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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詹姆斯·纳雷摩尔 所有生命体的中心法则是，每个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孤独且孤立的。一旦这种孤立性被打破，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混淆和困惑就会产生，死亡随之到来。人们因爱而生，但如果爱得太深，就会因爱而死。 ——D.H.劳伦斯，《美国古典文学研究》 人们时常引用伍尔夫的批评文章《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中的这段论述：“让我们按原子落到心灵中的顺序来记录它们，让我们如实描绘一个个景物或事件在意识中刻下的图案，无论它表面上怎样零散和不连贯。”断章取义地说，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某种宣言，事实上，它们被多次引用以说明伍尔夫的写作风格，从而将她与贝内特、高尔斯华绥这样的传统主义者区别开来。但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很显然文章里提到的“我们”并不包括伍尔夫本人，她只是在尝试把多萝西·理查森（Dorothy Richardson）或乔伊斯所推崇的现代小说写作方式用言语表达出来。她自己很少“记录落在心灵中的原子”，事实上她非常不喜欢这种写作方式，在《作家日记》（A Writer’s Diary）中她如此解释道： “这种写作手法抑制了创造力，使我们感到既不快活也不宽宏大量，反而囿于自我中心，尽管这种自我敏感而易于震颤，但它从不拥抱或创造自身之外的东西……生活不仅仅有这些方面，还有更重要的层面。”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伍尔夫小说中的特质，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强调的地方。她在自己的日记中直言不讳：“在我看来，该死的自我中心几乎毁灭了乔伊斯和理查森。”当然，由伍尔夫来批评乔伊斯狭隘是一种高明的反讽。 这些评论的主要作用在于揭示伍尔夫对于意识流的矛盾心理。她认为“以自我为中心”是一种幽闭的手法，不管结果如何，它都把读者禁锢在了一个任务的内心，这是一种自我本位，正像伍尔夫小说中的所有反派一样，都是自我主义者，他们从不“拥抱或创造自身以外的事物”。 出于对乔伊斯和理查森的反拨，伍尔夫发明了一系列的写作技巧，使得她能够在展现出自我的“敏感”与“震颤”的前提下，不忽视自身之外的东西。但她用以描述自我与世界接触的两个动词：“拥抱”和“创造”，却有文章可做。这两个词语体现出对外界事物不尽相同的两种态度。我们周遭的世界，到底是一种可以通过跳脱自身去“拥抱”的终极秩序，还是一种只能通过想象去“创造”秩序的混乱无序？伍尔夫从未明确过自己的答案，她的小说似乎同时支持这两种观点，在神秘主义与唯美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比如，当拉姆齐夫人坐在窗前，感受着自己与树木、溪流和花朵融为一体时，她显然是在“拥抱”这个世界，同样的，当雷切尔·温雷克陷入她的梦幻情绪时，她感到自己与万化冥合。但另一方面，伯纳德在《海浪》（The Waves）中的关键时分提出“我们即创造者”，它就像克拉丽莎·达洛维的宴会，拉姆齐夫人的都勃牛肉，莉丽·布里斯科的画一样，都是在从表象的混乱中寻找秩序。 这两种对经验的看法表明了一种十分深刻的不确定性，也许他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弗吉尼亚·伍尔夫似乎把一切审美行为，无论是宴会还是绘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永恒秩序的方式。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创造”是为了“拥抱”这种观点与我们在小说中所见并不矛盾。莉丽在作画时的抽离与拉姆齐夫人坐在窗前的出神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如何，弗吉尼亚·伍尔夫渴望表现出对世界的“拥抱”，这对于她的小说创作至关重要。 …… 拉姆齐太太或许是在与世界的欣喜交融中消解自我的典型例子，她永远处在出神状态和与自然合一的激越情感之中，不愿积极地投入现实世界，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弥漫着的悲伤情绪正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死亡的慰藉就是死亡本身，拉姆齐夫人将其称为“楔形的黑暗的内核”。拉姆齐夫人不像她自怜自艾的丈夫那样极度恐惧死亡，她内心平静，极富同情心。但与此同时，她不得不通过意志力迫使自己积极入世，她就是伍尔夫在《幕间》（Between the Acts）中描述的“统一者”（Unifier）；她相信她所看到的一切都能被感知为“一条河流”，完全交融的时刻，她似乎全然忘却了自身，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这可真怪，她想，如果一个人孑然独处，这个人多么倾向于无生命的事物：树木、溪流、花朵；感觉到它们表达了这个人的心意；感觉到它们变成了这个人；感觉到它们了解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和这个人化为一体；感觉到一种如此骚动不安的柔情（她凝视那长长的稳定的光柱），就好像是在顾影自怜。在那儿升起了——她停下手中的钢针凝目注视——在心底里卷起了一缕轻烟，在她生命之湖的水面上，飘起一层雾霭，化为一位新娘，去迎接她的爱人。” 新娘出门迎接爱人的画面几乎和我在《远航》（TheVoyage Out）中引用的最后一句话一模一样，它提醒我们，这里也有“无与伦比的喜悦”和死亡的形式。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得以管窥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华兹华斯（Wordsworth），乃至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相似之处。这里描述的“雾”与华兹华斯的“相似的微风”(correspondent breeze)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作用于一个消极得多的心灵);它致使了主体与客体间区别的消解，使旁观者能够“领悟到事物的生命本质”。但这一段音律带有一种威压的意味，它跳动的节奏，以及灯塔和窗户的性暗示，比华兹华斯的任何作品都更显情色。它也代表着对个体生命更大的威胁。 伍尔夫渴望在现代小说中表达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拥抱——确切地说是联结——在她的小说中不可避免地同死亡的感觉以及活跃生命的丧失联系在一起。这种情绪影响了她散文的结构，她的散文总是从后爱德华时期的轻松、温和幽默的行文出发，转向沉思，消极的情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被她所谓的“生活本身”的体验所深深吸引，而且，排除早期的草稿之作，她的风格越来越倾向描写主客体边界的模糊。甚至于在她的随笔中，我们也很难找到那种我们所期望和惯于看到的、更具抽象和分析性的语言形式，伍尔夫的随笔比二十世纪任何一篇英语文章都更倾向于再现她自身的情感，比起抽象与分析，她的作品显然更具古希腊或乔叟时期的格调。伍尔夫并不像她的许多批评者所言，醉心于用文字绘图的“魅力”。她的散文是一种心灵的反映，这种心灵寻求自身与外在生活的统一，感知着自身与外物之间的联结。正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所说，这种心灵能够“观照天地”（porous to the world）。 …… 我的观点，简而言之，是伍尔夫的特殊经历对她的小说艺术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从她的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能感知到一种“分裂的自我”（divided self），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感和无我感之间的割裂。一方是一个属于公众的、有形的自身（拉姆齐夫人称之为“你所看到的我们”），另一方是一个私人的、无形无体、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真实”的内在生命，它与整个世界汇通。这两种体验的对比在她的作品里随处可见：比如英国与雷切尔远航前往的丛林的对比；日与夜的对比；男人与女人的对比；公共街道与她笔下的人物倾向于独处的私人房间的对比。这种割裂在拉姆齐夫妇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一面是有时空限制的、日常的自我，带着男性的自我认同，生活在对于死亡和名誉消逝的恐惧之中，另一面是湿漉易感的、情欲的女性气质，在这里，人格被消解了，死亡的临近就像一场媾和。 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极度焦虑当中，但她似乎也被它所吸引，就像《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中的叙述:“这里是多么平静，扎根在世界的中心，目光穿过灰色的海水，看到了一瞬的光亮，还有倒影……如果没有惠特克年鉴，没有尊卑次序表！”这样的评价固然有英式幽默的意味，但这样的深海世界同时也令人恐惧。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书中隐含的对她个人的威胁，以及作为小说家，她的作品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因此伯纳德在《海浪》一书中问道:“没有自我的世界应当如何描述?”伍尔夫的实验可能会被视为某种妥协，一种试图“拥抱”她永远无法描述的世界的暗示，这是一个没有自我，甚至没有语言的世界。然而，尽管我已经强调过她非比寻常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死亡的调情，我同样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出于勇气的行为。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她都试图肯定我们生活的统一性，并打破她在日记中所说的人类个性中“制造屏障”（screen-making）的习惯。她认为这种习惯“非常普遍，可以让我们保持理性。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杜绝同情的方法，我们也许会彻底消解；不再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然而，在她的作品集的题词中，她补充道:“屏障是多余的，而非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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