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八七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制定继续革命的正确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田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制定基本原则，为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洛川会议，阐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上，曾经那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而在长征途中也有这样一场会议，成功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握对红军的指挥权，使中央红军重振旗鼓，振奋精神。 这场会议的重要性，大家也早已耳熟能详，但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一个曾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一票”的人，他就是王稼祥。 毛泽东曾多次提起：“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图丨遵义会议会址 一、毛泽东的“四起四落”人生总是波澜起伏，大起大落，伟人同样如此，他的一生“四起四落”，甚至要比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传奇政治生涯还要涤荡起伏。 “五四运动”之后，尚且“懵懂”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毛泽东开始负责起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等工作，这项工作也被当时很多进步人士誉为“吾湘的生机”。 1920年5月，毛泽东的北京之行结束，辗转多地前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更深层次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 11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和指导下，毛泽东创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只有6名成员。 1921年7月4日，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抵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便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开始投身到当地的工人运动中去。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 然而在2年之后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由于积劳成疾，请假回湖南养病，因而没能出席这次会议。 再加上当时的其他一些原因，毛泽东没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他的第一次起落。 1926年11月，从事指挥农民运动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认真分析国内农民运动形势，先后发表了诸多著作。 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后，毛泽东出席八七会议，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图丨八七会议会址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继续领导当地的农民运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秋收起义并没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作出判断，改变了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剩余起义部队前往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堪称壮举，但在当时却没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反而因为擅自改变计划，遭到了批评。 在1927年11月的中央临时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被撤销，然而当消息被传达到井冈山时，却被误传为了“开除党籍”。 由于当时通讯不便，这一消息未能得到确认，而他也因成了“党外人士”，而不能够继续担任党内职务。 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起落。 由于当时的一些原因，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在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陈毅代替毛泽东被推选为前委书记，朱毛二人双双落选。 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一带主持工作，在那段时间，他又身患恶性疟疾大病一场，因此未能赶上第八次代表大会，因此还受到了处分。 “寥廓江天万里霜”，这样的处境便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次起落。 然而，红四军在毛泽东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却陷入了低迷，接连的败仗让陈毅以及红四军的战士们发觉，原来他们根本离不开毛泽东。 为了挽救困局，陈毅秘密前往上海，向主管军事的周恩来进行汇报。 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并且明确表示应该继续维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一封“九月来信”，让毛泽东重新返回了领导地位。  图丨周恩来“九月来信” 然而，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也即将到来。 1931年1月，“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而与其意见不合的毛泽东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带领广大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取得了4次胜利。 然而，当毛泽东的指挥权力被剥夺之后，博古和李德等人却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结果却迎来了一场持续一年之久的反“围剿”战役。 在这一次战役中，红军在错误的“拼消耗”战略的指挥下，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启长征。 当艰苦的长征路途上，大伙才再一次的意识到，原来毛泽东的领导是那样的正确，他们是那样迫切地需要他的领导。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积极主张端正党的领导路线，毛泽东领导地位才得以被恢复。 这是毛泽东的第四次起落，而这样的困境直到遵义会议时，才得到了有效地解决。 然而说起遵义会议，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对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家，此人不是毛泽东，而是王稼祥。 二、“红色教授”王稼祥1906年8月，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年幼时期，他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便进入私塾求学，有一段不错的教育经历。 然而在他19岁时，由于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他开始组织同学反对所在教会学校所设立的圣经和祈祷课程，结果被学校开除。 1925年5月，被教会学校开除后，王稼祥仍继续组织学生进行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又前往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附中学习。 求学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不久之后启程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图丨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在这里，王稼祥更加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先进思想就如同那黑夜中的明灯，为他照亮了前进之路。 在刻苦的学习过程中，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并且在1928年2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王稼祥回到国内，此时的他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很深的造诣，他也下定决心，要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知识，全部都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建设工作中去。 如此出众的学习经历，使得王稼祥很快便在党内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成为一名“红色教授”。 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次年3月，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并开始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又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 在同年4月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正是从这之后，志同道合的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开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之所以会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找出应对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方法，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 会议上，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敌人的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红军应该分兵退敌。 而毛泽东和朱德却认为，应该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来犯之敌，由于意见不统一，双方争执不休。 在第二天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不同意他意见的人，最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集中精力，先打弱敌。” 也正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给了王稼祥很大的启发，为了能够更深一步的交流，王稼祥从那之后便开始经常找毛泽东交谈。  图丨王稼祥 在那无数个彻夜长谈的夜晚，他们两人之间的交谈，给王稼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许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就应该开创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之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王稼祥已经开始逐渐偏向了毛泽东。 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战役中，事实也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十分符合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1932年10月，“左”倾思想已经开始占据上风，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开始将矛头直指毛泽东，并对他之前所指挥的多次胜利战役进行了错误的评价。 不仅如此，毛泽东的指挥职务遭到威胁，“左”倾主义者们欲将他调离前线，但王稼祥却坚持据理力争。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同时他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也都行之有效。 面对众人对毛泽东的排挤，王稼祥挺身而出，他认为，“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即将打响，“毛泽东同志仍应该继续留在前线，指挥红军作战。” 在会议中，王稼祥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这番言论，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包括毛泽东本人。 当年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就已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相识，他们有的甚至都是老乡，关系可谓十分亲密。 而他与毛泽东也算是刚刚相识，他能够反对王明等人，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图丨王稼祥 “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然而即便有王稼祥的力挺，但当时由于“左”倾思想十分“猛烈”，会议上并没有多少人听取他的意见，处于少数地位，而毛泽东也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被调往后方主持工作。 当毛泽东被解除军权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因此而与他疏远，相反变得更加密切。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期间，王稼祥参加了决策和指挥工作，使得他对苏区的现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清楚的认识。 与其说是在指挥，不如说是在实践中学习，虽然毛泽东的指导地位被剥夺，但是他仍与周恩来、朱德等人，继续坚持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策略方针，也正因如此，红军顺利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初，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我国华北等地，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反革命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 在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败。 三、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稼祥已经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王稼祥不幸腹部中弹，伤势比较严重，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匮乏，他就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长达8小时的紧急手术，但已经没能将体内的弹片取出。  图丨王稼祥与毛泽东 在之后发生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期间，博古和李德等人坚实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战术，王稼祥认为，这样是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在他看来，若想粉碎敌人，红军仍需坚实贯彻“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的战术。 为此，王稼祥与博古等人发生过多次争论，但并没有取得有效的解决办法。 1933年9月，黎川失守，博古等人将此罪责强加给时任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对此，毛泽东表示强烈反对，很明显这是博古等人在推卸责任的做法。 对此，王稼祥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看法，因此作为前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他，强顶压力，多次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此时的他已经发觉了博古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在错误的指挥下，红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王稼祥非常气愤：“如此指挥，怎能不打败仗！”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利，王稼祥更加认清了博古等人“瞎指挥”的错误行径，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革命若缺少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必将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1934年10月，为摆脱敌人的追击，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此时，因被敌机炸伤，王稼祥的身体还未痊愈，面对这样的情况，王稼祥被要求留在当地养伤，同样要被留下的还有毛泽东，因为当时他也患上了疾病。 然而，许多同志却极力反对这样的决定，大家认为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身份重要，绝对不能被留下。 就这样，毛泽东才能够坐着担架跟随大部队一同进行长征，同时，毛泽东也通过争辩，“王稼祥同志是我党的重要干部，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让王稼祥也跟随部队一同长征。  图丨毛泽东与王稼祥 红军开拔在即，王稼祥终于盼到了通知，军委还专门给他派来了担架及随行的医护人员，他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党组织、离开部队的。” 虽然眼前红军早说到了挫折，但是毛泽东仍坚定地说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10月11日，接到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编排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开始进行长征。 这一路，注定凶多吉少。 湘江战役后，虽然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多道封锁线，但队伍却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此时的王稼祥早已焦急万分，他同毛泽东二人坐着担架，一路前行，一路交谈，一路都在为党和红军的前途而担忧。 通过长时间的接触，王稼祥与毛泽东之间已经非常信任，王稼祥曾坦率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下去不行，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王稼祥曾向毛泽东询问，如何看待目前的局势？ 毛泽东思考片刻后反问道：“你呢？你如何看待？” “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对此，毛泽东也表示认同，但却又无能为力，“你的看法我表示赞同，可惜现在没人听我的喽。” “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为了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王稼祥开始行动起来，他先是找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将自己与毛泽东的观点告知于他，提出需要开一个会，解决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其实，张闻天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已经对“左”倾路线表示不满，当得知王稼祥的来意后，当即便答应下来。 图丨张闻天（左四）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闲着，而是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王稼祥的争取下，又得到了时任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支持，聂荣臻爽快地答应，“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1935年1月7日，遵义城被红军攻破，为之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打下了基础。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如期召开，王稼祥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带病出席。 会议上，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总结汇报，不出王稼祥预料，在这份汇报中，博古只是单纯地强调了客观困难，并没有承认自己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对自己“左”倾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 同时，张闻天等人进行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也提出了反对，并且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对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会场开始变得鸦雀无声，王稼祥站起身来，明确表示自己完全赞同并始终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再次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王稼祥总结道，“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他的这一段发言，得到了现场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道：“毛泽东应重新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也纷纷表态，在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时，还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结语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图丨遵义会议会议室 从此之后，红军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领导的带领下，爬雪山、过草地，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虽说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必然的，是人心所向，但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 然而，对于自己所作的突出贡献，王稼祥却并没有到处张扬，以至于直到党的十大会议期间，人们才开始对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他的这种“不诿过喧功”的高尚品质，同样值得我们牢记和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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