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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军队都在西南大后方，当时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上海的日军有些彷徨无疑。 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在上海潜伏的地下党员范纪曼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要求他救出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地下党员李一鸣。
然而以当时情形而言，虽然时局混乱，但想要从日本人关押的监狱中抢出来两名共产党员，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 范纪曼找来了老同学李时雨，商量营救的对策。李时雨也是一名地下党员，更重要的是，李时雨当时已经打入上海汪伪政府任职，正与时任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伪监狱长沈冠三接触。 两人商量以后，共同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做法。 范纪曼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套国民党军少将军官服，化妆成从重庆来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时雨则是开着车，两人大摇大摆的直奔提篮桥监狱，一见沈冠三，范纪曼立刻装出一幅趾高气昂的样子，要求他将狱中自己的两个“部下”放出来。
沈冠三诚惶诚恐，事实上他也无暇顾及辨认真假，毕竟日本人此时已经投降，像他们这样在伪政府任职过的人，如果不像被当做汉奸处理，只能唯唯诺诺，别无他法，更重要的是，沈冠三当时认识李时雨，见李时雨也在一边小心翼翼的陪话，哪里还敢再多问半句。
范纪曼轻哼了一声，沈冠三立马吩咐狱吏去查，后来报回来的结果是。
（李一鸣即刘鹤孔，抗战胜利后，经党组织营救顺利出狱，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见此情形，范纪曼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将杨树田救出，但他没见过杨树田，但组织上传来的消息显示，杨树田在苏联受训过，会说俄语，等到犯人被押送出来后，范纪曼趁着周围人不注意，用俄语低声对杨树田说：
杨树田心领神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范纪曼敬了个礼，这下沈冠三对两人的身份再无怀疑，然而在临走时，沈冠三又提出，希望范纪曼能够留下一个收条，眼看又要露馅，只见范纪曼趾高气昂的上去就骂：
关键时候，李时雨主动站出来，声称这个收条由他来写，沈冠三见状也就不再为难，毕竟李时雨是伪政府的高官，留下一个名字，将来也好交待。 沈冠三当然不知道，李时雨那时背后也有后台，当时军统沪区指挥站余祥琴早就看重了李时雨的能力，要拉他入军统。 就这样，范纪曼、李时雨大摇大摆的从日伪监狱中，接出杨树田。 而以上整个故事，也只是范纪曼、李时雨潜伏生涯中所经历的沧海一粟而已。 一网上不少的文章中都称，范纪曼在国民党军统潜伏多年，当过毛人凤上司。 其实要细致考证，范纪曼一直到解放后，才真正利用身份打入国民党当局中枢，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短暂的出任过军统北平站代站长，而毛人凤当时才刚加入军统，但没考证到毛人凤在北平站工作过，因此两人应该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然而范纪曼也只是在军统呆了几个月，后来就脱离军统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范纪曼之所以能出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是因为他和陈恭澍的关系不错。而在认识陈恭澍之前，范纪曼就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四川梁山，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25年大革命时期考入黄埔军校武昌分校，与开国大将罗瑞卿是同学，有意思的是，作为后来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也是黄埔五期毕业，本来他是考入黄埔四期的，但是因为生病延期了一年。 反倒是毛人凤本人是黄埔四期的，但他没学完，不久之后便因病休学，之后加入国民党复兴社，成为戴笠手下的红人。 回到范纪曼身上。 范纪曼从黄埔四期毕业后，被分配至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因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还负过伤，1926年，范纪曼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范纪曼回四川老家工作，范纪曼后来在老家梁山县建立了早期的党支部，当年年底，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共梁山县委，范纪曼任梁山县委书记。 1929年秋，在党组织要求下，范纪曼经重庆到上海，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新新里支部的交通联络员。 不过，从事革命工作，本就会遇到重重危险。范纪曼后来也遭遇到了困难，给他的人生平添了许多波折。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范纪曼参加大会期间，因叛徒出卖被捕。 （也有资料显示，范纪曼是1931年五卅运动纪念日当天，参加党的飞行集会时，被叛徒出卖逮捕） 在狱中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里，范纪曼的身份没有暴露，于是被无罪释放，只是遗憾的是，因当时在上海的党团组织变动下，范纪曼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被释放后不久，范纪曼同女友彭雅萝到了北平，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积极求学，两人后来双双考入北平大学。范纪曼在北平期间，还通过学习掌握了日文、德文、俄文等技能。 尽管当时北平的党组织主动联系了范纪曼，但因党团组织发生多次变动，加上上海党中央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北平党组织没有恢复范纪曼的组织关系。 不过，能为党做事，始终是范纪曼的心愿，为此他到不愿意在意什么身份部身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在北平参加了抗日运动，还被推举为学院学生会会长，同年12月7日，范纪曼又被推举为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选为抗日学联主席之一，并兼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
当时范纪曼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领导北平市5000多名抗日学生，要求北平市政府同意他们下到南京请愿，经北平市政府同意后，范纪曼带着学生代表到了南京，在南京政府各个部门请愿，范纪曼本人因此被反动军警打伤。 虽然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警镇压，但他们争议的行为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全国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范纪曼后来回到北平后不久，就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一项任务。 二1932年，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营救曹策出狱，党组织动用了社会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虽然当时范纪曼明面上只是一个学生，但无疑也具有一定社会人脉。范纪曼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老同学陈恭澍。 陈恭澍黄埔毕业后不久就加入军统，1932年11月特训班培训结束后不久，筹建军统北平站。不过这种身份并不是明面上的，当时陈恭澍明面上的身份是军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 尽管范纪曼人脉并不宽广，但陈恭澍的人脉可就宽广的多，加上暗地里还有个军统特务的身份，从监狱里捞个人不在话下。 可陈恭澍当时向范纪曼提出交换：
范纪曼当时注意到陈恭澍要求他所提供的材料都是有关国民党当局的，认为对地下党组织也有用，于是还多抄了一份送到送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范纪曼就同陈恭澍建立了联系，基本上在范后来的潜伏历程中，陈恭澍的影子始终若有若无的存在着。只不过，陈恭澍并不知道，范纪曼在表面学生身份下，还隐藏着中共党员的身份。 陈恭澍1980年在台北出版回忆录中，曾提到过范纪曼：
冀丕扬后来被捕叛变，出卖了范纪曼，导致范纪曼第二次被捕入狱。不过范纪曼在狱中仍然没有暴露身份，冀丕扬也只是知道范纪曼，但并不认识他，关了几个月后，范纪曼在三十二军政训处王处长保释出狱。 1933年，党中央派刘逸樵到北平负责工作，刘逸樵注意到范纪曼交往广泛，就委派他负责从事情报工作。 有意思的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范纪曼还短暂的当上了军统北平站代站长。
事情的起因是，陈恭澍接到了刺杀汉奸石友三、殷汝耕的任务，但因为计划不周密事泄，陈恭澍在北平待不下去，就撤离到了南京，临走时特意嘱咐范纪曼担任军统北平站的代站长。 台湾档案馆中还收藏者一份戴笠提交的1935年拟增薪人员名单，其中还有范纪曼的名字。 不过，范纪曼在军统待的时间不长，1936年就退出了，之后又到了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范纪曼就潜伏在上海，他的上级就是在北平时期的刘逸樵，而刘逸樵的上级则是潘汉年和李克农。 范纪曼在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开了一家“木简书屋”，借此来隐藏身份，尽管范纪曼当时仍然是以党外身份为党工作，但“木简书屋”事实上就成为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除了将获取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出去，在潘汉年领导下，范纪曼还与在上海掌握地下电台的刘鹤孔（化名李一鸣）联络。 刘鹤孔之前在苏联学习，1939年才回国，随即被调到上海，当时日伪统治之下，上海几乎成为“孤岛”，往外传递消息极为不易，而刘鹤孔手中所掌握的电台，就成为党获取上海消息的来源。 刘鹤孔与范纪曼取得联系以后，两人共同为保护这部电台，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范纪曼就几次骑着摩托车，帮助刘鹤孔转移电台。 据范纪曼的妻子彭雅萝回忆：
不仅如此，当时军统特务陈恭澍后来重新获得重用后，也在上海活动，并担任了军统上海站站长。 陈恭澍对范纪曼很看重，知道他也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但唯独没有判断出范纪曼是潜伏地下党的身份。
1941年，陈恭澍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随即栖身于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范纪曼又通过与陈恭澍的关系，打入日伪机关，并伺机获取消息。不仅如此，范纪曼还利用身份，提供了不少假情报给日伪当局，据说日军采纳了这些消息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吃过不小的亏。 这件事后来也被陈恭澍安在他身上，成为他投降日伪后，唯一值得称道的贡献，也凭借此，陈恭澍洗掉了身上汉奸的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范纪曼选择与陈恭澍合作次数并不多，只有三次，但据彭雅萝回忆，三次合作都是与上级商量后才行动的。 三从范纪曼的经历来看，他在抗战时期作为地下党组织人员活动，但谈不上潜伏敌营，可这其中的危险却绝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的。 1942年，范纪曼在南京中央大学工作期间，因支持学生运动差点被捕，但好在范纪曼凭借深厚的人脉关系得以幸免。 可以说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信荣范纪曼的工作，一点也不夸张。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仍利用社会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1946年春，刘逸樵从延安返回上海，与范纪曼重新接上了关系，当时刘逸樵对范纪曼提出要求：
1947年8月，地下党员张子羽（时任国民党国防部要员）来到木简书屋来找范纪曼。 范纪曼趁势提出：“想去国民党军事机关工作。” 张子羽当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他后来就此事专门飞回南京一趟，找陈诚说明情况：
陈诚后来欣然同意。给范纪曼安排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专搞国际情报。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国防部还给范纪曼拨发了一大笔经费用于开支。用这笔经费，范纪曼在霞飞路包了一个大房子做办公室。 有意思的是，张子羽后来身份暴露，顾祝同满上海的通缉他，也是范纪曼开着自己的车，亲自将他护送离开上海，当时负责搜捕的国民党军士兵一看范纪曼身上亮闪闪的少将军衔，连查也不敢查，立马释放。 临走时，张子羽还委托范纪曼，一定要保护好他在霞飞路愉园那栋洋房，那是党和国家的人民财产，范纪曼拍着胸脯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范纪曼利用身份，源源不断的给前线送情报，包括三大战役期间，前线军事调动以及战略部署等重要消息，为我军全面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即便到了此时，范纪曼身份依然没有暴露，陈恭澍在离开上海到台湾前，还曾找范纪曼，要求他一同到台湾去，并希望他与彭雅萝离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最后关头却被叛徒出卖了。 1949年3月，中统特务通过一个叛徒提供的消息，得知了范纪曼是潜伏的地下党，于是将他抓捕，但因范纪曼身上有国防部少将的身份，虽然后来历经多次审讯，范纪曼始终没有承认。 一直到4月11日，范纪曼得知自己已被判处死刑，决定越狱，他利用一块平时给犯人放洗脸盆的板子搭在看守所篱笆墙上逃出监狱，国民党当局发现范纪曼越狱的情况后，立即展开搜捕，却始终没有找到范纪曼的下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范纪曼这才重见天日，被调到华东局军政委员会工作。 更有意思的是，1950年，在香港的陈恭澍派特务杨静到上海，伺机潜伏破坏，陈恭澍嘱咐要找的联络人就是范纪曼，通过杨静这一线索，组织迅速集中力量，将这一支特务组织逮捕，杨静本人也在上海火车站被捕。
尽管为党工作了许多年，但范纪曼的党员身份始终未恢复，虽然他也向组织反映多次，但因为是在战争年代下，无法核实调查，只能不了了之，建国后范纪曼始终未重新入党，一直到1984年获得平反后才有了结果。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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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范纪曼晚年
图|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学生进京请愿
图|《陈恭澍回忆录》
图|殷汝耕
图|抗战时期的刘鹤孔与妻子齐克君、女儿海伦
图|抗战全面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