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噩耗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悲痛，各界人士纷纷对周恩来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追悼会结束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生前的遗物时，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早已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内容是周恩来和其他三个人的合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张能贴身保存的照片，说明对周恩来而言，这张照片非常重要。另外，从这张照片的新旧程度上看，这张照片跟随周恩来已有几十年之久。 后来，人们在照片的背后，发现了周恩来生前写下的八个大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周恩来在劳山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以至于“仅存四人”？除周恩来外的另外三个人又是何许人也？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著名的西安事变随即爆发。 两个星期之后，在我党不断地斡旋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圆满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这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国共两党就第二次合作问题进行了数次谈判，对我党军队的改编等其他事项进行了协商。 而周恩来作为军委中央副主席，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全权负责处理相关事宜，特别是有关红军的改编问题。  1937年4月，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当日前往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就红军改编问题再度进行探讨。 当时，和周恩来一同前去南京的还有军委中央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等几十人。 出于绝对安全的角度考虑，周恩来等人的南京之行是绝密，安保级别也是当时最高的。 为了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临行前，延安方面安排了3辆汽车，派了一个由30多人的警卫排，装备了充足的弹药，并明确指示警卫排在遇到危险时，必要时需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周恩来的安全。  另外，在党中央的周密安排下，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做了周恩来的替身，双保险地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之所以会选中陈友才，是因为他无论在相貌、身材上都和周恩来的较为接近。 临行前，陈友才换上了一套黄呢子的衣服，还在衣服里放进了一张周恩来的名片。 4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人乘坐这3辆汽车出发了。 按照事先拟定好的计划，车队于早9点出发，将于中午时分到达劳山附近。 当时，警卫排在第一辆车中，周恩来和陈友才、张云逸等人坐在第二辆车，其余后勤人员在第三辆车中。  几个小时后，车队如期到达了劳山的山脚下，将从平路进入到崎岖不平的山路中，周恩来等人也在车里正有说有笑地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车队也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前行。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传来，打破了劳山原有的宁静。 这颗突如其来的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第一辆车的前轮，汽车瞬间失去平衡，加之山路十分崎岖，这辆车便一头撞向了路边。 之后，紧随而来的便是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训练有素的警卫排反应十分迅速，在枪击发生后，迅速地从车上跳下，对山上开枪的人进行还击。 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警卫排所携带的武器装备显然落后于敌方，加之敌方占据了制高点，子弹是从高处射下，周恩来一行人完全暴露于敌方的视野之下。 渐渐地，警卫排开始招架不住，一个个战士被飞来的子弹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显然，这样一直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迟早会弹尽粮绝。 因此，寻找一条突围的路成了眼下的当务之急。  这时，具有丰富野外作战经验的陈友才经过观察发现，从劳山右侧可以突围，因为这里是敌方火力的盲区。 于是，陈友才便将自己的发现简要地汇报给了周恩来，在得到允许后，陈友才便开始率领周恩来等人突围。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敌军发现了众人突围的意向，开始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面对情况突变，陈友才一边掩护着周恩来等人的突围，一边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起断后，抵挡敌人的攻击。 突然，几发子弹击穿了陈友才高大的身躯，由于之前党中央的特别安排，加之陈友才背对着敌军的枪口，使敌人误以为被击中的陈友才就是周恩来，便将枪口转向了他，很快，陈友才便被雨点一般的子弹打成了筛子......  在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陈友才凭借着仅存的意识和力气，示意周恩来等人尽快突围，之后便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陈友才衣服口袋中的名片，更加确信眼前这具尸体就是周恩来的尸体，认为周恩来已死，之后还用刀在陈友才的遗体上连捅数十刀。 幸运的是，陈友才等人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一番艰难地跋涉之后，周恩来等人终于成功突围，回到了延安的怀抱之中，但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4人幸存。 因此，那张照片上的另外3个人便是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劳山遇险，仅存四人”这八个字便就此流传下来。 二、进入延安的第一名红军 周恩来一行人在劳山的遭遇，很快便传到毛主席等人的耳中。 当毛主席听到这一噩耗后，不由得大发雷霆，失态地问道：“究竟是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在延安的眼皮子底下犯下如此罪行？” 冷静下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根据周恩来等人的会议，对劳山枪击一事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可能袭击周恩来车队的人只有日伪军队、国军以及当地土匪。 这伙人实力不可小觑，人数众多，而且装备精良，在枪杀陈友才后，还在他的尸体上连捅数十刀，其凶残程度可见一斑。  另外，从前文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等人的南京之行，无论是从安保力量的安排上，还是从行车路线的规划上，在当时都是数一数二的最高机密，从策划到执行都必须选用可靠的人来完成。 但就是这样一个保密级别如此高的行动，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击，致使我方死伤惨重。 因此，必须选用一个可靠的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查明真凶，找到真相，向世人揭开这一事件背后的黑幕，告慰牺牲的烈士们。 在党中央的层层筛选过后，决定委派一位名叫谢滋群的人全权负责劳山枪击案的侦办工作。  此人是一名老红军战士，非常擅长侦查工作，曾率队侦查延安，为后来党中央进驻延安做了大量工作，他本人也被称为“进入延安的第一名红军”。 在充分了解了案情后，谢滋群认为此案事关重大，可怀疑的对象很多，但目标也较为明确，当地群众很有可能知道很多情况。 因此，谢滋群在和手下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认为必须尽快发动当地群众，进行详细的调查走访工作，广泛地征集破案线索，为接下来的案件侦破提供思路。 在专案组的不懈努力下，当地群众纷纷主动向他们提供破案线索，但有助于破案的线索并不多。 就在谢滋群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名李姓村民提供的线索，让他们眼前一亮：袭击周恩来车队的人极有可能是一伙以李青伍为首的土匪。 原来，就在李青伍带着手下的土匪们在劳山附近埋伏时，恰巧被附近砍柴的李姓村民看见，并认出了其中一名土匪，他担心被李青伍他们发现而招来杀身之祸，便没有做声，悄悄地逃回到家中。 案发后不久，专案组了解到李姓村民可能知道有关案发当天的情况，便在第一时间来到他的家中询问。但李姓村民由于担心招致报复，加之性格较为懦弱，拒绝透露自己看到的情况。 后来，经过谢滋群等人反复地对李姓村民做思想工作，逐渐将其感化，逐渐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他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告知了专案组。 三、延安的福尔摩斯有了这一关键线索，谢滋群等人判断，若真的是这群土匪袭击了周恩来等人所在的车队，说明周恩来他们出发的时间，行车的路线以及人数、武器装备等绝密情报早已被对方获悉。 从枪击发生时，第一枪击中了第一辆车（警卫排乘坐的车辆）的轮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在我党内部必然有土匪安插的眼线。 在经过周密计划后，谢滋群决定选出两名可靠的同志化装侦查，打入李青伍的土匪窝中，找出劳山枪击案的真相。 经过多次的试探与反试探后，两名侦查员终于成功打入匪巢内部。 很快，两名侦查员便成功取得了李青伍等一众土匪的信任，并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 这两名侦查员也不负众望，给谢滋群他们传回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名字：冯长斗。 根据传回的情报，这群土匪之所以能获悉周恩来的车队将于4月25日到达劳山脚下，正是这个叫做冯长斗的人提供的情报，而此人正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的眼线，更是专案组苦苦追寻的内鬼。 专案组立即逮捕了冯长斗，在谢滋群等人的审讯攻势下，冯长斗对自己向李青伍提供有关周恩来的情报一事供认不讳。 原来，这群以李青伍为首的土匪，早已暗中被国民党政权所收编，这群土匪和国民党那群贪官的所作所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整日盘剥百姓、吃拿卡要，也常常暗杀红军和地方干部。 李青伍在得知周恩来等人将于4月25日出发前去南京的消息后，认为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将周恩来干掉，不仅可以在国民党那边获取到很大的好处，还能够给予我党以沉重的打击。 于是，一场惊天阴谋开始悄然地酝酿起来。 4月24日，李青伍带领着近200名土匪，在劳山附近埋伏了下来，并派出几名土匪放哨，等候车队的到来，第二天正午便发生了那一幕。 在查明真相后，谢滋群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他认为必须彻底剿灭这支灭绝人性的土匪。 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红军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这群土匪全部剿灭，并生擒李青伍等骨干成员共10人。 不久之后，延安方面召开隆重的公审大会和追悼大会，对陈友才等壮烈牺牲的战士予以沉痛的哀悼，并将李青伍、冯长斗等人全部处决，为他们报了仇。 而谢滋群本人也因破案有功，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被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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