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尔丘克：从“突围”到“转身”

置身于宁静 2023-02-06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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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瑞典文学院将2018年的诺奖桂冠戴到了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头上,奖励她“叙事中充满了百科辞典般热情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其作品获得了跨越诸多疆界的生命形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托卡尔丘克这个名字说不上“熟悉”,因为她作品的中文版目前只能读到其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两部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要想较为全面地评介她,还需了解她近30年写作的起步、成长与成熟。

“文以载道”是波兰文学的传统

19年前我就开始关注托卡尔丘克,不仅读她的匈牙利文版小说,还翻译过她的两个短篇《睁眼吧,你已经死了!》和《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并写过两篇题为《恐怖也是一种日常的快乐》和《托卡尔佐柯怪诞的人性世界》(当时我将她的名字翻译成托卡尔佐柯)的介绍文章,先后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界》和2010年的《大家》杂志。由于匈牙利图书界对托卡尔丘克的译介早于中国且相对系统,使我对她的关注和了解也相对全面。

波兰文学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身为大主教的诗人克拉西茨基(1735—1801)不仅用诗歌揭露统治阶层的残暴和神职人员的虚伪,还创作了波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米克拉亚·杜希维亚德辛斯基历险记》(1776),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回顾历史,波兰人饱受外族压迫,18世纪末被德奥意瓜分,19世纪遭沙俄奴役,20世纪又经历了残酷的一战、二战和冷战,直到1989年才赢得真正的独立。因此,波兰文学始终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从而诞生了维比茨基(1747—1822)、密茨凯维奇(1798—1855)、斯沃瓦茨基(1809—1849)、显克维奇(1846—1916)、莱蒙特(1868—1925)、维特凯维奇(1885—1939)、米沃什(1911—2004)等一代代大家,使波兰文学为世人瞩目。诗人是民族的“先知和前瞻者”,文学是“服务、重任和使命”,可以这么讲,“文以载道”(用文学来记忆、面对、唤醒并抵抗)是波兰文学一贯的传统内核。托卡尔丘克正是这一文学传统的承继者。

也许有人会拿女诗人辛波斯卡(1923—2012)为例反驳我的观点,因为她的诗歌只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是,殊不知她的那种“刻意”恰是一种抵抗,抵抗个体被剥夺思想,被变成工具。“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 米沃什的这几句诗像是写给辛波斯卡的。在特定时代,“不伤害别人”也是一种勇敢。

年轻托卡尔丘克的文学突围

托卡尔丘克出生于1962年,米沃什获诺奖时,她刚考入华沙大学的心理学系;辛波斯卡获诺奖时,她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问世。可以这么讲,她是在前辈大师们的“影子”下成长起来的。1987年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出版,她刚大学毕业,在一家诊所当心理医生。

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思想活跃,动荡不安,在社会变革热烈氛围的影响下,波兰文学一度出现了“反虚构”的倾向,人们热衷于读传记、回忆录和纪实文学,喜欢看纪录片。从某种角度讲,文学基本的叙事功能被掩盖和淡化了。前辈作家继承了波兰文学一向严肃、深刻、悲怆的基调,用文字折射历史的凝重,描绘漫长的寒冬。即便他们从不缺乏浪漫,但蓝色的理想总是飘摆在黑色现实的铁衣下,字里行间都是挣扎的灵魂。托卡尔丘克就是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起步的。她既没有米沃什那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历险,也没经受过辛波斯卡经受过的那种灵魂拷问。跟前辈相比,她的年轻意味着“先天不足”,要想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她必须扬长避短,另辟蹊径。她放弃了写诗,转为写小说,1993年出版了《古书寻踪》。我关注托卡尔丘克,就是从这部长篇开始的。

《古书寻踪》匈牙利文版在2000年问世,当时我已在匈牙利定居将近10年。那本书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法国,一个秘密团体成员组织了一次探险之旅,带着一个哑巴和一个妓女前往西班牙圣山寻找一部被上帝从人类手中夺走的古书,据说找到它的人可获得永生……这部书有异于当时波兰文学的主流,不但跟历史和现实都不沾边,而且散发着博尔赫斯式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和唯心论的独特气味。

当然也正因如此,女作家在许多年后,多次对自己这部流传颇广、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的小说处女作表示“不满意”,原因是在这本书里留下了太多“榜样的痕迹”,尤其是受博尔赫斯的影响。然而波兰的读者喜欢它,恰是处女作中的效仿帮助她突围,使她成为文坛的新生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波兰的变革尘埃落定,年轻作者寻求立足的空间,读者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热衷于对冷战的解密,不再一味地咀嚼历史的苦涩,不再满足于充满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的宏大作品,而是转向虚构小说,读单纯的故事,读血肉丰满、有情有欲的人物。因此托卡尔丘克的登场恰逢其时,她的努力和读者的兴趣一拍即合。在冷战结束后的新一代波兰作家中,托卡尔丘克是最聪明、最耀眼的一位。

在继续的突围中回望历史

其实,《古书寻踪》不仅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受克拉西茨基的影响,它跟《米克拉亚·杜希维亚德辛斯基历险记》一样是部“寓言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和诉求。《历险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虚构出一个布尔乔亚式理想国的岛屿,作品深受卢梭和笛福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古书寻踪》是回溯波兰文学的源头,向波兰小说的开拓者致敬。

《古书寻踪》出版三年后,她于1996年推出了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小说不仅斩获了波兰文学大奖——尼刻奖,还被列入了中学必读书目。这本书是年轻的托卡尔丘克在冷静之后的继续突围,不仅承继了早期文学的寓言传统,且将取水之瓢伸得更远,从波兰民间的传奇、童话、神话和家族故事中汲养,发掘传统的叙事形式,并在突围中回望本民族的历史。作者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的偏僻村落,通过四位守护天使的视角,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浓缩了从1914年后半个多世纪的波兰历史。这部书被称为“寻根之书”,不仅寻自我、社会和民族之根,还用海德格尔式的哲学思辨寻找人类的绝望之根。她通过主人公伊奇多尔的嘴道:“人给自己的痛苦套上了时间。人因过去的缘由而痛苦,又把痛苦延伸到未来。这样便产生了绝望。”不少评论者认为托卡尔丘克放弃了前辈作家的宏大叙事而关注在特定历史、地域及社会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这种分析有理,但并不准确,我觉得她在这部书中对时间的思考和叙事足够宏大。

又过三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9)问世。在这本书里,托卡尔丘克不仅将她“神秘性”“碎片性”的文学风格发挥到极致,对历史的回望也更加专注和精细。换句话说,这部书貌似“天马行空”、随意拼贴,实际跟波兰的历史贴得更紧。她写了一个位于捷克—波兰边境的小村庄,怪诞的梦境只是形式的外衣,实际聚焦于历史上的移民和文化变迁,无论她的出生地还是后来的居住地,都在作品里留下历史的影子。她不仅回望历史,还折射怪诞的现实,刻画出波兰人与生俱来的怀疑、失落、无奈与不安。

中国个别人主要基于这两本书的中译本来评介作者,不免有失全面,更多在强调其“神秘性”和“碎片性”,强调作者用荒诞与现实保持的距离,强调早年她为了突围而与前辈的刻意背离,但却忽视了她在突围中的回望,忽视了她骨子里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自愿为民族的不幸命运戴黑纱的作家。

随着中年成熟她在回望中转身

从作品的形式上看,托卡尔丘克成功地从传统中汲养,重将“叙事”引入波兰文学,并结合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从手段上讲,她聪明地将大历史割成碎片,巧妙且有机地将它们拼接到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结构里,让有思考能力的读者面对过去,反思历史。托卡尔丘克曾直言不讳:“我并不推荐所有的人都读我的书……”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读托卡尔丘克的书没有门槛,但要读懂则是有门槛的”,需要了解波兰的历史和她创作的心路。

2014年,托卡尔丘克写了一部引发争议的《雅各之书》,以中年作家成熟和坚定直面历史,直面波兰民族一段并不光彩的过去:在18世纪,波兰人也曾迫害和屠杀过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这部作品激起了右翼民族主义的愤怒,她被咒骂为“叛徒”“败类”,甚至受到人身威胁。然而女作家并不退缩,而且坦言:“在今天的波兰,一个作家不可能只关起门来静心写作而远离周围发生的事,所以无论他是否愿意,文学对政治的参与度正越来越高。”她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写得很匆忙,写得非常不耐烦,那时我心里缺乏今天审视众生的这种平静。现在我有了另一种写作方式,我摒弃了这种神话或童话般的风格,它不再吸引或启发我。我现在写的东西跟'此时此地’有关,跟当今世界有关,更加现实。”

实际上,托卡尔丘克更早就已经“转身”。在2009年出版的《从尸骨间犁过》中,讲述一位老妇不能忍受人类对动物的猎杀,她用小说让人们“拥有了诠释自己生命以及生命中事件的能力”。因此,纵观女作家的全部创作,给她贴“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未免太过简单,把她归为“后现代主义”或许更合适。维特凯维奇说:“我们是有限的,无限环绕着我们。”托卡尔丘克的本领在于能用“我们的有限”洞察周围的“无限”。托卡尔丘克并没背离她的文学前辈,她自觉地担负作家记忆的使命,用文学抵抗遗忘,只是她用的是自己的文学表达。借用其文学偶像博尔赫斯的一句话说她:“我是过去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