陈养山奉调延安参加整风，晋绥边区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接任社会部部长，接管这条情报网，又指示王雁鸣获取了绥蒙日军南调情况，以及大同附近伪军编制等情报。 王雁鸣不负重托，及时将上述情报传给晋绥军区，为我军在塞外部署局部大反攻，收复大青山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日军投降后，谭政文将王雁鸣的组织关系交给绥蒙公安局，由口泉情报站领导。 日本投降初期，大同日军仍据守孤城，拒绝放下武器。此时，口泉地区大同煤矿下属之白洞、忻州天、瓷老沟、永定庄等七个分矿的矿警纠合起五六十人，有步枪五六十支。
【40年代初期的大同煤矿】 这个矿警队长非常顽固，声称他集中起队伍，专等蒋军来接收，若八路军先来，便上山为匪。王雁鸣决定先设法将这股武装解决。 一天上午，鹅毛口的情报员孙某报告说：“鹅毛口已经来了八路军，是晋察冀部队。” 王雁鸣即派李润前往联系，指示他说明情况，要求派部队来将这支武装缴械。结果，晋察冀部队来了一个连，假称蒋军，在白洞矿顺利缴收了这股武装的枪。 1945年底，阎锡山军三十八师抢占大同。王雁鸣趁敌军招兵买马，扩充人员之机，入敌特内部，当了雁北挺进军上校参谋和资源调查社雁北办事处口泉派出所所长。 资源调查社原为日本特务机关，日军投降后被阎锡山接收。雁北办事处主任是楚溪春，副主任是日本人中原少将。
在这期间，王雁鸣身兼任两职，为开展工作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先后在口泉地区发展了20多个情报员，在大同发展了30多个情报员。 据《裴周玉给总局谭、陈、李局长的信》介绍：“方少明（王雁鸣）曾发展很多工作关系，分布于大同、平旺、口泉等地，而在工作成绩上可以说是全军区最优。” 1946年春，我军围攻大同期间，绥蒙保安处、雁门城工部、大同城工部与围城部队敌工部门，为协调城内的情报工作，组成了统一战线委员会，在孤山设立联络站。 在此期间，王雁鸣先后获得敌大同领导小组电台的密码，敌军主力三十八师之编制、驻地、连以上干部姓名表册和大同城防工程分布图等重要情报。 有一位名叫刘文忠的，日伪时在大同煤矿当翻译。此人学生出身，年轻气盛，不甘心伺候日本人，言语中表现出民族意识，因而和王交往过密。
【日伪控制下的大同煤矿】 是时，刘任敌三十八师电台译电员。他知道王雁鸣是红色卧底，在王雁鸣的影响下，他终于下决心将大同守军司令部的电台密码交出。 大同敌军主力三十八师师长韩步洲之警卫排长彭某，张北人。日本投降后彭某看管敌伪仓库，因倒卖敌伪物资发了横财，就想回家坐享其成。 彭某辗转托人找王雁鸣，要求给他开返乡证明。王说：“我可托朋友弄到通行证，但对方有交换条件：第一，人家要三十八师的编制、驻防资料；第二，要大同城防工程分布图。” 彭某头脑简单，爽快地应允了。他首先交给王三十八师编制、驻地及连以上干部姓名表册。原来，彭某是通过该师上尉司书兼收发马在武搞到编制表的，他们本是酒肉之交。
【晋察冀军区部队开往绥远前线】 当彭某第二次提出要城防工程分布图时，马察觉其中有名堂，表示拒绝。事不成，王雁鸣即调查马之经历。原来此人曾当过我方民兵，被俘后被日军送罚劳工。 考虑马曾受过革命教育，王大胆决定直接与之接触。经彭某安排见面后，双方约定三天后到口泉，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一桩双方均感满意的买卖就此成交了，从此，马在武则被列为控制使用特情人员。 1946年4月，大同特务机关由朔县策动团获得情报，说我方情报人员已打入资源调查社雁北办事处。 于是，敌探跟踪监视王雁鸣和贺登元。贺登元是王雁鸣发展的情报员，时任雁北办事处口泉派出所副所长。 结果，王、贺两人先后撤归我上窝寨口泉情报站，他们的交通谢云光被捕叛变。 关于此一情节，《裴周玉给谭、陈、李局长的信》（1946年7月14日）说：
“大同的工作基本上于5月中被破坏，其原因是日寇刚投降时，负责领导该处内部工作的少明（王雁鸣）同志，曾公开召集过一次会议布置内应工作。” “到会者20余人，内有一些投机分子。当我们部队未能很快解放大同，而阎伪统治了，因而这一部（分）投机分子很快倒到阎方。天长日久之后即逐渐暴演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发展的关系很多，中间都存在着横的关系。选择对象不宜，使敌人也混了进来。” 这次我大同政工组织遭到破坏，敌特共巡捕我情报关系八人。脱逃者三人，除王雁鸣外，一是口泉组长贺登元，一是敌平绥铁路特别党部之彭俭。 被捕八人中，七人经组织营救赎买出狱，只鹅毛口的情报员孙某牺牲。 这件事过去了40多年后，1985年3月，当国家安全部组织成立了由陈养山、裴周玉、金昭典组成的收集晋绥地区情报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由陈养山亲自改写的情报工作经验教训一节中说道：
大同情报骨干王雁鸣同志，曾在1946年5月，召开20多个外围情报关系的会议来布置工作，结果因一人叛变，大部分关系被捕，只有王雁鸣等3人逃回解放区。在这方面有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 王雁鸣是经长征严峻考验的老同志，1938年挺进大青山又经历了铁马金戈、风霜雪月的艰苦岁月。1943年因受批评而一时气愤出走，途中被日军俘虏，至今见证人仍健在。 此种轻率意气行为，当然是一个严重错误。但他的这一行为，却创造了打入敌营的条件，而后七年他殚精竭虑，始终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作出了难得的贡献。 陈养山给他的评价是：“半路出家，没受过专门训练，做事太危险，优点是胆大勇敢。” 裴周玉回忆说：“他已熟悉了敌区的环境，别人完不成的任务，派他去准能完成。” 纵观王雁鸣这几年的情报生涯，他本是贵州人，一口南方腔，在塞北重镇大同工作，却没引起敌特的怀疑。他原来是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民，却自学成才，能在敌群中周旋自如。 奋斗一生，孰能无过？他的全部历史说明，他不愧是一位忠诚的战士，一位好干部。 解放后，王雁鸣曾任绥远公安厅副处长、内蒙古工学院副院长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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