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5）：斯巴达是怎样的存在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据说遥远的古代，它是由多利安民族入侵后建立的国家。入侵者英勇善战，但人数较少，入侵后为了实现少数统治多数，他们必须使用强硬手段，并且长期贯彻。

斯巴达人的核心诉求很简单，即少数斯巴达人统治大多数非斯巴达人，而到了公元前9世纪，他们面对的现实却很骨感——彼时斯巴达人和被统治族群比例达到了1:23！为了维持统治，斯巴达人领袖吕库古于该世纪创立了吕库古律法。这一律法不仅规范了斯巴达人的行为，更强制约束着斯巴达人的生活。

以一言以蔽之，吕库古法要求斯巴达男人各个都是精兵强将，而且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是最能打的战士。斯巴达男人出生时会被检察官们强行抱去体检，一旦发现体弱多病、身体畸形则直接摔死。身体健康的斯巴达男性，打小就参加军事训练，他们成年前必须每天住在军营体验军队生活。到了20岁成年后，他们还必须经历一场考验——一个人一丝不挂，只配备一根长矛一面盾牌，只身前往荒郊野外生存7天，在此期间这位年轻人必须想办法生存下去，对被统治者打砸抢偷不算犯法，并且！并且！他还要在7天后带回一个非斯巴达人的头颅回来。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少年，连食物和水都没有，如果在冬天出生经历这样的考验，一定算是人类的极限挑战了。然而这就是斯巴达战士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通过这一关，一个真正的斯巴达战士诞生了。此时，他们可以娶妻生子，白天他们被允许回到家中，但晚上必须返回军营。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斯巴达男子从小在军营中生活，晚辈往往在前辈的带领和“关爱”下成长，因此斯巴达战士中同性恋似乎很普遍，而且这一关系使得斯巴达人在战斗中更加团结——毕竟人家是“为爱而战”嘛。可是同性恋的数量增加，会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作为“少数民族”的斯巴达人对此问题也很伤脑筋。根据吕库古律法，每年从普通战士中选出的五位监察官除了操心国家大事，还要隔三差五跑到军营里敲打一下“同志”们——你们别太过分啊，再不生娃，咱们就成了稀有物种啦！

于国家统治层面而言，维持军队战斗力不仅需要严格的训练，更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斯巴达人认为与外界接触，尤其是让朴素的斯巴达战士接触到丰富物质，会腐蚀他们的意志，因此斯巴达人对外政策是闭关锁国。内部靠着被统治族群提供生活物资即可，商贸、国际事务什么的能不参合就不参合。因此斯巴达人培养出来的都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士兵，相比于雅典人，斯巴达人沉默寡言，思维简单，因而他们在大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决断迟缓、刻板保守，有时甚至滑稽搞笑。然而，一旦他们做出了决定，行动起来会风风火火。

由于吕库古希望打造一个环境封闭封闭、坚固如铁桶般的国家，他一定考虑到了未来最危险的分子——斯巴达国王。斯巴达国王是家族世袭，斯巴达人是单纯的，但王族培养出来的人毕竟都有眼界，如果让他们当权，难免会出现有想法的人来质疑甚至破坏吕库古体系。于是吕库古法规定国王由两个王族成员来担任，这就是为了分权。不仅要分你的权，每年还从普通士兵中选出5个信仰坚定、思维单纯、信仰坚定的人担当监察官，他们事实上掌握着国家实权，这个做法叫做以下制上。

如果把斯巴达比作现在的中国国企，这5位监察官相当于董事会董事，两位国王相当于经理人。拥有公民身份的精锐斯巴达战士是这个企业的带编制员工（有公民权），而其他被统治族群相当于临时工（没有公民权）。斯巴达人口少，战争中能动员5000名重装斯巴达战士已经是极限，但由于其极其强大的战力，依旧成了希腊世界的一极。

斯巴达人长期践行吕库古法，从生活到国家大事无一例外，久而久之这一封闭的国度越来越封闭。他们这么做的背后原因也是非常实际的——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现少数统治多数。斯巴达人长期艰苦朴素而又封闭地生活与雅典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斯巴达人在自己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甚至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都是有着一票小弟的，所以如果像雅典这样走皿煮路线的国家如果发展好了，那简直就是在打斯巴达的脸，瓦解斯巴达的存在。因此尽管斯巴达人不爱参与外部事物，甚至连商贸都几乎与外部断绝，但国际事务中凡是能打击到雅典的，斯巴达都乐于参合一下。

后记

希腊的代表雅典，和希腊精神的代表

如果说谁在公元前6世纪能代表希腊人，我想克里斯提尼之后的雅典足够称得上是希腊的代表。而从梭伦、庇西特拉图一直到克里斯提尼，三位政治家的改革过程体现出的国家精神，一定是希腊精神的代表了。

通过观察，我们同样不难发现一点，凡提出改革的，大部分是出身贵族的人。而中国历史上推动改革的人物比如商鞅、张居正等等，也同样是贵族、士大夫或地主阶层。可能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圈子里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才能看透国家问题的本质吧。

还是那句话，大家读历史，找的就是一般规律嘛！

在人类早期社会成熟的过程中，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的政治精英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同环境下，他们事实上都摸索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评价这些发展道路孰优孰劣的唯一标注，应该是“实用”。

无论希腊还是罗马，都由城邦发展而来，而且本国资源少，外部强敌环伺，对外探索，对内与人民抱团取暖是统治精英们必须的选择。因此作出应有的让步，适当切分利益的蛋糕也是必然的结果，民主制度应运而生。

而对公元前6-5世纪的中国统治精英而言，咱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比希腊人、罗马人要好太多了。关中（陕西大部）平原曾经是最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但伴随着西周的覆灭，中国的统治精英不得不把目光转中原之地，这里的土地被越来越多地开发，已经取代关中成为资源、战略重地。而彼时中原诸侯林立，同样进行着连绵的战争。希腊人尚有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停战期，而春秋时代的东方各诸侯们就没有消停的意思。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东方，随着周王朝的衰落，统一的玩法越来越不被大家认可，分而治之似乎是东方大地的主旋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重要区别。

这片处于春秋时代的大地上，诸侯们今天你打我一下，明天我打你一下，此时灭国不是目的，签个条约、认个爸爸才是咱的追求。非要扣个帽子，此时的中国实际上是“贵族共和”。

彼时的希腊半岛，人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实验，有僭主政治，有民主政治，有寡头政治，还有君主专制——那叫一个精彩纷呈。

而那时的罗马，相比之下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但罗马人始终瞪大了双眼学着希腊，他们学习却不盲从，知道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有弊。

我想，不论是中国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凡是延续下来的，大多都是务实的，也就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吧。

话说回来，此时的雅典虽然走民主路线，其本质也是由于政治精英务实主导下推动的。

正所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读懂读透并践行这句话的人，都是大明白。

在务实的原则指导下，雅典精英选择了民主的发展道路。就算坚持民主也是因为现实需要，有许多不得不。虽然民主国家里多数人可以参政，可有见地的到哪儿都是少数，怎样引领始终是雅典精英的一大考题。他们要避免被民意裹挟，同时还要“润物细无声地”引领群众，把国家带上正确的方向。要知道，往往对于普通个体而言，于他自身有利的就是“好”，而对于有责任感的政治精英而言，总体好才是真的“好”，这两者之间往往难以调和。

公元前6世纪匆匆过去，斯巴达在吕库古的体系下维持着希腊人世界中第一陆战力量的存在。此时崛起的雅典既与周边强国底比斯、科林斯等成为了竞争对手，更成为了斯巴达人的眼中钉，希腊人会怎样处理传统老大，和新兴“老二”的关系呢？希腊人不仅内部矛盾升级，在他们的东方，波斯人已经牢牢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平定小亚细亚希腊人叛乱后，大流士有着充分的理由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开战。他的海军正在谋划拿下爱琴海中部的一些岛屿，将这里当做基地来从海上进攻希腊人。

内有愈演愈烈的斗争苗头，外有战争阴云，希腊人在下一个世纪中当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