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第20期 【招祥引瑞：汉代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与象征意义】一文 作者为震旦博物馆顾问研究员寻婧元  大型圆雕动物玉器从体量上来看，最小者五厘米以上，最大一般不超过二十厘米，造型相对独立。这类圆雕动物中除熟知的丧葬用握猪、唅蝉之外，还有一类是雕刻写实的玉器，题材除常见的兽类、禽鸟外，神兽的比重颇高。如咸阳汉元帝渭陵遗址出土的玉仙人乘马。  关于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学界现有三种假设：一是“玉镇”说，二是“玩赏”说，三是“仗首”说。 “玉镇”说认为此类器物具有实用的压镇功能，可利用自身重力防止轻型物品飞逸。此说的成立需要论证所镇之物同玉镇的匹配程度，即考证玉镇的实用度。汉代所镇之物主要有坐席、六博席、书帛三种。这三种被镇之物的尺寸、材质不相同，故对镇的要求也有所差别。然而不难发现此类大型圆雕动物玉器重心较高，且身体造型曲线多变，若用作镇物，难免会被人的衣物勾连，极易倾覆。这种造型设计似乎同镇的功能不符，且有受损风险，故玉镇说值得推敲。 “玩赏”说指出这类器物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适合陈设和赏玩。此观点牵涉到圆雕动物玉器使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当时的用玉传统。汉代玉器主要用于礼仪、祭祀、丧葬等领域，即便是有陈设、装饰功能，亦应有源可溯。但目前尚未在相关文献中找到供玩赏用圆雕玉器的记载。 “仗首”说是针对圆雕玉器的单件鸟形器物的个案探讨，认为这类鸟形圆雕玉器是令牌的首部装饰，可命名为“鸠仗首”。但实际器物底部同仗首并无可供固定的设计，同时鸟形器物的腹部花纹雕刻写实，此说亦有待证实。 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英国学者罗森（Jessica Rawson）认为它们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但由于太过写实且精美的外表掩盖了本质，使学者忽视了其真正的功能。她还提出这类玉器的功能值得进一步探讨，难以想象如此珍贵的材料在汉代只是为了制作供玩赏的器物。 目前有关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研究基本属于描述赏析的范畴，深入探索暂付阙如。因此笔者做出尝试，在探讨此类器物功能的同时亦重视其象征意义，不仅明确器物的定名，同时了解谁在使用，用于何种场合，如何使用，更重要的是探寻为何如此使用。中国早期社会的雕塑都带有某种特殊目的，大多数与宗教、政权、血缘祖先等象征意义相关，雕塑的功能决定了其材质、大小以及风格。在文献记载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充分考虑材质、大小以及风格特征，再反推雕塑的功能是本文展开研究的方法。 汉代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基本信息 据笔者统计，现存的尺寸在五至二十厘米之间的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数量不足六十件，发掘出土的仅有十余件，绝大多数为馆藏或私人收藏（见附表）。据表格可知出土的十余件器物皆属西汉时期，东汉仅有零星发现，且为东汉早期遗址出土。就出土实物的风格来看亦有可能是西汉前期遗留或改制的器物。
汉代圆雕动物玉器统计表 出土地点集中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作为西汉的都城，今西安城郊分布着大量汉代皇室或达官显贵的高等级墓葬。虽然大多数遗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仍有不少珍品出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咸阳汉元帝渭陵遗址发现的五件动物圆雕玉器——玉仙人乘马、玉熊、玉鹰和两件玉神兽。此外西安大白杨汉墓出土的玉羊，以及宝鸡北郊汉墓出土的青玉辟邪都是此时期难得一见的孤品。汉宗室同姓王的封国之地也发现了少量此类玉器。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一件长二十三点五厘米、宽十三厘米、高十四点三厘米的大型圆雕玉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圆雕动物玉器。  大型圆雕动物玉器中极强的艺术表现力是汉代玉器制作中“立体化”创新风格的真实写照。汉以前的玉雕动物以平面刻画或浮雕为主，即便零星出现的圆雕，都是“方形”布局和结构。最早的实例可追溯至红山文化，商和西周亦是如此。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虎、玉象、玉熊、玉牛、玉鸮，以及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六十三号墓出土的玉牛、玉马、玉羊、玉熊等。汉以前玉工对圆雕动物题材的把握基本被限定在方形架构之内，动物造型更多的是适应此架构，没有过多曲折的线条，动感不强，且超现实的神兽主题较少。
玉熊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晚期 高4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玉羊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63出土 西周 长5厘米，高2.5厘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这一现象至汉代被打破，此时大型圆雕动物玉器姿态逼真，特别是玉工独创的多视点组合手法，使器物动感十足。所谓多视点组合，是指玉工在表现动物造型时，常择取正面、侧面、后面或斜角俯视等角度所见的动物局部，并组合成完整的造型，以营造扭身摆尾的强烈动感。如震旦博物馆藏圆雕玉狮，头部、颈部及身体的中段采用了侧视视角，前胸采用了正视四十五度角的取像，臀部则采用了后视四十五度角的取像。 在正常视觉下，观者无法在定点的位置同时看到这三个平面。正是由于独具匠心的玉工对其进行了组合加工，才使得这类圆雕动物更富有扭转的张力。通过风格对比，笔者认为汉代此类玉器同之前的圆雕动物恐不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而是汉代新兴的一种玉器品类，可能与汉代的新思想密切相关。
玉狮 汉代 长8厘米，宽5厘米，高3厘米 震旦博物馆藏 汉代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探讨   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藏 第三类与第一类相似，仅存孤例，暂称为“容器型”，如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玉飞熊。该器头部上有环纽银盖，头顶开有圆口，腹腔掏空，应是用于盛放的容器。
飞熊玉壶 江苏扬州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 东汉 高6.8厘米，宽6厘米，厚4.5厘米 扬州博物馆藏 第四类是本文论证的重点，称为“写实型”。这类圆雕玉器周身完整无孔洞，凭借自身的足部支撑能够稳立，造型逼真，线条弯折，动感十足，最大化地诠释了多视点组合的三维效果。由此大致可推测写实型圆雕器物的完整和逼真是满足功能需要的关键因素。 从造型与用料的关系考虑，这类写实动物玉器的选料，多不考虑省工省料，而是本着造型优先于材料进行加工的，或许表明来自于阗的珍贵材料在“写实”要求下显得并不重要，这也与同时期汉代“依料施工”的制作传统有出入。因此写实型圆雕玉器的功能超出了实用范畴，更多的是为模仿或象征某类重要对象，而且这种模仿极为严苛，不计成本。如果说从于阗出产的昆仑玉和动物题材的结合，让我们在大范围内划定了研究对象与非现实的神异思想相关，那么它们在造型上的“非实用性”写实特征则将其功能与背后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 我们再来看同功能联系紧密的另一个因素——纹饰。写实型圆雕动物玉器的纹饰同造型保持了高度一致，仍突出写实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写实型动物玉器中甚至雕刻出今人看似“无意义”的纹饰。如上所述，它们能够稳立，使用时可保持立姿，不需要依赖其他支撑。独立式器物的纹饰的可视面应是水平一周，加之器物顶部，器物底部因是站立的接触面不会被观者看到。考虑到汉代治玉工艺的耗时性，这部分不可视的区域理应简单处理，同时为了站立的稳固性，也应避免动物脚底的纹饰过于复杂，或高低起伏。 但写实型动物的非可视面都雕刻了完整的纹饰，这是“插孔型”动物玉器不具备的。就目前公开的写实型动物底面照片来看，咸阳汉元帝渭陵遗址、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以及震旦博物馆收藏的多件器物底部均有细部纹饰的刻画，玉工写实地雕刻出动物爪下的分指、指甲、肉垫，腹部的毛发、生殖器等。这种对不可视区域的雕琢是一种刻意而为的写实。 此点在渭陵出土的玉仙人乘马身上尤为明显，玉马呈奔跑状，右前蹄踏在灵芝仙草上，其余腿都呈屈膝的姿态，如果不与下部的玉版衔接，是无法独自稳立的。玉工在设计时采用一体成型的理念，在马足下添设玉版，保证了站立的稳定性。但即便如此，在并不属于马身部分的玉版下也雕琢了祥云纹。因此，这些不可视的细部纹饰应与其特殊功能相关，玉工费时费力完成的雕刻似乎是为呼应一个基于“完整性”的模仿的目的。从模仿或象征的功能来看，写实型动物玉雕的造型和纹饰均能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它们是为同一个功能而服务的。那么汉代人制作此类写实型玉器的模仿或象征对象是什么，就是解决功能的关键点所在。
 写实型与插口型圆雕动物底面对比 使用环境与功能 目前可见的汉代玉器以墓葬出土为主，但写实型动物玉器大多出于非墓葬类的建筑遗址中。虽然这些遗址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出土量最多的渭陵遗址仍给我们提供了部分可供分析的环境和器物组合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渭陵遗址出土的五件器物虽发现的时间有先后，但就整体风格、用玉材质及出土地点的距离而言，应为同一时代同批制作的玉器。五件器物出自渭陵北部偏西三百六十米处的建筑遗址，遗址上还发现了大量瓦砾、墙基及铺地方砖。 此处建筑的功能无疑是判断五件玉器功能的重要线索之一。遗址东西长约两百米，南北宽约一百米。根据《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陵旁立庙”的记载，可推定此建筑性质为祭祀先祖的庙。这些玉器似乎是帝王祭庙时展示或使用的祭祀用器。汉代在庙中祭祀时需配合相应的礼乐，根据礼乐内容可还原祭祀过程中重要的理念和过程。 《安世房中歌》是汉初宗庙的祭歌的重要代表，陵旁立庙祭祀与汉初传统的宗庙祭祀在礼仪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安世房中歌》史称为刘邦之姬唐山夫人所作，是汉初庙祭的祭歌，原名《房中祀乐》，惠帝时改名为《安世乐》，班固将其载入《汉书》后，定名《安世房中歌》。此处“房”即指宗庙。 同武帝时期的《郊祀歌》类似，其第一、二章为迎神曲，渲染气氛；第三至八章歌颂统治者的功德；第九至十一章祷神，宣扬统治者的天赐之威，其统治被上天认可；第十二章歌颂天下太平；第十三至十七章歌颂帝王受神庇佑,人民亦生活安乐。纵观其内容不难发现，其与汉代“上天授命”的思想息息相关，作为上天授命合法性的重要体现，上天所降祥瑞就是祭祀活动中的一大重点。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出土于庙中的动物玉器所模仿的对象就是汉代的各种“动物瑞”。 在汉代人眼中，上天与人世的对应关系十分密切。天与人的结构颇为相似：“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星空的布局运转和社会政治、等级分化亦是相互对应。正如葛兆光所说：“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十分强大而且久远的传统观念系统，即宇宙与社会、人类同源同构互感。”这种互感体现在人与天的双向沟通：一方面，人的活动可以激发出天的响应，往往通过“祥瑞”或“灾异”回馈于人间；另一方面，上天还能通过一些手段预言人间未来的走向。 人们认为上天对于人间的评判是通过展示现象或物品来完成的。这些现象和物品作为上天的“语言”，被解读成“祥瑞”和“灾异”两种，前者代表了上天对现有人间的状态持满意态度，后者则表示不满。由于统治秩序是人间社会的核心，因此祥瑞或灾异的直接对应人就是统治者。鲁惟（Michael Loewe）总结得出：上天会送下祥瑞之象来肯定某位贤明君主的天命；也会发布恶兆以回报君主的恶行。因为祥瑞或灾异与政治的关系，又使其成为人与人、臣民与君主之间谈论政治时所要提及的主要内容。 祥瑞种类繁多，据陈盘统计包括：“文字瑞如图书、神仙瑞如真人、器物瑞如宝鼎、矿物瑞如金玉、植物瑞如嘉禾、动物瑞如龙凤、地瑞如醴泉、天瑞如德星、感生瑞如汉高祖诞生。”汉代对祥瑞进行系统解释的文字见于《白虎通》，文中详细记述了祥瑞到来的原因：“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祥瑞的图像数据在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的“祥瑞石”中被描绘了出来，并配有相应的榜题，其中与动物相关的有：赤罴、玉马、白虎、麒麟等。亦对应了写实型动物玉雕中常见的熊、马、虎、麒麟等。
山东嘉祥武氏祠“祥瑞石”图案
圆雕走姿玉辟邪 陕西咸阳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汉代 长5.8厘米，高2.5厘米 咸阳市博物馆藏
青铜鎏金动物 东汉 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 马：长6.2厘米，高5.9厘米 象：长4.2厘米，高3.5厘米 麟：长6.7厘米，高8.6厘米 牛：长7厘米，高4.8厘米 虽然祥瑞出现的终极原因是统治昌明，但即便是明君圣主的时代，有时还需借助一些手段才能让其出现，也就是说祥瑞的出现并非完全自发和随机的，有“自至”和“招至”两种形式：自至指不借助任何外界手段而自行出现；招至则是利用一些现有祥瑞或通过绘制图案、演奏声音等方式招引而来。祥瑞能够被招致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即神物会被相似的物品吸引。 武帝时期的方士少翁曾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据文献记载，招瑞的“引子”有三种：一是图案，二是声音，三是实物。武帝在甘泉宫中的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就是以图像引神物的实践。而能使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的“降神之乐”，则是通过声音引瑞的代表。实物引瑞的例子在汉代屡见不鲜，如武帝时期：“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而汉宣帝在未央宫中用玉宝璧立祠，目的亦为感召神物：“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王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 由此可知，为更好地在祭祀过程中招致祥瑞，以昭告天下，统治者需要在祭祀之时以乐降神，同时需要制作与祥瑞酷似的图案、物品吸引其到来。故这类写实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是在祭祀活动中起到招瑞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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