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 ——论蕺山学派格物思想的哲学义蕴 陈畅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 王阳明像 一、物是至善无恶:阳明学派心体自然之争的解决途径 阳明定义良知与见闻(知识)之关系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区分良知与知识,并以良知统摄知识,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学界向来视阳明学为尊德性类型之儒家学术,与朱子学的道问学类型截然异趣。刘宗周对阳明观点有严厉的批评,并修正良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为:“盖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遗得心灵?”这种主张经由其及门高弟黄宗羲诠释,则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余英时对此有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观察。余氏认为,刘宗周之学脱胎于阳明,但加重了“闻见之知”在儒学中的分量,代表十六七世纪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余氏同时又视刘宗周思想为“儒学在外在世界受到重重挫折之余,不得不退归内心世界,最后竟退至无可再退之境”的象征。余氏这两个评价有自相矛盾之处:“退归”是以反求内心为方向,“闻见之知”则是以外在客观世界为方向,两个方向是相反的。这种矛盾其实反映了刘宗周思想的复杂多样性,余氏只是以历史学家的敏锐观察将其捕捉描述出来。余氏的观察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刘宗周向内用力将阳明心学立场推到极致,何以能够展现出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或者说,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何以能统合于一体?这牵涉到如何理解中晚明时代阳明学派宗旨林立、论辩不已的思想生态问题。因为刘宗周自觉继承江右王门聂豹、罗洪先、邓以赞(字定宇,南昌新建人)等人的思想立场,其学说正是以江右王门为核心的若干论辩困境最合乎逻辑的内部解决方案。 阳明后学对良知教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众所周知,王阳明哲学以开发个体内在资源(良知)重新证成天理为特质,其思想注重个体情境性。而个体性、情境性正是多样性的根源所在。因此,阳明后学持守良知之不同侧面,开发出各具特色甚至互相冲突的学术。黄宗羲描述称:“阳明亡后,学者承袭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黄宗羲认为各家修养工夫有误,混淆了习气与本体。这种观点的思想史基础是阳明后学群体中激烈开展的“心体自然之争”。例如浙中王门王畿与聂豹、罗洪先关于“几”的辩论;再如王畿与季本(字明德,会稽人)有一场辩论:
季本像
黄宗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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