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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回忆参加渡江战役的后勤组织准备工作

 兰州家长 2023-02-03 发布于甘肃

2月20日至27日,华中工委在淮阴郊区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均出席。这是渡江前夕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我传达了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华东局对华中工作的指示,围绕上级交给华中的支前、扩军、调干、生产等项任务一一布置落实。我领会中央的决议精神,反复强调加强新区政策学习的重要性,要求每位同志都要重视学习,以适应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凡是肯认真学习的同志,在新的毛作由,往往比较踏实、有成效、少犯错误,进步也较快。这恐怕是干革命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吧。

会议比较重视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纪律性的问题。经过华中土地会议、华中高干会议、以及区党委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等会议,同志们对加强党的政策观念,端正思想作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也有了一些进步,但也不无缺陷。因此,我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军分区武装,在渡江前夕抓紧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的缺点,在思想上、作风上、制度上有较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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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认真解决这类问题极其重要,这是一个带有很大普遍性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原来长期各自独立作战的解放区、战略区,都已连成一片,需要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保证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从1948年1月起就发布一系列指示,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委制、请示报告制。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决议。中央清醒地看到,要夺取全国胜利,就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纪律性,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中是全国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此时尤其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华中工委扩大会议以后,华中党政军的工作,围绕渡江前夕的支前、调干培训、学习新区政策、扩军轰轰烈烈展开。按照华东支前司令部的要求,华中地区主要负责东路大军的民工、粮草、船只、担架、弹药运输。以贺希明同志为首的华中支前司令部驻扎在高邮,统一调动各县人力、物力、财力。据后来统计,在渡江战役中,苏北共动员了民下166万人,其中随军民工达123000余人,供应粮食2亿2千多万斤,动员船只2万余条。修路、磨面、做军鞋更无法一一统计。总之,这次支前任务跟淮海战役一样,也是规模浩大的。

为了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华中又一次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华中向主力和地方部队源源不断输送兵员,广大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为革命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渡江前夕,华中又有3万5千余青年壮年参加了解放军,我们在原来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新组编了4个警备旅,准备担负苏北、苏南两地的地方警备任务。

抽调区以上干部进行接管苏南的培训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各区、县大都配备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每级领导班子都设置副职若干,以便带走一套由上至下完整的班子去苏南开辟新区,留下一套班子照常在苏北开展工作。我们当时抽调了两批千部集中培训,第一批3100人,第二批3000人。华东局意见,苏南地区干部主要从华中抽调,另从山东调一批干部加强力量。华中工委和各地委在渡江前,已配备好苏南区党委、苏南行政公署、苏南军区以及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地委、无锡市委和各县委的军政主要干部。当时,许多干部面临重新分配工作,各种思想都有。有的想去新区,也有的家乡观念较重,怕去江南生活不习惯,也有些干部不愿在乡村工作,想进大城市过舒适安逸生活。

于是,我们就进一步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告诫大家要加强纪律性,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特别要提高警惕,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继续保持谦虚递慎的工作作风。对去苏南的千部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新区政策、城市政策,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解放全中国多作贡献。

在紧张忙碌的渡江前夕,还有一项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那就是加紧与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武装的联络工作,要求江南的同志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

早在1947年初,华中分局就从山东打电报给我,指示我们从苏中组织精干的武装部队去苏南、浙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我和吉洛、管文蔚同志商量决定,先后派了三批同志去苏南、浙东。一路以十地委书记金柯为首,这路人马配备武器最强,但垮得也最厉害。

原因是金柯不听从区党委劝告,带着两个连左右的武装渡江,上岸后又麻痹大意,没有隐蔽好,遭到敌人袭击,队伍损失很大。他本人负伤,被送往上海治疗。在上海期间,他被敌人捕获,贪生怕死,成了叛徒,还出卖了杨斌等同志。杨斌同志是十地委组织部长,被捕后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后来,金柯被敌人秘密派回我苏中根据地,隐瞒变节行为,但我们已得到了情报,便严密把他控制起来。全国解放后,经华东局批准,我们处决了这个叛徒。由于金柯的叛变,十地委遭到了破坏。但包厚昌等同志仍顽强坚持斗争,十地委仍和苏南各路工委根据苏中区党委指示,采取各种斗争方法,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另一路是汤景延同志的部队去上海附近地区打游击,向皖南、浙东方面发展。当时苏中区党委利用丁锡山等人的关系,想在松江、青浦发展力量。汤景延同志率领20多人,从海上乘船去上海浦东,以后抵松江、青浦一带活动。由于丁锡山的一个亲戚出卖,汤景延、丁锡山等人被捕牺牲,队伍也垮了。幸存的同志辗转回到苏中根据地,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消息。

还有一路是钱敏同志夫妇化妆去浙东四明山地区。四明山根据地有粟裕、叶飞等同志1945年从江南率部北撤时留下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华东局指示苏中区党委派千部加强领导。钱敏同志夫妇接受组织交下的任务辗转去浙东。临走时,我和谢志成同志还把自己用过的长衫、旗袍送给他俩,钱敏夫妇在四明山和当地同志一起坚持斗争,直至大军南下。

为了加强苏南工作的领导,迎接我军南下,华中工委成立了以管文蔚同志为书记,吕炳奎、包厚昌同志为副书记,江坚、谢克东为委员的华中江南工作委员会。华中一、二、九分区都建立了江南工作委员会,分工领导澄、锡、虞地区,丹北、句容、镇江地区和苏、常、太地区。我们当时对江南地下组织的总方针是:“大力开展群众合法斗争,隐蔽地发展武装力量,从群众运动中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大军渡江前夕,华中工委领导的苏南力量有了较大发展,澄锡虞地区有我秘密组织、武装活动的乡占三分之一,宜〔兴)南地区游击队发展到30。余人,茅山地区重建了以康迪同志为书记的茅山工委,丹北地区三分之一的乡、保长为我地下组织控制。在苏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的抗租、抗丁、抗粮斗争遍及整个苏南农村,沿江京沪线上各城市不断出现工人罢工、市民罢市风潮。

我们很早就着手在江阴、镇江两地搞策反工作,准备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我军渡江登陆的突破口。在江阴要塞和镇江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尤其是江阴要塞,秘密策反卓有成效,在敌炮台建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江阴要塞地处南京、上海之间,与江北的靖江城南北相望。江面是长江下游最狭的地段,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江阴要塞配备了约3000官兵的守备总队,还有一个重炮营。国民党在节节败退时,对江阴要塞防务特别重视。至1949年春,江阴要塞驻扎了包括炮兵总部、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约7000人。蒋介石、汤恩伯等把江阴要塞视为长江防线的重点之一,倚为南京、上海的可靠屏障。

当时搞策反工作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春夏间,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四弟唐秉琳、五弟唐秉煌想弃暗投明的来信。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得知此事,即指示唐君照同志回信,并暗示将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1947年春,五地委派唐坚华到上海与唐秉琳取得联系。此时,唐秉琳已调任敌江阴要塞参谋处长,唐秉煌则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任上尉参谋,分管江阴要塞防务。唐坚华同志向唐秉琳传达了五地委党组织的指示,要他们留在要塞作为内应。同时,曹荻秋等同志又派地下党员唐仲衡同志到江阴,在城内设立地下联络站。

1947年秋,华中工委成立,苏北区党委把江阴要塞策反关系转到华中工委。华中工委非常重视这项策反工作,对唐秉琳、唐秉煌、吴广文进行了一段时间考察,由管文蔚同志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他们三人为我地下特别党员。唐秉琳等同志工作做得很出色,至我军渡江前,他们已架空了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掌握了江阴要塞包括炮台总部、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要塞武装力量的实权。

渡江前夕,为保证我军在江阴一线渡江,华中工委更加抓紧对要塞的策反工作,由吴铭同志接替唐坚华同志的政治交通员职务,华东局又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徽明同志从山东赶到华中,打入江阴要塞,全面负责策反工作。王微明同志到华中后,我和管文蔚、杨帆(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即在淮阴专门向他交代了注意事项,要求他千方百计做好江南江北的交通联络,配合我军渡江。这项策反工作是绝密的,先由我和管文蔚同志直接掌握,不久移交给三野十兵团掌握。叶飞、韦国清同志特派二十九军的李千、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同志打入江阴要塞,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起义。叶飞、韦国清同志还明确指示,要求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四个港口,遇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渡江部队登陆。

在我党策动下,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保证了三野各兵团在江阴一带安全渡江,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缺口。江阴要塞策反工作带有一点传奇性,可惜我不可能匀出更多的篇幅来写这个动人的故事,将来如果有哪位文学家把它写一写,倒是一个很动人的惊险故事哩。

在渡江前夕,我华中工委领导的苏南各地党组织、游击队为我军东路渡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我八兵团、十兵团渡江成功,部队登陆,扩大战果,围歼敌人,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4月的泰州,桃红柳绿,我随粟裕同志和三野司令部来到这里,准备率苏南区党委机关从靖江渡江。

党的护已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11日总前委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完成了渡江南下作战的全部计划。这个纲要把京沪杭战役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就是渡江作战。

按照总前委命令,三野八兵团、十兵团主力组成东路大军,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渡江;八乒团在渡江战役发起同时,要派两个军钳制浦口、浦镇之敌。三野七兵团、九兵团主力组成中路大军,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狱阳以东段渡江。二野四、五、六三个兵团组成西路大军,由望江至极阳段渡江。3月底,各渡江部队完成整训,全部进入江北前沿阵地。

时值暮春,阵阵江风还有些寒意,江北岸却洋溢着一派忙碌热闹的气氛。成千上万辆小车和新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式十轮大一卡车,在纵横的大路上往来奔跑。军粮、弹药、麻布袋、稻草包源源不断送往前沿。透过岸堤,不远处有丛丛竹柳,一尊尊威武雄壮的大炮直指江南。各港口及沿江湖汉排着一溜榴披着伪装的木帆船。战士们忙着编木排、竹筏,在寒冷的水里练习泅渡。一到夜幕降临,战士们在船工的指挥下,悄悄地把停泊在港湾河汉的木船从运遭河推进长江,进入预定的起渡点。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秘密进行着。

望着浊浪排空的长江,遥见江南岸影影绰绰的村庄,我和广大指战员、民工群众一样,期待着伟大的渡江之役尽快打响。

越是临近大战,大家的心情越是激动。4月19日,粟裕同志在泰州白马庙召开了东路大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第二天又召开了师以上政治干部与苏南地委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正式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渡江作战的命令。这时,南京政府已经拒绝签订北平和平协定草案,我军决定在4月21日开始渡江。中路大军则提前一天行动。命令下达后,群情振奋,请战书。决心书如雪片飞舞,印有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红绿传单,迅速下发至各连队、民工队。早已整装待发、摩拳擦掌的战士、民工纷纷集合,立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0日,中路大军突破敌人防线,登陆成功。当夜,我东路派出一支小部队偷渡也获得成功。21日夜间,东路大军正式强行渡江。我站在房门口,眼见万里长江上空照明弹摇曳,一发发炮弹划破夜空,耳畔响着激烈、密集的枪炮声,犹如一曲无比壮丽的交响乐章。我的心,伴随着英勇的突击船队,飞越天险,冲向了南岸。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终于传来了我首批船队登陆成功的喜讯,也传来了江阴要塞起义成功的喜讯。登陆部队已经控制南岸渡口,向纵深发展,敌人突然发觉神兵天降,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夺路渍逃。我第二批、第三批船队陆续起锚扬帆,千船竞发,万桨齐动,恰似成群的雄鹰,振翅直扑南岸。

4月25日,是我军渡江的第4天,后续部队和粮草一批又一批运往江南。南岸我军已经解放南京、镇江、无锡、苏州,部队继续向前推进。这天,我随三野司令部到靖江的八场港,与粟裕等同志联袂乘船渡江。

面对浩森大江,回想在苏中艰苦奋斗的十年,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记得十年前,我们一行是在漆黑的夜晚乘坐孤帆偷渡的,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就好象发生在昨日一样。如今,我满怀胜利的豪情,正随战友们浩浩荡荡再渡长江,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我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辗转于山区和农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只在戎马佼惚中读了一些书。每每读到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名句,我总是激情难抑。对于祖国的未来,对于民族的复兴,对于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战乱连年,长夜难眠。现在,理想已经开始变为现实,亿万人民翻身解放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时刻呵!

长江象一条无尽长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腹部、自西而东向大海滚滚流去。它流经的地域,面积达180多万平方公里,稻米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70。它不仅是我国重要的水运枢纽,也是物产最富庶的祖国经济命脉。我站在船头上,迎着凉爽的江风,心绪纯清如泉,整个人都好像净化了。当然,烦忙的工作正等待我去处理,容不得我多去体味欣赏。但是,长江却使我浮想联翩,久久凝视着它,思想境界好象正不断地上升、上升……

渡船破浪奋进,柳绿桃红的江南已清晰可辨,我忍不住又回首遥望渐渐模糊了的江北岸。我似乎看见,在那芦苇青青的江边,许许多多肝胆相照的战友、成千成万血肉相连的乡亲,还在翘首惦足向我们招手致意。这显然是一种幻觉,但我确实无法忘记苏中军民的深情厚意。历经十年艰苦奋斗,我深深爱上了苏北、苏中、华中,尽管它名称不一,我确实深深爱上了这块祖国的沃土。现在,我百万雄师正渡江南下,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

为适应这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遵照党的嘱托,离开了自己深深眷恋的苏中大地,告别了情深谊长的苏中父老,正向刚刚获得解放的苏南进发。这使我既感奋又忧虑,感奋的是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将在炮火中诞生,受尽苦难的同胞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忧虑的是积弱百年的祖国满目疮庚,百废待举,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那么艰巨,那么繁重,又是那么陌生,真不知自己能否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一瞬间。然而对我来说,在北渡长江与南渡长江之间的十年,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粟裕同志晚年,多次叮嘱我把这难忘的十年写下来,甚至在病重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经常打电话来提醒我抓紧时间进行。现在,我尊敬和爱戴的陈毅、粟裕同志己先后与世长辞。这使我哀思不绝,常在梦中再现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并由此联想起许多当年共创苏中解放区的老战友,包括已经作古和至今健在的新四军老同志,还有那许多情深谊长的苏中父老。于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不避浅陋,勉力记下这难忘的十年,用以纪念为解放苏中而艰苦奋斗的老首长,老战友,歌颂苏中军民的英雄业绩。自然,我的见闻经历有限,可能难以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记录和全面的评价,想来或许会得到读者们谅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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