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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良丨论文学新变格局演进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从越文化“内源性”视阈的透视

 冬天惠铃 2023-02-08 发表于湖南

突破中国文学“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现文学观念、文本样式、语言形式由旧向新的整体性置换与变革,即体现文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做出多方面探究。固不可或缺,但审视中国“传统内”的变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具变革精神的越文化传统,对照在越地生成由鲁迅领衔的阵容壮观的新文学作家群,探讨两者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当能确切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有效路径。但中国文学在“传统内”的变革,既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单独展开,同时又是既往历史的承续与延伸,即显现出文学新变格局中的“渐变”与“突变”发展趋势,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由是观之,就“现代”新质的中国新文学“发生”而言,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促成文学转型的意义,因而侧重探究从渐变中形成的文学“质变”,进而实现文学观念、文学形态的全面更新,从而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激流涌动:新文学“前夜”期的文学新变诉求

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即探究文学“新质”的形成构成对“旧文学”的全面颠覆,当然需要集中审视发生于“五四”的文学革命。但追溯“新质”的生成,新文学“前夜”期的晚清文学却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五四”与晚清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新旧文学“一片融合双方的区域”,如人们所说的晚清文学中也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所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问,绝不是没来由的。正是有此诉求,近代启蒙文学思潮和一班有识之士提出的文学变革要求,正构成对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学的有力冲击,使原本就已江河日下的固有文学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因此,虽说近代文学思潮最终并未滋生出从内容到形式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新文学须待经由“五四”文学革命的“突变”而形成,但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力,却是无疑的。浙江的文人学士在越文化精神导引下,以日渐积累的叛逆道统的冲击力,便显现出充足的新质储备迎受文学变革的态势。

新文学产生“前夜”,处在新旧世纪之交、新旧文学激战的间隙,“表面是平静的”,但“海底里”却汹涌着“各种激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地涌现出一个横跨近现代的由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构成的先驱者群体,当能集中显现文学理念新变中的作用。这个先驱者群体,所担负的文化角色有所差异,对“新文学”意义的认知各不相同,后来为建构“新文学”所作的建树也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确已有“先觉者”基于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已开始向文学的“现代”方向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他们在新旧文学转型期积极探索改革文学的新路径,便有可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新旧世纪之交,章太炎和蔡元培担负的并非纯粹的文学家角色,他们在社会革命方面更有所重,但他们作为文化学者,自然也会有对文学的关注,而且常常会显出对文学转型这样的切要性命题提出卓异识见。章太炎曾参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但随着国内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日渐旺炽,其于世纪之初即与维新派决裂,走上“排满革命”道路,所以当“文学改良”发展到以革命派为主导进入“革命文学时期”,其于文学革命之功亦于此充分凸显。他在主持《民报》《苏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与保皇党论战的文章,堪称元气淋漓,所向披靡,名振海内外。前此以“维新”为职志的文学界革命,固然也不乏对文学新潮的鼓吹,但大多表现出温和与改良的色彩,缺少的是从根本上动摇旧思想、旧文学根基的气魄。章太炎认为,要改造当今社会,非“震以雷霆之声”不可,必“欲以跳踉搏跃言之”。其写出的文章可谓理足事胜,无浮辞叫嚣,自有一种锐不可当之势,实为“文界革命”之异军突起。章氏之学必受惠后人,浙江的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章门弟子”,从一个侧面透视出这位学问大家对浙江新文学的深刻影响。鲁迅就特别推崇章太炎的学识、文章,在其重病中(临终前10天),还著文称颂章太炎“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表达了对这位先驱者的深刻理解。蔡元培主要担负的是社会革命家角色,是近代卓越的民主革命思想家。他早年就投身反清革命,组建光复会,参加同盟会,谓之“革命元老”。民国成立后,众望所归,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在20世纪初的头两个十年,曾两度游学西欧,直接接触了科学、民主思潮,使原本已确立的民主主义思想日趋深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其重要贡献就在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礼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并将陈主编的《新青年》由上海迁入北大,使“一校一刊”形成新文化中心,他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其所作《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将猛兽“作军阀的写照”,期望“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文中提出的“洪水猛兽”一语,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经典性话语。蔡元培还曾断言:“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文一定占优胜的。”其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当此守旧风气颇盛之时,能对白话文的前景作如此肯定的预测,这对于白话文的最终获胜,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蔡元培于学术上的突出建树,是汲取欧美各国文艺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力倡“美育”,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认为对国民实施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以培养人们“活泼高尚的感情”,因此他殷切期望“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这一学说长期来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转化,开拓了新的路径。

在新文学“前夜”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全面论述的,当首推王国维。他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脱颖而出,以独立的价值判断、深厚的文化修养成为那个时代的“先觉知识者”。其“先觉性”在于:既有深厚的“国学”积累,又有开阔的“西学”背景,所以能在阔大的文化视野中观照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从而做出自己独到的选择与判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其学术研究明显向着文学一面的倾斜,提出的学术理念对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有着重要意义。郭沫若盛赞王国维一生的学术历程,尤以文学家的贡献最为卓著。他认为:“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陈寅恪论述王国维学术上的多方面开创性成就,特别指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剧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综观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的探索,于中国文学转型建树最多的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期的学术先锋,最早将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完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由近代向现代的成功转换。他提出“文学独立”的“文学本体论”观点,揭示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如1905年发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认为世界上“最神圣、最尊贵”的并不是什么道统、政治,而是哲学与美术,这在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无疑是独创的。他还提出对一切文学体裁一视同仁的“文学平等观”,旨在打破传统“正统”文体观,提升小说、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理念特别切合越地文学史的分析与论断。这些都表明,此时的王国维已从多个层面阐述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足证其作为文学“先觉性”的意义与价值。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夜”,作为越地纯粹文人创作显现而卓有建树的,是夏曾佑、蒋智由。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的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是“诗界革命”的领衔人物,其中夏、蒋二位是浙江人。夏曾佑(穗卿)是近代“新学诗”的首倡者之一,其诗歌创作体现融“新学”知识和学理、名词入诗的特点,其诗作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已表露无遗。他还较早提出:“欧化主义、国粹主义皆不能副今日之需用”(《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亦是颇有见地之说,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另觅文学新途,丰富了文学界革命的理论。蒋智由(观云)的诗,也重在鼓吹新思潮、新学理,在“诗界革命”中反响最为强烈。时人评其诗云:“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诗固不佳,而已成为时代的信号”。诗作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而蒋智由其时已力倡“文学自由”原则:“因自由于宗教界、于政治界、于学术界,无不破坏旧习惯,而开一新面目,文艺亦然。应用自由之一原理,遂得脱出古人种种之窠臼,文艺于是有新生命。”这些见解不但表现出对于陈旧文学观念、文学体系的反叛性,而且还揭示了文艺新变规律,在当时更属难能可贵,明显见出越地诗人(作家)已深得文化新潮的翘楚,是故就有其在诗文阐释中的纯熟运用。

越文化的近代变革造就了文学的诸多新质,它对于后来新文学的全面转型的确有着无可漠视的承传关系。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终实现形态(“近代”形态),但其提出具有“现代”特质的新质储备却是无疑的。即以越地的改革而言,许多改革者都在鼓吹“新思潮、新学理”,期待产生出文艺的“新生命”。这样的文学观念再朝前一步,就有可能催促新文学的发生。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就认为,明清时期“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学术繁盛,是“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思想界的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的复活”。他所说的“最近三十年”,正是近现代文化思想转型期,正可以说明:出于“传统内”的先进文化思潮是促成文学向着现代转型的“原动力”之一。

二、周氏兄弟于20世纪初发出超前的新文学呼唤

如果说,在晚近文艺思潮中,章太炎已于新文学“前夜”的文学革命中有所建树,但其所重在社会革命方面,对于新旧文学转型的阐述并不特别彰显;王国维倡“纯文学观”,于中国文学建设有首创者之功,然而其提出的“纯文学观”毕竟是对文学理念的深度阐释,并不十分切合新文学初兴期人们的心理期许,所以一时应者寥寥。那么,在其时的浙江学人中,能够对已萌生的新的文学思想整合为较为系统的新文学观,从而对新文学诞生做出更为急切、热烈呼唤的,则是稍后于章太炎、王国维出现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也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近代文艺思潮大裂变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他俩都于年轻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先后离开故土,到南京求学,接受新知,从严复的《天演论》等译著中接触了新思潮;后来又先后赴日本留学,更广泛吸收、考察西方文化思潮,获取更坚实、深厚的新的思想文化储备。他们从世界文化大潮中审察中国文学,便能看出其种种弊端,立志予以根本改造,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对此的论述,当能昭示出他们对于文学革命的先导性理念,从中最能见出他们引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他们从越文化中心地域走出,无疑是越文化助推中国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人物。概括其精神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其一是把握20世纪之“真精神”,热烈呼唤再举“第二维新”。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敏锐感知与思考。其所表现的文学先导性思想,就在于站在20世纪文化的精神高度上,把握“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提出了中国历次文学变革的不彻底性,强烈诉求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深入变革。写于1907年的《人之历史》,以及写于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文,都是鲁迅留日期间开始文学活动时的作品,从这时起,便显露出其观照世界文化大势,探究中国文化与文学变革的深邃思考。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于此提出实现中国文化新变的使命是:“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进而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周作人以“独应”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同鲁迅一起,引进世界文学新潮,向封建文化发起凌厉攻击。针对旧文学不知有“人”的缺失,周作人也热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认为国民不但需有健康的体质,还需要“健全的精神”,“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也”,同样体现了新颖文学观念和对旧文学的犀利批判精神。这说明,他们当时形成的文学观对其后“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直接影响。例如,提出“立人”思想,实开新文学中“人的文学”观之先声;崇尚“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推动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潮;而提出较全面的“纯文学观”,既对王国维的“纯文学”概念有所肯定与申论,同时又指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纠正了王国维绝对遵奉“非功利观”的片面性,初步确立了为“五四”新文学时期所普遍认同的既重“文学之意义”又重文学之“使命”的新文学观。

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之新精神”的清晰认知,和对中国旧文学欠缺精神、抹杀个性的清醒认识,遂有鲁迅写于同一时期的《摩罗诗力说》中对19、20世纪改革不彻底性的深入洞悉,于是就有如此激昂的发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在此基点上,就有鲁迅不无忧虑的沉痛陈述:“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鲁迅热切呼唤再举“第二维新”,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已是昭然若揭,从中显出他所独具的智慧与眼光。他热烈呼唤再举“第二维新”,是在于初次“维新”的不足,以至于维新思潮过后依然是弊端丛生,而呼“精神界之战士”又不至,因此再来一场文化革命已是时不我待。从其呼吁变革的意涵看,虽然主要所指是文化精神,但其集中倡扬中国人所欠缺的“摩罗诗”精神,以及中国文学中缺乏的至诚之声、温煦之声、善美刚健之声,则其对中国文学更新的愿望也必有热切期待。以20世纪世界文学的眼光洞察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乃是鲁迅审视中国文学的精辟识见,也是当时学人认知中国文学变革与现代转型的更深邃之论。

其二是尝试文学变革实践,计划实施“新生”文艺运动。

在新旧文学之交,周氏兄弟不独以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文学新潮,还有尝试文学变革实践的举措,计划实施“新生”文艺运动,便是典型一例。他们决定创办文学期刊《新生》杂志,可以确定的时间是1907年夏,那时正是鲁迅弃医从文不久。据周作人后来的回忆:“刊行杂志,开始一种文学运动,这是鲁迅在丙午年(1906)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方针。”对此,鲁迅有更完整的表述:“因为从那一回(指“幻灯事件”——引者)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从这叙述中,最可注意的是创办《新生》杂志的动因。

当时的现实状况是:留学生只重法政理工以至警察工作,“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见其办刊的直接动因是在唤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这也是最终促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来由。拟议中参与办刊的是四人,但最后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人,即周氏兄弟、许寿裳,而许也是专治教育的,所以后来“专治文学”的也只有周氏兄弟二人。这可能也是新文学“前夜”时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尽管要求文学变革的呼声已甚是高涨,但真正从“文学”入手做切实有效的改革,却鲜有其人,所以创办文学杂志“提倡文艺运动”,便成为有志于文学改革者的不二选择。从中可以察见的是,周氏兄弟从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文学改革的直接介入,其拟议提倡一个新的“文艺运动”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不过,拟议中的《新生》杂志,虽没有最终实行,但也并非毫无成果。“《新生》没有诞生,但是它的生命却是存在的。因为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在《河南》上说了。”按原先计划,《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文言论文为“《新生》甲编”,当时是同步进行的,后因《新生》流产,文言论文只能另投刊物发表。这就是这两年来周树人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周作人以“独应”为笔名,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言论文。翻译小说则不得不另行出版,于是就有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之举。

如此说来,《新生》文艺运动虽未如期实行,但却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实质性效应。一方面是翻译小说的卓越建树。《域外小说集》选译了14位外国小说家的作品37篇,大多是东北欧国家的作品。这部“域外”的文学作品结集,第一次把视点投向西方弱小民族的文学创作,于是“别求新声于异邦”,“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抑或是对于周氏兄弟的文学业绩,都有极重要意义。这些小说侧重表现弱小民族探寻生存出路和民族的生存状况,这对于同样处在积弱地位的国人尤具借鉴意义,而透过翻译实践,对那些浸透了苦痛、沉默而孤独灵魂的全新体验,为中国文学的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搭建起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精神过渡桥梁。另一方面,则显现出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以纵横捭阖之势看取世界文化新潮,表达了自己的独异识见。在鲁迅写出的《文化偏至论》等文中,引证了世界驰名的数十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论说,其中包括苏格拉底的古典哲学、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乃至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等。他是立足于20世纪初的文化基点上,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分析,遂有其张扬20世纪文化之“真精神”的深刻理解。尽管其时周氏兄弟还没有开始文学创作,但他们的文学实践活动,包括拟议创办《新生》杂志及此后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都已昭示着他们于“新文学”建设有着预设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再跨前一步,并将个体的精英文化思想扩展为普遍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必将促成中国文化、文学思想向“现代”的全面转型。

三、文学转型期“浙江潮”的涌动与地域传统的衔接

推动文学变革,新兴文学队伍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作家群体的聚合,是文学变革步入轨道的必备条件:文学新变举措的具体实施有赖于此,而文学新变形成一定的规模与声势,更有赖于汇聚有相当规模的作家队伍。晚近越文化区域内文化新变之富有生气,是在于在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段里迅即汇聚一支文化新军,使其在文学新变中更有所作为。

在近代文化大潮中,与破碎旧文学体系相偕行进的,是潜涌在文化激流中的一批年轻学子,在呼唤文学新世纪到来时所激起的层层波澜。世纪之初,文学“浙江潮”的涌动,就构成一种颇为壮丽的景观。浙江留日学生于1903年2月在东京创办《浙江潮》,这是浙江新文学队伍在海外的第一次集结。发刊词就出自日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蒋百里的手笔:

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乎?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

在新世纪之初,它便“发大声于海上”,显示出极愿“势力如浙江潮”的浙江青年人敏于世变、勇为人先的精神,而它甫一亮相,即以“奔入于世界”的雄心,夹带着深重忧患意识的澎湃激情而显出咄咄逼人之势,见出了浙江的新一代学子,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它探讨哲学、科学、文艺等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把它单指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正因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遂壮阔其声势,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蒋百里等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臣,则其同文学的相关意义已不待论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能指意象,《浙江潮》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流动的文化大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文化队伍挟20世纪文化大潮而进的趋向;这股潮流正开始冲出越地走向世界,也预示着其在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必有更大作为。

综观《浙江潮》所表达的学术观念,当然包含了丰富内涵,这里不一一缕述。而就其表达的对地域文化传统的体认与“奔入于世界”的雄心看,则其崛起于20世纪之初的强烈意愿已表露无遗。一方面,是基于对地域文化传统的体认,表达出欲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公猛在《浙江文明之概观》一文中,曾列举“乡先贤哲学士大夫”的著作在我国“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的崇高地位,随即指出:“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文中所说的“乡先贤”,当指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光耀于世的浙籍文化先驱,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处于文化领先地位,遂有“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之说。这里既有身为浙人的文化自豪感,也表露出新一代浙人受到先哲的召唤油然而生的一种“天降大任”的紧迫使命感。另一方面,是以海外学人的深切感受,展露出显著的外向拓展意识。外向拓展,广纳异质文化,汲取他人所长,是“面海”的浙江人所固有的文化精神。当此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尤会使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并将其定位为拯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策略”举措。如此明确的眼光向外、造就人才的意识,在当时的国人中罕有其匹。到“五四”前后,“出洋留学”在浙江已成为一种风尚,这股出国留学潮培养了大批人才,仅就文学人才而言,浙江就形成了两个人数颇众的留学生群体:一个是日本留学生群体,其中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夏丏尊、刘大白等;另一个是欧美留学生群体,包括徐志摩、梁实秋、林徽因、俞平伯、罗家伦、邵洵美、孙大雨、宋春舫、陆志韦等。这两个留学生群体日后便成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构成,不但是浙江新文学群体的中坚,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作家队伍的中坚。

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除声势壮观的“浙江潮”以外,还有各地蓄势待发的青年学子的集聚。其时积极鼓吹新思潮的,是处于越文化中心区域的越社。越社由同盟会会员陈去病发起成立,成员多为青年学子,创办有《越社丛刊》《越铎日报》等。刚从国外归来,时任职于绍兴府中学堂的周树人(鲁迅)虽未正式入社,却是该社的实际领导人,其所作《辛亥游录》《古小说钩沉序》等均揭载于《越社丛刊》。该社成员大多留学日本,接受过新的文化思潮洗礼,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敏锐感知,立志为社会改革做出贡献。其标示的结社办刊宗旨为:“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透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革命精神。除此之外,在钱江北岸的青年学子沈雁冰、沈泽民、严家淦等亦在桐乡组建“新乡人社”,创办《新乡人》杂志,后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召开社员大会,将社团更名为“桐乡青年社”,刊名易为《新桐乡》,沈氏兄弟亦在此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政治文化中心的杭州,则有声名更为卓著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沈钧儒、经亨颐、马叙伦、鲁迅等都曾任职于此。著名教育家经亨颐长校的“浙一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传播新思潮、新学说,在当时可谓声望远播。从这里走出的青年教师、学子,日后成为著名新文学作家的,就有30余人。这一批学人的集结,也是蓄势已久的,一旦时机成熟,壮观的“浙江潮”群体就会喷薄而出。

正由于新生力量的大量滋生,遂有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在中国文化中心北京的集结。浙江作家于“五四”集结于新文坛,是颇有些渊源的。早在新文学初起时,就有一大批浙江作家汇聚在“一校一刊”周围,对推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其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而且,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之多,甚为瞩目。除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氏兄弟和马氏兄弟,即“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三马”(马裕藻、马衡、马鉴)等。这个现象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不时被人提起,称之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所谓“某籍”,即浙江籍;“某系”,即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就有“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浙江人专权”之说。这里说的是“教育界”,倘若把“占最大势力”的评语移用到整个文化界,恐亦庶几近之。而且,许多浙江籍学人和作家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量级”人物,其影响之大更可以想知。而越地新一代学人的崛起,立即显现出于新文学开创阶段在各方面的深重影响,则地域文化传统新变意识的衔接意义也得以充分凸显。

作为新世纪初的一次出色预演,浙江的新一代学人在新文学“前夜”期的涌动,标示着他们在近现代文学转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以建设20世纪新文学的目标论,近代变革体现的是承上启下、除旧迎新的过渡性特点,即它旨在形成对古代文学体系的全面冲击,并在文学体系各要素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向“新文学”转化的变革,但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封建的文学规则,尚未冲破传统的形式体制和语言模式,因而它不可能形成全新的文学体系。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文学革命前夜,中国文学大体上是在“近代”的格局内运行,这说明,“新文学”体系的建构,还需要有一场更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产生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更新型的文学革命者,造就一支更具规模、更有阔大气势的新颖作家队伍。

四、“五四”文学革命中声势壮观的“浙军”整体崛起

历经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的洗礼,便有新文学革命中“浙军”的异军突起。这支壮阔的文学新军在新文学舞台上汇聚整体的精彩出演,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十分引人注目。这支文学队伍在整个新文学形成过程中(特别是“五四”文学时期),就以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中国文学改革潮流,并以卓有成效的创作业绩领衔各类文学创作、各种文学流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形态建构,做出创造性建树。严家炎先生曾如此简略描述过这个群体在新文学开创阶段呈现的“群星灿烂”状况:

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

这里所论,并非是对群体的全面描述,但以充分例证论说“五四”文学天空中浙江作家群星荟萃状况,已足证这个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引领地位与广远影响力。20世纪初发生在浙江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文学“神话”,的确是个奇迹:因为在一个并不太长的历史间隙里和一块并不开阔的地域范围内(在全国的版图上浙江还是最小的省份之一),走出了那么多文学精英,他们熙熙攘攘挤到中国文学的前台,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怎么说都是一个奇迹。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中声势壮观的“浙军”整体崛起,可以深入探究的是,随着文学新变的渐次深入,一支文学新军已挺立于世,昭示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多方面意义。

其一,作家队伍知识结构的更新,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

在转型期中成长的新一代学人,与同样怀抱文学改革愿望的前辈作家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打下过“旧学”的根基(这又是其后许多完全抛弃传统的现代作家无可比拟的);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在鼓吹“新学”的环境中长大,频频袭来的欧风美雨在他们初受教育期间即施加了深层的影响。不独出国留学者鲁迅、郁达夫等作家是如此,走出国门接触的是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即便是或因年岁稍次或由于其他原因,那时未及赶上“出国潮”者如茅盾、夏衍等,进的也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学堂,在既读国文又学英语,既读“子曰诗云”又学“声光化电”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他们的受教生涯。这样早早打下的底子,必造就他们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意识观念的调整,特别是近代科学精神赋予他们审视世界的全新眼光和穷根究底的运思习惯,在心理素质、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这种底色基调随着近现代的文化转型而成为稳定发展的因素,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由于有过重的传统负荷往往在前行途程中停步不前。如果说,章太炎作为近代很有生气的改革家,曾经在一个时期叱咤风云,但终因受太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场的约束,过分沉湎于对“国学”的迷恋,至晚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在现代期到来时终于没能跨越“现代”的门槛;那么,新一代浙江籍学人如鲁迅、茅盾等,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他们站在时代潮流面前,勇于搏击,因时而进,其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不但在后来完成了整体性的现代转换,就是在当时也往往闪现出现代性眼光,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常常表现出比他们的前辈高人一着。

其中表现文学先导性思想最突出的,是曾被郭沫若称为“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的鲁迅与王国维。这一对恰好出自浙江的文化“双璧”,在当时就表现出目光如炬的改革气度。王国维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其纯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具有显著的先锋性和超前性,同时也是作为“世纪初的一个非理性的、人本话语的言说者”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另一思想源头”;斯人之出,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其更重要的业绩是在“五四”以后,然而其在“前夜”期对文学革命的深邃思考同样引人注目,遂有其张扬20世纪文化之“真精神”的深刻理解。这说明,王国维、鲁迅已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上表现出迥别于他们前辈的远见卓识,明显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新文学后学的茅盾,也是新文学初期即介入其间的。他主张全面介绍“西洋文学”,甚至提出“我对于介绍的意见”,“在切要二字之外,更要注意系统二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艺新潮也是做了取精用弘、穷本溯源的探索与思考。其震惊文坛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对旧《小说月报》实施大刀阔斧改革,引得新文坛一片叫好。从中可见的是,以充足的新文学储备,坚持求新求变、除旧布新,乃是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鲜明特质。

其二,率先“聚焦文学”:旨在推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

聚焦于“文学”自身,看到了文学所蕴含的改良思想、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是越地新文学作家率先从文学视角切入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前提,这乃是富有变革精神作家的共趋性行为,准此方有文学革命在特定地域率先推进的优势。周氏兄弟聚焦文学的实绩,早在留日期间就开始了文学改革的介入,而在文学革命推进过程中当然会有更鲜明呈现。

考察新文学的发生背景是,胡、陈两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已于1917年刊出;1918年1月起,《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文,并使用新式标点,表明倡导新文学运动已营造了浓厚氛围。但文学创作薄弱,这是《新青年》的明显弱点,也是文学革命呼号难有深层拓进的一个原因。恰在此时,周氏兄弟从《新青年》脱颖而出,其意义便见得不同凡响。鲁迅并非最早的文学革命发动者,他之介入《新青年》,是源于其与同乡钱玄同在“S会馆”的一段对话,这在《呐喊·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对话的核心内容是钱玄同向鲁迅“催稿”,其时刊物正处于“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状况,于是特请鲁迅出山支持。在钱玄同的一番鼓动下,鲁迅终于走出“S会馆”,投向了新文学之阵:“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做文章”的动机及做什么样的“文章”。他弃医从文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那时已深感“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一经钱玄同“催促”,便有稿子送去,送去的还不是普通“文章”,而是地地道道的文学创作,而且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震惊文坛的旷世之作,一位“文学”大师就此应运而生了。有意思的是,对周氏兄弟“催稿”者不只钱玄同,还有刘半农。他在文中谈到与周氏兄弟的一席谈:“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诗中自注:“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这里,刘半农敦促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欲招深谙“文艺女神”的有识之士以强化《新青年》文学色彩的意图就特别明显。由此已足证: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的横空出世,一个显在表征是为真正的“文学”革命带来深巨变化。由于周氏兄弟聚焦文学,使《新青年》大幅度向着文学性方面倾斜。从第4卷到第7卷,《新青年》已接近为文学杂志,因为这两年不但出了多个文学创作专号,而且每期都发表不少文学作品,这两年正是周氏兄弟发表文章最多的时候,他们的建树自然也最为显著。

在文化革命中率先聚焦于“文学”,也反映在整个越地新文学作家群体中。经越文化的近代变革,已积储了一支文化新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首推新文学队伍,他们已开始向文学“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这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新文学”时期形成一支壮阔的作家队伍,是基于这一积累;浙江作家在其后数十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积累。从20世纪初到新文学诞生以前,浙江新一代学人的崛起,对于改变近代以来浙江作家队伍的整体结构,进而实现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其中作家队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意识观念的调整,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为最突出。在中国新文学开创期,不只周氏兄弟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还随处可见越地新文学者的声影。例如,沈雁冰其时正在做着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其独具慧眼的新文学阐释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郁达夫创作的个性主义色彩特别浓厚,其“自叙传”小说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留英归来的徐志摩,对中国新诗有创建者之功;从“浙一师”走出的冯雪峰、汪静之等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诗社(湖畔诗社),如此等等,充分显示了这个作家群体对文学革命的推动意义。

其三,“五四”文学革命:文学现代转型的全方位覆盖。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严格意义上说是始于“五四”的新文学革命,从那时起,从文学观念、文学形态、文学语言等发生了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激变,遂有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浙军”在中国新文学创建初期的卓著建树,突出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是呼应《新青年》的号召,将文学革命真正落到实处。《新青年》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最早喊出新文学革命的强烈呼声,其对于文学转型自有无可取代的地位。而越地新文学作家首先由《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这才有他们为中国新文学开出的第一张成绩单。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其地位无人可与之比拟。他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等力作,不但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把中国现代小说提到很高的位置,以至于长时期“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新青年》白话诗人群对中国新诗建设具有开拓者之功,而这个群体中浙江诗人占着最大比重,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等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白话诗人代表;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在《新青年》上以头条地位发表,还被首创文学革命的胡适视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由此显示出:是《新青年》造就了一大批知名作家,这同时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最有力的呼应,证实了新旧文学的转型不唯切实可行,而且大有可为;也证实了,秉承新文学改革者的召唤,越地作家居功至伟。

其次是文本内涵的深化与现代审美品格的全面提升。这个作家群不独以队伍壮观取胜,还在于他们在中国新文学整体格局建构中,不只担负了“代表性”作家的角色,而且往往成为改革的领军人物,大都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体的开创者、领衔者,在文学创作领域里所起的几乎都是表率性作用。在诸种新文学体裁中,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茅盾是社会剖析小说领衔者,郁达夫首创自叙传小说,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穆旦在现代诗坛交相辉映,周氏兄弟引领现代散文两大流派(“鲁迅风”“启明风”),丰子恺、夏丏尊创立“白马湖”派散文,陈大悲、宋春舫在戏剧改革中创立“新剧”等,无不标示着他们开创新文学的拓荒者劳绩。

最后是文体的现代改造呈全面覆盖态势。越地的文体改革,在晚近的文体变革潮流中曾有过突破传统惯例独步天下的成就;至新文学发生,新文学作家承续前贤遗绪,建构了完备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主要文体样式,实现了创作文本在各个文体领域的全面覆盖。这四种样式,同样是一种历史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并在“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接受效应。这四种样式大都由越地新文学作家引领,而且都取得过显著成就。其深在意义在于:当一种新兴文学潮流掀起时,浙江作家便会全面投入,他们奉献于新文坛的作品,大都是作家们精心制作的产物,可以从多方面探究文学的新变意义。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富有变革精神的浙江地域迭经历次文学变革,已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中国文化潮流,必使其在20世纪文化新潮来临之际更有所作为。在一个文学新变时期到来之际,浙江新文学作家把握机遇,将越地积累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新变精神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文学形态的新创,抑或是文本形式的改造,都为新文学奠定了厚重基石,这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文学的全面现转型。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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