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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初四，紫禁城宁寿宫张灯结彩、喜气盈人，乾隆皇帝在皇极殿举办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千叟宴”。宴会结束时，管宴大臣分别颁发皇家赐予的诗刻、如意、寿杖、朝珠、缯练、貂皮、文玩、银牌等各不相同的赐物。并赏给106岁的老民熊国沛、100岁老民邱成龙六品顶戴，赏90岁以上百岁以下老民、兵丁等七品顶戴，以显示清廷的“优老”政策。而诸位阿哥以及康亲王永恩、睿亲王淳颖等、以及阿桂、和珅、王杰、刘墉、福长安、纪昀等109名王公大臣得到的赏赐，却是一篇文章——墨刻《御制热河考》。早在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就拟好了赏赐人员的名单，其中有阿哥18人、王爷10人、军机大臣6人、大学士1人、尚书10人、左都御史2人、侍郎26人、副都御史5人、南书房翰林4人、总督10人、巡抚15人、予告大学士和予告尚书各1人。那么，《御制热河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值得在这样隆重的场合赏赐给这些重要的人物呢？ 
乾隆二十八年秋，乾隆皇帝驻跸在避暑山庄，他看着武烈河水从暖流喧波流进避暑山庄，更多的水从山庄东侧流过，心想这暖暖的河水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呢？于是，他就派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纳锡策和内大臣努三两个人去寻找热河的源头。根据两人的踏查结果，写下了这篇《热河考》，在这篇文章里，他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里的差误。（不喜古文可直接略过读译文，连译文也不喜，可以都略过）
热河考（戊子） 考水源而不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虽博综载籍，稽诸故老之流传，不能参互而订其蹖曩。或以热河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今秋驻山庄，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纳锡苐内大臣努三往寻热河之源，则得之于察汗陀罗海，其地距热河二百里，而赢流经固都尔呼达巴汉麓，遂名固都尔呼河，西南至于中关东茅沟，河水自玳瑁沟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赛音郭勒河水。自霍尔霍克达巴汉之三道沟出，南流折而西南，与汤泉合，又西注之。三源既汇，又西南流，沿山庄东北，历锤峰下，山庄行宫内亦有温泉流出汇之，于是，始有热河之名。南流折而东，复折而南，入于滦。是则热河乃会濡水，而非濡源审矣。郦道元《水经注》云，濡水又东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东藏水注之，东藏水出东溪，西南流，与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东南流经列溪，谓之武列水。东南历石梃下，层峦之上，孤石云举，高可百余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梃即今锤峰，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尔呼、茅沟、赛音郭勒三源，则热河之为武列水无疑，苐古今异称，今人但知热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则不足据。今考，固都尔呼为西源，茅沟为中源，赛音郭勒为东源。西源自北而来，先合中源，又南，始与东源合。道元所谓西藏水，又岂能越中藏而先与东合哉。此其叙述错综，已足滋惑，而以中藏为先合东藏，则又其显然大谬者也。
热河考（陈登亿先生译文） 考察河流的源流，却不亲到河流现场， 不去实地考察弄清它的主流、 支流是怎样分合的。这样就是广泛参考过去有关的记载和书籍，考订熟悉掌故老人们的口头流传， 也不能相互参证订正过去记载的驳杂和错谬。有人认为热河是濡水的上源，我本来非常怀疑这个说法，但没有时间深入考察。今年秋天我驻在避暑山庄， 派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纳锡策和内大臣努三两人去寻找热河的源头， 结果在察罕陀罗海地方找到了。这个地方距热河(即承德市)二百多里、 它的干流经过固都尔呼达巴罕山脚下， 叫固都尔河。折向西南，流到中关东边， 茅沟河自玳瑁沟流出，西南流向，汇入固都尔河。两河会合后、再向南流。赛音郭勒河从霍尔霍克达巴罕的三道沟流来，先向南流去，又折向西南，和汤泉之水会合后，再转向西南注入这条河。三条河流会合后，再折向西南，经过山庄的东北边沿，从锤峰下面经过。在这里，山庄行宫里边也有温泉流出与之会合。到这时才有热河这个名称。热河南流再折向东又折向南，流入滦河。这样看来，热河是濡水的支流而不是濡水的源头，是非常明确的了。 郦道元《水经注》说：“濡水再向东南流，武列水和它会合了。武列水是三条较大的水会合成的。西边的这条叫西藏水，流向西南，东藏水和它会合。东藏水从东溪发源，流向西南，和中藏水会合后，又南流从东边流入西藏水，所以叫它'三藏川。’再向东南流去，经过列溪，叫做武列水。又东南流去，经过'石挺’下面。'石挺’高踞在很高的岩石之山，孤立的一块大石头，高耸入云，足有一百多仞高。武列水后来流入濡水。”按郦道元所说的“石挺"，就是现在的罄锤峰，所说的三藏水，就是现在的固都尔呼、茅沟、赛音郭勒三条河流。那么热河就是武列水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古今名称不一致，今人只知道热河这个名称，却不知武列这个名称罢了。但是，郦道元所说的三条河流会合的顺序，却是不足为据的。根据我派人实地考察，固都尔呼是西源，茅沟河是中源，赛音郭勒河是东源。西源从北边流来,先与中源会合，再向南才和东源会合。郦道元所说的西藏水又怎能越过中藏水先与东藏水会合呢？这样颠倒的叙述，已经足够造成混乱了，而且他又说中藏水是先和东藏水会合，那又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乾隆皇帝的这篇《热河考》写于乾隆二十八年，很显然，乾隆皇帝对其“考水源而不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虽博综载籍，稽诸故老之流传，不能参互而订其蹖曩”的观点很重视。在他看来，决定一件事情，仅仅博览群书、收集故老的传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去实地亲自踏查、测量。这也是由他开启的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一贯观点，为此，他极力用各种方式推广这篇文章。乾隆三十三年，乾隆皇帝以水墨橫批御书于纸张，再由內务府造办处进行裱装。《內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录了《热河考》曾数次以御笔纸本橫批形式，由內务府送苏州装裱成卷。此外，乾隆朝的宫廷时兴缂丝艺术，内务府曾受命参纸本《热河考》装裱，制作缂丝卷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都有苏州装裱卷收藏。而墨刻《热河考》的印刷，更促进了《热河考》的流通与发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戴震校的《水经注》，卷首开篇，即录入乾隆御制《热河考》。借着《水经注》殿本的刊刻，《热河考》为清代士人知悉。又二十年过去了，由于长时间的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乾嘉学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清中期兴起的考据学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按照他自己的约定，乾隆六十年就要退居二线，将来的后继者能不能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担忧。于是，乾隆五十九年，皇帝于正文后增补御制《重订热河考跋》，对原文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说明。同年底，令内务府制新版墨刻，正月，赏赐给这109位阿哥、王和群臣。台湾故宫博物院对此评价：《热河考》通过殿本刊行与赏赐等渠道，甚而影响乾嘉学者的地理知识，反映清代考据学风与帝国版图扩展之间的互动。
两天以后的正月初六，永恩、淳颖等54人共同上奏乾隆皇帝，恭谢天恩赏赐《御制热河考》墨刻一分，并认真地汇报了学习体会，与乾隆皇帝互动：大文焕乎有章，既征信于今时，更订伪于往帙，盖夏书导積石成功告而仅志身经，元史志河渠载籍传而半，由耳食顾祖禹方舆漫记，何尝分析濡源，郦道元经注多诬，未免牵强，洫水使考古仍然泥古，奚知信古之非。惟临流即以泝流自验合流之谬，总缘异地之语言参错，屡变则愈失其真... ... 这几位除了夸赞乾隆皇帝的“既征信于今时，更订伪于往帙”这种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外，还批评了顾祖禹、郦道元等人在地理学方面的失误。“耳食”，是用耳朵吃饭，指没有确凿的根据，未经思考分析的传闻。
这54人中，不乏有和珅、福长安、刘墉、纪昀等人们都熟悉的名臣，“耳食顾祖禹方舆漫记”，这句话可称得上是“名臣名言”了。
5. 接下来，由近及远，外地接到赏赐墨刻《御制热河考》的大臣们的“奏谢”折子也纷纷进京了。正月初八，山东巡抚毕沅上奏谢赏折，夸赞乾隆皇帝“心融大智，手勒鸿文，为纬为经，万里握轩图秘要，由分由合三川，辟郦注传譌（同讹）式，是贞珉昭兹德水前此，远踰（同逾）葱岭，瑶编垂河道之经，继而上溯胎簪宝翰，著淮源之记”。正月初十，山西巡抚蒋兆奎的奏折到了：皇上圣由天纵，学本渊涵，省方则某山某水，宸章并丽，格物则多能多识... ...睿智如神，岂桑钦郦元之所能及，破古今之浅见，信书不如无书。
所有奏折在夸赞乾隆皇帝的雄才大略外，都在敬仰他这种倡导实地勘察的精神，多数奏章都说郦道元的“耳食”。
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这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关于清代考据学之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序里说：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梁启超的这句话，也“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题目是《义理考据和辞章》，是讲如何写文章的。老师讲到清朝把考据做到了极致的原因是，朝廷大兴文字狱，怕死的学者们就都回避现实问题，而纷纷去考证古文里之乎者也的对与错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讲理和活着之间，还是活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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