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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2015年9月12日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 第一届思想中国论坛
（林毅夫，知名经济学家，先后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北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4年，林毅夫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以下为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实录：） 二战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国家或半殖民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看到这些兴起的政治独立、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先进和发达，一定有其背后的道理，必然有一套理论指导其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理论，并加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即“西天取经”。 二战至今已70多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到底如何？世界银行一项研究表明，在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再进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 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除了这8个国家，另5个经济体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二战后200多个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经济体经过70年的努力后，实际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这个发展成果是很差的，我通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总结出一个规律，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制定政策，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绩效较好或转型绩效较好的经济体，其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大家知道，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或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新的子学科。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是结构主义。 为何称之为结构主义呢？当时发展经济学家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低。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他们有当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工业。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必然较低。当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存在差别是产业结构不同所致，这一说法似乎有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发展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当时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结构性限制。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人们不愿储蓄，对价格信号不敏感，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动员资源并配置到先进产业。因此，当时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大产业。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一特点。实际上，二战后，拉美、非洲、南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框架都一样，即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动员资源，以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先进产业的产品本来是不生产的，主要通过进口，当时政策框架认为，只要本国发展这种产业，自己生产，就不用进口。当时的政策框架被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又称作“进口替代战略”。在此政策框架下，通过政府干预，动员资源，建立现代化的大产业，通常能带来五至十年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增长五年或十年之后，就陷入停滞，危机频发，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未减少，反而拉大。换而言之，按照发展经济学第一版“结构主义”所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反思发展经济学。 到了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版，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政府失灵，市场作用未充分发挥。这在理论上似乎也合理，因为发达国家政府干预较少，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大多采用结构主义思想，政府干预较多，经济增长不足3%，通常仅为2%或1%，甚至零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对于政府干预，很容易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会创造租金，导致寻租，腐败和贪污随之产生，从而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致使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增加国民财富。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就是因为太多政府失灵问题，因此建议取消政府各种不当干预，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这样市场经济就可成功。 有计量研究表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结构主义主导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高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以有些学者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主导的20年称为“迷失的二十年”。 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少数的成功经济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从当时盛行的理论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绩效是不能解释的。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认为，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但是，五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直接发展先进产业，而是发展服装和制鞋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简单的电子加工业，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即发展规模小、传统的、技术落后但能出口的产业。依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发展此类落后的产业是无法赶超发达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是错误的，但事实是他们成功了。八十年代，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经济稳定并快速发展。但我国并未采取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而是推行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对需要保护补贴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招商引资，政府因势利导。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国内外理论界有一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要转型。但他们认为最糟糕的经济就是中国推行的双轨制经济，认为在双轨制经济中存在扭曲，易导致寻租，从而滋生腐败，加大收入差距，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回首三十年，少数在转型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采取的却是被当时主流理论认为最糟糕的改革思路，中国、越南、柬埔寨即为典型代表。最早开始采用渐进双轨制的国家是非洲的小国毛里求斯。六十年代，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毛里求斯采取的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存在诸多扭曲，七十年代开始转型，转型方式也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设立一个加工出口区，专门发展成衣和纺织业，通过招商引资，将台湾和香港的成衣业和纺织业引进毛里求斯生产，保留国内原有的扭曲，也同样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今天看来，毛里求斯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多美元。 所以，从理论上看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往往不成功。我要指出的是，我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实现成功发展的。我再强调一次，我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实现成功发展的。我看到的少数几个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的成功经济体，其实行的政策在主流理论看来却是错误的，而且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其为何成功，比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都是市场经济，或转向市场经济，似乎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作用一致，但他们都同时有非常有为的积极的政府。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中国所采取的发展和转型思路既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只靠政府、忽略市场，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只靠市场、政府退出，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兼而有之，有机结合。 理论应该是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上述成功的经济体是不应该成功的。因此，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帮助人们认识这些经济体为何成功。从改造世界的角度看，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也是失败的。我并非说，违背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一定成功，但我没有看到按照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取得成功的。换而言之，主流理论不能帮助人们改造世界。基于此，我们必须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 我1987年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出现第一次的通货膨胀，高达18%，我想从西方学过理论回国的人看到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一定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后投资需求就减少，储蓄将增加，消费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就会下降。但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通过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以压低总需求，从主流理论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明政府不理性，既然如此，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如何实现每年10%的增长呢？背后一定有其道理。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能倒闭或破产，否则，将引发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关乎国防安全。在此这种状况下，如提高利率，因资本很密集，主要成本为资金成本，将增加其成本，造成亏损。在亏损状况下，如政府不补贴，这些国有企业就会倒闭，造成大规模失业，或危及国防安全，所以，绝对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 只能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就要增发货币，这又将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砍投资、砍项目，撤销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从当时主流理论看，这一政策干预是错误的，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同样情形，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退休，退休前他有一个反思，他说现代的新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决当前的危机是无能为力，如2010年发达国家出现有点复苏的所谓“绿芽迹象”，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他发现这个政策在理论上似乎非常清楚，推行的结果并未如预期。他现在认为，当利率接近零时，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求会减少，投资需求并不会增加，所以二次探底。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反对利用发行货币支持政府赤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支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在不断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在采用来自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时，必须考虑其具体条件和适用性。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反复强调要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不是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强调贸易和分工的重要性，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探索》。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是科学的。每个时代的特性各异，简单机械地搬用《国富论》的结论或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只是对过去某种现象的总结，而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应该采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而非根据《国富论》的结论去解决现在所发生的问题。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如想以我们的努力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注重中国社会主义科学的本土化问题。如能秉承这样一种研究态度，当遇到问题时，只要深入分析，考察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就能找到解决之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近，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有借鉴意义。如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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