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2）：雅典道路的确立

梭伦改革

首先，梭伦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基本盘：部分贵族+普通民众。他很清楚，只要改变现状就会剥夺权贵的利益，一旦发觉利益受损，他们就会坚决反对。因此，他未来真正的支持者，更多来自中产。而把利益的蛋糕更多地分配给广大中产阶层是激发国家经济活力的最有效方法，这同样与梭伦减缓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潜力的改革初衷是一致的。

我想多啰嗦几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想了解和预测一个人的施政，一定要看他的基本盘，为什么中国同一时期诸侯国林立，却没有走上西方城邦的皿煮道路？就是因为中国诸侯统治的基本盘，是来自各个部落的贵族，而不是老百姓。

同样地，像某国懂王，人家上来的基本盘是美国白人蓝领，还有美国路线保守的组织，如3K党等团体，所以这人耍宝乖张的背后，其实有着清晰的主线——取悦以上群体，获取连任的基本盘，这就是人家的主线嘛。

话说回来，当梭伦理清思路，趁着他声望如日中天时，开始着手改革了（天时！人和！）。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颁布解负令

曾经因债务沦为奴隶的人，现在还回自由身；如果作为奴隶被卖往海外，由政府掏腰包把这些人当做公民赎回。并且抵押的固定资产（主要是土地）全部归还原主。

这样一来，中产阶层可以大胆投资，开展事业了。这项法令意义重大，它为中产阶层提供了向上攀爬的制度保证，防止社会两极分化，释放了社会的经济活力。现在有句话跟它很像那就是：坚持改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

2.开启民主大门

梭伦恐怕是经过了详细的国家人口调查，那时，雅典存在大量氏族贵族始终站在国家食物链顶层。而随着雅典经济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跻身富裕阶层，这些群体有数量，有实力，但是没有话语权——这在一个国家是不和谐的因素。于是梭伦同志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把社会总体人员按照财富划为四个等级，并且按照等级承担军事义务。第一、二等级，都是富裕之人，提供骑兵；第三阶层提供重步兵，由于骑兵是烧钱的玩意儿，人数少，因此重步兵才是雅典军的绝对主力（希腊人中重步兵普遍都是中坚力量）。第四阶层只提供轻步兵和水手，武具除了棍棒其余不用自备。梭伦以参与国防的形式把雅典公民调动了起来，同时赋予前三个等级的公民投票权，每次搞选举的时候大家一人一票——也就是说大家谁参与了国防建设，谁就来参政议政，而且还人人有份！从此，雅典民主制度开始形成——后世的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是梭伦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基础。

3.明确全国人民协商制度

梭伦时代已有了9名执政官组成的内阁制度。而随着等级制度的划分，梭伦又设置了四百人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大事拿到这里套讨论，这是妥妥的人民协商制度——咱国家大政表决和选举的地方就搬到这了！

这400人由雅典四个部落（相当于行政大区）各选出100人，但梭伦没有给第四阶层选举权。我想，这个做法虽然不那么政治正确，但也算实事求是吧。而梭伦老先生坚定地把中产阶层纳入协商体系，这已经算是权力洗牌了。

以上就是梭伦改革的重要内容，他的目的就一个：削弱氏族制度，扶持中产，打开他们的上升渠道，给他们配套的政治权力——雅典的民主制度由此建立！索伦的改革缓解了雅典的社会矛盾，激活了中产阶层海外探险经商的积极性，这一些列措施让整个雅典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发展也更上一层楼。毕竟国家有钱了，更多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成果了，大家才会有信心有定力，社会才稳固。

虽然民主框架在一百多年后带来了极大恶果，但梭伦改革的成果很多人是享受到了。我想抛开民主不民主不谈，不论什么体制，国家崛起的秘诀是相同的，那就是开放社会流动性，合理分配发展红利。

对于彼时的希腊人而言，战争如同家常便饭，而战争给这个民族留下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性格上，而性格常常影响着人的行为。这是怎样的性格，我想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作者修昔底德的原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能够伤害敌对的党派，使自己处于相应的有利地位，便总是要听命于某一个同盟，这就为那些想要改变政体的党派提供了求助于异邦人的机遇。”

我个人对这一评价的解读是希腊人由于长期战争和内斗，性格中有两面三刀，缺乏定力的一面，如果充斥着这样的民众，那么国家不会长久，在重大选择和机遇面前，他们往往会朝秦慕楚。

而我认为，梭伦改革从一定程度改变了雅典人的性格，改变这些的绝非民主制度，而是改革使得雅典经济蛋糕分割得更合理，给更多人机会，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让祖国有吸引力，让国民有自信。大家伙有了自信，才会对选择的道路感到坚定，在困难面前也就不会轻易动摇。

雅典的成功，在于自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下半页的一百多年里，连续出了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坚定地做着实事求是的事情，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了国家长久可以舍弃自身利益。

雅典的失败，在于后面出了一系列无耻政客，他们为了名与利，不顾国家利益只是一味搞煽动。在一次次困境面前，民众越来越容易被这些人刺激的言论影响，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这样被带偏的。

我想说，哪些是政治家？哪些是政客？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所谓政治家，或许会不择手段地干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对全局好才是真的好；所谓政客，能忽悠能吹牛，他们不择手段的目的，只是为他们自己好。

对于彼时的希腊人而言，战争如同家常便饭，而战争给这个民族留下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性格上，而性格常常影响着人的行为。这是怎样的性格，我想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作者修昔底德的原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能够伤害敌对的党派，使自己处于相应的有利地位，便总是要听命于某一个同盟，这就为那些想要改变政体的党派提供了求助于异邦人的机遇。”

我个人对这一评价的解读是希腊人由于长期战争和内斗，性格中有两面三刀，缺乏定力的一面，如果充斥着这样的民众，那么国家不会长久，在重大选择和机遇面前，他们往往会朝秦慕楚。

而我认为，梭伦改革从一定程度改变了雅典人的性格，改变这些的绝非民主制度，而是改革使得雅典经济蛋糕分割得更合理，给更多人机会，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才能让祖国有吸引力，让国民有自信。大家伙有了自信，才会对选择的道路感到坚定，在困难面前也就不会轻易动摇。

雅典的成功，在于自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下半页的一百多年里，连续出了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坚定地做着实事求是的事情，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了国家长久可以舍弃自身利益。

雅典的失败，在于后面出了一系列无耻政客，他们为了名与利，不顾国家利益只是一味搞煽动。在一次次困境面前，民众越来越容易被这些人刺激的言论影响，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这样被带偏的。

我想说，哪些是政治家？哪些是政客？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所谓政治家，或许会不择手段地干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对全局好才是真的好；所谓政客，能忽悠能吹牛，他们不择手段的目的，只是为他们自己好。

改革者的隐退

在完成改革之后，梭伦没有继续留在权力巅峰，而是选择离开雅典，他离开的目的不是因为害怕仇家暗杀。我个人认为，梭伦的离去有这些考量：

首先，梭伦是个民主主义者，也是贵族出身，他看过贵族间相互倾轧的惨烈，因此他深刻地知道，自己贪恋权力，只会使自己周围形成新的利益中心，从而招来新的斗争，他想通过离去，来为后来者做表率——你们踏踏实实坚持既定道路，别动不动斗来斗去的。

并且，梭伦为了确保自己的改革成果，与雅典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以梭伦离开政坛为交换，要求大家遵守改革后的制度。

梭伦这位改革家很像后来的乔治.华盛顿，与后者一样，他们的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梭伦一走人，雅典几大派系就又斗起来了；而华盛顿离职后，美国建国初期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以后咱们一定会说到这块）。

梭伦离开雅典在外面游历十年，后来回到故里时，他已年迈体衰。最后的时光里，我想梭伦老爷子是安详地离开人世的。他给雅典大部分人以民主，他尽力缓和社会矛盾，但他死后阶层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

在这里想多说几句，所谓社会变革的本质就是利益再分配，如果想安稳地过渡，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国家在努力的过程中遭遇战争、入侵、天灾等等，于是他们有的在半途中倒下了，或者彻底朝着深渊滑落，而有的国家则稳步前行，当你自己的路走稳了，若老天开眼，给你派几个大牛人帮忙，或者安排大事件推你一把，那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了，从国家到个人，大致都是如此吧。

比如伯罗奔尼撒之前的雅典就是如此，比如二战前的美国也是如此。两者都有时间，有空间，有人才，并且大体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一点点完善自己，最后达到一个好的状态。

当然，如果您心急，想要一朝一夕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那就得革命，但革命的苦，不好受。

话说回彼时的雅典，虽然社会改革让这个城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先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七十多的梭伦虽然过早地离开了雅典人民，但他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这个人就是他家族里的一个晚辈，叫做庇西特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