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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事是最为迫切、最为紧要的？答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因为自身的地位、利益、视角等不一样，因此，也会有所不同。贞观十六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就对他的臣子们提出了这一问题。结果，他的臣子中，有人说是让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有人说是安抚边境的少数民族，有人说是用礼义来感化与规范百姓，谏议大夫褚遂良则说，是制定法令，让太子、诸王有各自的名分，并把它留给子孙万代。 唐太宗肯定的是最后一种意见，亦即谏议大夫褚遂良的意见：这话说得对。我快五十岁了，已经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日渐衰老。将我的长子立为东宫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儿子将近四十人，我常常为此担忧。但自古以来，无论亲疏都没有好的办法。你们得为我寻访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太子，还有各个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来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久就会加深情感。王室祸乱，大多因此而产生。所以，诸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
应该说，唐太宗的身边的大臣们对于“当下国家什么事儿最为迫切”这一问题的回答，各有各的道理。而如果站在现代政治的角度来评判，那么，我们恐怕最该认可的是第一种答案，即让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而这，也暗合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持这样的观点的人，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治国理政的第一位，真正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唐太宗之所以肯定最后一种答案，即制定法令，明确太子、诸王的名分，并把这法令留给子孙后代，毫无疑问的是，那是因为唐太宗乃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已经成为皇帝的他，如何才能让李唐的江山永续，不致旁落他人之手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皇帝居于权力的核心，拥有绝对的权威；皇帝的族人，包括兄弟、儿子等，理所当然地可以通过“分封”等方式，从皇帝那儿获得种种好处，同时也有拥护与支持前者的义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为了避免家天下因为内讧而“变色”，唐太宗们委实为此煞费苦心。他这是既基于历史，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唐太宗的龙椅，不就是从他哥哥太子李承乾那儿抢来的吗？他的那些弟弟和儿子会不会也对龙椅产生兴趣，并为此大打出手？ 相关的法令后来应该出台了，但是，有没有如唐太宗所愿，真的避免了龙椅之争？答案又是否定的：太子李承乾与嫡次子的李泰之间，就为这张龙椅而明争暗斗；事态甚至一度几近失控——李承乾试图暗杀李泰与“逼宫”唐太宗。也因此，唐太宗最终废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在诸子中选择了性格相对柔弱，在他看来如他做皇帝可能让几个嫡子无性命之虞的嫡三子李治。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即便是有相关法令，事实上谁也没办法阻止做皇帝的“诸弟”与儿子为了龙椅而反目？ 还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上来。在现代国家，民生无疑应该是一个国家最为迫切的事儿。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加强与巩固其“家天下”，让他和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做皇帝，永葆江山不致旁落他人之手，可以永远享受权力、地位、物质等方方面面的好处才是最为迫切的事儿。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封建帝王的这样的想法虽然看上去很美，可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它只能是美丽的肥皂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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