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祖文化是华夏文明历数千年而弥新的一个重要基因

祭祖是由于祖先崇拜而产生的一种纪念先人的庄严仪式。“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说文解字》）古人认为奉献鲜肉是对先祖表示敬意，祭的本意就是左手持滴血鲜肉的意思。“祖，始庙也，从示，且声”。“示”指“先人”，“且”本形为“男根”，本义为“生育”，引申义为“增加人口”“增加帮手”“增加力量”，一般用为“加力”“给力”的意思。“示”与“且”联合起来表示“给我们子孙力量的先人”（同上）。

祭祖是祖先崇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祖先崇拜来源于原始社会的鬼神崇拜，是鬼神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祖先崇拜与鬼神崇拜不同之处在于，祖先崇拜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一脉相通的血缘关系。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同时祭祖还蕴含着教化的思想在内，即感恩祖先赋予了后人血肉生命，后人应该慎终追远，返本报德。在原始社会，由于氏族、部落都拥有同一个祖先，祭祖就又起着凝结人心的作用，所以祭祖就像祭天一样，在原始社会各氏族、部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氏族、部落首领甚至是靠着垄断祭天祭祖的权利，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权威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民间信仰，并以此作为“家国同构”的基础来维护其宗法制度，祭祖文化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根主线，贯穿于中华文明历史的始终，成为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弥新的不死基因。

祭祖，对个体，对家族而言，是祭祀某个家族和宗族的祖先，对民族，对国家来说，则是祭拜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祖先神。将祖先作为神明来看待的观念起源很早。《国语·鲁语》中有一段关于历代“祖先神”的记载：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些列入国祀的“祖先神”根据有没有血缘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认为是有一定血缘关系传说中的氏族英雄，如有虞氏拜祭的尧和颛顼，夏后氏拜祭的鲧和颛顼，商人拜祭的冥和契，周人拜祭的后稷等；另一类被认为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作为古史传说中的重要的民族英雄，成为超越氏族的远世共祖而受到后人祭拜，如有虞氏和夏后氏禘祀的黄帝，及商族和周族禘祀的帝喾等等。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除过供奉祭祀自己认定的祖宗神外，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炎帝、颛顼、尧和舜等三皇五帝还是他们列入最高级别——国家祀典共同祭奉的民族始祖神。所以，祖宗和祖宗神共祀，宗族祖先和民族祖先同祭，是中国祭祖文化“家国同构”的一个特有现象。

三皇五帝画像

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时候，中国人祭祖就有了庄严的规制和仪式，并且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主要表现在祭坛的出现上。祭坛是古代用来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的一种特有建筑。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是天的形象，方是地的形象，所以祭祀时便“圜丘祭天”“方丘祭地”。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发现了一座大型祭坛，坛址是用很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址中建筑呈中轴对称分布，中轴线南北两边分别各竖立一座祭台。南边祭台呈圆形，直径约2.5米；北边祭台呈方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址中还分布着以石板、石块积砌而起的葬骨墓穴，随葬品只有用于祭祀祖先神灵的礼器——玉。这表明尚处于母系氏族

这表明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红山文化，就已经以敬天祭祖为其核心内容了。

东山嘴遗址祭坛

比起北方来，南方的祭祖文化也是不遑多让。几乎在同一时期，以礼制为特点的祭祀文化在长江流域也陆续粉墨登场。譬如，在浙江余杭瑶山，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祭坛被修建在山顶之上，居高临下，肃穆威严。整个祭坛是一个近乎方形的三重台面。在祭坛的南半部，依规模大小一溜排列着12座墓，越靠近祭坛中心的越大，随葬品也越丰富。像这样的祭坛墓地，在长江流域一带已经发现了好几处。

实际上，在长江下游地区，早在良渚文化之前的崧泽文化时期，祭坛墓地就出现了。譬如位于浙江省嘉兴县的南河浜遗址和位于浙江省无锡市惠山区的钱桥遗址等，都发现有大小不等的祭坛和墓地。另外，安徽含山凌家滩也发现了一处距今5500年、面积约600平方米的祭坛墓地。祭坛同样被建在丘陵的最高处，墓葬品有大批精美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等，其中多是具有宗教意义和用于祭祀的器物。

凌家滩祭坛

祠堂，即宗祠，又称宗庙、祖祠，是中华民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供奉祖先、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祠堂在国叫太庙——也就是古代皇帝的宗庙。古时的祭祖活动一般都在祠堂里举行，祭祀时该用什么样的器具，该做什么样的摆设，该穿什么样的服饰，仪仗与祭祀该有什么样的程序，都因主祭人的身份及祭祀名目的不同而有着详细、严格的规定。中国历史上关于太庙最早的记载是由孔子删定的《尚书·舜典》：

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司马迁解释说：

文祖者，尧大祖也。（《史记·五帝本纪》）

大祖，就是太祖、始祖。这里的文祖是指尧的大祖之庙，亦即唐尧王国之太庙。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舜觉得自己德行浅薄，要让给有德之人，不肯继承。后来在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庙里接受了尧禅让的册命。

尧舜时代祭祖文化有一个重大变化是，祖宗与祖先神、祖宗象征物“祖”与祖先神像出现了分离。这从陶寺宫城出土的众多垒砌“且”的陶楔残片上可以得到证实。陶寺陶楔“且”构建时，是由陶寺王族每个有资格的家支或家庭，贡献一片陶楔，共同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要强调认同同一个王族祖先，并归入同一宗法体制内部。这些陶楔元件组合在一起，象征着每一个家族都是王族的一分子，大家共同支撑王族存在于世，并且共同孝敬共同的祖先。“且”之顶部象征着王族的同一个祖先，此下逐步分支出各大宗、小宗家支、家族，形成宗法关系塔形模式。这个陶楔搭建的“且”就是礻＋且=祖。这个祖，外形虽是男性生殖器，但是完全超越了男性生殖崇拜的观念，而强调的是宗法制度下的抽象的祖先崇拜，所以陶楔祖本身已超脱了具象的祖先神像，成为强调宗法血缘关系的抽象祖宗，可称之为“陶寺陶楔祖宗”。正因为人们那时已经明确了祖宗与祖先神的区别，所以尧的祖庙设置在陶寺宫城内东北部，靠近宫城东北角门，而“陶寺陶楔祖宗”则摆放在陶寺宫城东北角北宫墙一带。（何驽《陶寺宫城陶楔祖宗发现探索琐记》，见2016年12月1日《考古汇》）

陶寺遗址观象台

由于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是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因此可以追溯到祭祖活动最早、最详细的记载也就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巫、卜、贞、奠、尞、占、鬼、报等。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不仅仅是恩赐后人血脉之躯的先人，还是死后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令人恐惧的亡灵。为了祈福求吉，防止祖先鬼魂作祟，殷人常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保佑。殷人奉献的牺牲更多的是人牲，就是用活人献祭祖先，其手段非常残忍，如砍头、活埋、焚烧、肢解，甚至把他们剁为肉泥，等等。这大概就是《说文解字》里关于“祭”——“从示，以手持肉”解释的出处。

殷商的祭祖行为显然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但到了周代，祭祖礼仪中祖先崇拜的色彩在淡化，而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却相应地增强了。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认为是上天的儿子，代天治理天下，是所谓的“大宗”，同姓诸侯则为“小宗”。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

“天子七庙”是指周天子的父、祖、曾祖、高祖之四亲庙，高祖的父和祖父之二祧庙，以及其始祖后稷之庙；“诸侯五庙”是各诸侯王父、祖、曾祖、高祖和始祖之庙；大夫以下类此递减，到了庶民百姓这一级，“祭于寝”，也就是说，庶民百姓只需在寝室里设祖宗牌位即可，不能单独设祖宗之庙。周王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其实际目的就是维护周王朝金字塔般的社会等级制度。

春秋时期，祭祖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更增添了“致意思慕之情”的伦理观念。孔子反对过分厚葬。他认为，祭祖的目的并非一定要用厚葬达于神明，更重要的是要唤起致祭者内心虔敬的情感，激发致祭者为忠臣、为孝子的良知。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礼记·檀弓下》）

孔子认为，用明器陪葬的人是知道丧葬之道了，器物齐备却中看而不中用。悲哀啊，死者用活人的器物，那岂不相当于用活人殉葬吗？之所以把它们叫作明器，是因为只有神灵才能明白这些器皿如何使用。用泥土做成的车，用茅草扎成的人，自古就有，这就是明器之道理所在。孔子说，以刍灵为陪葬品的人心地善良，而以茅草扎成的人为陪葬品的人不仁爱，以茅草扎成的人为陪葬品岂不接近于用活人殉葬吗？曾子后来继承孔子这种思想，明确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的主张——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处理，日后还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先祖，那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孔子和曾子这种更具人性化的思想将祭祖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治理天下遵循的不二法宝。

周代，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天子、诸侯和庶民百姓，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按照礼制规定的方式敬天祭祖，繁而不乱，场面颇为热闹。这一情景在《诗经》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诗经》是一部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300余篇来自宫廷和民间的乐歌，但其中竟有5l首是以祭祖为主题的（梅新林《〈诗经〉中的祭祖乐歌与周代宗庙文化》，《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如这首《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

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这样：

盲人乐师真不少，共同奏乐在周庙。

钟鼓架子设置好，崇牙上面饰羽毛。

小鼓大鼓与悬鼓，鞉磬柷圉排一道。

已经齐备就演奏，还有笛子和排箫。

声音和谐又嘹亮，雍容娴雅好技巧，

先祖神灵都听到。

我的贵宾光临了，看完演奏称奇妙。

时至汉代，在汉武帝的倡导下，汉儒继承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找到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代统治者一方面通过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力推举孝子、让不孝入罪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高度的治国策略。

由于汉王朝统治者对孝文化的大力提倡，汉代的祭祖与社（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祭遂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祭也成为凝聚社会功能的重要活动。汉代民间社祭，场面热闹，人山人海，形式也不拘一格。由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郊特牲》如此形容当时社祭的盛况：

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

里中百姓人家尽数出动，祭社神时，还举行田猎活动，人们都积极参与，不甘落后，丘闾庶民共同向社神献上上好粢食。

汉代民间祭祖祭天情景在“汉乐府”诗歌里也多有体现，如这首《郊祀歌·青阳》：

青阳开动，根荄以遂，

膏润并爱，跂行毕逮。

霆声发荣，壧处顷听，

枯槁复产，乃成厥命。

众庶熙熙，施及夭胎，

群生啿啿，惟春之祺。

春天来了，小草开始生根发芽。春天的雨露滋润万物，一切都在它的覆盖之下。春雷阵阵，蛰伏在岩洞里的动物无不结束漫长的冬眠，开始欢欣的生涯。冬天枯萎了的草木也都重新焕发了生机，那些生灵都在春的季候里恣意成长。春天万物和乐，春天的恩泽惠及每个生命的犄角旮旯。天下万物生机勃勃，都是因为受到了春天的福化。

这首诗歌是春天祭祀时唱的乐歌，用于迎送和歌颂祖先神。歌中写出了大地回春的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也表达了歌者向祖先神祈福的心愿。

魏晋后，佛教思想逐渐被改造成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本土文化，祭祖思想也融入其中，形成了以祭祖文化为基本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主流。

孔子在春秋时提出“礼不下庶人”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世礼制的制定和发展。讲“礼”成为王公贵族的特权，礼实际成为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和标志。先秦至隋唐时期，黎民百姓的祭祖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在各地延续。

祭祖礼仪作为皇家贵族特权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是在宋代。宋王朝由于推行科举制度，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社会阶层结构得以重新调整，这使得不同阶层可以共享重大祭祖礼仪这一文化盛事。

在宋朝还有一件影响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家礼》是理学家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认为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在行祭礼时，不必要拘泥于烦琐冗杂的礼仪要求。这样才可以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也方便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参与。朱熹对秦汉以来的祭礼进行了精简，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五礼”规制，即通礼、冠礼、昏（婚）礼、丧礼和祭礼。这一规制模式就成为后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宋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祭祖文化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祭祖观念也更得以深入人心。普天同祭，人人参与，就是这一时期祭祖场景的最好反映。宋代是中国古代诗词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不少诗歌都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祭祖场景，如高翥这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清明时节各家子孙前来祭扫，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坟前烧化的纸钱灰，随风起舞，犹如白色蝴蝶，哀哭流泪，像杜鹃啼血那样悲伤。

经过宋末元初的战乱后，明清的统治者更加意识到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达到人心归化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目标。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就明文规定，公侯品官于居室之东修祠屋三间，以祭祀高、曾、祖、考（生为父，死为考，入庙为祢）。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规定，三品官以上立五庙，以下立四庙。三品以上官“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转引自秦永州、杨治玉《明清时期的家庙与毁庙、祫祭》，见“立身国学网”）

如上所述，在先秦时期，礼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但该规定是以毁庙制作为代价的。“四庙”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四代，但等新一代家族的长辈去世，四庙就不够用了。于是，原来祭奉的高祖就要被“除名”，而被请进“祧庙”，藏在祏（古代宗庙里藏神主的石函）或专设的房间内，留下最亲近的先祖。

“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是说三品以上官员所立五庙可世世代代祭祀，不再实行毁庙制度。这个“不迁”突破了先秦以来的祭祀礼制，满足了民间厚葬久祀的愿望。自此以后，立庙者得以世代奉祀。随着子孙后代的不断繁衍，祭祀历代列祖列宗的宗族祠堂就在中国大地上漫延开来。受此影响，明代全国很多地方都因此出现了“家必有谱，族必有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的兴盛局面。

但民间祭祖在彼时也有了更详细的规制。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生活事件等各个方面，人们都得祭拜祖先，祖先成为全体家族成员走好未来人生之路的重要精神支柱。明清时，徽州曾流传有一本《祈神奏格》，仅其“书卷”部分所述祭祀祖先篇目就有：元旦拜祖先，新正送祖先，新正拜坟，四仲月祀祖先，清明祀祖先，中元祀祖先，做年祀祖先，高、曾祖妣忌日祀祖先，考妣忌日祀祖先，每常祀祖先，生日祀祖先，生子祀祖先，冠礼拜祖先，婚礼拜祖先，嫁女辞祖先，腊月二十四接祖先，除夜祀祖先，离家赴任、经商祀祖先，抵任、抵商安家祭祖先，官署、客旅祀家先，新娶拜坟，如此等等。（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

朝廷不仅是下文要求、鼓励臣下和平民百姓虔诚祭祖，皇帝本人也经常为此做出表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皇帝亲临或委托大臣拜祭的不仅有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社稷之神，历代祖先、历代帝王、先圣先明等更是他们祭祀不可少的内容。清乾隆皇帝就曾经四次不远万里到大清皇帝爱新觉罗氏族的祖陵——今抚顺永陵——祭祖，并在路经抚顺、兴京等地时，写了近30首诗，抒发他沿途观感和祭拜祖先的思想感情。譬如，这首《进柳条边》就反映了乾隆彼时祭祖的心态：

九关台引柳条边，峻岭崇山相属连。

一入分明别内外，沛丰近矣意欣然。

胜时结柳原堪禁，衰际修城办易颓。

皇子扈从谓知否，守成难论慎思之。

一个慎终追远、诚惶诚恐、勤勉敬祖的帝王形象跃然纸上。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祭祖文化不仅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历朝历代宗庙制度赖以产生和延续下去的思想基础。可以说，祭祖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和根，是中华文化的本和魂。作为以宗庙、礼乐、汉字为三大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都是祭祖文化中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又都是祖先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大戴礼》云，“礼”有三个根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有多种，但祭为之本，亦为之先。《说文解字》曰：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礼有五经，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诸礼之中，莫重于祭（吉礼）。祭的意思就是，人奉祀祖先神灵以求吉祥福慧，所以，事祖（神）致福乃“礼”字之本义。

《说文解字》共收录有540个部首的9000多个字。其中，在“示”部当中共有63个字，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内容，譬如：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礿，“夏祭也”；祓，“除恶祭也”；禳，“磔禳祀，除疠殃也”；禬，“会福祭也”；禅，“祭天也”；禂，“祷牲马祭也”；禧，“礼吉也”；禛，“以真受福也”；禖，“祭也（求子祭）”，如此等等。

当然，在《说文解字》中，祭祀文化并不仅限于这一个部首，但是这一部首却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代表着祭祀对象、祭祀场所、祭祀活动、主祭人物等。

由于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人类发展的初期便有了鬼魂的观念，经过长时间口耳相传的渲染，祖先便俨然具有了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他们能于冥冥之中监视后人的言行，并加以护佑或者惩戒，后人也深信通过祭祖可使祖神保佑与赐福自身。因此，祭天祭祖就成为原始社会人们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发明产生。正是祭天祭祖和其他人类初始活动的需要，才推动了第一批汉字的产生。譬如，“祖”“宗”二字，“祖”字，其古体字为“且”，本形为“男根”，代表着生殖崇拜升华后的祖先崇拜，其形又如立于台上之祖宗牌位。“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传》曰：宗，尊也。”尊莫尊于祖庙，故谓之“宗庙”。（同上）

如果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脉络，我们会发现，自始至终，祭祖都像一根红绳一样，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其影响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如，我们的姓氏就是对我们家族祖先的纪念，我们的“中华”“华夏”则是对我们民族祖先“华胥氏”“有夏氏”的缅怀。再以成语为例，流传下来且还在广泛使用的，就有三四十个之多，诸如祖宗法度、祖宗成法、显祖扬宗、显祖扬名、祖武宗文、绳其祖武、成佛作祖、认祖归宗、九宗七祖、荣宗耀祖、光宗耀祖，等等。

国有太庙，族有宗祠，家有祖龛，祭祀祖先的场所在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缅怀祖先，孝敬父母，显祖扬宗，世人景仰；数典忘宗，败坏家风，辱没祖先，社会不齿。文化者，文以教之，化以育之也。祭祖文化千百年来早就成为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和基本信仰。

本文是2017年3月9日李琳之教授在太原理工大学“清泽人文讲坛”讲座文本实录。原标题为“漫谈中国的祭祖文化”。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长安街读书会推荐干部书单（经典篇）“2022长安街十部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