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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不乏以诗言情，一首写在明信片上的七言绝句曾记录下两位文人深厚的友谊： 该明信片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它的正面描绘了“南京夫子庙”全景，背面印有“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信笺。信笺中央的一条竖线将整个页面分成两部分，左侧为该首七言绝句，一旁还附有小序： 落款为“俞”，时间显示“十二，七、三一南京分手之日”。此处“俞”“佩弦”即指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俞平伯与朱自清。朱自清与俞平伯系北京大学校友，同在杭州任教。  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出现最早、提倡新文学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创刊后，俞平伯与朱自清交往更为频繁，不久合编刊物《我们的七月》及《我们的六月》。 1923年夏，朱自清邀俞平伯南下游玩。他们先游览了西湖，后结伴前往南京，在南京停留了四日，在即将分别之际，他们相约游览秦淮河，也正是这次夜游，他们相约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自创作一篇散文。1923年，两人成功创作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东方杂志》发表。文学评论家李素柏先生曾对此作出评价：“我们觉得同是细腻的描写，俞先生是细腻而婉约，朱先生是细腻而深秀；同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是缠绵里满蕴着温熙浓郁的氛围，朱先生是缠绵里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如用自己的话来说，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之中似乎孕育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自清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俞平伯、朱自清二人因此举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佳话，题同文不同，文似情相切，秦淮河畔，以文会友。五四时期，两人常以“朱俞”并称，写文皆抒发着惆怅苦闷之情，借秦淮之游滋润心灵、慰藉灵魂，然文风有异，各自成派。不同于朱文隽永清丽，俞文古朴典雅，寥寥数语，情韵丰富。考究支撑俞平伯创作风格的精神体系，离不开江南文化独有的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对俞平伯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湖州德清，1900年生于苏州。 曾祖父俞樾为清代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俞平伯年幼时就跟随曾祖父居住于苏州。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湖州德清人。俞樾才华横溢，一生著述甚广，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近五百卷，史书载俞樾“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五年简放河南学政”官途畅达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俞樾才华之胜。“樾归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等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年。”俞樾回归江南后，专注于著书讲学，培养出诸如戴望、王诒寿、冯一梅、吴昌硕等一批优秀弟子，近代学者章太炎也位列门下。 父亲俞陛云继俞氏文化根脉，也是一位文学家。俞陛云，字阶青，号斐盦。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及第，人称“光绪探花”。俞陛云先授于翰林院编修，后又入国使馆，民国三年，任清史馆协修，参与编写《清史稿》，分撰“兵志”与“列传，在史馆前后长达十四年。其著作有《小竹里馆吟草》《乐静吟》《诗境浅说》及续编等作品。俞陛云诗词创作成就斐然，坚持诗歌真情与寄托相结合，云：“以余事为长短句，其肫然忠爱，蕴而莫宣，则涉笔于翠帘红袖间，以达其怨悱之旨。”其所主张的诗词理论不仅是个人成就，更影响着整个家族的诗歌倾向，其子俞平伯无不受之影响。 母亲许之仙系清朝江苏省松江府知府许祐之女，也精通诗文，俞平伯四岁时，便受母亲启蒙，读《大学》章句。七岁，跟随曾祖父学习写字；九岁入私塾学习。据传由于私塾教学不严，后改由母亲督学，严格的家教为他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5年，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师从吴梅、黄侃研习古典词曲。大学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受之影响，俞平伯开始试作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发表了《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自心理观》等一些论白话诗发展的文章。 在中国新诗历史上，俞平伯既是一位杰出的新诗理论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新诗诗人。新诗，从胡适1916年单独开始尝试创作后不久，创作者的队伍日益庞大，人数不少，诗的数量也颇多，但在诗的质量上却不理想，艺术上相当粗糙。由于人们的目光过多集中于“白话”与“诗题解放”，对于什么是诗并不关注。正如梁实秋在《新诗格调与其他》一文所谈：“偌大的一个新诗运动，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讨论，而只见无量数的诗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知多少首诗，——这不是奇怪么？这原因在哪里？我以为就在：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就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诗的原理和艺术时，俞平伯独具慧眼，在新诗理论研究上，他最早关注了新诗的艺术问题，看出了新诗艺术的重要性。 1918年10月，俞平伯撰文提出“白话文诗的三大条件”，指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由此得到胡适的赞扬。他认为：“诗歌一种，确是抒发美感的文学，虽主写实，亦心力求其遣词命篇完密优美。”由此，他提出新诗的第一大条件是：“用字要精当，做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在俞平伯看来，“没有这种限制，随着各人说话的口气，做起诗来，一天尽可以有几十首，还有什么价值呢？自己先没有美感，怎样能动人呢？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与开口说话不同。”很显然，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对胡适的纠正。胡适主张作诗可以像写文章一样，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此言论虽然在诗体解放上有积极意义，但客观上却混淆了诗与文的界线，抹杀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将新诗发展引入困境。另外，俞平伯还提出新诗的第二第三大条件分别是“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说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叙事要灵活”，在他看来，新诗想在诗坛上立足，不解决艺术上的这些问题不行，因此，俞平伯提出这些要求对提高新诗艺术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在新诗创作上，俞平伯曾言：“我怀抱着两个作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秉持这两个理念，短短几年间，他出版了《冬夜》《西还》《忆》等多个新诗集。他的诗精炼含蓄，委婉清新，自然真实，很有艺术魅力，为新诗艺术的开创与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俞平伯通过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运动等活动积累素材，在《新潮》月刊连续发表《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我的道德谈》等关于文化、社会的批评性论文，期望用“严禁阴历”的方法打破束缚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鬼神思想，且号召“不管牺牲多么样大，根本把伪的推翻，去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适应的真道德观，真是刻不容缓的事件！”从中可得知，俞平伯在现代文坛上所展现的，是积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五四精神。加上1920年发表的《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现行婚制底片面批评》等文章，足以证明，俞平伯散文创作的起步时期，走过了一段洋溢着理想与激情、青春与奋进的光辉之路，这些文本中体现的战斗精神、时代气息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破旧立新”的时代氛围相呼应。 但真正奠定俞平伯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却并非这批写于五四前后的议论性文章，而是那些收录于《杂拌儿》和《燕知草》两个子集中的抒情性散文。从这些意味深长的美文中，读者所能感知的并非是一位激进的时代战士，而是一位饱含儒雅风度的名士。他虽然所处在当时的时代，但仿佛不在当下，而是流连于自己的文化时空。俞平伯在当时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大厦，与所谓社会前沿的问题拉开距离，转而用冷峻的目光打量世界，与先前以先锋锐利为代表五四精神截然不同。其文化血统中的士大夫气质得到彰显，继而成为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的“言志”散文创作派的成员，其文学作品中始终贯穿对文学“个性”的崇尚，以“人的文学”为创作基点。随后他终于又走向了那条潜心研究古典文学的非主流道路，然俞平伯的新诗与散文成就曾润泽一方枯田，至今仍是闪耀着艺术光辉的优秀成果。 俞平伯十三岁时开始阅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俞平伯滋生熟读《红楼梦》的兴趣，由此萌发了研究红学的愿望。 《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由《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据《清稗类钞》载，“红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嘉庆、道光年间，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然而在当时，红学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辛亥革命以后，“红学”研究走向严肃化，但仍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把以“索隐”“释真”“考事”为代表的“索隐派”作为主角。 1920年，在英国逗留了三日的俞平伯回到了北平，然此时的京城，学术争论之风极盛。不久，蔡元培与胡适关于《红楼梦》考证展开了一场学术论争，同时也引起了俞平伯的注意。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首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文中批评了流行甚广的“附会红学”的种种谬论，提出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先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注重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方面作为考证研究，首次明确《红楼梦》的著作权，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传说”。文中提及：“我希望我这一小点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红楼梦》的研究引上正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新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新红学”的研究根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从“索隐红学”走向了“科学红学”。然在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时，胡适掌握的资料并不多，这时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顾颉刚为他提供了诸多补充史料，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就回顾：“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捡得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就清楚了。” 其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受老师胡适的启发，在“红学”研究上也留下了累累硕果，与老师胡适一起，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研究权威大师。1921年，俞平伯初受老师之托，为其删定《尝试集》，可见胡适对其文学修养的充分信任。3月下旬，就在老师撰写《红楼梦考证》、顾颉刚奉命校对补续材料之际，钟爱《红楼梦》的俞平伯也受之影响，再次精读《红楼梦》，且常到顾颉刚的住所探寻材料，交流阅读心得。4月27日，俞平伯首次以写信的方式与病归的顾颉刚探讨《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写道“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晰。”又谈道：“我想《红楼梦》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5月4日晚上，俞平伯又致信顾颉刚，提出后四十回目定是高鹗补作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和第一回自叙的话不合，第二是史湘云的丢开，第三为不合写文时的程序。顾颉刚看后认为怀疑合理且理由充分，于是将信寄给胡适，由此引起了胡适的重视。此后数月间，俞平伯不断与顾颉刚进行书信来往讨论《红楼梦》，或应和或辩驳，此后顾颉刚将此次往来书信共27封编订成册，原题为《与平伯讨论<红楼梦>的信》，除了俞顾二人，老师胡适也与顾颉刚书信来往，在一次书信中俞平伯便询问了将所撰《论红楼梦风格》寄给胡适审阅的情况。据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所言，三人的通讯，记录了彼此研究讨论《红楼梦》的进程，促成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定稿，也成为俞平伯成功创作《红楼梦辨》的见证。 1922年3月20日，顾颉刚因母病重离京返苏。4月，俞平伯去往苏州看望顾颉刚，商谈合作将这些通信编成一部《红楼梦》的考证著作，顾颉刚因私事繁琐，最后由俞平伯独自担当此事。5月，该书已完成大半，27日，俞平伯带着《红楼梦辨》的手稿，到顾颉刚住所访谈，5月30日，俞平伯乘坐马车去往火车站，途中还发生了手稿失而复得的经历，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写的《序》中略有提及。至7月撰《红楼梦》的《札记十则》，快速完成了《红楼梦辨》剩余部分。9日下午，俞平伯辞行前往美国，临行前将手稿交给顾颉刚，委托其找人抄写并代为校勘。1922年底，俞平伯在北京校对顾颉刚请人抄写的《红楼梦辨》的手稿。 至1923年3月，就职于上海印书馆的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作序，序中叙述了从《红楼梦考证》到《红楼梦辨》的写作经过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三人论述《红楼梦》的主要成果，不仅首次提出新旧红学两个对立的概念，而且以《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为核心，正式宣告了“新红学”的诞生。如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产生的基础，那么俞平伯《红楼梦辨》的问世标志了“新红学”的最终创立。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之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了“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在这之后，随着胡适远赴美国，顾颉刚退出“红圈”，俞平伯成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然好景不长，一场灾难降临其身。1954年9月1日，在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刊登了一篇名篇《关于红楼梦起源论及其他》的文章，很快便引发了一场波及各领域的政治运动。文章的作者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年轻人，他们对俞平伯提出挑战，述其未能从现实主义原则探讨《红楼梦》，且否认《红楼梦》的政治倾向性。这样一篇正常的学术探讨文章，在思想和政治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最后却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由此掀起了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浪潮。这一场狂风暴雨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缠绕在他的胸口，挥之不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曲界齐名的“南赵北俞”，指的就是创建上海昆曲研习社的赵景深和创建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俞平伯，可见俞平伯在当时戏曲界的影响力。俞平伯与赵景深的经历颇具相似，皆是少年时为新文学作家，得大名。后在大学执教，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业，尤其倾心昆曲。但二人又有不同之处，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时受吴梅指教，又与许宝驯结缘，曲学已乃家学。而赵景深因授古典文学与戏曲，在大学执教后开始习曲，其夫人李希同亦好昆曲，有“赵家班”同台演出轶事。 关于俞平伯的昆曲生涯，张允和、王湜华、朱復等研究者有所叙述，大抵而言，俞平伯之于昆曲，应来自吴梅的北大课堂。《北京大学日刊》中见及吴梅学生便寻得俞平伯之名，但专注习曲，则是许宝驯的熏染。许宝驯，字长环，后由俞平伯改名莹环，晚年自号耐圃，浙江杭州人，自幼在北京长大。《俞平伯年谱》载：“婚后，因夫人会唱昆曲，俞平伯偶闻音奏，摩其曲折，终不似也。后得问曲学于吴师瞿安。”许宝驯同样出身书香门第，先世八个兄弟竟出了五位翰林，且全家都擅长昆曲。许宝驯自幼便雅好昆曲，随名师习唱。在夫人的熏陶下，昆曲成为两人的共同爱好。自1925年在老君堂寓居之时，俞平伯开始度曲，延聘曲师笛工，每周两次，极尽夫唱妇随之乐。俞平伯伉俪居于清华园秋荔亭（俞氏《遥夜闺思引》序云：“过槐屋之空阶，如聆风竹；想秋荔之秋雨，定湿寒花”）切磋书画、诗词唱和、谱曲吹笛，且约三五好友，“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  1956年，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旨在研究传统曲艺并力图创新。由俞平伯担任主委，其他社委主要包括许宝驯、许时珍、伊克贤、袁敏宣、陆剑霞、周铨庵、张允和、吴南青等。其后的一桩大事便是排练《牡丹亭》，由华粹深整理改编，延请传字辈艺人入京传授，全戏由业余曲友出演。经过多次试演，于1959年10月正式公演，作为建国十年的庆祝。此事在当代昆曲史上值得一提，因业余曲友出演《牡丹亭》，或是头一回。1982年后，由于许宝驯去世，再加之文革时受曲社牵连，俞平伯不再参加曲社活动。虽然如此，从现今可见的资料来看，俞平伯依然离不开曲艺。如其后与叶圣陶往来的书信，后以《暮年上娱》为名出版，可见俞平伯也并不能如太上之忘情也。 除了亲自参加研习活动外，俞平伯也写过不少关于曲社的创办事宜及昆曲研究的文章，其中有不少诗词和与友人的探讨，收录在《俞平伯说昆曲》一书。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辑曲事，主要包括剧评、序论，在清华大学期间组织的古音社及北京昆曲研习社等内容。第二辑曲学，主要包括谈论音韵、唱法、改编等度曲的内容。第三辑《牡丹亭》，专门收录关于牡丹亭的探讨文章。俞平伯曾撰《牡丹亭赞》一文，此文篇幅较长，而且从一位热爱昆曲的新文学的视角解读，实乃一篇奇文。从诸如此类文章中可看出，昆曲虽然只是俞平伯的个人爱好，并非主业，但其对昆曲的研究非常专注和深入。尤以对昆曲的创作，俞平伯深有体会。他在《论作曲》中讨论了昆曲作曲的三个关键点，即立意、遣词、合律。作曲首先要立意，明确主题，确定思想基调。立意是曲子的灵魂所在，是决定一部曲子能不能成为传世佳作的关键，这是文学类作品的共同点。有了新颖的立意，也需要用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比如适当用典、用谐谑增加文字机趣等，都是遣词的技巧。这也同时表明，遣词的所有技巧都是为更好的立意服务，决不可本末倒置。且昆曲都需演唱出来，是否符合音律自然也是作曲时不可忽视的标准。在文章末尾，俞平伯还提到了气味对曲作的影响。这一概念看似玄妙而不可言，却有着不可言传之妙处，需要作曲人自行体悟。当然，无论多少技巧，都需要恰当运用，不能勉强为之，失之生硬。昆曲作为戏曲的一种，最核心的还是满足本行的要求。 陈均在《俞平伯说昆曲》中称俞平伯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昆曲家”。这是俞平伯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是他的另一幅肖像。作为一位身处昆曲发展穷途的曲艺人，亲历昆曲起起落落，然而一切似乎都在走向末路，从少年时“昆曲将亡”，大半个世纪过去，昆曲之命运并无好转，是非成败皆成一场空。在俞平伯最早所撰的昆文里，一语“昆戏当先昆曲而亡”可感知作者对昆曲衰落之激愤痛心。 晚年俞平伯沉浸昆曲优雅之唱腔，虽历经抄家批斗之难，受尽迁徙颠簸之苦，依然以坦然的心态、诗人的性情面对生活，与夫人许宝驯作曲哼唱。夫人去世八年后，俞平伯驾鹤远行。人散曲终，俞平伯与许宝钏鹣鹣鲽鲽，在一片悠扬的曲声中，化作一片旧时月色。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俞平伯虽出生苏州，且在苏州接受了基础教育，然就起家族谱系而言，他的血脉中依然流淌着湖州文化的基因，且更为重要的是，苏州与湖州同属江南文化圈，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文景观，两地的人文特性都非常接近，因此，俞平伯的文化个性可是说是苏州赋予它的，同样可说是湖州传承于他，更可说是以苏州和湖州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孕育了俞平伯。 谈起江南文化，离不开诗意与审美，那么这份超越世俗且代表生命诗意栖居的文化理想必然会沉淀在俞平伯的灵魂深处，或隐或现、或激烈或绵长地召唤在外漂泊的俞平伯回归她的怀抱。相较于同时代的文人，俞平伯皈依诗性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他承袭诗书礼仪之家风，且前半生悠游闲适，尚未经历颠沛流离的人生困境，此外，他身边的朋友圈大多是文人阶层，由此限定了他没有机会接触底层民众，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交际环境，亦使他养成温文尔雅的性格，崇尚洒脱雅致，这与江南文化的审美特征是离不开的。俞平伯本人表现出的名士风度，不仅是包括苏湖两地的江南文化和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同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造成的。 俞平伯曾高举五四大旗，意味着不可能再次回归古典文学，即他所形成的名士风度强调隐逸与闲适文化的认同，而激荡在他内心深处的，与其说是妥协和逃避，不如说是另一种形态的抗争，因为名士的反抗大多无言静默，此时无声胜有声。在其游山玩水、品茶赏花，享受安然的自然生活时，往往难掩淡淡的忧愁，看似是一种介入俗世的姿态，实则超然物外，显示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但又无力反抗，于是选择向诗意回归，以寄托自己清洁高雅而又孤傲的灵魂，彰显自由之精神。五四落潮之后，当众多知识分子陷入理想破灭之苦闷时，俞平伯回归诗意的名士风度，对那些因五四觉醒想后退而又无力前进的人来说，可谓是一条值得借鉴的人生之途。 作者:俞怡朵 湖州学院人文学院20212432班本科在读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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