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0年初的一天，从福建率领红四军到达赣西南的毛泽东同志来到红四团的驻地看望部队。对毛泽东的到来，罗炳辉非常高兴。他对毛委员闻名已久，而且很敬佩，早已希望见面。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天上午，罗炳辉兴奋地告诉值班员：“毛委员从福建来看我们，赶快集合部队，请毛委员讲话， 有人问：“是哪个毛委员呀？” 罗炳辉说：“是毛泽东同志罗！” 其实，毛泽东这个名字，对起义官兵来说是不陌生的，都知道“朱毛红军了不起”，早想见到他了。大家列好队，听说毛委员要讲话，又惊又喜，迫切地等待着。不少人还想， 毛委员是个大人物，大概要坐轿子来，穿的也一定会很好。 大家正在猜想的时候，罗炳辉突然发出口令： “立正！现在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 原来，毛委员就站在集合队伍的旁边。他身材高大魁梧，走到队伍前面，大家见他穿的黄棉衣，背后有两个洞，还没有来得及补好，裤子也补了补钉，穿的胶鞋也快磨烂了，大家都感到惊奇，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人物竟跟普通战士穿着一个样。 毛委员讲话的湖南声音很重，但清晰而洪亮。他说： “同志们，知道你们起义了，到红军里来了，我们很欢迎，很欢迎呀！你们辛苦了，据说最近还打了不少胜仗，你们不错，是值得庆贺的。” 接着，毛委员又说： “我们红军很苦，每天吃五分钱的伙食，穿的也很差，大家都见到了。反动派卡我们的脖子，人民群众也很苦。我们只有到敌人的手中去拿。” 然后，毛委员问大家： “大家怕不怕苦？” 一片洪亮的声音回答说：“不怕苦！” 毛委员又问：“能不能战胜困难？” 又是大声地回答：“能！” 气氛非常活跃。毛委员带着笑容继续说：“同志们，蒋介石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他们以为不消灭红军不解恨。蒋介石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偏要生存，偏要发展壮大。我们还要多打胜仗，多消灭反动派。” 毛委员的到来，对罗炳辉和红四团全体干部战士是巨大的鼓舞。他的讲话，干部战士普遍反映很好，在这前后，红军领导人朱德也来到红四团看望部队。罗炳辉对朱总一真很敬佩，这次又见到朱总自然十分高兴。朱总称赞罗炳辉的起义，称赞红四团接连打胜仗，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消灭更多的敌人。 同年一月，为加强赣西南地区的对敌斗争，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的赤卫队集中起来，编为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政治委员（二月由陈毅接任）。 红四团与新建不久的红五团合编为第二旅，罗炳辉任旅长，归红六军建制，随即改称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两个支队，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曾炳春任政治委员。中共红六军军委成立时，罗炳辉是委员之一。 红六军的建立，对推动赣西地区的军事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罗炳辉特别高兴的是同黄公略军长见了面。黄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红军将领，也是罗炳辉久仰的人物之一。黄公略高度赞扬了罗炳辉领导的吉安起义，称赞罗率领的部队战斗力强，打了许多胜仗。罗炳辉表示，这只是开始，做得还不够，今后要在黄军长的领导下，带好部队，打好仗。 同年二月，毛泽东在吉安县东固区陂头村的梁家宗祠，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和赣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二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公略、刘士奇、曾山、宋裕和等四十余人。罗炳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还称赞罗炳辉是一心追求真理的起义将军。会议通过讨论，决定了党的主要任务： 第一、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革命政权。 第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第三、扩大红军，发展工农武装。· 这次会议还决定，以红四军前委为基础，扩大组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及赣西、赣南、湘赣边地区党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后因条件限制，共同前委实际上仍只起到红四军前委的作用)。会议还决定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罗炳辉出席“二七会议”，同许多领导人见了面，听了毛泽东的重要报告，参加了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解决贫苦农民土地的问题，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罗炳辉少年时潜藏在脑子里打恶霸、救穷人的思想被引发出来，进一步懂得了土地革命的道理，更加坚定了革命立场、同年三月十五日，中共赣西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产生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即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罗炳辉当选为执委委员。 十七转战湘赣 一九三○年二月，对赣西南红军的胜利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江西反动当局感到震惊，迅速拟订了江西“分区防剿计划”。但由于兵力不足和士兵厌战，加之红军的战术 灵活，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因而处于被动地位：攻，则徒劳无功，疲于奔命；防，则不能互相呼应，不胜其扰。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又采取了“防剿” 的新措施，包括对一些县城加固城墙、增筑碉堡；增编四个保安团，省政府增设保安处；等等。但这科“临渴掘井”的措施，缓不济急，无济于事，只好搬兵求援。 当时蒋介石的正规军都投入军阀混战，连一个团也抽不出来。鲁涤平只好向湖北绥靖主任刘诗求援，才于不久前从鄂南调来了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唐云山自特是黄埔一期 学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比较好，低估红军的力量，误以为“歼灭”红军主力的机会到了。 唐旅到吉安后，鲁涤平命令十八师的朱耀华旅为掩护，由唐云山旅为“进剿、部队”，担任正面先锋，向东固搜索前进。 朱德、毛泽东根据上述敌情，改变了在“二七会议”上确定的进攻吉安的计划，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即罗炳：辉纵队，集中于根据地内的富田地区，相机歼灭唐云山部。 二月二十四日，唐云山率部由北向南出动，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始遇到农民赤卫队阻击，唐毫不在意，指挥部队追击。当其两个营到达水南时，红军主力立即实施猛烈进攻， 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分歼灭，余部逃向施家边，企图会合其主力，依托在山上构筑的工事固守。二十五日，红军以一部向敌之侧后施家边迁回，集中主力向进到值夏、富滩的 敌人发起猛攻，经一天激战，歼唐云山旅大部，俘敌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余支、机枪十八挺、迫击炮十余门，以及大批弹药和装备器材。唐云山负伤化装逃跑。 在这次战斗中，罗炳辉率红六军第二纵队从一个方向进攻，打得英勇顽强，为歼灭唐旅作出了贡献。这是罗炳辉率部起义后参加的第一个大仗。 歼灭了唐旅，红军军威大振，装备得到补充，实力更加增强，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也使江西省的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大为恐慌。 同年六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中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为适应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的需要，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第六（不久改称第三军)、第十二军组成第一军团（开始时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共第一军团前 委，毛泽东任书记。所属三个军：红四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政治委员；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红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由于伍中豪因病未到职，由罗炳辉任红十二军代理军长；不久，伍中豪牺牲，罗任军长。 红十二军由闽西地方红军六个独立团于当年四月合编而成。在此以前，他们是乡、县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已经过了一年多斗争的锻炼。这次编组时，又调进原红四军的第三纵队为骨干，并加以充实，战斗力有了加强，但此时装备不足，兵员有限，只有两个纵队。 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错误的决议，过低估计反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要求各地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并且命令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 同年六月下旬，朱德总指挥、毛泽东政委在组织上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率红一军团主力从福建长汀出发，挥师北上，边走边做群众工作，筹款、扩军，于比月二十日到达南昌西南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并派罗炳辉率部进逼牛行车站。毛泽东政委考虑到南昌城固难攻，没有机械地执行冒险计划，而是从实际出发，耐心地说服教育干部不要打南昌。 罗炳辉在北伐时参加过攻打南昌的作战，深知南昌城防坚固，拿红军当时的装备来攻打有重兵把守的大城市，等于用鸡蛋碰石头，是不可能取胜的，因而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政委关于不打南昌这一正确主张。 八月一日，罗炳辉奉命率部对牛行车站进行攻击，隔着赣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后来在回忆《袁州、罗坊会议前后的情况》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的。他不同意去打南昌。可是，一军团的少壮派（指年 轻的干部)却仍然主张要去打南昌，只有朱德、罗炳辉等少数年纪较大一点的同志拥护毛泽东同志不打南昌的主张。为了弄清敌人情况，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派罗炳辉同志带了一个 排去侦察南昌的敌情。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结果一军团坚持了正确意见，没有去打南昌。” 对于是否打南昌的问题，朱德总司令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讲话中，也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 罗炳辉完成对南昌的示威以后，率部随朱德总指挥、毛泽东政委转兵西进，至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 此时，朱德总指挥、毛泽东政委从报纸上获悉湖南敌军正向红三军团进攻，为支援红三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地区的局面，决定率部向湖南挺进。 同年八月中旬，红一军团到达万载以西的黄茅时，进一步得知追击红三军团的湘军第三纵队四个团进至文家市地区。该市位于湖南浏阳县城东南，靠近江西边界，地势险要，为湘赣边区的军事要地，周围是革命根据地。红一军团前委决定乘该敌立足未稳，求歼该敌。八月二十日，红一军团奔袭文家市，一举歼灭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莹，俘敌一千余人，击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只、机枪三十余挺，获得了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攻打文家市的战斗中，罗炳辉带着两个连走在前面，当侦知敌人有从文家市撤退的迹象后，立即指挥部队猛扑上去，争取了战斗的胜利。 文家市战斗后，红一军团到达测阳东北永和市，与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党的第一方面 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罗炳辉率领的 红十二军仍属红一军团建制。 在此期间，罗炳辉同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见了面。彭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著名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他敬仰的人物之一。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向长沙推进，二十九日抵达长沙近郊。当获悉长沙有敌十万重兵把守，且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情报后，总前委遂决定：“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九月三日，长沙之敌第三十一师两个多团的兵力向外出击，在方面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罗炳；辉率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红四军一道，向长沙出击之敌大举反击，将敌人歼灭在赣江边上，仅俘虏的即达一千余人。 后获悉增援长沙的国民党军已到湘潭，总前委乃改变部署，于九月十二日撤长沙之围，转到株洲、萍乡地区待机和休整。 九月下旬，决定攻打吉安城。 吉安，位于赣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是水陆交通和物资集散中心，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敌人仅控制着一座孤城。 但吉安工事坚固，以前曾几次准备攻打，均因情况变化而未能实现。 十月四日，在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指挥下，罗炳辉军长率红十二军，和红四、红三军以及赣西南的地方红军第二十军一起，一举攻占吉安城，守城的敌人一部被歼，大部趁夜狼狈逃窜。 打下吉安城意义重大，苏区人民受到了鼓舞，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江西、湖南的敌人受到震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赣西南特委关于《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指出：“一方面军由湖南转入江西，夺取了吉安，打败邓英，一时更形成了赣江中段、南段一片红色区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红星报》子任的文章还指出：根据红军负责同志的意见，此次占领吉安的教训，是在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才把吉安占领了。这次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 攻占吉安以后，红十二军军部就驻在吉安城内。罗炳辉重返旧地，感慨颇多，他回忆起引导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启蒙人赵醒吾烈士；他看到吉安人民欢庆解放，喜气洋洋，和 一年以前他所看到的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照；他回顾一年来转战湘赣的情景，决心跟随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奋斗不息。 在吉安，罗炳辉充分利用情况熟悉的有利条件，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筹款，扩兵。罗炳辉亲自向自愿参加红军的一百多名青年讲话，说： “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为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军队。红军要打土豪分田地，要打倒欺负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同志们 参加红军很光荣，红军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亲密团结。 但是，红军有铁的纪律，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要加强军事训练，努力学习，英勇作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罗炳辉洪亮的声音，朴素的衣着，魁梧的身材，给红军新战士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参加红军只有十四岁的刘昂，在五十年后回忆罗炳辉当时讲话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时写道： “他声若洪钟，越讲越起劲。我边听边好奇地打听讲话的是谁？一位带新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们红十二军的军长罗炳辉！’听这么一说，我惊喜地睁大眼晴看着他，越看越觉得他朴实亲切，不象当官的，使我油然而生敬意。从此，罗炳辉同志的高大形象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打下吉安后，罗炳辉以红十二军教导队为基础，加以补充、扩编，成立第三纵队。这样，红十二军就有三个纵队，部队力量充实了，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不久，他所属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依次改称为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同年十月七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吉安城召开了省苏维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罗炳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此时，对打大城市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有少数人坚持要按立三路线去打大城市。为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十月十七日在峡江县城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和军长、政委以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罗炳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总政委在会上反复阐述当时的形势，说明不能打大城市的理由，强调要在广大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终于说服了大家放弃进攻南昌、九江的主张。这次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向娜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