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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所向：基于经济援助与意识形态的研究  作者：Travers Child，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毕业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丁伯根研究所，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外资援助、民意研究、暴力行为，和后冲突时期的腐败行为。 来源：Travers Child, “Losing Hearts & Minds: Aid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7, No. 2-3, 2023, pp. 457-493. 摘要 “民心”理论认为，发展援助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公共产品会自然而然地增强社区对政府的支持。根据在喀布尔的实地采访，我们建立了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强调平民个体的意识形态偏好。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平民都会根据他/她独特的偏好，支持政府军或叛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些援助项目在意识形态上是富有争议的，提供更多的援助反而会削弱社区对于当局的支持。因此，捐助方要调整外援的组合形式，以降低对意识形态相对敏感人群的芥蒂。基于阿富汗数据的个人层面分析证实了我们理论的关键特征。争议性较低的项目可以增强人们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好感，而有争议的援助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此外，对发展的支持与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密切关系，而对叛乱分子支持度的影响则较弱。 导读 近二十年来，西方国家政府陷入了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线任务中。为此，仅美国政府在战区的发展援助上就花费了2000多亿美元（SIGIR 2013；SIGAR 2018）。尽管财政支出可观，但冲突后援助是否成功仍不清楚。美国军队长期以来持“民心”观点。该观点认为，发展援助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公共产品来建立民众对当局的支持。作为援助的交换，社区与当局分享有关叛军计划、身份和下落的情报。 尽管有大量研究致力于利用社区对政府军的支持，但很少有实证研究验证 “民心”理论。Berman等人（2011）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的指挥官应急计划（CERP）减轻了伊拉克的暴力。但Chou（2012）、Child（2014）和Adams（2015）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阿富汗的CERP项目效果并不显著。在更广泛的文献调查中，Zürcher（2017）显示，冲突环境中的援助实际上更有可能加剧而不是减轻暴力。 过往对 “民心”理论的反思 过往的实证一般通过反面案例来研究、扩展“民心”理论。许多人将援助的有害影响归因于叛乱分子的战略行为（例如，Crost等人，2014；Sexton，2016；Weintraub，2016；Khanna和Zimmerman，2017）。其他研究发现了社区内对于援助方不满情绪的重要作用。在阿富汗，Karell和Schutte（2018）表明，在非包容性的援助项目之后，冲突增加。Child（2019）认为，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可以解释军事主导的教育项目之后的冲突加剧。但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带来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标准的民心理论强调社区的实际和具体利益。在这种描述下，平民支持叛军大多是以获得援助物资和经济支持为目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知道当地人的忠诚可能是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观点。当地人的观点甚至可能是由外国干预本身引起的不满而形成的。例如，在阿富汗，定性研究将不满情绪与一般的援助（Fishstein & Wilder 2012；Jackson & Giustozzi 2012），特别是与教育项目（Giustozzi 2010；Giustozzi & Franco 2011）联系起来。 互动理论：基于社区的理论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援助和冲突的正式理论，其中，我们认为社区内不满情绪是关键。在我们的模型中，外国援助会在社区成员中产生一系列基于其基本意识形态偏好的反应。针对同一项外国援助，一些社区成员或许支持、认为有利于社区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则可能持怀疑甚至不支持的态度。每个平民都有几率对政府军或叛军投以忠心。与此同时，两个战斗团体的成功都依赖于社区的支持。因此，双方的相对力量取决于社区中的意识形态偏好与外国援助的互动形式。 我们的模型认为，社区成员是叛军与政府军共同依赖的支持基础。而每个公民根据援助活动独立评估并决定支持哪个战斗团体。社区对所有项目的看法不尽相同——外国修建的学校可能会引起意识形态上的抵制，而公路建设项目则会赢得人心。因此，社区支持取决于捐助方选择的援助方式有多大的争议性。援助方和社区偏好之间的错位程度决定了社区忠诚度的分布情况，也最终决定了叛军实施暴力和榨取租金的能力。 1. 意识形态的社区成员 支撑我们模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某些援助项目在意识形态上是有争议的。被截获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通信反映了对外国参与石油（CTC 2006；2007b）、媒体（CTC 2007a）和教育（CTC 1999；2009）等部门的敏感性。在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教育项目被认为是特别有争议的（阿富汗公司2013年；阿富汗非政府组织J2013年；捐助方E2013年；记者F2013年；捐助方G2013年；捐助方H2013年）。Giustozzi（2010）和Giustozzi和Franco（2011）记录了来自保守社区对外国参与教育的抵制。课程设计一直是当地叛乱分子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外国非政府组织I 2013；研究组织C 2013）。举例来说，基地组织的《圣战》杂志指出，"西方为了长期终结伊斯兰教而引入的最危险的东西之一，就是集中拆毁语言、宗教和伊斯兰历史的课程"（CTC 2007a）。同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其他大多数援助项目都被认为是无害的（记者F 2013；捐赠者G 2013；捐赠者H 2013；阿富汗非政府组织J 2013；外国非政府组织K 2013）。Child（2019）提供了与这些报告一致的证据，表明教育项目加剧了阿富汗的冲突，而健康和安全项目的情况则相反。 2. 自利的援助方 在我们的模型中，捐助方的发展目标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的。捐助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把资源的消耗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而当地的敏感问题在这种追求中是次要的（捐助方G 2013；捐助方E 2013）。各个项目部门的资金分配是与国内议员协商后做出的政治决定，更多的是基于捐助国家优先事项（捐赠者L 2013；捐赠者H 2013）或全球贫困解决方案（捐赠者L 2013；捐赠者E 2013），而不是基于当地社区的偏好。因此，重建和发展工作不是一个纯粹的利他主义努力。私营承包商（阿富汗公司，2013年；外国公司M，2013年）和其他发展利益相关者（阿富汗非政府组织J，2013年；记者F，2013年；捐赠者G，2013年；捐赠者N，2013年）都很清楚这一点。正如一位在喀布尔的外国官员坦率地说的那样：“这里的每个项目都有很大的政治性。这都是一个更大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全国有很多很多项目，我相信这些项目都有很多经济、文化上的考虑，但是凌驾于所有这些之上的是强大的政治理由。”（捐赠者H，2013年）。 研究方法与结果 2013年11月，作者对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21次非结构化的现场访谈。受访者包括外国政府捐助者（9人）、当地和外国非政府组织（4人）、私营公司（3人）、研究机构和记者（4人），以及一名特种部队人员（1人）。对话者所表达的观点反映在支撑我们理论框架的核心假设中。 我们使用关于阿富汗公众舆论、外国援助和冲突的独特数据来测试我们模型的关键特征。作者通过一项试验性的数据共享协议获得了民意数据，该协议提供了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坚决支持总部的阿富汗全国季度评估研究（ANQAR）调查的访问。这些数据涵盖了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期间在阿富汗各地调查的大约40,000人。从ANQAR数据中，我们获得了关于平民对援助工作和战斗团体（包括政府、国际和反政府武装）态度的信息。援助数据是通过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北约C3机构的《阿富汗国家稳定图》（ACSP）的备份获得的。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以精细的时空颗粒度，按部门追踪外国援助项目。冲突数据来自美国国防部的重大活动（SIGACTS）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由安援部队和当地国家安全伙伴提供的带有时间戳和地理定位的事件。 我们的模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和意识形态上中性的外国援助项目都存在；（2）社区成员对援助倡议的评估驱动他/她在冲突中的立场。我们的分析验证了第一个特征，证明了外援项目对个人发展举措评估的影响。我们把教育项目看作是有争议的，而其他项目则被认为是相对中立的。这些假设是基于第三节的实地访谈和定性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争议的援助会降低人们对发展的看法，而良性的项目则会导致社群对经济发展更有利的评估。同时，对援助评估不佳的个人对其政府和国际力量的信任度较低，而对反政府分子的信任度较高。 词汇积累 民心理论 Hearts and minds theory 具有争议性的援助 Contentious aid 良性的 benign 当局/政府军 Counterinsurgents 译者：刘睿洁，国政学人编译员，牛津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生。 校对 | 李航 胡可怡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杨璐蔓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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